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蟒降庭院

曾国藩享年六十有二。当时通行以虚龄计岁（以下述及岁数，凡未特别注明周岁者，皆为虚岁），也就是说，从他金陵病殁之年向上推六十一个春秋，是他的生年。那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

这年初冬时节的十月十一日（11月26日），像往常一样，年近古稀的竟希老人吃罢晚饭，就在晚辈们的伺候下上床睡下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看见一条巨蟒自空而降，先是在宅堂左右旋绕，继而又进入内庭蹲踞良久。竟希老人大惊，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正在余悸未消地琢磨是吉是凶的当儿，家人前来报喜，说是孙媳生了个男婴。竟希老人闻听备感欣幸，忙把儿孙召来床前，告诉方才之梦，预言说：“此乃祥兆，这个孩子将来必能使我曾氏门闾发达，一定要好生看顾！”

这个婴儿便是曾国藩。当然，国藩是后来的名字，他的乳名叫宽一。

像这种梦兆生贵子的事情，翻检旧日的史籍、传记，可谓连篇累牍，屡见不鲜。当属二成附会，七成杜撰。曾门的这则轶事，杜撰倒未必，但附会自然难脱。不过，与其疑是日后的有意渲染，不如说是这一家门当时最大希冀的幻化。

这个曾氏家族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鲁国的曾参。是他发明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千古不朽的格言，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相传也是由他述作。其人是孔子的学生，被后世尊为“宗圣”，享配祀“至圣先师”之荣。这是一块很荣耀和漂亮的招牌，湘乡大界的曾氏当然要利用，其族谱全称《武城曾氏衍湘乡大界房族谱》，武城，便是当年曾参的故乡（今属山东费县）。

这个也不是夤缘高攀，胡乱认祖。枝枝蔓蔓由流溯源，真的可以一清二楚地连及。那复杂得让人看了头痛的派系房系传衍图谱也就略而不说了吧，但要知道湘乡大界房始祖是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卒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曾孟学，是他在此地“卜居定业”。其曾孙曾应贞（字元吉）便是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是曾应贞的孙辈。曾竟希生有五子，第三子曾玉屏（字星冈）就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生有三子，其长子曾麟书（字竹亭）即曾国藩的父亲。

到曾国藩出生前后，他们这个小家族只能说是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的乡间小土财主。靠勤劳经营虽说已积累有百十来亩的地产，在十坪八村算得上比较富裕的门户，后生们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条件，但多少辈子还是没出个登科入仕、获得功名的人物。这岂不让曾参的这支传人汗颜？

正是预寄着家人们对一个男婴日后蟾官折桂、光宗耀旗的厚望，小宽一呱呱降落人间。这个时候，迷信预兆的老人们一个巧合的怪梦，或是其眼中一种“奇特”的现象，都极容易被有意无意地赋予神秘的解释。巨蟒惊梦之事恐怕就是如此。

据说，小宽一初生之时的样子，竟让其生母江氏对可能应合曾祖的梦释大为怀疑。想像中的贵相总该是眉目俊俏、发育饱满的样子吧，可端详怀中的乳儿，却是双眼紧锁、尖嘴猴腮，哪有一点儿富贵之相？不过，丈夫的解释让她又转觉宽慰：“不可如此看相，没听说孔夫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中间凹陷，四周突起，很像尼丘山的形状，要不怎么取名‘丘’呢？生时一副丑怪模样的他，不是成了千古宗仰的至圣先师？”

祖父曾玉屏，更是为得孙儿喜不自禁。据说，平日并不怎么迷信的他，为长媳的生男生女，事先曾请算命先生占卜，结果说是要得女孩。他急得求神许愿，祈求生个男婴。长媳临产那晚，夫人去接生，他在自己屋里守候不睡，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焚香祷告，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接完生夫人回屋，他急不可奈地问是男是女，平时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粗气也不敢喘的夫人，打心眼里高必，此番竟斗胆要成心逗一下丈夫，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千金”，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正好这当儿曾麟书兴冲冲进来报是男婴，老头子一听顿觉喜从天降，当下就铺排要大筵宾客。

竟希老人没有等到好梦成真的那一天，在曾国藩六岁那年他以七十有四的寿数下世。有记载说，曾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竟希公走了，但他留下的吉梦之释却一直撩拨着这个家族成员的希冀之心，也在曾国藩身上衍生出诸多神秘的话题。譬如有说，曾家宅后有株古树，为藤所缠，已经枯槁。而自曾国藩出生后，树藤滋荣，日益茂盛，枝叶苍翠，垂阴竟至一亩，为世所罕见。尤奇者是藤茎的形状，矫若虬龙，“鳞片”层层——这便因为曾国藩是巨蟒投胎，以此灵物相应。故而曾国藩一生当中，顺遂得志之时，此藤便繁茂勃发，而其困厄失意之时，此藤便萎衰不盛。

更有意思的是，连曾国藩的癣疾也被看做曾国藩是巨蟒投胎的根据。曾国藩后半生为顽固的癣疾所折磨，诊过百家医，问过千种药，全然无济于事。发起痒来，抓挠得落“鳞”纷纷。这显然是典型的牛皮癣症状，长在曾国藩身上却成了如此“贵疾”。看来，所谓的“名人效应”当年就登峰造极。这不免使人想起一句俚语——贵人头顶上的秃疮也是香花儿。这倒不要冤枉了曾国藩本人，想必他自己决不会欣赏和留恋这种“贵疾”的。难道他可能一边挠着“鳞俸”，一边陶醉地默诵“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痒’其体肤”吗？

话说回来，这种附会之所以流传开来，是因为曾国藩日后的造化使他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是个大有“造化”的人物。

二　曾国藩发迹简历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学业上的深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题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

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

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是：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十三年的京宦牛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相助的机遇。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4年，任协办大学士，后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簌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道光即位以后，忧虑大权旁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惟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善于逢迎谄谀，又最为忌贤妒能。他的做官妙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周人妥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足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清稗类钞》记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召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胸。次日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駸駸向用矣”。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机遇。当然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怎么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正如所云：“机会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他说：

“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其目的就是求得养之有素，抓住机会，才能实现理想。

三　一生三变实多变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辨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彤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备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

……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拔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焜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四　出类拔萃，不流庸俗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益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早年的曾国藩，在他还没有通向大成的时候，就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枞金钟。”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正是这种高远的志趣，才使曾国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变成一个“震断九州无凡乡”的“孤凤”。

他还说：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已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进行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做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象，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已的人格更臻于完善。

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一个人的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有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呜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一个人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从个人的角度看，人能否通向大成，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狂妄自大的人，要比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不会有更大的成功机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

五　时势造英雄，末世悲剧多

晚清内忧外患，百弊丛生，是典型的衰世。曾国藩搭乘这艘到处漏水的破船，再努力也无济于事。

所有的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曾国藩。成功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中，天时是第一位，也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

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鞠躬尽瘁保“扶不起的阿斗”，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曾国藩生于内忧外患的晚清，实际上从出生之日已入败局，而且是不能更改的败局。

曾国藩应对时代败局的惟一策略就是“凸显人格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非以事成名，而以悲剧性的人格特征留名史册，如同诸葛亮、文天祥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相对于同僚争名夺利，曾国藩这一点做的十分成功，他以近乎圣贤的传统文化人格魅力，让后人感叹不已。

曾国藩的一生是与呈现“衰世”的清王朝相维系的。所谓清王朝的“衰世”，主要特征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即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异常尖锐，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封建的统治陷入异常深重的危机。动荡的岁月往往产生相反的两种结果：对于凡夫俗子来说，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只有慨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而对才能超群的人物来说，却是如鱼得水，遇到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可以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

清十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至道光、咸丰年间，早已隐伏的社会危机，像火山喷发一样凸显出来。

18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成倍增长，导致了土地资源平均拥有量的显著下降。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从1.5亿增加至3亿多，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增至4.4亿。

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明显地表现出来。根据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力水平，大约需要四亩耕地才能维持一个劳动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至道光年间，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不足两亩，而在清代农业最发达的江南苏、杭、嘉、湖地区，生齿日繁，更是人多地窄。浙江杭州府某县，人均耕地仅0.64亩。人口的饱和状态，已由长江下游各省转向边远地区，“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四川在明末清初人口剧减，18世纪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东部山区也住满了难民。在多山、贫瘠的湖南西部，无地的外来移民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土地兼并的加剧，更加促使农民失去土地，加深其贫困的程度。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占田几万亩、十几万亩以至上百万亩的大地主，造成了“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的社会现象。农民因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有的从自耕农沦为佃户，有的失去士地，成为流民。恶性膨胀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成为清朝社会危机的催化剂。

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向“衰世”滑落。与人口剧增，资源相对拥有量减少相联系，清代中叶以后，士人过剩的现象日益突出。士人的总数与人口成正比例增长，各级官职数却大体保持常量，而封建性的自然经济又没有可能把士子吸引到科学文化事业的广阔天地，读书人拥挤在狭窄的“仕途”上。而日趋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致使贪污、贿赂公行，官场腐败日甚，直至道光末年无稍改变。

统治集团的一味因循苟且，将就眼前，又纵容了吏治的败坏，“论治者以勤修政事为妄动，以坐听败坏为镇静”。号称“天下劲旅”的八旗兵、绿营兵也受到严重蛀蚀，战斗力大为削弱。

统治阶级的腐败、虚弱和被统治阶级负担的日益加重，使社会的危机异常严重。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白莲教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发动起义，清政府征调天下的财力、物力，花费了九年的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清王朝的“太平岁月”已明显地走到了尽头。

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仍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英国商人把鸦片作为解决贸易逆差的商品输入中国，使无数的中国人越吸越上瘾，市场愈来愈扩大，丰厚的利润使鸦片走私风遍及全同各地。这不仅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每年流出大量的银两，使中国银源枯竭，引起财政危机，更重要的是，给中国人生理上和心理上以极大摧残，使得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清王朝统治机器更加败坏。

清王朝的被迫禁烟，触及了殖民者的利益，他们便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把战争的祸水强泼在中国头上。战争的结果是，“老夫帝国”以签订可耻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而告结束。从此，殖民者纷至沓来，硬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的漩涡。

镇压太平天国，名列“中兴名臣”之后，对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曾国藩十分忧虑，他恨自己回天无力。有一件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思。一天，曾国藩同赵烈文谈到：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绔，民穷财尽，恐有异变。”

令曾国藩不解的是，堂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事情出现，他不由得担忧起来，实在不敢继续设想下去。反倒是赵烈文直言指出：

“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很久，合久必分。但自清以来，皇帝的权威一直很重，地方割据的形势尚无根基，除非中央政府垮掉。依目前情形而看，国家无主，各自为政的情况的出现，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虽然不能接受赵烈文此一推断，但他又没有更为确切的理由去反驳，但曾国藩仍企望那拉氏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奉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帝，曾国藩没有到达保定治所，而先抵北京。从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同治八年一月二十日（1869年1月25日到3月2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除了访亲会友，拜见各方要员，还先后四次得到了那拉氏的接见，破例赐其在紫禁城骑马，两次参加了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第一位，真可谓荣耀之至。

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那拉氏、奕?、文祥等人，朝中很多大臣也没有见过曾国藩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了解，他对于朝中的重要人物都有比较深的认识。他发现，从上到下一片混乱，朝中没有得力的干将，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骨子里清王朝已经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1869年3月2日），曾国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文（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必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满清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从曾国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士人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曾国藩生于忧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也就是说，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躬身入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远大的理想，必须做官，而且要做大官。曾国藩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躬身入局的理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所有的躬身人局，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大局，还是发家致富的小局，通常都有一定的进入代价，经济学中有一个专业概念——进入屏障。

满清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汉内外有别。汉人做高官往往是摆设，满清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汉人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在朝做官，尽管位及二品，却发现自己很难获得皇帝的信任，向皇帝推销自己经世致用的方案，仅仅成为皇帝沽名钓誉的装饰；稍微重一点，差点落个革职查办。曾国藩终于明白，尽管做了高官，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不可能。欲成就自己的理想，非成为满清的“救火队员”不可，也就是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拥有了重兵。但满清的皇帝也很高明，一直不给予曾国藩带兵的名义和地方的实权，使曾国藩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让满清皇帝对自己放心。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皇帝对自己放心，因为“救火队员”资格的决定权一直在皇帝手中。

做事都有成本，做大事必须有大成本。曾国藩作为满清王朝的“救火队员”，做的都是关系满清王朝存亡的大事，例如镇压太平天国、“剿”捻、洋务运动等，因此必然会支付大量的成本。如何让皇帝相信所有的支出都足必须的，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是曾国藩面对的巨大难题。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围算是功成名就，“剿”捻则是无功而返；天津教案更是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置自己多年声誉不顾，确实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维护清王朝。

曾国藩尽管成为清朝权势最大的汉人，但从来都没有获得“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明确地位。朝中与他地位相似的重臣比比皆是，除了自己的嫡系湘军，曾国藩事实上不能直接控制任何人。

曾国藩为了获得“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抑制自己的实力，让满清皇帝放心；但同时自己的嫡系兄弟劳苦功高，也不能白忙活一场。平衡这两方面因素，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

曾国藩认为中国长年战争，民不聊生，已经不能再经历任何战争。因此，在天津教案中，为了不与列强开战，自己做了“替罪羊”。

曾国藩生于晚清内忧外患的衰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历尽艰辛使风雨摇坠的满清王朝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却不得不承认满清王朝从骨子里是不可救药了。

面对时代的悲剧，曾国藩选择了“人格留世”的策略，用近乎圣贤的人格魅力让后人评判、感叹，并因此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两个重要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由此可见，曾国藩虽入非人力可为的时代败局，但从个人角度也算是反败为胜了。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即使是曾国藩拥兵自立，开创新的封建王朝，除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外，同样也摆脱不了被列强殖民的悲剧。如果这样，曾国藩或许就要遗臭万年了。

曾国藩应对“生不逢时”的败局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

曾国藩的一生是典型的传统士人，在个人修养方面，近乎完人。当我们现在读有关资料的时候，最佩服的就是曾国藩的个人修养。

事实上，曾国藩早年的求学生涯，以及在京为官的十几年，主要就是进行全面的个人修养，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文人带兵之后，为人处世无不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生前生后的声誉如日中天，即使是又爱又怕的满清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诋毁曾国藩的对手，面对圣贤般的曾国藩，也只能说是“假面具”，可见曾国藩的个人修养确实是达到了一个极致。这也是曾国藩“人格留世”的策略核心和基础。

曾国藩的《家书》或许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广泛的书籍之一，尽管啰啰嗦嗦，内容广泛，却是曾国藩个人修养的最佳证据。由于家书是多年的累积，并涉及曾国藩一生中几乎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造假修饰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可信度很高，成为曾国藩圣贤人生的最佳佐证。

终生不间断的日记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每天坚持记日记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何况是每日自省的日记呢？

《家书》和日记是曾国藩“人格留世”的策略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家书》和日记，死后的曾国藩是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大浪淘沙，当时的是是非非已经是过眼烟云，曾国藩圣贤般的人格魅力却在《家书》和日记的承载下，永远让人感叹。

晚年的曾国藩或许更看开了过眼烟云的声誉，强烈的个人责任感使得他为自己的主子鞠躬尽瘁。天津教案中，满清王朝一方面实力不济，又要打肿脸充胖子，只有将一堆烂摊子交给曾国藩去处理。

曾国藩不是不明白其中的关节，但是，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好自己独吞“弱国无外交”的苦果，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曾国藩一辈子都在推美让功，并全力培养、扶植自己的竞争对手，例如李鸿章、左宗棠等。尽管他的原始动机或许是为了保全自己，使自己不要过于功高盖世，但其中无私推荐人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不得不佩服。

六　费尽心机，应对帝王

曾国藩的成就植根于他的学养和意志。湘学的系统教育使他重性量、讲节操、立足经世致用，士人平日切磋学问，砥砺品行，激励斗志，可谓“十年磨剑”，一旦风云际会，则堪担天下大任。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吸吮着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代表。

努力寻找曾国藩的个性，发现他的个性很复杂：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谗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等等。个性是他的外在表现，其源在他的内心世界。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资质，一是修养。从我的研究分析来看，曾国藩这个人的资质算不上超等，他的天赋并不卓异。科举考试虽说顺利，但会试也考了三次。第三次也只取在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翰林院带有一些侥幸。他的胆子比较小，处事过于谨慎，瞻前顾后，胸怀较为褊激。人际关系上，他重友情，富有同情心。身体不强壮。三十岁时得过肺病，几于不治，以后也出现种种早衰的迹象。这一切都显示出曾国藩与常人无异，不存在着什么干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异禀。

但是曾国藩的修养却是超等的。他修养成就植根于他的学养和意志。曾国藩从小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入京之前，曾师从过欧阳凝祉、汪觉庵、欧阳坦斋，这些人都是湖南名学者。考中秀才后又进了岳麓书院。进翰苑后，又拜一代名师唐鉴攻理学。湖南学风远承周敦颐之余绪，近受王船山之影响，到清末已形成一个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学派，当时号为湘学。湘学重性量，讲节操，立足在经世致用。士人平日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一旦风云际会，则出而担当天下大任。这是清末湖南读书人的特点，曾国藩可谓其典型代表。

曾国藩办团练建湘军，交战的对手（太平军）非同等闲，这个对手不仅已立都建国，据地广阔，而且打仗的本事很高，其中有不少杰出的军事家，前期如杨秀清、石达开，后期如陈玉成、李秀成。对付这样的敌手，曾国藩岂能不苦思苦虑、殚精竭虑？这件事已是够难办了，但还有更难办的事，那便是筹饷。曾国藩在当两江总督之前，一直以侍郎的身份带兵，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客悬虚寄，即没有地方实权，饷银靠的是用兵省份接济。但用兵省份往往财穷物竭，接济不过来。他当了两江总督后，虽有地方实权，但两江三省兵连祸结，也难筹得出很多银子。筹措饷银，一直是他的一件难事。

除开这些困难以外，曾国藩还时时处在两大矛盾之中。一是与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湘勇创建之初，就遇到与绿营的矛盾，由此又引起与湖南地方文武的矛盾。在江西的时候，因为饷银的事，与江西官场弄得水火不容。另外，与官文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也矛盾重重。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大大地削弱了湘军对太平军的战斗力。除此之外，他还处在一个最大的矛盾漩涡之中，那就是与清廷的矛盾。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君王，莫不对拥有重兵、建有殊勋的军事将领怀有戒心。曾周藩为湘军的统帅，湘军攻城略地，战功赫赫，他自然不可逃避地成为君王猜疑的对象。不幸的是，除去常情之外，他还身处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满汉两个民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常有表现。例如就在湘军开赴武昌作战的前几天，曾国藩忽接一道圣旨，说他不应该奏请原湖北巡抚入乡贤祠。本应革职，开恩改为降二级使用。奏请已故巡抚入乡贤祠，本是一件小事，即使不当，也不宜革职或降级。朝廷之所以借此大做文章，就是给出省前夕的曾国藩的头上敲一棒子，警告他不可得意忘形。打下武汉三镇后，朝廷给他一个署理湖北巡抚了，以兵部侍郎衔身份整师东下。据薛福成的记载，这里有个内幕：咸丰帝发出授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之旨后，某大学士对皇帝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万应，非朝廷之福。咸丰帝经此提醒恍然大悟，立即撤销前命，不给曾国藩地方实权。曾国藩深知朝廷的用心，为减少皇上和满蒙亲贵的猜疑嫉妒，排除一些人为的障碍，他有意将满人推出来。前期，他看中了塔齐布，将他从一个参将提拔为湖南提督，充当湘军的头领。每逢打胜仗上捷报，曾国藩总将塔齐布的名字排在第一，自己屈居第二。塔齐布死后，他又把湖广总督官文抬出来，放在自己的上面。甚至于打下南京这样的大事，他用六百里红旗报捷，署名时，也照样把远在武昌与此事毫不相关的官文的名字写在自己名字的上面。曾国藩就是用这种委屈求全的手法减轻了不少猜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军事计划。

南京打下后，清廷几乎在下达封赏令的同时，又严旨斥责曾国荃放走幼天王、李秀成等人的失职行为，教训曾国藩不要骤胜而骄，庶可长保恩眷。随即将曾国荃开缺回籍，又命令速裁湘军。曾国藩熟读史册，深知兔死狗烹的前代悲剧，更知道满人的朝廷一直对他并不真心相信，长期赋予他军权，只不过是利用他而已。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家族和整个湘军的利益，他用最快的速度、最果断的手段遣散湘军，对上下左右全都保持一副无功可居的谦抑退让的态度，安慰心中不服的九弟，劝告九弟想开些，功劳要让一半与天，并很快打发九弟回籍，从而避免了因功高震主而带来的不测之祸。

同治九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是近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大事，也足曾国藩晚年遇到的一件最头痛的事情。那年夏天，天津民众盛传法困教堂迷拐幼儿、挖眼剖心，弄得人心惶惶，纷纷聚集教堂门前责问教会人员。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横蛮霸道，开枪打死了天津县令的家人。此举激怒了民众，遂一哄而起，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育婴堂，捣毁了法国领事馆，烧了国旗，打死了20名外国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清廷对此事十分恐慌。慈禧太后下令要严惩杀外国人的凶手。曾国藩当时为直隶总督，他只得带病前往天津处理此事，最后以赔款、道歉、杀人偿命予以了结。这无疑是一场屈辱的对外交涉。曾国藩因此遭到世人的指责斥骂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更应看重的是曾国藩在处理这一案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甚至极为痛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于此案处理所没想的种种方案，所使用的种种手腕。

使曾国藩区别于一般大官僚之处，不仅是他立有军功，更重要的是他有大的抱负。他的抱负是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强国富民。他常对人说，风俗之厚薄，本于一二人之心所向，由一二人影响一批人，再由这批人带动大部分人，造成一股势力，就可以移风易俗。他多次声言自己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把他们撒到各地去开花结果。为此，他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后期，尤其是打下南京后，力图办两件大事：一是整顿吏治，一是办洋务自强。这两件事，他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办，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总体上是没有成就的。这原因是当时整个大清王朝已走到了末路。曾国藩无回天之力，正如同医生无法使一个即将咽气的人重新恢复生机活力一样。这是曾国藩最大的痛苦，也是他最大的悲剧所在。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清末社会中的一位集大成者。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身上的优长劣短，正面与负面透见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精粹与糟粕的两重性。做为官吏，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位大人物。

七　天津教案，败一世名声

十八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新兴科技纷纷发明出现，并应用于各个领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的英、法、美各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他们凭借“坚船利炮”的威胁，一步一步使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当时的中国，毫无外交可言，清政府在西力列强面前，无一丝锋芒，只是靠出卖国家利益才求得一时的安定。

自命为国之藩篱的曾国藩这时也看到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他认为中国只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就能走上自强的道路，只要“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主张在外交上也讲“自立”、“自强”，他说：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为了自强，曾国藩力主“洋务”，湘军攻陷安庆后，就着手筹建兵工厂。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启用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后又聘用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籍华人容闳，大力兴办洋务，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创中国近代工业之基。

但是，曾国藩作为封建制度的捍卫者，有着自身的局限。在与洋人的交往上，他主张忠信、笃敬，鼓吹对外国侵略者笃守一个“信”字。其实质是因惧洋，而抱定的妥协、退让宗旨。孰不知羊于狼，只不过是其腹中之食，曾国藩没有看透豺狼侵略者的本性，用对羊的策略来对待西方列强，其大错特错，造成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悲剧命运。

同治九年（1870），天津境内的法国天主教堂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面对横行霸道的侵略者，天津人民愤不可抑，将开枪打人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打死，并放火烧毁教堂。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朝命前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他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同外国抗衡，只有力保和局才不致于开仗”，加之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之时，过于柔顺，事事逊让，最后决定“着会道府拿犯十几人，以平洋人之气”，要杀国人以谢洋人，全没了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的英豪气概。此事一出，全国哗然，舆论沸腾，人们痛骂曾国藩为卖国贼，甚至要求严惩他以谢天下。有人做对联一付讽刺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声望一落千丈，成为清朝廷的牺牲品。

历史的教训是让我们记住不要重蹈覆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凡事只能自己靠自己，大到一个国家，小到凡夫俗子，自立乃处世之根本，就如一棵树，若无根深，何谈叶茂。只有自立自强，方能得到世人尊敬，不致遭人欺侮，可保一国平安，使人一生平静。

八　金陵陨巨星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千年古都，历尽风雨。

到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乍暖还寒的季节，金陵（今南京）结束作为太平天国都城（称天京）的历史不过七年半的时光，饱经战火摧残的凋敝凄凉还留着醒目的痕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承平”时的故址刚刚重修起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却是屋字严整，气象一新，显示着“平乱致治”后皇朝“南洋”最高官衙的威严肃穆。

然而，在这总督衙门的深处，并没有多少乔迁新署的欢怡，相反，倒是笼罩着一派哀愁沉闷的气氛。因为这里的主人久病缠身，每况愈下，已经预感到不会久于人世，连日来，不断发些悲生忧死的感慨，做些关于后事的铺排。身边的家人、僚属尽管不免总是说些宽慰的话语，但眼见他病症日重、神明日衰的样子，知道无力回天，心头自然压着沉重的悲苦。

或许，他实在不需要通常的祝愿式宽慰，因为他对人生已有太多的感悟；或许，他也同样需要常人所需的宽慰，因为他也是血肉之躯，有着珍惜生命的本能；或许，他更渴望在他身上出现妙手回春的奇迹，因为他还有很多割舍不下的重要事情有待了结。然而，病痛折磨下做事力不从心的“苟活”状态，对他来说似乎真的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给予他的只是莫大的伤感：

……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这是其人临终前日记中的言词。他一生有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他去世的前一日。

莫非，他的生命真的成了一支摇曳不定的风中残烛，说不定在哪会儿就要一下子永远地熄灭？一个曾力挽狂澜，支撑起晚清“中兴”大厦的栋梁人物，在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面前也竟是如此软弱无力。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二月四日（3月12日）午后，他强支病体，由儿子陪伴，扈从跟随，到署内的西花园散步，忽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腿脚麻木得再也不听使唤，顿时无法走路。从者赶忙呼人搬来坐椅，把他扶掖上去，抬回屋内。家人环集跟前，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在椅子上静静地倚坐着，是那么平和，那么安详，仿佛只是过度劳累后的酣甜小憩。就这样到戌刻（晚七点至九点）时分，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正好是他父亲去世的忌日。据说，几天前他曾预言，自己也会在这一天撒手尘寰。

又传，就是在他去世的这个夜晚，城内有不少人忽见督署方向火光映夭，想是失火，赶来救火而又无火可寻。更有许多人看见一颗晶亮的大星陨落城中。

这种有意无意的附会渲染给此人之死平添了几分神秘。但这也正好说明当时世人对他的看重——他竟有惊天动地的非凡。

的确，他堪称一代雄才，三朝（道光、咸丰、同治）重臣！

他的死，震动了金陵，震动了大江南北，也震动了千里之外的京都。清廷为之辍朝三日，并特颁上谕：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按：指道光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三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著勋劳。文宗显皇帝（按：指咸丰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按：同治帝自称）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勇毅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与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卓良深。曾国藩著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此谕中，盖棺论定地评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为臣履历和军政功勋，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封赐。特别是谥号“文正”，在有清一代也只有寥寥数人，这与他生前的破格封侯，同为汉臣所获的最高荣誉。接着，又相继御赐数道祭文，并颁御制碑文。真可谓“哀荣式备”，“恩眷优隆”。

与此相呼应，铺天盖地的挽联、祭词，包围了这位曾文正公。从亲眷到乡人，从同僚到下属，从文友到门生，都不惜呕心沥血献上自己的“呜呼”辞章，俨若进行一场志哀文体的创作大赛。几多发自肺腑的哀思？几多形诸笔端的谀颂？

只有大江东去依旧，逝者如斯夫。

只有钟山峻姿不改，冷眼看世情。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曾国藩也不过是早为历史长河荡去的一朵浪花，他并无力扭转历史洪流的趋势。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他曾影响过一个王朝的气数，更牵连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显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