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百战  尽瘁国家——林修梅生平事迹

林修梅先生，1880年3月1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安福县的凉水井(今临澧县修梅乡凉水井村)。他先后毕业于长沙武备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长期进行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历任入湘护国军司令部参谋长、湘军旅长、代理零陵镇守使、湘军第二纵队司令(初为少将，后升中将)、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顾问、国会参议、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等职；在护法战争中，首义衡阳，揭开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序幕；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林修梅努力学习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著书立说，宣传用社会主义来改造军队、改造中国。1921年，42岁的林修梅因病去世。孙中山异常痛惜，称赞他“身经百战”，“尽瘁国家”。国会追赠林修梅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表彰其功绩。

弃文习武  探索道路

林修梅，名祖堃，号浴凡，出生书香门笫。曾祖父林长槐，曾是清道光年间的举人，任过四川宜宾知县。后升叙永直隶厅同知(未到任)。祖父子绶，任过县令。父亲承祚，不乐功名，教学乡里。林修梅从小热爱劳动，喜读书，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闻邻舍耕牛被盗，乃怀刃追盗，终得牛还之。”后从叔父林鸿仪(林伯渠的父亲)受学，治《春秋》、《左传》、《韩非子》、《公羊传》、《谷梁传》，通其大义，又读黄黎洲《原君》论，怆然有种族之痛。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春，林鸿仪受聘为道水书院山长，16岁的林修梅便同堂弟林伯渠到县城道水书院就读，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万国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知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读，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从而促使林修梅开始接受维新思想。1899年春，林鸿仪接受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林修梅和林伯渠也转到钦山寺学馆就读，除继续学习经传八股文外，又兼学了算学等新学。由于他刻苦攻读，1901年他21岁时参加州试，“中第一入补博士弟子员”。

青少年时期的林修梅，因受进步思想影响，对于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深为不满。1898年夏末的一天，林修梅带领并指挥堂弟林伯渠等几十个学友，一举捣毁县城隍庙、水府庙神像，县署闻讯后立即派人查询，后因“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才不了了之。林修梅还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以及贪赃枉法者。当时，国家多难，朝廷束手无策，他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常独自叹息：“事亟矣，可奈何？”他觉得以文救国没有希望，便毅然投笔从戎，选择了练武救国之路。

1903年5月，湖南巡抚俞廉三等人，正式在长沙开办湖南陆军武备学堂，并委派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俞明颐为学堂总办。林修梅经过考试被录取成为武备学堂第一期的学生，在学堂两年，勤奋学习，坚持不懈，1905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先后出任湖南陆军速成学堂主讲人、湖南新军炮兵营长、湖南陆军速成学堂区队长等职。
1906年，林修梅以公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不久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遂加入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积极投身于反清救国的斗争。

入藏卫国  辛亥“覆满”

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随即回国，被派往四川新军任职。这时，西藏问题逐渐严重，次年，林修梅奉命率部入藏。

1908年4月，达赖十三世到北京觐见受封，12月16日离京返藏，1909年12月30日到达拉萨。在此期间，清政府鉴于西藏地当要冲，英，俄环伺，乃派汉员训续藏兵，令四川新军入藏分驻要塞，保卫边疆以固国防。

1909年3月间，川督赵尔巽根据清廷的旨意，派钟颖为协统，率四川陆军两千余人，组成一混成协进藏。林修梅被编入陈庆标下任第三营管带。陈渠珍任该营的督队官。8月6日(阴历六月二十一日)由成都拔队西进，经四川雅州、泸定桥，9月22日(农历八月初九)由打箭炉出关，再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冈拖，一路跋雪山，越崇岭，食糌粑、住帐篷，晓行夜宿，历尽艰辛，行军50多天后到达昌都。

达赖喇嘛对此举很不理解，在英国公使的离间唆使下，逐渐变仇英为亲英，并派藏兵争夺西康等地。

在离昌都不远的恩达，近万名藏兵阻止川军入藏。边务大臣赵尔丰(川督赵尔巽的弟弟)即命川军暂时集中昌都，派出人进行联络，但等待数日未归。三营督队官陈渠珍请求前往，林修梅同意。陈便携带通事张应明轻装去恩达方向了解情况。陈、张2人在纳贡塘(腊左)为藏兵所俘。当藏兵头目堪布得知陈、张2人是赵尔丰大臣的人时，便以礼相迎，并表示3日之内撤退驻恩达的藏兵，陈渠珍即日返回昌都复命。

赵尔丰借此大发脾气，林修梅立即引咎自责，赵却以“贪功昌险，损威辱师”之罪，撤销林修梅管带职务，让陈渠珍取而代之。

当时，林仍以大局为重，尽力边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他深感“劳师糜饷，不是根本办法，乃著《西藏游记》及《治藏策》，上书当道”，但未被采纳。他又负责起草《西藏督练公所简章》，再次陈述了对治藏的某些意见。简章共分总则、职务、经费、办公规则、会议规则五章及附则、军律等项内容。在总则中指出：“西藏地处极边，练兵一事，尤为困难。就地征募，体质多不合格，调自川省，行程动需数月，此一难也；军官军佐，必须调自外省，一有降革，则补充无人，此二难也；军械服装及一切用品，运道险远，不独价格昂贵，时虞迟误，此三难也。至于饷项之不计，则尚未计及也。惟事关筹边至计，惟有因地因时斟酌损益，力求实际，不尚表面，庶免施行窒碍。”提出：“练兵以固圉安民为本”。鉴于西藏“幅员广漠”，他主张藏兵与川军“混合编配”，“各处要隘，仍须有兵分布，方足以资镇摄”，“更番训练，以期悉成劲旅”在其余各章中，力主职掌分明，赏罚严明，“一切人员，按时齐集，各就本位办事”，“凡传到文件，务须细心披阅，不得画押、盖章了事”。又主张“通常会议，每月15日ll时至l时止，齐集新军将校，会议军事一次，以待改良”。“会议时，若非诋讦，皆可直言”。

在拟订的简明军律14条中，提出：“临阵退缩者斩，结盟拜会者斩，强夺民物者斩，拐逃军械者斩”。为了教育士兵，他亲自编写了《好兵歌》。他期待这些军律的施行，使军队素质日有起色。专横的赵尔巽再次拒绝了他的忠言，林修梅只得辞队经印度、缅甸，渡南海而归。后来《治藏策》传到清朝一位大臣手中，为这位大臣看中，并调林修梅参与保定秋操。其间林又先后起草了《北洋督练公所章程》、《顺直咨议局陈请通饬各厅州县创办民团以靖地方案并章程》、《河南咨议局募集公债章程》3个文本，分别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意见。

1911年7月，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等革命党人的筹划，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以发动两湖起义为首任。这时，刚从吉林回到上海的林伯渠，被中部总会派往湘西运动西路巡防营起义。正在保定参与混成第三协秋操的林修梅，得知湖南革命党人的消息后，迅即离开保定，返回湖南，积极参加武装反清革命活动。

lO月10日武昌起义后，湖南首先响应，林修梅跟随焦达峰于10月22日光复长沙。湖南都督府成立后，焦达峰出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林修梅“在都督府参谋部任事”。“政府初创，当时的军事计划及军制，多出其手。”

孙中山对林修梅入藏和响应辛亥革命的义举十分赞赏，称道：“君始从戎，志切西封；谋抗充因，彼皆如聋。发张愤楚，辛壬之际；茧足三湘，功存经制。”

逃亡日本　坚持革命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袁于1913年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发动军事进攻，国民党人被迫应战，起来反袁，史称“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中，湖南省于7月宣布反袁独立，谭延闿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邹永成为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率部进驻岳州，林修梅任岳州要塞司令，林伯渠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司令部先驻岳州，后移临湘，身当前敌。林氏兄弟都是武装讨袁的积极支持者。但由于谭延闿就任都督后大量裁减新军，湖南实力很弱，岳州的军队只能采取守势，便效法洪秀全铁锁横江的故智，载石沉船，以阻北军渡江进击。8月，谭延闿取消独立。lO月，袁世凯任命亲信汤芗铭为湖南省查办使。从此，湖南遂为北洋军阀所盘据。此时，林修梅受到点名通缉。据1917年5月14、15日长沙《大公报》披露，汤芗铭在湖南查办使任内，派员侦缉林修梅和搜获公文证据，两次所付川资和赏洋共1047元。林修梅被迫离开部队，潜回临澧。林修梅刚回到家，北兵便赶来捉他，幸有一长工闻讯跑来告知，林修梅才急中生智，顺手取下一件长工衣服穿在身上，戴上草帽，又在板壁上抹了几把灰，均匀地抹在脸部、手上、腿上，挑起一担粪桶，夹在运粪小工中间，从容地迎着北兵出走。北兵问他：“看到林修梅没有？”他顺势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回头朝屋里一指，说：“才回来，只怕还在睡觉！”北兵信以为真，一窝蜂拥进屋里。林修梅丢下粪桶，几个箭步就登上后山，逃往慈利、大庸和湖北的鹤峰一带避难。林修梅虽巧脱追捕，但家里被抄，家属遭受牵连。

1913年秋冬之际，林修梅随同孙中山、黄兴等逃往日本东京，不久，入政法学校学习。他当时寄宿东京郊外，生活极为艰难，常以红薯充饥，自炊年余。1914年7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立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宜誓效忠孙中山。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但廖仲恺和林修梅、林伯渠等人为了革命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便不拘小节，毅然打了手印，于7月8目，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参加中华革命党。随后成立湘支部，覃振为支部长，林修梅为湘支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林修梅在日本流亡期间，勤于攻读，不忘国事，译有《欧洲财政经济》等书数种。孙中山对林氏兄弟倍加赞扬，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作为。”

流亡日本期间，林修梅同林伯渠共忠难，同甘苦，经常交谈政事，互相勉励，革命的激情没有丝毫减弱。林伯渠在1913年冬的《宗楼看雪》诗中写道：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到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浑不语，明朝有意弄朝晖。

这首诗，反映了他们对二次革命失败、被迫逃亡日本的沉思，也表达了他们忠于革命，誓迎朝晖的豪情壮志。

入湘护国  组训军旅

1915年，袁世凯伪造民意，准备称帝，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0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随后，云南都督唐继尧和第—军军长蔡锷(湖南邵阳人)出兵四川讨袁。西南、东南等地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时年36岁的林修梅奉孙中山之命，于1916年1月13日随同程潜等12人，从日本出发，经香港、海防、开远，27日抵达昆明。为了配合四川的正面进攻，唐继尧派程潜为湖南招抚使，拨给部队1营、军费5000元，回湖南召集旧部，组织护国军，从侧翼牵制敌人。程潜向唐继尧提出请委派陈惟诚为副使、林修梅为参谋长、李仲麟为总务处长，得到同意，并派一营军队护送。2月1日，唐继尧在昆明五华山都督府为程潜、林修梅等饯行。2月3日，林修梅随同程潜等离开昆明；2月23日到贵阳，得到贵州都督刘显世的支援，补给少数兵额；3月11日到达晃县，同护国军东路指挥王文华会见；4月5日进入湖南西部，一举攻克靖县。

这时，讨袁护国运动在三湘四水兴起，驱逐督军汤芗铭的斗争如火如荼。林修梅协助程潜迅速扩大队伍，训练军旅，不到两月，除各县民团外，护国军发展到三个旅。在湘西的招抚工作也进展迅速。至4月10日止，整个湘西除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古丈、麻阳六县因驻有北洋重兵未能响应外，其余20余县，都已宣布独立。盘踞湘西的北军处于民军包围之中，进退维谷。这种局势，“西与黔合，南和桂联”，为实现驱逐汤芗铭出湘的计划十分有利，4月26日，在靖县召开有48个县代表参加的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出任参谋长。不久，由日本返湘的林伯渠，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湘军第四师。林修梅在组建该部中发挥了军事才干。

1916年6月，在护国反袁的怒潮中，窃国大盗袁世凯忧惧而死，湖南各界民众驱逐汤芗铭的斗争达到高潮。7月1日，程潜、林修梅率一个旅的兵力，由宁乡进逼长沙，与汤芗铭派来阻击的两营部队战于道林。汤军两营倒戈，归顺护国军。7月4日，汤芗铭仓惶逃遁，离开湖南，大局初定。8月4日，段祺瑞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以图缓和矛盾。谭延闿把湘军四个师缩编为两个师，赵恒惕为第一师师长，林修梅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委任邓竹铭为旅部书记，捐资在长沙学宫街四条巷，购买一栋上下两层的楼房，大小lO余间，作为临澧旅省人士之所，时称临澧会馆(长沙大火时被烧)。这年冬天，林修梅和林德轩组织湖南革命党人开展了“攻谭(延闿)、杀赵(恒惕)、灭梅(植根)”的斗争，多次在林修梅家中秘密策划，由廖湘芸派贺龙用手榴弹炸谭延闿的住宅。因走漏风声，贺龙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从此，林修梅认识到搞暗杀不是办法，只有搞武装斗争，才能打击敌人。

首义衡阳　浴血奋战

1916年夏，段祺瑞毁弃约法，解散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湖南成为南北两军激烈争夺的战场。段祺瑞想以武力夺取湖南，为“兵下两广，饮马珠江”打开通道。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高举护法旗帜，反对北洋军阀，并联络西南、东南沿海力量，形成南北对峙局面。9月初，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随后，孙中山委派程潜等到湖南活动，推动护法斗争。段祺瑞则将湖南谭延闿免职，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派王汝贤率八师，范国璋率第二十师入湘，以便进窥西南。谭延闿下台之前，曾在署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会上陈复初首先表示迎傅，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林修梅有胆有识，身而出加以反对，并于当日率军退驻衡阳，控制南北交通，扼守战略要地，准备与粤、桂、滇等省联合，响应护法，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

9月9日，傅良佐抵达长沙，13日发布命令：撤销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派邹序彬接替；撤销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的职务，调回长沙，另委陈璩章接替。同时，暗嘱驻守岳阳的北洋军两个师准备南下长沙。
在这南北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时刻，滇、桂军阀为保存实力，苟安一隅，不愿与北军交火。湘军一师师长赵恒惕托病不理军务。扼守衡阳的林修梅召集有关人员分析形势，觉得湘军要么俯首听命，缴械受编，放弃护法宗旨；要么起义抵抗，联络滇、桂军，把北军逐出湖南，为孙中山北伐开道。军情紧迫，林修梅当机立断，决定与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密谋起义。

9月18日，刘、林毅然宣布独立，揭开了第二次南北战争的序幕。两处起义军迅速控制了湖南24个县，并通电全国，揭露段祺瑞“占据国家统治机关，集合私人，组织政府，自称总理，为所欲为，以借债备诛锄异己之用，并以元凶执国中当要之权”的罪行。电文严正表明：“誓不肯附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特率湖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府，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电文最后表示：“我湖南军民为正当防卫起见，亦惟有抵死以待，保持正义，与国存亡。”

起义当天，布告安民，宣布湘南24县为戒严区域。布告规定：“所有该县金融、交通各机关，应由该县知事切实检查具报，所有货币不得丝毫输出，应予封存，以凭核实处分，若有乘机抢劫，造谣惑众，私自招兵者，应即严拿，立予正法，以保秩序。”

刘、林宣布独立，声势浩大，震动全国。8月中旬送家眷回临澧老家的林伯渠，于起义第二天，即束装就道，奔赴湘南。

孙中山得悉刘建藩、林修梅起义护法，无比兴奋，于当天发来电报，表示支持和鼓励：“诸君子仗义湖南，摧阻逆焰，风声所树，视听顿易，尚冀勉励进行，克竟肤功，荡涤瑕秽，重奠共和，大局实利赖之”。10月17日，孙中山又委任赴广州汇报起义情况的林伯渠为湖南劳军使，回湘南前线慰问起义将士。

段祺瑞得信后坐卧不宁，一面电令派兵“剿抚”，一面发表褫夺林、刘官职并予以通缉的命令。傅良佐立即在长沙宣布戒严，并通电“声讨”林、刘，诡称林、刘“图谋不轨，反抗中央，纠令匪徒，倡言独立”，并令所属北军各师旅长督率所部先后开往湘南“伐罪吊民，相机剿抚”。他还指使一些湘军将领“劝导”林、刘取消独立，又收买原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佑文，妄图玩弄湘军打湘军的把戏。林修梅、刘建藩顶住逆流，毫不动摇，坚守衡阳，严阵以待。

傅良佐派去接替林修梅旅长职务的邹序彬，带着参谋、卫兵来到衡山附近，见林修梅已树帜独立，并悬赏5000元缉拿自己，便吓得逃回长沙。9月19日，傅又派陆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带兵开赴衡、永，相机“剿抚”；二师开赴湘乡、宝庆，作为后援。李命一团团长梅焯敏为前锋，9月21日从湘潭出发，26日下午抵距衡山20里之石桥铺。此时林修梅已驻军县城北如里之板桥铺。由于林修梅注意作湘军的工作，提出“湘军不打湘军”的口号，感召了前来“剿抚”的一团三营营长张振武及其所属官兵，在衡山石湾哗变起义。他们同炮连、机枪连一起，把从湘江运来攻打起义部队的枪炮、弹药从船上卸下来，投奔林修梅。林修梅、李仲麟于9月28日乘势进据衡山。接着，李佑文师一团一、二营和二团一、三营(二营驻湘潭未来)士兵，在团长宋鹤庚、廖家栋的带领下，亦先后哗变投奔林修梅。李佑文只得仓惶逃命，于lO月1日革身窜回长沙。刘建藩在零陵起义以后，又带领部队向衡阳方向前进，与林修梅一起抵抗北军的进攻。

傅良佐出师不利，9月28日，急令北军南下衡阳。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共计3万多人，分兵三路，压向湘南。此时林修梅、刘建藩仅有5千之众，而且装备较差，靠将士的勇气和人民的支持，抗拒强敌。10月6日，林修梅在衡山北面的西倪铺(湘潭县属)迎战兵力最强的中路第八师、二十师的正面进攻。起义将士终因寡不敌众，于11日退守贺家山一带。贺家山是衡阳的屏障。15日，北军以猛烈炮火轰击，轮翻冲锋。林修梅带领三个营由洪罗庙向北军四旅周诗部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连克护湘关(湘潭与衡山交界处)、白果寺(衡山县属)、南冲铺(湘潭县属)。16日战况激烈，扼守贺家山的零陵副司令黄岱阵亡，衡阳陷落。17日，护法军在永丰附近与朱泽黄旅激战，朱军败走，遂占永丰。18日起北军大量增援反攻，护法军失利，至20日永丰，衡山、宝庆先后失守。为了扭转战局，林修梅率领部队从左翼袭敌之后，在衡山县高眉山歼灭北军八师十五旅王汝勤所部千佘名，24日在贺家山击败王军。北军退守永丰镇(今双峰县城)。时中路南军，与北军相持萱河洲，弹尽兵疲，几不能支，赖左翼大捷，敌怕截断归路，不得不退却。南军乘胜追击，北军仓卒应战。林修梅亲自督阵，左股受伤后仍坚持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南军官兵，无不以一当十，采用麻雀战术，忽聚忽散，时东时西，变化莫测，使敌方捉摸不定，穷于应付。朱泽黄旅且战且退，不少北军向护法军投诚缴械。北军商震旅被南军包围，相斗数日，被歼数千人，商震本人也作了俘虏。lO月30日，起义军收复宝庆，接着挥师克复衡阳。10月31日，北京政府派南苑航校飞机参加湖南战争。是日，首批二架飞机在渣江上空协助王汝勤部攻打林修梅军。越二日，又派四架飞机在界岭上空协助朱泽黄部攻打周伟军，均未奏效。北洋军全线败退，湘军急进尾追。这时北军内部有皖系主战，直系主和的矛盾。王汝贤、范国璋都接近直系，不愿为皖系的傅良佐打江山，加上指挥不统一，兵士厌战情绪重，11月14日，王汝贤、范国璋通电请求停战议和。督军傅良佐见大势已去，当晚与省长周肇祥等从长沙偷偷溜到靖港，由王汝贤代行督军职务。护法军乘胜追击，直下湘潭、株洲。17日，王汝贤、范国璋亦逃出长沙。北军到处受到包围、阻击，仓惶撤退时溃不成军。11月19日，起义军攻占长沙，21日程潜、刘建藩、林修梅等进入长沙，受到各界人士欢迎。24日，程潜以总司令兼任省长。12月18日，谭浩明又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北军溃退到岳阳一带后，湘、桂两军内部发生分歧。程潜、林修梅、刘建藩等湘军将领，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一鼓进取岳阳。孙中山12月24日在给林修梅的电文中，揭露桂系军阀陆荣廷有与北军议和的阴谋，并勉励林修梅“既以护法为宗旨，则无论如何必贯彻始终为止……望兄与湘中及前敌各将领，至以此意相勉，使勿误于缓兵之计，致废一篑之功。”可是联军总司令谭浩明认为，“段祺瑞已奉命免职，根本已得解决”，主张同北京政府妥协议和，实则以保持他在湖南的地盘，当一个督军。对此，程潜、林修梅极力反对，并向谭浩明等桂军将领呈文，阐明夺取岳阳的利害关系：第一、湖南人民驱逐北军的呼声日益高涨，将士士气旺盛，如果继续压制这种正义要求，就会影响桂军在湖南的地位；第二、孙中山的军政府(在广州)对桂军按兵不动表示不满，可能引起粤、桂两军关系破裂；第三、北军在湖北的荆州、襄阳已经得手，主力将回师湖南，我军应先发制人，占领岳阳战略要地。谭浩明无可奈何，只得同意。1918年1月23日开始，湘军进攻岳阳。赵恒惕由右翼进攻通城，林修梅率队从正面逼岳阳。北军在岳阳防守严密，工事较多，林修梅率兵猛攻，破西塘、篓口等处，加上湘桂联军配合，北军三个师见南军锐不可挡，于1月26日火烧岳阳，弃城逃窜。27日，林修梅等进占岳阳，带领军民扑灭焚烧了一天一夜的大火。不数日，北军败退鄂境，湘境全由南军控制。

湘、桂军占领岳阳后本可乘胜推进，直取武汉，联合西南各军，进而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谭浩明与程潜权利之争愈趋激烈。谭以总司令名义严禁联军入鄂。北洋政府趁此机会，集中优势兵力，于3月lO日分两路进攻湖南。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由湖北南下，正面攻岳阳，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分别由江西进攻湘东。南下北军号称40余万人，而湘、粤、桂联军合计不过5万余人。特别是当曹锟手下的吴佩孚率兵向岳阳逼进的时候，一向主张妥协的谭浩明釜底抽薪，把桂军撤回广西，湘军士气受到影响。林修梅鉴于南军防线太长、兵薄力弱的弊病，提出稍许后撤，巩固后防，联络友军的主张，但未被总指挥部采纳。后虽经林修梅、刘建藩等率湘军奋战，仍顶不住北军水、陆两路的攻势，终于1918年3月17日被迫撤离岳阳和平江，13月26日又撤出长沙，退守衡阳、宝庆和攸县、茶陵一带。3月27日，北京政府在命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4月初，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在衡山举行军事会议，商定：由程潜、林修梅居中路，正面牵制北军主力吴佩孚的三个师，让赵恒惕、刘建藩率湘军主办向东，抗击张怀芝部从，攻打薄弱环节。4月下旬，程潜、林修梅率部退守耒阳、郴州一带。刘建藩在攸县附近发起进攻，勇克攸县、醴陵、株洲。前锋大步逼进，离长沙仅数十里了。张敬尧十分惊慌，派第七师和奉军一部阻击。刘建藩率先锋营迎战，雨夜抢渡白石港，不幸落水牺牲。湘军顿失大将，赵恒惕又畏缩不前，战局突变，湘军转胜为败，退守茶陵。北军在株洲、醴陵一带大肆劫掠烧杀，所到之处，一片焦土，凄惨之状，目不忍睹。

北军暴行，激起湖南军民的义愤。程潜、林修梅指挥湘军进行反攻，以5千之众，敌3万之师。永丰一战，最为残酷激烈，枪炮对射，刺刀肉搏，林修梅激励战士，奋勇杀敌，击退北军一部分。3月2日，林修梅率部在红桥(离祁阳90里)同北军王承斌鏖战，在兵少装备差的情况下，林部多次发起攻击，战斗持续10天，双方损失惨重。

5月15日，林修梅率部退出祁阳，转战湘南，南军与北军相持在耒阳、永兴间。北军损失也很大，内部派系倾轧，军无斗志。吴佩孚只得与湘军划界停战。1918年6月15日，双方代表在耒阳签订停战协定。

林修梅对刘建藩的不幸牺牲，常“中夜徬徨，怆怀如割”，只因忙于战事，未能开会追悼，稍尽哀忱。停战不久，林修梅商同程潜等人，邀集各界知名人士，于1918年11月7日，在郴州为刘建藩镇守使开追悼大会，以慰亡灵，寄托哀思，激励将士。

停战后，林修梅改湘军第二旅为湘南护法军第二纵队，林出任纵队司令。入冬，召邓竹铭为纵队司令部秘书。林修梅在湘南驻军年余，对内注重军纪，不许士兵妄取民物；又捐俸兴办小学，设立公益事业，使地方安宁无事；对国事力主早息内争，协谋对外，共挽危局，因而声望日高。

驻军期间，林修梅深究时弊，知旧式军队为助恶长乱之具，便写了《精神讲说》一书，以求初步改造军队，使之不为私人所用。1918年冬，广州军政府鉴于林修梅的勋劳卓著，授林为陆军中将。
1919年3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护法军坚持护法的情况。3月13日，孙中山给林修梅写信。信上说：

“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状，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此次沪上和议虽开，然以北方屡怀狡诈，对陕中义军竭力进攻，故和议又形顿挫；如再事迁延，北方仍无悔祸之意，则战衅不免再启。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其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之天职，国事幸甚。—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并颂戎祉。”

惯于政治投机的谭延闿，在桂系军阀支持下，于1918年7月进入湖南永州，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代表国民党势力的程潜，仍然在郴州任湘军总司令。1919年7月，程潜被诬指与北军“通敌有证”，被迫出走广东，湖南的革命势力进一步削弱，林修梅的活动更为艰难。这时孙中山写信给林修梅，勉励他“宜一意奋击桂敌，早除国贼，前驱重任，舍兄莫属。时机已追，不容稍缓。万望连合湘南诸将士，克期准备，共图大业”。

1919年8月17日，孙中山复函林修梅，强调：“盖吾人救国，为有主义有办法之救国，必能服从主张，推诚共事，始可共策进行，否则，苟且敷衍，利未见而害继之，万不可也。”并针对“湘军明岁乏食，欲谋预筹”的情况，要求林修梅“督率士卒，实行屯垦，以自谋食，既可教军士习劳，又足预储军实，能试办之否？”

林修梅在湘南坚持护法斗争，深得孙中山的器重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多次勉励，对林修梅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林修梅本人也因长久操劳，积劳成疾，感染肺炎，多日不愈，1920年春，他不得不前赴广州就医。经过3个月的治疗，林修梅康复，准备回湘。谭延闿为了控制湖南，借林修梅治病为山，改派他任驻广州军政府的湘军代表，实际是削其兵权。后来林修梅多次要求回湘军，均遭到谭延闿的拒绝。6月15日，林修梅决计返湘，公开发表《临去陈词》，声明：“修梅锋镝余生，体气夙弱，值此纠纷浑浊之际，救济乏术，负咎兹多，爰于今春赴粤就医，愈三阅月。前月北军吴佩孚撤防问题发生，湘军各将领，复促修梅返湘备战。律以患难与共之义责何敢辞，当即决计返湘。”遂辞去军政府湘军代表职务，返湘备战。

转战湘西  援粤讨桂

1920年夏，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的运动蓬勃发展。湘军于6月11日包围长沙，张敬尧当晚逃走，政局被谭延闿、赵恒惕等控制。

7月19日，澧州镇守使王子斌(又名王正雅)，因倾向南方政府，在退守慈利县城途中，被勾结北洋军阀的澧州副镇守使卿衡派人杀害。7月24日，王子斌的儿子王育寅(时为澧西溪口中学校长)，为报杀父之仇，便统率王子斌的部队，在慈利东岳观起兵反对谭延闿。26日，贺龙应王育寅之请，出兵进攻慈利县城，29日正式占领。9月，王育寅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湖南当局通电讨伐，王势单力薄，束手无策，在贺龙的提议下，派代表谒见孙中山，请求支援。孙中山派林修梅赴湘西王育寅处“肩此重任”“察看助理”。林修梅转到湘西，联合友军，训练军旅，积积开展援粤讨桂斗争，并同王育寅具体商订了军政计划和行动纲领。1920年lO月初，常澧护国军改称湘西靖国军。王看重林修梅的政治、军事才干，遂推林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靖国军随即通电西南各省，指出：“护法前途，险象环生，兹征本军全体官兵同意，决将本军改为靖国军，推林公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主持一切。林公为衡阳首义元勋，威望隆重，务望诸公一致敦促勉任，以彰护法之全功，大局幸甚。”通电还公布王育寅为湘西靖国军副司令兼代常澧镇守使，贺龙为靖国军第三团团长。

这时，桂系军阀破坏护法斗争，攻打粤军。湘西靖国军在林修梅、王育寅的带领下，向湖南军事当局提出了假道援粤打桂军的要求。谭延闿一怕危及自身的安全，二怕得罪桂系军阀，便火速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并以赵恒惕的名义通电声讨王育寅。

孙中山为了支持林修梅，于1920年lO月25日给湘军总指挥及其所属旅长、处长、团营长及长沙各报馆发电，指出：“林修梅就职以后，复有攻桂之通电。湘中民气，素有激昂慷慨之称。林君起义衡州，艰难百战，今又勇于讨贼，登坛誓师，此湘军之光荣，亦前民之矩矱。望赞此义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孙中山还在10月26日给湖南省议会发电，敦促谭闿延、赵恒惕从支援粤军讨桂的大局考虑：“甚望贵省军事当局，勿再有所瞻徇，与林君(修梅)为一致之行动”。程潜也发电并派出私人秘书姚大慈，告诉谭、赵：“浴凡现在湘西组织部队，系孙中山所委派，请赵恒惕力争维持”。谭闿延、赵恒惕对孙中山、程潜电文不作答复，还指使省城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拒绝靖国军假道援粤的通电，给林修梅的军事行动设置障碍。

为了打开援粤的通道，林修梅、王育寅在占据大庸、慈利后，由王育寅亲率部队进攻常德。刘叙彝兵分两路防御。林修梅根据刘兵力分散、战线过宽的弱点，便率部以全力向盘龙桥方向进攻，自lO月13日起，连战5日，遂占领石板滩、缸市(常德县属)一带。刘兵退守常德县城。17日黎明，靖国军抵常德城下，王事先派人运动常德城内军警作为内应，因谋事欠密，水警署长等8人被刘叙彝部捕杀而失败。当日从水上奋勇攻城不克，18日再猛攻一昼夜，又不克，19日上午，敌援军至，靖国军遭到常德守军刘叙彝部和援军李蕴衍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向桃源、慈利方向撤退，回防桑植。

战争从10月中旬延续到11月，双方各有胜负。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王育寅在大庸失守后出走。林修梅率领一支部队，改称湘西讨桂军，自任总司令，根据孙中山关于“联络湘中同志，统一湘西”的函件精神，坚持在湘桂边境一带活动。1920年11月24日，林修梅致函孙中山，谓：“值西南各军同声讨桂之际，湘军既属护法范围，岂能独辞其责。诸公西南砥柱，言重九鼎，务望电促谭公(延闿)力顾大局，克日就近出师，扫除桂贼，匪惟西南大局之幸，实亦湘人自卫之策也。”是年冬，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林修梅只得离开湘西，经鹤峰、武汉到上海。这时，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顾问。

立志改革  宣扬马列

林梅修不仅是一位多谋善战的骁将，而且勇于追求真理，被时人称为“政治革命巨子”。他在20余载的戎马生涯里，曾写过不少关于改造军队、改造中国社会的著作，特别是在1920年左右，同朱执信、廖仲恺一样，公开在国民党中宣传共产主义，主张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林修梅在1909年进军西藏期间，先后写过《西藏游记》、《治藏策》，阐述了治理西藏、防止外国侵略者染指我西南领土的主张。在1913年到1915年流亡日本的艰难岁月里，也仍然关心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写了《中国交通政策管见》，同时还译有《欧洲财政经济》等书数种。可惜这些著作及译著因经年战乱，都已失散，这对于全面研究林修梅的思想，无疑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1920年底，林修梅到广州，次年2月18日被孙中山的军政府聘为顾问、参议员。5月5日，总统府成立，林修梅被委任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掌管内部勤务、传达军令、接见宾客、警卫、扈从、会计、庶务等工作，同时，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

这时，林修梅已经41岁。他回顾自己南征北战，追随孙中山等进行民主革命的历程，从亲身的痛苦实践中，感受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林修梅在“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接触了马克思的一些原著，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这时，林修梅的堂弟林伯渠已于1921年1月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5、6月间，林伯渠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来到广州，就任总统府参议。兄弟俩同住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门前杨柳低垂，绿荫婆娑，是个环境清幽之地。林修梅十分赞赏五柳先生陶潜的气节，由于自己寓所门前有6株杨柳，遂自号“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乡，如程潜、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兄弟俩还常在一起研究理论，总结革命经验。一向被林伯渠视为严师益友的林修梅，看到堂弟近年思想锐进，眼光敏锐，十分钦佩。林伯渠的言行，也对林修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0年到1921年，林修梅同林伯渠一起，在广州支持王恒创办了刊物——《革命评论》，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从1918年起，林修梅先后发表了《精神讲话》、《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讲演和著作，提出了《战时财政计划草案》、《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这些著作共计3．8万余字，由林伯渠珍藏，并在林修梅病故后49天，即1921年12月2日在广州编印成《林修梅遗著》一书，得以留传于世，成为研究林修梅思想的宝贵资料。

林修梅在1918年写的《精神讲话》，从战争发生的原因，各国军事政策的趋势，军人的服从、爱国、牺牲、修养、农工化等9个方面，论述了军队的改造问题，指出：“倘使战争发生，为侵略的，为政府少数人的，这是不正当的战争，就不应该去奋斗。为自卫的、为人民的，这是正当的战争，就不应该恐怖。”在“革命和政治的关系”一节中，指出：“军队是政治组织上的一部分”。他认为，有觉悟的军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他列举了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军队以单薄的力量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为例，说明“大家有了觉悟，才把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实现起来。我觉得这种军队，不但不至遭人嫌恶，而且令人恭维，不但俄国境内人民非常欢迎，而且各国人民也希望他们作世界军队的模范”。为了促使军人政治上的觉悟，林修梅力主改革军事教育：“凡属军营或陆、海军学校教科，除专门各课外，还要把法律、政治、经济以及战争哲学等择要讲述，才是应人类生活和时势需要的办法。”在论述军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强调“军队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提倡军队“劳工化”，要求军队懂得社会科学，了解“民出粟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的道理，懂得爱国的性质为“服从的真义”，防止军队被野心家所利用。在谈到军人爱国问题时，指出：“若军人不晓得爱国，人类的生存问题就很危险。”“军人要知道爱国，就要先知道国家的性质和组织法，才有爱国的标准。”“我说标准如何，就要辨明国家是否是人民的国家，若国家大权，徒然被政府少数人垄断，军人军人，不要把爱字错用才好。”关于军人的修养问题，他认为“修养是去贪的唯一方法”，他非常赞赏我国宋朝岳飞“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的格言，认为“军人能够做到这两件事”，那“在他的品格上，已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林修梅在《精神讲话》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农工化的军队”的思想，指出：“近来俄国赤军，就是把农工两界的人合起来组织军队的先例”，主张“农工并举，练成一种农工化的军队”，并提出了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十三条。

在《社会主义的我见》这篇文章里，林修梅满腔热情地赞扬了社会主义制度，揭露了私有制的毒害，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最大的毒害，就是私有制度，我们想把这种毒害设法扫除，只有社会主义是它的对症妙药”。“现在社会不公平的制度实在不少，我们可以概括说，都是由私产制度发生出来的”。他认识到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已有百川归海沛然莫御之势”。他分析中国经济、政治情况以后指出：“我相信马克斯（马克思——编者注)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他还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救星”，“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社会主义实现起来。”

林修梅在这篇著作中还驳斥了那些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指出：“果如梁启超、彭一湖诸人所说，必须先把实业发达，才行社会主义，近来欧美、日本各国的实业算是发达极了，他们国内应该早已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旧社会组织，却是仍然存在。俄国实业进步远不如欧美各国，列宁居然把社会主义实行起来，而且一天巩固一天。我们可以断言，社会主义的实现时机，是早经到临了”。“列宁是马克斯派的社会主义者，他明明知道俄国的实业情形，远不及欧美各国发达，他偏要采取毅然决然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正是认清了世界的潮流……我国政治经济状况，完全和俄国一样，同是农业立国，十年以前同是压服在君主专制之下，他们的社会主义，两年来已强半成功了，我们只要抱定这种决心，谋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期内成功，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实现，尚待有大战的机会。我们试想中国前途的机会，实在不少，只望大家注意注意，不要错过才好。”

针对当时知识界某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林修梅指出：“社会上一般不顾事实，凭空幻想的人，以为社会主义实现后，人人都要做工，吾人就没有研究学问的余暇，世界文明的进步，就要从此颓丧。他不知道行了社会主义后，事实上正和他的论调相反，那时研究学问的机会，比现在私产制度下的机会多得多。”

林修梅在《社会主义与军队》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军队劳工化”，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主张。他在叙述了军队从“原始时代的自卫手段变为私产侵夺的工具”的过程之后，指出：“资本家可以利用私有财产的魔力，诱惑军队作他们的护符。我们就可以主张财产公有的办法，使军队反戈相向，去谋社会主义的发展”，“我想把世界兵祸从根本上设法消除，当然要把军队改为劳工化。”

在1920年前后，林修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说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来改造中国军队和中国社会的主张，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中，除朱执信、廖仲恺外是极少见的。林修梅生活很节俭，但他在去世前还想资助林伯渠“往游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参考，其希望理想实现的心事，至为挚诚而迫切。”曾与林修梅相识20载，同患难亦10余年的程潜，对林修梅的评价是“马克斯学说乃为其思想之主干，其志愿在改造军队之精神，而后以之为改造国家社会之武器。申言之，即欲使中国军队与中国，现出一种最新式最合理而为现世国家所尚未有之局面。”林伯渠在《林修梅遗著》的跋中写道：“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往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

在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灾难深重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挫折的时期，林修梅的这些见解与主张，对启迪人们思考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乃至对于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施，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为国勤劳  尽瘁国家

孙中山对林修梅非常器重。1921年5月，任命他为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此时正是林修梅思想激进、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时期。他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军，准备为革命干一番事业，把自己改造军队、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实施。可是不幸得很，1921年10月他因牙病，误于庸医，以至感染骨膜炎，牵及全身。10月15日上下ll时，在广州中法韬美医院病逝，时年仅42岁。10月16日林修梅遗体在韬美医院出殡，各部总长、次长及高级军官、国会议员、各社团代表、军队、军乐队等到场，送殡者数千人，各皆由长堤步行至东门外永胜寺。

林修梅一生简朴，起居服御如寒素，治军10余年，未尝以家私为念、以置田产为意。林修梅曾有4子，因本人长期在外，不能照顾在乡妻子儿女，致使3个儿子早逝。长子泽浩(字义生)，曾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因父被袁世凯通缉，被迫中途退学，闲居家中，母子俩相依为命(后义生只3l岁去世)。林修梅勇于任事，临死前一小时，犹问孙总统出巡日期，谓：“孙公以六十之年，不惮跋涉，吾侪何可即安病少闲者，当兼程往。”那知一小时之后，他竟与世长辞。1921年10月25日上海《民国时报》在报道林修梅病逝情形后指出：“至于才能的高超、性情的淡泊，在近时军人中尤谓绝无仅有。他并且想望社会经济的改造。有几篇著作发表过他的意见，值新机正待发展之时，失掉了这样一位深有觉悟的有力人物，真堪为民国前途痛惜。”另一篇报道评价林修梅说：“近代吾国军人中奋斗有为，而抱建设的新思想者，林实首屈一指。近人评吾国新军人，南有林修梅、北有冯玉祥之言。”

对林修梅的逝世，孙中山大总统异常痛惜，讣告中称：“林公从戎廿载，为国勤劳，辛亥、丙辰，覆满讨袁，屡建奇绩。六年护法之役，首义衡阳，身经百战，尤著殊勋，尽瘁国家，染疾遽终，同深悼痛。”1921年11月2日，孙中山发布命令：追赠林修梅为陆军上将，应得恤典从优，并拟在首义区域铸立铜像，建造专祠，以彰忠荩而慰英灵。

经孙大总统提议，国会非常会议于lO月18日议决为林修梅举行国葬，文云：林故代参军长“首举义旗于衡阳，西南诸省相继响应，国家命脉赖以不绝。本大总统就任后，令其代理参军长，方冀长资依畀，共济幽艰，不图遽以疾殒。其首义殊勋，理应崇报。……自应依国葬法举行国葬典礼，以昭崇德报功之意。”12月18日在广东省议会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大总统代表程潜、各部总次长、国会议长、参谋长、市长及军政商学工女各界、国会议员、在广州的国民党员，陆续赴祭。“各省人士致送挽联，以万数千计”，“到会者逾万人”。程潜代表大总统孙中山宣读祭文，并向与会者每人分发《林修梅遗著》一册。

7年以后，林修梅的棺椁，从广州经上海运到长沙，于1928年10月，举行国葬典礼，安葬于长沙岳麓山屈原祠后。石碑上刻有“奉令国葬 林公浴凡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