(一)

华兴会是同盟会成立前国内的重要革命团体之一。它的出现，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有密切联系。直接动因，则原于一九〇三年五月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推举(或自认)运动员回国活动。华兴会的创始人黄兴，就是自认充“运动员”返回国内的。

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黄兴自东京启程归国。行前，他与刘揆一商讨了回国之后的进行方略，打算以湖南的会党为依靠，会集同志，图谋起事。六月初旬，黄兴到达上海，先会晤了章士钊，然后两人赴泰兴、南京等地，联络同志，筹措经费。七月，黄兴抵鄂，在武昌两湖书院发表演说，因抨击朝政，散发革命宣传品，被张之洞驱逐出境。黄即回湘，担任明德等校教员。在此期间，他加紧进行宣传策动。当时湖南各类学堂甚多，创办者及教员多系归国留学生，如胡元倓、张继、周震鳞、秦毓鎏、沈瓞民、朱子淘、柳聘农、彭渊恂、柳刚、翁巩、张雄夫等人，均具反清革命思想，黄兴与之结为同志，于“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使学生颇多倾向革命，“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除在学界联络外，黄兴等人又大肆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经数月间的筹谋策划，终于为建立团体奠定了基础。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华兴会召开筹备会，发起者共十二人，地点在彭渊恂宅。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西园寓所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除发起诸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了避免清方注意，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

华兴会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章程，仅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其宗旨。从字面上看，该宗旨似乎只提出了“反满”，然而华兴会的反满，却与过去传统的“反满”有了区别。它首先是与反帝爱国相联系的。华兴会的成员认识到：要抵御外侮，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先推倒满清王朝。因为这个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已是替洋人作一个“守土官长”。其次，华兴会的反满已不是狭隘的种族革命。陈天华在他的绝命辞中这样表白：“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杨笃生也说：“今日吾辈之所研究者，在存中国，在存湖南。以存中国，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再次，华兴会的反满，是以建立民主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奋斗目标。黄兴早在日本留学时，就醉心卢梭的《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华兴会成立时，又倡言“国民革命”。杨笃生、陈天华这两位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更是大张旗鼓地赞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希望将封建的中国进行“涤荡”和“改造”，实行“民族建国主义”，“建立一个极完全的国家”，以独立于世界。所有这些都表明，华兴会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要求和渴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

华兴会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对于武装起义的地点和革命进行的方法均有具体设想。黄兴在华兴会成立时发表了一个策略性的演说，他借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从夺取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开始，“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从而达到目的。他认为长沙可以作为华兴会起事的合适地点，因为这里“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但他同时又指出，光凭一省起事还是不行，倘“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他还希望本会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这表明，华兴会一开始就拟订了较为明确的革命策略。

华兴会联络革命力量的范围，涉及了军、学、秘密会社三个方面，其中又是以联络会党为“主要策略之一”。因为会党是民间一支现成可供利用的反清力量，所以华兴会的领导人认为：“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鉴于初入华兴会者多系学界分子，“恐与洪会接触或多隔阂”，华兴会遂“别创同仇会，专为联络洪会机关”。同仇会机关仿日本军制，定将、佐、尉各级，黄兴自任大将，兼会长；以刘揆一为中将，掌陆军事务，而以会党首领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华兴会同时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以兴办矿业为名，订有章程，招股一百万元。凡属重要同志，被给予股东名义，以便参与机密。在总机关下，设有若干分支机构和联络机关，如在省内的，除专门联络会党的“同仇会”之外，尚有“长沙日知会”、“东文讲习所”、“黄汉会”、“作民译社”、“明德学堂”、“经正学堂”、“修业学堂”、“醴陵渌江学堂”以及“俚语日报馆”等等。在省外的，有“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新华会”(在日本成立)等等。这些机构，或为华兴会的宣传、联络机关，或为华兴会集训干部的处所，或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它们的四处分布，使得华兴会的组织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一省范围，不仅湘鄂互相呼应，而且延伸到沿江各省乃至国外。

基于组织系统的庞大，华兴会的社会基础也相当广泛。它的会员到底有多少，至今尚不知确数。有人估计，仅两湖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加入者，便有四五百人。至于会党加入者，数字就更大了。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当时几乎有十万秘密会党参加了同仇会。华兴会的成员包括知识分子、会党、少数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以及少数地主开明士绅。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了它的领导层，会党构成了它的基本队伍和主要力量。会员分布的地区主要在两湖。浙江、福建、安徽、广东、直隶、四川、江西、江苏、贵州，均有列名加入者。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迅速增加，它的领导人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

(二)

一九〇四年春初，黄兴、刘揆一在湘潭矿山的一个岩洞里，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的计划：(1)决定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阴历十月十日)，趁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一举炸毙，宣布起义；(2)起义时，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为辅，省城外则以哥老会为主，分五路策应。并指定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起义队伍；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队伍；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队伍；肖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队伍；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队伍。组合后的各军集合待命，俟华兴会派遣各路指挥与监军，再会攻长沙；(3)公举黄兴为起义各军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这个计划部署之后，华兴会便加紧筹款购买枪枝弹药。初创的华兴会经费奇绌，如果按当初规定的“入会者，岁纳会费一元，积至百万购军器起义”，那不知还要等待多少时日。有鉴于此，黄兴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近三百石，刘揆一、柳聘农、彭渊恂亦变卖家产和借贷，共得一万四千余元。张斗枢在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也先后捐助达万余元。此外，黄兴与龙璋、杨笃生等又筹得二万三千余元。合共有近五万元的经费，于是，黄兴便通过驻沪机关秘密向国外购买“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枝”，以龙璋创办的二艘小火轮“为运械之用”。长沙起义前，所购枪枝已有部分运回长沙，或储藏在长沙郊外各秘密机关，或分发给起义者操练使用。当时，华兴会也还自行制造了一些武器，如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便是制造炸弹的秘密处所。

为了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藉以为起义提供更加成熟的条件，华兴会当时印发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血泪书》、《爱国歌》等等。设在长沙东街的“作民译社”，成了专门翻印革命书籍的机关。当时长沙城里的革命书籍“罗列满布，触手即是”，各书店争为代售。尽管湖南当局屡申禁令，依然是“市廛之地，道路之中，交头手指，争相阅诵”。据统计，一九〇四年夏，长沙各书店发售的“逆书”，竟有四十一种之多。这种局面的出现，使清统治者惊恐万分，华兴会员们的情绪则大为高涨。

为了实行“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起义方略，华兴会积极开展了对外联络。章士钊因与江南陆军学堂赵声有同学之谊，被派往担任长江一带的联络；柳扬谷处事谨慎，被派往担任各地秘密革命机关的联络；刘揆一受聘为醴陵渌江学堂监督，以此为掩护，负责联络调度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周震鳞负责联络文武学堂的教师与学生；陈天华、姚宏业赴江西游说清军防营统领廖名缙；周维桢、张荣楣入川接洽会党；万声扬、杨笃生赴上海负责沪、宁及东京方面的联络；万武等赴广西联络；宋教仁、胡瑛赴湖北建立华兴会支部，运动武汉三镇新军；又派熟悉军务的会党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三省军队，做策反工作。黄兴本人则往来湘、鄂间，统筹指挥全局。这种对外联络很快收到效果，当时国内各地，远至日本的中国留学界，“同人风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一些爱国的湘籍留日学生，纷纷回湘活动。省外的革命人士如吴禄贞、李书城、耿觐文、赵声等，亦相继来湘，参与华兴会机密。湖北新成立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也在为响应华兴会的起义作积极的准备。有人对这种情形描绘说；“江楚有志之士，争慕向之，革命思想更磅礴一新”。

在进行对外联络的同时，对内布置也在加紧。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中秋)，浏阳普迹市沿旧例开牛马交易大会。这是湖南有名的圩集之一，人群熙攘，会党也常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堂集众。马福益决定在这一天召集会党部众，实行开堂拜盟。黄兴决定利用这一天举行仪式，授予马福益少将，同时对起义诸事再作一番检查和布置。他命刘揆一、陈天华、徐佛苏、陈福田等学界、军界人士，于是日赶至普迹市，与马福益及其部属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会晤后，即以同仇会名义为马福益举行了隆重的少将授与仪式，由刘揆一代表会长黄兴主仪，并交给马福益所部长枪二十枝、手枪四十支，又就地买马四十匹，以备马福益部属应用。届时“仪式庄严，观者如堵”，情绪极为振奋。有的记载称：“自是哥老会员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普迹市会上，对于各地如何发动起义和策应，也重新加以布置。暗中议定：只等上海所购军械陆续运到，即提前发动起义。

可是，华兴会领导人失算了。他们毕竟缺乏经验，一开始就将组织置于半公开状态，会中各种活动，亦少保密，起义的风声，事先便在外面张扬。浏阳普迹市会上的授将仪式，更是在公开的场合下进行。这一切都早就引起了官方注意。当普迹市会议正在举行时，湖南当局便即侦知。当时的《湖南官报》披露说：“此次浏阳普迹马会，竟有著名会匪，在该处倡赌抽头，乘机散发飘布”，已“拿获匪首彭太华、罗得胜即罗本璜二名”，并通饬各府厅州县协力拿办“放飘会匪”。这说明官方不仅对华兴会的活动已有警觉和防范，而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偏偏在普迹市会议后，会党中又出现了动摇分子。有败类为邀功领赏，竟将普迹市开会情况告知湖南大劣绅王先谦，王遂于十月中旬向湘抚告密。至此，官方便开始对华兴会实行侦缉和搜捕。于是，会党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在湘潭被捕，继而醴陵营勇又捕获会党头目肖桂生、晏荣询、陈亭三人，长沙营勇亦捕获会党头目游得胜，都交长沙府审办，惨施酷刑。肖桂生、游得胜等被迫供出了实情，华兴会机密因而尽泄。“黄克强之大名，居然列案首矣，而宋教仁、胡宗琬、易本羲、马福益、柳聘农、刘揆一辈，名皆前列。按名捕索，急于星火。”长沙城内顿时一片恐怖气氛。十月二十四日，湘抚派兵包围黄兴住宅。黄兴乘间逃脱，匿居开明绅士龙绂瑞家西园密室，旋迁至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于十月二十六日夜间，乔装成海关办事人员，乘轿潜出省城，和刘揆一等先后逃往上海。

黄兴逃到上海后，召集华兴会员和在沪革命义士图谋再举。十一月七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余庆里聚议，策划分途运动大江南北军、学两界，在鄂、宁等处起义。不料受到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黄兴等人也被捕入狱，起义计划又落空。幸亏入狱后尚未暴露身份，不久获释，避往日本。马福益则不幸于次年四月十二日在萍乡车站被捕，四月二十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完全终止。
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虽然未期发动便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颇为深远。有人评述道：它是“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湖南人之革命思想，实藉此……播下种子，植其根基”，革命风潮，“则已弥漫三湘七泽矣”。

(三)

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首脑和骨干分子在国内难以立足，先后于一九〇四年底至翌年春，相继趋避日本。在日本留学的进步分子，深感分散的、地域性的小团体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合成“大团”的迫切要求。恰巧一九〇五年夏，孙中山又来日本，倡仪联合，他得到黄兴等人的支持。于是，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终于在一九〇五年八月成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程。

在同盟会成立及其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中，华兴会曾起了显著的、甚至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可以通过具体事实来说明。

首先，华兴会为同盟会的产生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兴中会自乙未(1895)广州起义败后，它的活动就陷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迨至“庚子(1900)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先后斫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1905)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加之孙中山长时奔走海外，其组织实已处于瘫涣状态，仅存空名，“则久已不复挂人齿颊矣”。由此可见，连自己本身都难以维系下去的兴中会，很难想象它可以充当筹组全国统一政党的骨干组织！而华兴会则与之不同，它虽然较兴中会成立晚，但它在国内发生发展，基础较为广阔。长沙起义事败后，革命力量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元气尚得保存。它的大批会员逃至东京，实际上已为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在当时的日本，华兴会员在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广事联络，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且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更一时为人瞩目。时人回忆道：“留东青年，以黄兴为革命实行家，多倾心推重。益以张溥泉、宋教仁、陈天华辈为之结纳，黄已操东京革命志士之牛耳”。“黄兴的寓处，成了东京激进学生的众所周知的集会场所”。为了加强在东京的留学生的团结，黄兴打破地域界限，联络了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省百余名陆军留学生，组成“革命同志会”。继又谋在华兴会的基础上组织“大湖南北同盟会”。一九〇五年六月，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号召广大革命者破除省界，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孙中山抵日之前，当时的革命势力虽然尚未完全统一起来，但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却为进一步的统一作了有效的准备工作。

其次，从同盟会筹备成立的过程来看，华兴会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九〇五年七月下旬，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旨在“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但是，他无法依靠基础薄弱和组织瘫涣的兴中会为基础来达到组党目的。他只有去找当时在东京留学界最负人望的黄兴，“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以华兴会为重要基础。经日本友人官崎滔天介绍，七月十九和二十八日，孙、黄等人先后在东京凤乐园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会晤。宋教仁记载当时的情形说，中山“纵谈天下大势及革命方法，……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黄兴对孙中山“备至倾慕”，表示“愿率华兴会全体会员与总理合组新的革命团体”。孙、黄的合作，华兴会员的相继倾向联合，促进了各省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快了同盟会成立的步伐。七月三十日，同盟会开成立前的筹备会议，参加代表来自国内十个省，共七十余人，然与孙中山“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余”，余皆为华兴会员以及与华兴会有联系的各省留学生。会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八人担任了同盟会章程起草员。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开正式成立大会，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并提议举孙中山为总理，不必选举通过。黄兴、宋教仁等还主动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交给同盟会作为机关报。上述事实表明，从组织机构、干部力量到舆论工具，华兴会为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再次，在同盟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华兴会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只有部分会员加入，其组织本身并没有加入，它推举会长蔡元培作为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而在江、浙、皖一带的组织“尚沿光复旧名”。在加入同盟会的各团体中，华兴会堪称主体。从参加同盟会的人数看，也是以两湖地区居多。据统计，同盟会最初二年入会的九百六十名会员中，湖南人一百五十七，湖北人一百二十四，其中多为华兴会员。张继曾经这样说：“在革命事功上帮助总理的，第一个是黄克强先生。当时革命事业之所以有伟大的发展，实克强先生助成之。当时……长江潜伏的实力全在克强先生掌握中，他首先尊崇总理做领袖，国内外的革命力量于此打成一片，同盟会才成立起来。”这里虽然说的是黄兴，实际上是对整个华兴会的肯定。正因为如此，所以同盟会成立时，黄兴理所当然地担任同盟会中最重要的一部——执行部庶务，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领导人，“处理党部之事，多出其手”。原华兴会的重要会员，也都成为同盟会中的重要干部，如陈天华任执行部书记，宋教仁为司法部检事及湖南主盟人之一，张继为司法部判事，刘揆一为同盟会湖南省分会长。兴中会中担任同盟会领导职务的，除了孙中山外，仅冯自由一人而已，光复会也仅章太炎等二、三人。如果从以后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历次武装起义的发动以及整个同盟会活动的史实进行考察，华兴会员在其中的地位就更加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