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我国近代外交家，他向俄国交涉退还伊犁，功在国家，这是尽人皆知的，他系于光绪五年，继郭嵩焘之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他与郭氏在国内都是极负人望的名流学者，出使后备受友邦朝野人士的尊敬，无论从品格，学问，能力方面说，他们都不是后来的外交家所能及的，尽管他们没有留过学，没有什么博士头衔。

当时出使大臣中，有一个懂英语的要算曾纪泽，在七十年前，以一个读孔孟之书的士大夫肯屈尊学蟹行文字，真是稀奇得很，据说他之学英文还是他父亲曾国藩的遗意，在居丧时他努力自修英文，抱着一本字典苦读，后来到出使时他居然能用英文写信，并能说普通的话，离北京前陛辞西太后，西太后询知他会英文，还大嘉奬了一番。

他这次出使，携带他的夫人及爱女同行，先到英国，英国外交部重视他的使节，派一位代表名法兰亭（译音）到上海欢迎，中西礼俗不同，曾氏知道到英国后如赴宴会，照外国规矩须带他的夫人及小姐参加，这一点他感觉得头痛！在办外交，拆冲樽俎的场合里，他秉承“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矣”（曾国藩教李鸿章办“洋务”的秘诀，鸿章自谓一生办外交，得力于此数语）的庭训，倒可以应付裕如，惟有要他的夫人及小姐周旋交际之场合，与外国人行握手礼，未免有失上国体统，“碍难照办”，所以，他从北京到上海后，便写了一封又严肃又委婉的信给法兰亭，说明到英国后他的夫人小姐不能参加交际的理由，兹摘録如下：

……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迥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可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商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此大礼通例也，而中国先圣之教，则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既嫁而返，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至亲骨肉，其严如此，则外客更可知矣。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引以为耻……鄙人此次挈携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国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寔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

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阐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请法兰亭转达英国的“议礼大员”，现在看来，虽然显得有点幽默，却不失为一饶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居英国最久，一切起居酬酢，都写在日记内，从没有提到携带眷属赴宴会的事，自然他真寔行了这封信里所说的话。

然而，他以大使的身份，在一个男女社交公开的社会里，不能不与一班贵族妇女来往，这时恰值英国女权运动（Fominism）发轫，妇女侈谈选举参政，他对这一点实在看不惯，他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载：

……至德依洛尔（译音）夫人家听议论数段，英国妇女极其敬重，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女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