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名词，与“湘军”一样，皆始于近代。随着湖湘文化热的兴起，每见有论者将其与“湖湘学派”“湖湘文化”併为一谈。实则，昔称“湖湘学派”是指自福建崇安胡安国、胡宏父子来湘聚徒讲学所形成的一个二程理学支派，仅可叫入儒家哲学范畴，不能替指“湖湘文化”。湘学则与湖湘文化有继承发展关系，近代之被称为“湘学”声名鹊起，正是湖湘文化的最辉煌灿烂时期。

湖湘文化堪称源远流长。但在历史长河中于清季中叶以前很少出现知名人物。林增平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中提到：“检索一部近年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鸦片战争前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只占同期全国名人的0.77％，而上述《辞典》的近代部分共收录750人，其中湘籍的85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11.33％。”虽然，各种辞典对名人的认同标准容有异同，但亦不会有大的出入。

湖南人才群的涌现是自清季道光中期以后，亦即世称“湘学”之始盛时期；因之，在光绪二十三年，学政江标且发刊了一张《湘学报》。与此同时，梁启超受聘来湘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后来在《说方志》一文中，称“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一再提及，如“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於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於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

人才之盛併见于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学术之昌盛，湖南人才群的涌现与湘学的复兴尤其是同步的。从清道光中期始，湖南自陶澍以下官至督抚、尚书者达三十馀人，署理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则不可胜数，以及一大批位虽不显但声名卓著如何绍基、魏源、汤鹏、邹汉勋等大名家，更有这位虽仅是一个县的学官和书院山长，但“游客四方，所至倾动”（见《清史稿》本传），“凡海内荐绅大夫、才俊士，多慕与为友”（见《国朝先正事略》本传）的大学者邓显鹤（湘皋）。在上世纪编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已见异彩纷呈。在湖南，以岳麓书社为主，亦自《船山全书》之后，相继出版了邓显鹤（湘皋）编纂的《沅湘耆旧集》和所著《南村草堂诗抄》《南村草堂文抄》，同时还有《陶澍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胡林翼全集》、《魏源全集》、《郭嵩焘诗文集》、《何绍基诗文集》……展示了这一湘学人才群体如璀璨群星。本文即从概述邓显鹤（湘皋）与这一群体的关系，来探讨梁启超所说的湘学复兴。

群体中与邓湘皋关系最深的当首推陶澍。两人是少年知交，陶澍在道光六年（1826）为《南村草堂诗抄》（以下简称《诗抄》）所写的序中第一句话就是“余与湘皋交二十馀年矣”。而邓又与陶父必铨于嘉庆六年（1801）同会试于锁院，成为两代厚交。然陶澍于嘉庆七年即登进士第，而邓却于嘉庆九年才中举，后来“年五十矣，犹为选人”。但两人无论相聚还是异地书信频通，不仅是谈诗论文，更是参同擘画政务的知友。在道光五年陶澍任安徽巡抚时，便请邓去主修《安徽通志·艺文志》。在两江总督任上推行河、漕、盐、海诸大政时，也要远道函询邓的意见和请出谋划策，每见记于《诗抄》与《文抄》中。道光十六年秋回安化省墓时，以封疆大吏之尊，还专程去宁乡学署造访这位小学官，并在署中留宿了一晚。更值得一提的是，邓湘皋由于对王船山极为敬仰，谋求刊刻遗书与建祠祭祀，乃言之陶澍，陶即为之题匾曰“衡岳仰止”。跋云：“衡阳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懦。新化邓学博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克绍家声，因题额以寄。道光十八年四月望总督两江使者前翰林院编修安化陶澍敬题。”又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这是清代第一位封疆大臣对王船山的公开表彰，也是对邓湘皋将要进行的大规模首刊《船山遗书》的热情支持和赞美。在《沅湘耆旧集》刊行时陶澍已经身故，其子陶桄乃出赀助刊者之一。前此之《资江耆旧集》则全部由陶澍捐廉在南京雕板。

何凌汉比邓湘皋大五岁，两人是嘉庆九年乡举同年。何在次年即点了探花。后来任过工部、吏部、户部尚书，但两人的交情始终极好。按邓湘皋的自叙，他在赴京会试逗留期间，因“余性拙，不惯诣人，于同乡京朝官惟何文安公以同年谊时一往。馀少结识者”。连陶澍也是因其“闻余至，辄先枉顾，故踪迹稍密”。从后来邓的三位子侄在京国子监读书多承照拂，特别姓长子琳在京病故，又主要是由何及在京朝官之雅故者，奔捄治丧，含殓如礼，厚赙旅櫬回乡，交谊之深更可想而知了。何凌汉亦长于诗文、书法，史称凡当日朝廷重大训诰册文，多出其手。但在今天，其名气远没有他的儿子何绍基大，而何绍基又正是邓自少观其成长起来的。从《诗抄》卷十七的《何子贞绍基试举人于长沙，余时方权郡博，朝夕过从，叩其所学，邃如也。既落解归省京兆，作两诗留别，有“苍然吾丈人，古心澄不骄”之句，余感其意，重愧其言，即用为韵作十诗送之行，兼呈尊甫汉槎京尹》即可知道。在何绍基的诗集中，《留别邓湘皋丈》等诗亦不下十馀首。当道光十六年他在京登进士第，选授翰林院编修，适逢邓六十大寿，即寄来长诗《邓湘皋丈六十寿诗》祝嘏。道光二十四年赴黔典试返京途中，又专程去邓任山长的常德朗江书院盘桓数日，出《使黔诗草》乞题。在《南村耦耕图，为湘皋丈作》中的结句便是“相从暂借南村住，愿为弟子勤把耙与耰”。每归长沙，凡邓湘皋所参与的文事活动他无不相从，邓对他的诗文、书法亦极为称许。在邓湘皋主持审校刊刻《船山遗书》那段期间，他正在长沙守制，以曾充武英殿总纂的名翰林，受邀参与为邓湘皋领衔的五位审阅者之一列名卷首。

另有一双父子是唐仲冕和唐鉴。唐仲冕是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曾三权陕西巡抚，年长于邓。两人于嘉庆二十年九月相遇于邗上，“互出诗集属题，往返谈宴无虚日”。时陶澍亦视漕南来，三人朝夕过从，唐、陶且“交以《湖南诗征》相勉”。“后十年，余客皖城，先生归湘，泊舟大观亭下，匆匆一晤，旋解缆去。逾年复会于淮阳。时先生为孝廉堂主讲。长公镜海太常鉴，季子竹泉刺史籛皆侍，朝夕过从，撰杖侍屦，穷日夕不倦，而先生年已笃老矣。生平欲辑《湖南诗征》未成；临别谆谆属余，且曰：‘将待此以瞑目。’”（见邓显鹤撰《沅湘耆旧集·唐布政仲冕小传》）在《诗抄》中，邓赠唐的诗不少，而唐仲冕赠邓的诗亦多，如在《松堂读书图赞》中云：“嘉庆乙亥秋，与湘皋同客扬州，晨夕聚首，每相与称述两家先世之美。”可见其交谊之深。

唐鉴是唐仲冕的儿子，比邓显鹤只小一岁。嘉庆十四年进士，曾一度代行过两江总督事，后任江宁布政使，入京召对升太常寺卿。曾国藩终身师事之，曾国藩之后来转习理学，就是受他的影响。在所作《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曾自谓今“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他与邓年纪相近，在邓与其父晨夕聚首时，两人更是成为好朋友了。在《诗抄》中，亦时见邓有诗相寄。在《南村草堂图咏》中，他与其父一样，也是一题再题。如在《题松荫堂凌书图》中云：“南来日与朋旧疏，与君握手情不孤……君传祖砚知君贤，清风四壁徒简编。我欲努力同磨研，立身当在万仞颠。”在《题听雨山房图》四首之一有云：“千古能逢几道州？先生应亦为民谋。却知孝友关天性，不独东坡忆子由。”首句将邓比喻为周敦颐，乃当今儒者之师，第二句谓邓遵兄言不愿为县令事。当邓湘皋在长沙主持校刊《船山遗书》时，唐正在京任太常寺卿，以弹劾赴广州钦差大臣琦善和广州将军耆英，直声震天下，应邓之请写了一篇《王而农先生全集叙》，是书中除邓自撰《船山著述目录》外惟一的一篇序言。在所著《国朝学案小识》中，有一篇《王而农先生》与《顾亭林先生》同列于卷三，亟称“先生学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与邓湘皋一样对王船山不胜敬仰。

曾国藩比邓湘皋要小34岁，他于道光十四年来长沙岳麓书院求学即于是年中举，赴京会试至十八年成进士，随即又作了京官，难得与邓湘皋有较密的交往。按他在邓逝世后致邓的侄子邓瑶的信中所云：“湘皋先生道德文章，私心淑慕者二十年矣，不得追陪杖履，上下言论，窃以为憾。犹幸于黄正甫家一接光仪，而吾友如郭筠仙、彭晓杭、江岷樵、宗香海兄、袁漱六、左景侨、杨性农诸君子，每见未尝不亟称先生，以是尤敬仰。去岁闻哲人云萎，乡里之官京师者，盖莫不哽咽长叹”。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邓的崇拜者外，他与邓瑶早有厚交，当道光二十四年瑶在京会试罢归，曾作《送邓伯昭兼简家伯醇秀才三首》之二有云：“君家老痴叔，海内久词宗。（谓湘皋广文——作者原注）岁晚餐幽菊，空山依冷筇。我今方速谤，兹味亦非浓。他日庞公榻，来寻物外踪。”极道了仰慕之情。证以邓瑶在邓逝后写给他的信中所云：“而先叔父文章学术，孝友志节，又夙为阁下称说……念先叔父于阁下，踪迹虽疏，神交实笃。昨者读公四月二十六日封事，辄形咏歌，虽感叹出于不容己，抑若凄然有身后之托者。”这里所说的“咏歌”，是指邓湘皋逝世前不久所作的《阅邸抄见曾侍郎封事》，诗云：“事关君父谁能说，迹涉嫌疑敢易论。圣代本无庸谏草，清时讵可废昌言。一封能使朝廷重，片语兼令阃外尊。闻说姚严皆特简，敕书先已出宫门。”乃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逝世，遗诏中有无庸郊配、庙袝两条，文宗（咸丰）嗣位后向朝臣咨询，曾上了一篇《遵议大礼疏》，在奉遗诏还是遵例之间找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替文宗解决了一大难题。接着他又上了一个关于培养、甄别、超擢人才的奏折，语多切直，别人皆虑其获谴，不料竟得到了文宗的表扬。不久，文宗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的罪名把道光时的重臣穆彰阿罢黜了，一批谪臣被重新启用。“姚严”指姚莹和严正基，两人皆是邓的好友，邓同时还写了一首《闻姚严两君子新授广西按察使、右江道之命》。诗的第二句系指穆彰阿本是曾国藩中进士时的座师，故上疏时下笔十分不易。邓写这首诗时不过是有感而发，并没有寄给曾国藩，不过的确可看出他对曾的关心和十分赞赏。曾国藩对邓之深怀敬仰之情，尤其可见的是那篇《邓湘皋先生墓表》，此文分四日才写成，在其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是年作文也仅此一篇，确写得钩深致远，文情并茂，在其古文中亦属上乘。因之，曾国藩研究者胡卫平诸君在《曾国藩与〈船山遗书〉》中称曾之于邓“可谓私淑弟子……邓显鹤当初欲将《船山遗书》刻成全集，未果，只刻了经部诸作，后又板毁无存。金陵本仍冠《船山遗书》名，予以重刻。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有继其师完成其夙愿之意”，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两人之先后刊刻《船山遗书》，是一件发扬光大湖湘文化有关湘学复兴的大事。如果没有邓的首刊，王夫之不仅“邦人罕举其姓名”，饱学如曾国藩因未得读其书，亦不得知其学。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所说的：“先生殁后，巨儒迭兴……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即本自邓湘皋《船山遗书目录》中之“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者，无虑数百家。所言皆有根柢……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曾序中又叙二者成书的始末云：“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兆熊经理。”

这位欧阳兆熊堪称是一位奇人。他于道光十七年中举。不独工诗古文辞，且为人仗义疏财，豪爽喜任事。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京病危，全仗他精心护持治愈。虽曾参加过会试，却不醉心科举，致力讲求经世之学，与同县罗汝怀引为同志，经常来长沙访邓从游。当得知邓深慕王船山，亟“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时，他从湘潭王船山七世孙世全处得知船山六世孙承佺具藏有各种遗稿于家，就带领世全来长沙访邓，邓闻之“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这也便是他后来在《榾柮谈屑》中所记的：“邑人王半溪，为先生族孙，藏其遗书，不敢出以问世。道光十九年，余与邓湘皋年丈捐赀怂恿付梓”。后来板被焚毁，时邓湘皋已故，他乃极力鼓动曾国藩兄弟出赀重刊。此时曾国藩已读过王船山的一部分著作了，深怀敬仰之情，兼之又是所深慕的邓先生未竟之业，身居高位，醵赀重刊自然不是问题。曾国藩本来是一位具有经世之志的人，倒也不是如章太炎站在反清革命者的立场上所论的：“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检论杂志》）

欧阳兆熊既原来即是邓刊《遗书》的编校者之一，兹又鼓动曾刊，“开雕于同治甲子，未及三载而事已竣，由安庆而金陵而扬州而长沙，俱以书局自随。”（见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成为两次《遗书》刻刊的经事者。由于他与曾国落交称莫逆，曾国藩屡思以官禄酬他，他皆未受。逝世后，曾纪泽有挽联云：“平生甚似鲁仲连，而非游说纵横之客；地下若逢先太傅，仍为布家昆弟之交。”

左宗棠比邓湘皋要小35岁，当他19岁来长沙从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问学、又得以从丁忧回籍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家借书阅读时，邓湘皋已回到湖南，是贺氏兄弟极为佩服的大学者了。又因为其兄左宗植的关系，得以认识邓湘皋，比曾国藩的仅是早年“一接光仪”，其后只是“私心淑慕”要深得多。从《诗抄》中就可以见到邓写赠他兄弟俩的诗不少。如约作于他们中举同年的《书左仲基宗植襄阳诗卷后，即示令弟季高宗棠》二首中有句云：“昆龙季虎俱无敌，看放骅骝晓日边”。邓在“已亥（1939）弃官归去时，复往来（长沙）其间，至则寻所谓天心阁下城南旧巢者而依栖焉”。（《后长沙秋感十首序》）这里所说的“旧巢”，就是左宗植在碧湘街的住宅。在这个组诗之六有句云：“载酒每过杨子宅（谓杨紫卿、性农诸君——原注）。谈天一过左家关（谓左景乔、季高兄弟，时景乔方刻《三垣图》，季高则为《舆地考》，人谓左氏一谈天，一说地——原注）。”之八又有句云：“客中知我思儿苦，永夕相将共榻眠。”句下亦有原注云：“已亥得琳儿都中恶耗，栗仲同青垣、景乔三人更番来寓值宿，共卧起者两阅月。”更司见与左氏兄弟相交之厚。《诗抄》卷二十四还有邓逝世前一年写的《寄左季高湘阴》（闻有书见寄未到，甚惆怅也——原注）诗云：“不见左思又八年，湘阴深处自耕田。尺书寄我落谁手，世事如今休问天。我已甘为无口瓠，君须勉学结跏禅。宵占贯索晨占彗，何日馀生得晏然？”“结跏”即蟠足而坐，以喻这位“今亮”正在研究安邦治国之道。贯索和彗都是星宿名，古人常以所谓夜观星象来卜天下凶吉。从诗中可看出邓对左宗棠的经世之才的十分赞赏和期望，此后不到两年，左宗棠便出山了。

左氏见弟皆是邓刊《船山遗书》的主要校刊者。从《邹叔子遗书》中所存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与《致左季高孝廉书》，即可知其皆悉心投入和用力之勤。

在此还有一个颇为值得一探的问题，即世传道光十七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乞假顺道回乡省墓，道出醴陵，见行馆有一副为迎接他而新挂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十分赞赏。一问原来是新任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撰的，急命延见，并特地多留了一天；于次年在金陵相见时又主动提出与这位比自己小了33岁的落第举人成为儿女亲家，颇带点传奇色彩。此事固然可见陶澍爱才，但恐怕不仅是凭一副对联便引发出来的故事，必定是此前就有陶最信任的人向他提到过这位家乡青年才俊，诸如本有姻娅之谊的贺长龄及女婿胡林翼，还有相交甚密的邓显鹤。但邓显鹤很容易被今天的研究者忽略，原因是在罗正钧所撰的《左宗棠年谱》中称：“道光十九年已亥，公二十八岁。春初，来长沙，居左景侨先生碧湘宫宅，晤新化邓湘皋、邹叔绩汉勋。”其他编年谱及撰传者亦均采此说。而罗谱此条所据的却是左宗棠在邓显鹤逝世后给其侄邓瑶的《与邓小芸书》（《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忆已亥之春，先生与宗棠同住碧湘宫仲氏宅。一日，忽语及《明史·文苑》，去取皆不足信。此时史局多吴越人，而湖外老宿遂鲜甄录，尤深为不平。先生笑曰：‘吾辈亦大可虑，不能无望于后死者耳。’言犹如昨，不谓事已至矣。”《年谱》并未言及晤时所论，令人以为若初识然。那么，在前两年就推荐左自然不可能了。前已述及，《诗抄》中已见约作于道光十二年的赠左氏兄弟诗，相识则自然更早。左宗植于道光六年以拔贡入都朝考列二等，寻选新化训导，而新化正是邓显鹤的家乡，邓亦已于次年春即回到长沙。在刻于道光十一年的《蔡忠烈遗集序》中就已言及：“忽于友人左仲基家废簏中，得其先世手抄《忠烈公行状》残本。”可知其与左氏兄弟之交更早在他们中举之前。又陶澍乞假回安化修墓是道光十六年丙申九月，期间还专程去宁乡学署探访邓湘皋并留宿了一晚，现《左宗棠年谱》与传记皆言陶是十七年“道出醴陵”，于时间亦不合，此是为了迁就左于是年才任渌江山长。且陶澍当年是自萍乡由水路入湘，十九日抵安化，于十月二十日即由籍启程经湖北乘舟东下江宁。若绕道出湘，而左又于年前提早到院视事，在陶也是回程。因知邓必告知他留宿醴陵行馆时，现正任渌汀书院山长的左宗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没有那副对联陶亦必延一见了。

左宗棠之对邓显鹤极为崇敬，只要一读前引的那封《与邓小芸书》开篇即云：“湘丈之殁，湖山黯然，邵州人奉栗主于东山讲舍，以是为先生神之所栖，允矣。然先生文采风流，照耀一世，内行醇笃，与人交有始终，尤非寻常文人所有，岂仅一邑一乡之典型云尔哉！”因格于非一二品大员不能立传（惟忠义可例外），他和郭嵩焘、罗汝槐等在长沙商量须请史馆破例为邓先生立传，左云：“此议曾为子贞言之，涤生、光伯诸君想有同志。此事亦须有气力者主之，不尽恃公论也。寿阳相国、芝农太傅处，诸君子当有为言之者。”为之费尽了苦心。他有一副为人传诵的挽邓联云：“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曾国藩写的那篇《邓湘皋先生墓表》，就是由邓湘皋之长孙光黼携赴兰州陕甘总督府，由左宗棠亲笔书写并篆额的，这也是曾左二人唯一一件联手的作品。

胡林翼比邓显鹤亦小35岁，因为是陶澍的女婿，在邓的面前就只能自称小辈，虽然应该很熟悉，但《诗抄》中未见有酬答唱和。只是在《文抄》中的《与陶云汀制府书》得见有“顷快婿胡蕴芝同蔡君枉过，以公子墓志属为商酌。”那是道光十一年十一月，陶子慧寿刚十岁以喉疾殇，最瞭解儿时情况的自然只有其师蔡用锡了，但文辞则未必很出色，胡林翼便领他来到宁乡学署请邓给予修改。邓阅后觉“原文太繁碎，于金石例不合”，写信告诉陶澍“已僭为改定”。并“拟作一哀辞附存私集，冀他日有所考”，这便是《文抄》中的那篇《陶公子慧寿哀辞》。胡林翼自道光十六年中进士旋任翰林院编修，后又去黔任知府，自然不得参与《船山遗书》的编校，只是在《沅湘耆旧集》的“搜访姓氏”中列有名字。其父达源乃嘉庆二十四年探花，曾典试云南，视学贵州，以整饬士风，培育人才为己任。致仕归乡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邓每来长沙，寓居处即一为碧湘寓左宅，一为城南书院。在《沅湘耆旧集》卷139所撰的《胡詹事达源小传》之末有云：“余闻公归道山，已掇其两诗刊入集中矣。比公子林翼蕴之编修以公状及诗抄来，属为采录作传，因重编次而识其略如此。”

魏源在李元度《国朝先生正事略》中即附于邓传。他们是宝庆同乡，今属隆回正与新化毗连。他在嘉庆十九年（1814）二十岁随父邦鲁入京时即与邓湘皋结伴，曾作有《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纪行。在《诗抄》中，赠魏源的诗不少，卷十一有《湘江舟夜独酌，检行箧得魏默深源手札，缺然久不报，因效山谷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作诗代简，兼寄春湖中丞，默深为春湖视学楚中所得士也》，一次就写了八首五言古风。其中有句如：“昔人曾有富，相知贵以心”，“思君不能至，中夜怆离魂”，“安得酌一觞，与子欢相持”，均可见两人虽亦有年龄差距而极相知交厚。第七首云：“吾衰不复振，责望及乡间。子於乡闾中，乃独称相如。窃闻诸老先，待子承明庐。放子出一头，勉旃副时誉。”同卷中还有《寄赠唐镜海太守鉴，兼简陶云汀方伯、魏默深孝廉》的五首古风，时魏正在陶澍幕中，助陶办理漕运、水利诸事。卷二十有《宿扬州魏默深絷园留题一首》，这是邓十年后重游扬州，魏正官东台令时写的。首联为改用魏堂前楹帖：“眼明写正群经字，脚健穿残万里云。”时魏正从事《书古微》等书的著述和为写《海国图志》作准备。

他们之间的通信应该不少，现《魏源全集》中只蒐集到四封，有一封还是残页，备述离情及与邓的子侄相晤事，与寄赠所著《圣武记》《海国图志》“呈请诲正”。有一封则是收到邓的赠书后致函云：“承示《沅湘耆旧集》。全书网罗百代，包括全楚，体大思精，不朽盛业，无以复加矣。”

邓刊《船山遗书》时他倘在湘，无疑会必然参与。其在撰述《诗古微》时，自道：“天牖颛蒙，俾昌绝学，冥探显辟，奥阼洞开，阅二十馀年，搜讨成篇，多从古所未有。又得乡先正衡山王夫之《诗广传》，虽不考证三家，而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合。左采右笔，触处逢源，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诗古微目录书后》）其下编之三《诗外传演下》，即皆取自王夫之《诗广传》一书。

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魏源传之结尾有云：“方先生之举京兆也，文誉飙起，典会试者争欲罗致之。得一卷，文笔绝类先生。揭晓，则同年生益阳汤鹏也。”

汤鹏在李著《事略》中亦附于邓传。他比邓湘皋要小23岁，邓于嘉庆九年中举时，他刚三岁，但他于道光三年即登进士第。不独以诗文著称于时，尤肆力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任御史时以勇于言事被黜。当鸦片战争失败时他已非言官，仍撰《夷务善后三十策》乞尚书转奏，被视为书生之见，之后事验，人方服其非空言无实者可比。他平生亦很倾慕邓湘皋，当道光十八年正受屈之际，邓在往南京途中收到他的信并诗《寄邓湘皋学博四章》。其一云：“南国有双鸟，毛羽何毵挲。一栖故山隅，一依天之涯。驰书若不达，镜心非有他。各有千秋事，愿得名其家。屈宋久微茫，蛙蝇纷疵瑕。奇哉又鸟鸣，风雷人晗呀。寸心有滂沛，万象为萌芽。不憾知音寡，但闻道如何。勤勉采芷兰，庶以铭无邪。”其三云：“谁谓烟霞微，所尚得众妙。彬彬邓夫子，山居精典教。遗文就搜罗，元气启奥突……高义不可删，古光常在照。君看木槿妍，未若松柏傲。千秋以为宝。旦夕何足校。”邓显鹤在收到后，亦即写《寄答汤海秋农部鹏》四首，之一云：“江汉导岷嶓，资湘滥岭粤。分流各千里，实自一源出……出处虽各途，趋向无异辙，……”之四云“……吾子抗百代，四海望风靡。区区里閈间，未足当一壘……望君成功归，朝夕相厉砥。枕彼幽殢魂，雪此孤陋耻。岂徒益方志，抑亦增信史。庶几张吾楚，毋贻邻国鄙……”怀思之切、志趣之同、期待之殷，皆可见溢于言表。可惜他只有44岁就去世了。著有《浮匠子》一书，多言军国利病，吏治为最，凡九十馀篇，魏源曰：“是书可传也。”曾国藩有挽联云：“著述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邹叔绩先生事略》中云：“当先生孜孜为学时，人无知者，惟同县邓显鹤湘皋深异之。惜其霾緼里閈，无繇出与名流接纳，以扩见闻，招至宁乡学舍，同编《蔡忠烈公遗集》，旋校刊王而农遗书数十种，先生知名，自此始。”他与邓湘皋同乡，其母为名诗人吴兰柴之女，与邓为世交子侄，称他是邓的嫡门弟子，从他自己到家乡人无不如此认为。他与魏源为莫逆交，两人皆以博闻强记著称，当时学界有“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之誉。他出身舆地世家，五岁即随其母画《禹贡》山川图。咸丰二年曾专程去高邮与魏源各出所著互相参订，魏成《海国图志》得其帮助颇多。为魏著《书古微》参订《尧典释天》，并为之手绘《唐虞天象》等图。我国最早的武昌舆地学社就是由其孙创办。他长期追随邓湘皋，直到后来协助邓修《宝庆府志》，因郡守黄宅中又移守黔中招他去修志，邓才只好放行。去后，相继修成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皆誉为清代名志。

在贵州修志五载回乡，就遇上一场冤枉官司被系，又是邓湘皋鼎力救他出狱，并于是年中举。他在邓逝世前数月写的《和湘皋先生四月十一日作》云：“翕然绝迹古梅城（新化古称梅山——笔者注），不受风尘半点惊。亲爱每教勤有业，尽伤何讵哭无声。旧经篇已闻多义，群从雠原后执兵。孟博无言横见逮，深纫诗老为持平。”表达了对邓的景仰和申谢之情。

他后来与弟汉章皆率湘勇随江忠源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他与江同死于庐州。李元度在传中描绘其守城被破的状况云：“先生命酒，左手持杯，右手持剑，大呼‘杀贼！’贼至，格斗，间毙贼数人。贼怒，刃中项，血淋浪，项偏折。两卒掖之前，走数武，死之。时年四十有九。”王闿运写的《邹汉勋传》尤绘声绘影云：“俄报城陷，从卒不待汉勋言，急负而趋。汉勋欲奋下，手固不开。即从背上齕卒腕，卒痛释手，则跃地取刀，转叱卒曰：‘吾今死此！若敢强我，斫死矣！’乃持刀前行，乱斫寇。寇刺之死。”人谓他长期追随邓湘皋编校《蔡忠烈遗集》、《船山遗书》等及议建邵州前后五忠祠诸事，视气节为生命，其气概之养成固早就可知了。

王闿运在传中又言：“汉勋著书三十年，言数十万所。考治《易》《诗》经训，史家地理，音韵小学，金石书画，靡所不究。其志未尝满，方乡于学耳。”

罗汝怀比邓湘皋小26岁，在诸人中得享高寿，至光绪六年七十七岁才去世。他是始终以邓湘皋的弟子自居，深慕其人其学且多仿效其行。据他在《故修职郎宁乡学博新化邓先生诔》中云：“初，歙程侍郎督学湖南时，先生实权长沙府学，汝怀时以县学附生试优等，于俦人中望见颜色，无以自达。”时为道光八年，虽未经亲授，称及门弟子也是言顺的；但真正从之问学是在“越七年甲午，遘于今劳方伯崇光太史之第。翌日前谒先生，咨所学及家世，畀以所著书，曰：“劳君谓子好学深思之士，予已心识之，而学士从父与先叔父同乡举，又世谊也。”从此，“盖奉教者十七年於兹矣。”在邓逝世前数日，还得“手书数纸……云有千秋之业相商”。他似乎家道比较殷实，不必穷年为衣食之谋，经常在长沙访邓从游。他在道光十七年举拔贡时，已笺疏经书多种，曾国藩、何绍基皆誉他“有国朝经师之遗风”。邓刊《船山遗书》时，他是参与编校者之一。又受邓湘皋编纂《沅湘耆旧集》的影响。仿其用心和体例，“辑《湖南文征》二百卷，《褒忠录》八十四卷。论者以湖南文献之征，得邓先生及君存其梗概，为有功乡里之大者”。（郭嵩焘：《罗研生墓志铭》）

也正因为与邓湘皋诸人相交日形亲密，便绝意科举，注重经世之学，“尤以济民利物为心。部使者骆文忠公议治团防，得君《团练刍说》，节取颁行以为式。其后阳湖恽公筹积符，德兴李公串明鸦片烟之禁，其端皆自君发之。”（引同上）但是曾国藩在江西想要邀他入幕，他则以“吾任为宾，不受事”却之。

邓湘皋逝世后他深感悲悼，当即与左宗棠等集议谋请史馆立传，在所作《故修职郎宁乡学博新化邓先生诔》中云：“同人议仿古私谥例，以当易名之典，汝怀窃以谓先生敦行不怠，可谓之贞；勤学好问，可谓之文，当称曰贞文先生。”其倡导湘学新风之勤，奖掖后进之至，皆可说传承了邓湘皋的夙志。郭嵩焘在《罗研生七十寿序》中云：“先生与邓先生，先后二十馀年，用其所学以振兴其乡之人。意者天地之气郁之久而将泄，天且迟回审顾，而以魁杰寿耈授之先生，董而率之。夫天下之事成之艰而其流常广博以悠远，敬告楚之人，苟无相摧阻遏抑焉，其可矣。”

所著甚丰，其《绿漪草堂文抄》三十四卷亦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湘军之始为楚勇，起于地方团练，为首的是新宁江忠源。江忠源比邓显鹤小34岁，道光十七年举人，是邓的宝庆府同乡晚辈，为诸生时即与邓的子侄交好。邓瑶在《送江岷樵同年归新宁序》中云：“道光乙已夏，吾友江岷樵同年，送其师邓君铁松丧归湘乡。已从湘乡过邵，访余叔父濂溪书院，信宿而归宁省亲。”但并非初识，从曾国藩《复邓瑶书》中就知道，他也是“每见未尝不亟称先生”的“吾友”之一，只是回到新宁后，邓正长濂溪书院及修郡志，交往就更加密切了。后两年，江以练乡勇抗御雷再浩攻城得胜，邓曾有诗相赠。在新宁修建城垣时，他又请邓撰文泐碑。之后，他奉命率新宁子弟兵赴广西打太平军，号称楚勇。其弟忠浚、忠济、从弟忠义和拔贡刘长佑及其侄教谕刘坤一等皆随之，成为以“宝勇”又称“楚勇”发展起来的另一支“湘军”。

江忠源以安徽巡抚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在庐州战败身死。郭嵩焘为之辑有《江忠烈公岷樵遗集》。在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中录有王赓《今传是楼诗话》云：“中兴人物，以湖湘为盛；而特立独行，卓著风义，则江忠烈公岷樵，实堪首屈。”邓显鹤曾有赠诗云：“男儿讵易相量测，岁月未可任蹉跎。上马杀贼下草檄，左手持印右提戈。当今时势亦孔亟，草间狐兔何其多。行矣去作百夫长，听汝拔薤亲民歌。”盖其时江以知县即用，谒选北行，诗以壮之也。

与邓湘皋交好中有几对是父子或兄弟皆有名于时，贺长龄与贺熙龄是其中之一。贺长龄比邓只小八岁，他们在邓“游客四方，所至倾动”时因为是同乡，早就相识相交了。《诗抄》中有一苜《琴坞出示与云汀中丞唱和诗，即次卷中榻字韵奉简中丞，兼呈贺耦庚方伯长龄》的七言古风，是道光六年作于扬州，时贺长龄正任江苏布政使，与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编》刚竣。这部书后来成了一部学子们钻研经世之学的准教材，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七月的日记里就写道：“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典》，曰《皇清经世文编》。”邹汉勋之去黔修志，虽前有大定知府黄宅中之邀，主要还是因贺长龄时任贵州巡抚，乃贵阳、兴义、安顺诸郡志皆延请他修。他特别对邓湘皋以极大支持的是《沅湘耆旧集》已经编好因乏赀无法开雕，“今贵州巡抚贺公闻之，首先寄助百金；于是，哲弟柘农侍御熙龄与陈尧农水部本钦以书遍抵同乡诸君子，先后寄到多金。遂开雕本宅先祠，凡阅两年竣事。”（见《沅湘耆旧集序例》）不仅是第一位赞助者，而且正因为有了他的带头，其弟熙龄等才好乘势写寄这封《致同乡诸公书》。从书中所载的“助刊姓氏”中，便有时任或后来任过总督的贺长龄、李星沅、罗绕典、劳崇光和贺熙龄、陈本钦、严正基及陶澍的儿子陶桄等二十馀人，成为一段湖南出版史的佳话。

贺熙龄是嘉庆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迁河南道监察御史，提督湖北学政。归湘后，曾前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八年，并倡立湘水校经堂。按邓湘皋在《寒香馆诗抄序》所云：“独念余与侍御订交最晚而相知最深。自余归古梅山中，间岁始一至长沙，君闻余至则喜，别则怃然不乐。最后余来省门，君以病谢客数月矣，见余刺欢然出迎，自是往复游宴无虚日，若未始有病者然。及余将归往别，复谈笑如平日。迨归数日，而君讣至矣，悲哉！”两人唱和、题赠甚多，如《同人集旧城南精舍送贺柘农侍御还朝》中有句云：“煌煌经世平生志，出处须为天下计。”（《诗抄》卷二十一）可见在他们之间，“经世”是一个经常的话题，相互以此相期许。

他在病危时有将季女字左宗棠之子孝威的遗嘱，左宗棠说我怎么敢和老师成为亲家？同学们说这是老师的遗命不可违，后遂成婚。再是命儿子瑷将诗稿送请邓湘皋编订并为之序，即《寒香馆诗抄》。现在湖南图书馆善本部珍藏有一部《寒香馆收藏手札》，其中有许多就是邓写给他的信。

郭嵩焘比邓显鹤要小41岁。他早年就因“自湖以南诗文宗邓氏，尤称邓氏家法为不可及……以是得尽交邓氏兄弟。”即邓湘皋之予琳、琮、侄瑶与琼。乙巳冬，即在他中举八年之后，还从湘阴越五六百华里专程至新化，“谒邓湘皋先生所居南村草堂”。（以上均引自郭嵩焘：《邓伯昭墓志铭》）可知邓的思想、道德、诗文对他的一生都有极大影响。由于他对邓了解极深，又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后邓四十年才去世，因之对邓在湖湘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亦更深。他在诗文中论及邓之处甚多，如在《冯树堂六十寿序》中云：“道光之季，新化邓湘皋先生表章吾楚先贤节烈，闻者感奋以兴。树堂首以节义名立京师。邓先生以文，树堂以行，率先楚人，扬其风，士人翕然宗之。”这位冯树堂也是邓的崇拜者，在咸丰年间，还曾专程去新化拜谒南村草堂居留了数天，事见邓湘皋之孙光黼所撰的《南村里居遗迹述》。郭嵩焘所论更深刻的是1873年所撰的《罗研生七十寿序》，那时曾国藩已成为“中兴名臣”于前一年逝世。文中说：“曩者道光之际，新化邓湘皋先生为《沅湘耆旧集》，论述明季遗老义烈事尤详。大儒若船山王氏，亦至是始显。其后粤寇起，太傅曾文正公倡义旅东南，云集景从，震动天下，论者以为邓先生实兆其机于十数年之前。”直接将曾国藩后来的成功与邓挂勾。这当然不是说曾的打败太平军是按邓的事先筹划，洪杨在邓逝世前尚羽翼未丰，太平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咎由自取。这位曾国藩的儿女亲家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邓湘皋在生前所极力倡导的“经世志”“济时心”“天下计”“表章吾楚先贤节烈”“以文章气节相高”所形成的湘学学风，为曾国藩后来的创建湘军准备了条件，湘军中自中层以上的骨干便几乎全是书生。

邓湘皋首刊《船山遗书》时，郭嵩焘还刚只二十岁，自然不能参预，但此后成了宣传船山学说及完成邓的未竟之业的主要传人。自邓湘皋在生前谋建王船山专祠未果，同治五年他被黜回湘，主讲城南书院，乃“为建祠南轩桐之旁”，完成了“邓先生始谋建祠衡阳之故居，不果行”的宿愿，并作《船山祠碑记》以纪其事。复出后，又专折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虽遭议驳，乃不断会同湖湘人士连续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其于船山思想、学术之宣传与发扬光大，可谓不遗馀力，在文集中，光是《船山祠碑记》、《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船山祠祭文》《船山先生像赞》等就写了六篇。

其弟崑焘也是道光二十四年举人，与左宗棠同入湖南巡抚幕，为张基亮、骆秉章及毛鸿宾、恽世临、刘崐等历任湖南巡抚所倚重。与其兄皆以文章器识名重一时，著有《云卧山庄诗文集》与《说文经字正谊》。道光二十六年冬，亦专程去新化为邓湘皋祝寿，并献《游与曾任云贵总督的李星沅唱和甚多，《沅湘耆旧集续编》刚将编好，李星沅就“慨允先出刻赀”。（此稿因邓身故未及刊行，稿本现藏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劳崇光、罗绕典、严正基（仙舫）、陈本钦（尧农）、杨彝珍（性农）、杨季鸾（紫卿）、孙鼎臣（芝房）袁芳英（漱六）、毛国翰（青垣）、李象鲲（双圃）、周鸣銮（介夫）常大淳（兰陔）、黄本骥（虎痴）兄弟、汤彝（幼尊）兄弟等今天皆是湖湘历史名人均有厚交或且是编《船山遗书》、《沅湘耆旧集》的参与者和力助者。如果说邓湘皋在当时已隐然是湖南学界的中心人物，亦是名副其实。因文已太长，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从略了。

馀下的一个问题，即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不仅初期均为其家乡湘乡县的子弟兵，故称“湘勇”。领车者除曾家兄弟外，其他如李续宜、罗泽南、王錱、刘蓉等，皆无一不是书生。他们以年龄、地域等的差距，皆不得与邓交，因而似亦不得直接受其影响？然而，除了他们的统帅布已自承为邓的私淑弟子之外，还有一位他们皆以师事之的乡贤彭洋中亦即曾国藩在《致邓瑶书》中的彭晓杭与邓湘皋的关系极深。彭洋中比邓也要小25岁，早岁举于乡即文名藉其，然终不得一举进士。他既与邓湘皋的子侄早有厚交，又于道光二十年选授邵阳训导，当邓于二十三年出长濂溪书院山长时，两人同处一地，得以朝夕过从，因而正如郭嵩焘在《署理四川潼川府彭公墓志铭》中所道的，其于“新化邓先生撰《沅湘耆旧集》，纂辑郡志，建前后五忠祠、十先生祠，宋、明以来郡人士及官宝庆死事诸贤，皆列俎豆，褒显无遗。倡其议者邓先生，赞襄考订，与为始终”则皆得他之助。凡邓所要做的事，他无不相随。邓在赠诗中亦有旬云：“吾侪非虚生，束发思用世……君才世所需，我老先自弃。”对之期许甚殷。郭嵩焘在《彭晓杭遗集序》中云：“其诗、古文雄出一时…新化邓湘皋先生尤重君文，表章先贤遗迹，辄属君纪其事干石”。又曰“曾文正公尝许君能胜天下事”。他后来以办地方团练和整顿吏治著称。湘乡的练勇，即始于他在道光二十九年五月致书李续宜发起，李即“招募农家丁壮……教之击剑”，出而与新宁的“宝勇”同剿李沅发。彭还撰有一篇《湘勇源流记》，是迄今研究“湘军”最早的一篇资料。咸丰十一年，他随骆秉章入川，卒于潼川的任上。

综观邓湘皋的一生，正如曾国藩在《墓表》中所说的：“先生则阐扬先进，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门庭日广，而纂述亦独多。”他确有复兴湘学之志，如不倦地决心访求船山遗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即是其例。但他从未以导师自居，也未标榜过什么“沅湘学派”，这是梁启超根据其所编纂的《沅湘耆旧集》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而命名的。此书的编纂，也不仅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湖南诗征，主要是为了搜访、保存王夫之、夏汝弼、潘应斗、方以智、郭都贤、郭金台、陶汝鼐、邓祥麟、一念和尚、食苦和尚……等明末遗民、忠烈以及于雍正十年因吕留良案同日被杀的车鼎丰、鼎贲等人的作品，并饱含赞佩之情为之立传，“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实为以诗存史。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的，“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地方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李元度以十八岁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二十三岁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后来亦是以书生领兵成为了湘军的将领。他只比郭嵩焘小三岁，因而亦与郭一样，得以从近距离知鉴邓湘皋，在其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中高度给予论定，历举其道德文章，志节风义皆足为后学楷模。谓其“所纂《沅湘耆旧集》千七百人，诗万五千六百八十首，各为小传，以诗存人。复搜刻《蔡忠烈遗集》《王船山遗书》，增辑周圣楷《楚宝》，重修《宝庆府志》，编校欧阳文公《圭斋集》，重订《周子全书》。至议建会城前后五忠祠及邵州前后五忠祠，尤欲举贞臣烈士为邦人劝，俾各动其忠义之心，用意尤深且远焉。”

在这里，他虽然以史家之笔知人论事，实亦只是申说了同代诸人之论。最著者除前已述的郭嵩焘外，杨彝珍在咸丰五年所写的《邓先生传》（观缪荃孙纂《续碑传集》）中，于列举了邓的所著、所编、所为之后云：“故自狂狾横发邕桂以来，侵鄂州，寇皖城，犯金陵，皆无不望风摧靡，独吾长沙撄城固守迄三阅月，贼迄受创解去，遂能安据上游，下竹箭，轮粮糗。以成江汉之捷，而克禽大憝，良有由也。”

其首刊《船山遗书》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论断还可见于戊戌变法之前，时任湖北学政孔祥麟会同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询（谭嗣同之父）所上的《奏为遗儒王夫之拟请从祀文庙折》，中云：“邓显鹤序刊遗书，称其学‘……议论精卓，践履笃实……’；曾国荃增刊遗书，其兄国藩称‘深闳故藏……’”之后，谓王书“具上下古今之识……更以师之千百世而有馀。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云云。而章太炎后来在《重刊船山遗书序》中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业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可知不论其持何种立场，于《船山遗书》之经世济民，顽廉懦立，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是复兴湘学的重要基因。

在辛亥革命前夕，当广州起义失败，有一位与陈天华一样因忧愤至极决心蹈海而死以唤醒国人的杨毓麟（笃生）在所著《新湖南》中说：“诸君试批阅《楚宝》及《沅湘耆旧集》所载遗文轶事，焄蒿凄怆为何如哉！……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肓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电，如喑者之思言也……”

随着湘学的复兴，不仅是在清季的道、咸、同、光间，直至辛亥革命及其后，湖南的精英人物成批地涌现，湖南人“瞰为天下先”的精神震动了全国，“湘学”因之也焕发了湖湘文化最特异的光辉。在邓湘皋逝世四十六年之后，梁启超来湖南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得以熟知其人其学及其影响，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也不是偶然的了。

二○○八年五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