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能够首次得到较大规模的刊刻，与当时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陶澍（1778—1839年，字云汀，湖南安化人）是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是林则徐的恩师，又是后来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亲家。在陶澍的身边团结了一大批能吏、学者，其中有先后担任过江苏布政使、云贵总督的贺长龄，思想家魏源、包世臣等人。他们一起讲求切实有用的“实学”和经世致用的“时务之学”，协助陶澍在治河、田赋、盐政、荒政、漕运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正是陶澍，在道光年间首先出来表彰船山。他在道光十八年为船山隐居著书的湘西草堂亲笔题写“衡岳仰止”的匾额和楹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他还在《跋》中说：“衡阳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懦。新化邓学博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后，克绍家声，因体额以寄。”说明了他是应新化邓显鹤之求，而题写匾额、楹联的。正因为有了陶澍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邓显鹤在邹汉勋（1805—1853年，字叔绩，湖南新化人，与魏源、何绍基三人并称“湘中三杰”）、欧阳兆熊的协助下，首次刊刻了《船山遗书》150卷，使船山著作在道光年间首次得到较大规模的公开传播。

邓显鹤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热烈提倡者。对此，曾国藩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饮食，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之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曾国藩曾从邓显鹤侄儿邓小芸那里得到过邓生前所编的各种书籍，特别认真地阅读了《沅湘耆旧集》中有关船山的介绍。所以，曾国藩特别指出了邓对弘扬船山学术的重大贡献：“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臣，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刊百八十卷”后来曾国藩发誓更大规模地刊刻《船山遗书》，与邓的开创性工作是很有关系的。

邓显鹤不仅主持刊刻了《船山遗书》180多卷，并在其宣传湖湘文化的《楚宝》中专辑了《王夫之》传，而且还亲撰了《船山著述目录》，对船山生平著述作了极高评价：“先生（指船山——引者）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邓还指出，船山先于有清一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新义”：“当代经师，后先生而兴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底，不尚空谈。盖经学至本期为极盛矣，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邓显鹤不仅自己亲自宏扬船山学术，而且还带动一批朋友共同研究宏扬船山思想。正是在邓的帮助下，湖南另一位著名学者邹汉勋因参加校阅刊刻《船山遗书》，而一举成名：“当先生（邹汉勋——引者）孜孜为学时，无人知者，惟同县邓显鹤湘皋深异之，惜其霾緼里闬，无由出与名流结纳，以扩见闻，招至宁乡学舍，同编蔡忠烈公遗集，旋校刊王而农先生遗书数十种，先生知名自此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显鹤、邹汉勋与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崽想家魏源同为挚友，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他们每有新作，都要互相赠阅、切磋，为弘扬湖湘文化而共同奋斗。对这种地方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梁启超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和赞扬：“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

原载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