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父禹之谟，是辛亥革命时期被捕牺牲的烈士，殉难于1907年2月6日凌晨(农历丙午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时)，距今已七十三年了。我们这一辈，谁也没见过他，只是从长辈们沉痛的回忆和他老人家的遗篇中，想见他的为人。面对他被捕前留下的清削而严正的遗容，他那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当年慷慨激昂的战斗姿态，铿锵有声的遗教，他那音容笑貌便很自然地展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鼓舞着我们前进。

一、先世及事迹简述

祖父诞生于1866年8月27日(清同治五年丙寅农历七月十八日)，诞生地是湖南湘乡青树坪侧石桥贻则堂(现属双峰县青树坪区增加公社繁新大队)。我们家祖籍邵阳，到四十八代祖迁来湘乡。自迁湘乡后，传到祖父这一辈，又是七代了。先世务农，高祖父禹荣达读了些书，大半生从事教学，后来到邵阳岩口铺经营小本山货生意，湘乡贻则堂住宅就是他手建的。曾祖父禹春晖，略通文墨，继父经商，由于他染有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精神萎靡不振，尽管继承了十七、八亩祖遗田产，仅敷维持生活。祖父六岁启蒙，十二岁丧母，由他的三婶和四婶抚养，所以他一生尊敬这两位婶母；直至被逮系狱中，还写信叩谢抚育之恩。十五岁去邵阳，在一个堂叔父所开的商店里当学徒。因不满商场中那种尔虞我诈的市侩行为，渐次怠工，每日只顾读书练字，引起店主的不满，不到一年就被辞退回家，从此就在家潜心自学，一面做些家务劳动。

祖父在二十岁时，随其在两江总督署中作幕僚的叔父禹骏烈到南京，最初在一个部队里当文书，以后又游历江、浙各地，过着较长时间的幕僚生活。在这期间，曾循例捐作监生，给予翰孔目衔。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战役，充德州派运军械委员，由山东经河北出山海关到辽宁等地，运送枪械、弹药及其他军需补给。由于随营“在事出力”，于1895年10月获得刘坤一奏奖五品衔翎顶，以县主簿候选。已而愤时事日非，辞不受命，转而从事实业。

1896年1月，曾祖父病重，电召归里，料理后事。随又外出，研习矿学，曾到长江下游考察矿业，意图开采，未得要领而罢。1898年回湖南，与唐才常、谭嗣同有所接触，同情变法维新。1900年在上海和武汉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活动，事败，走匿上海。是年底，东渡日本，投身大阪千代田等工业区，学习纺织工艺。1902年在日购买织机归国，设阜湘毛巾厂于安庆，阴为革命活动机关。次年，回湖南湘潭租西昌宾馆设湘利黔织布厂，往返长沙，与黄兴过从颇密，“常作畅谈，间作密语”。嗣以湘潭纯为商业城市，不便进行革命活动，正谋移厂省垣，适曹亚伯至湘潭，促成其事，遂于1904年将湘利黔厂迁移长沙，初设小吴门曾公祠(曾国藩祠)斜对面，继移北正街圣公会隔壁。这时，湖南巡抚赵尔巽曾拨借官银一千两，以示倡导，工厂规模扩大，并附设了一个工艺传习所，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材。是年二月，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祖父当即参加，甚得黄兴信赖和倚重。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祖父受黄兴密函委托，和陈家鼎等人在长沙成立同盟会长沙分会，被推举为第一任负责人，积极发展组织，推销《民报》及开展其他革命活动。

1905年至1906年期间，爆发了几次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如反对英人要索，抵制美货，电阻割闽换辽，收回铁路权及倡湘路商办等等。祖父在长沙策动和组织工、商、学各界积极参加，掀起了巨大的斗争浪潮，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故长沙的商会、湖南教育会及学生自治会群推为会董、会长、干事长。1906年夏，为营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祖父和陈家鼎及同盟会其他成员不顾清政府的极力禁阻，组织省会学生及群众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有力地把湖南的革命形势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紧接着又发动学生对长善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的嫖妓丑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惩罚。这两年，祖父还不遗余力地兴办湘乡驻省中学堂及手创惟一学堂(即湖南师大附中前身)，培育人才。

一九○六年，湘乡畅远盐行浮收盐税附加款甚巨，早经官府批准提出一半充作湘乡驻省中学堂办学经费，而该盐行竟拒绝缴纳。是年署假，祖父率领驻省湘乡籍学生赴湘乡县署催提该款，成为湘乡县城一大风潮。据说当时事情闹得很激烈，有些学生还把县长的“德政匾”也取下来砸烂了。县长陶福增佯允追缴，不意事后竟成为祖父被害的导火线。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高涨，祖父在各界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同时也日益为反动腐恶势力所不容。反动分子如俞诰庆、罗永绍、陆鸿逵及与祖父意见相左的周震鳞、胡元倓等人密谋构陷，伺机报复，俞诰庆向清政府告密说祖父是革命党魁，于是就借湘乡盐案贿嗾湘乡县长陶福增，以“率众哄堂塞署”罪名，上详巡抚庞鸿书，俞、周、罗、陆等复奔走媒孽，多方罗织，终于在8月10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将祖父逮捕。但慑于物议，清当局不敢在长沙公开处置，于是移监靖州，并派著名酷吏金蓉镜承办此案。冬季，萍、浏、醴武装大举起义，反动派就借机把他杀害了。

二、青少年时代轶事

据家中前辈传说：祖父少年时期便表现了性格独特，他学习勤奋好问，喜爱寻根究底。据他当时的同学回忆，说他“读书晓大义，不事帖括，与谈，辄竖奇论”。对于老师的讲解不甚满足，常提出自己的见解。爱听游侠故事，爱读《史记•游侠列传》，有的同学状其气概，说是“提三尺剑，挟一卷书”。祖父生距洪、杨革命失败时不远，最爱听洪、杨故事，成年以后，曾斥曾、左、彭、胡为汉奸，闻者目为狂徒。

祖父少年时对社会上一些不平事，试图尽个人的力量予以解决。在邵阳学徒时，“比邻有妇殴其姑者，夫懦不能制。君怒，猝入其室，捽妇于市痛责之。其家人来诘难，君片言折之，皆弥首去”。祖父在乡下曾帮一些贫苦农民写过揭帖、状纸，以告发地主阶级欺凌压迫农民的罪恶。对地主豪绅们利用凶年饥岁或青黄不接时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犹为深恶痛绝。他对自己的舅父刘献廷的这种行为，同样痛恨。有年大饥，曾经鼓动农民到他舅父家闹粜并常谐音骂舅父为财猪(主)。因此，他舅父非常痛恨他；当他被清政府逮捕后，竟向清政府打过送死禀帖，辛亥革命后，祖父迁葬岳麓山时，刘献廷见形势变了，故作挽联吊唁。1926年大革命中，刘献廷见报载俞诰庆伏法，深恐我家报复，有一次特地请我们三叔到他家中赴宴，由他的媳妇出面曲为解释，力辩没有打过送死禀帖那回事，其实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

祖父自幼便不信鬼神，也不给祖先焚烧钱纸、香烛。他读书的私塾设在距家数里的一个叫笃亲所的小庵中，有些木偶菩萨。一天，他竟拿了几个小木偶带回家里给孩子们作玩具。抚养他的三婶见了，急得了不得，认为亵渎了神灵，将会降祸，暗地里将这几个木偶仍送回庵去了。祖父一生主张薄葬薄殓，直到他殉难前还谆谆嘱咐他的表弟李益轩转告家人，在他死后，“不要另川[穿]衣服，就是原衣，不要纸钱、香火”。他一贯不主张人死之后请僧道作佛法道场。据说曾祖父深知祖父这种性格，在他病危时已不能说话，但是心想要请和尚做道场三天，就紧握着祖父三个手指头。祖父了解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老人家是要做三天道场吧。”曾祖父闻之即瞑目。但是，祖父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做道场，只举行家祭，祖父的不信迷信，也影响了祖母，她一生从没敬过神和吃过斋。祖父死后，也没做过道场和焚化纸钱。

祖父因看到自己的父亲吸食鸦片，极为反感，但又无可奈何，只有引以为戒。不但自己从不吸烟，有个堂弟抽鸦片，他经常告诫他要“早脱奴籍”。祖父在少年时也喝点酒，但有一次喝醉了，得罪了继曾祖母，醒后十分悔恨，从此终生戒酒。一直到最后，都尊敬他的继母，并无前儿后母之嫌。

祖父自从邵阳被店主辞退回家后，过着非常刻苦的生活。每天坚持读书，做完家务劳动之后，立即临池练习大字，不论酷暑严寒，从未间断。据传祖父练字时，为了锻炼臂力，在臂上放一盅水，手心里还攥着一个鸡蛋。他临过很多碑帖，最初学习欧阳询，接着习《张猛龙碑》和《玉版十三行》，最后临魏碑，如《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等，不知临过多少次。他珍藏的许多碑帖，我们都见过，可惜后来都被毁弃了。祖父虽不学八股时文，也读过一些经书，他曾自题书斋名曰“醉经斋”，其遗物中有自题“醉经斋抄”的抄本，可推知他对某些经书也曾爱好过，他尤其爱读《史记》、《汉书》及《船山遗书》和诗、古文辞。我们见过他遗留在乡下的藏书有很多古籍，而且都是较精的版本，有一部《御批通鉴辑览》，经他以朱笔圈点一通。到后来，他转研新学，又有不少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新书，可惜这些珍贵的藏书，都已荡然无存了。

祖父性极诙谐，会说笑话和讲故事。家中人无分老少，一见着他，就要他讲故事，他常常只要讲几句话，就把全家引得哄堂大笑。祖母是个温良敦厚的人，和祖父感情很好，全家长幼也都尊重她。原来祖父有一笔钱，准备开矿用的，存在钱庄，存折交给祖母保存。这事被叔祖父知道了，他是一个性好挥霍的人，就在祖母手中把存折骗去，把钱取出花光了。不久，祖父回家取款，准备进行他的事业，才知道这事，于是家庭发生纠纷。后经亲房调处，把家中全部田产断给祖父，祖父就把这些田产典当给一个地主，把当得的钱拿去进行他的事业。从此，祖父同叔祖父分了家。以后，祖父在长沙开湘利黔织布厂，又把全家包括叔祖父接到长沙，仍然和谐地共处，对前事毫无芥蒂。

祖父一生诚实待人，也常以此教育子弟。据坚白的父亲即祖父的次子禹宣三(现尚健在)说：在长沙湘利黔住家时，一次，他见街上有卖黄嫩芽茶的，一个铜钱一份，他想吃，便进屋要钱，但祖父不在，适女工陈美青出来说：“你到你爸爸的抽屉里去拿嘛！”他果然在祖父的抽屉里拿一个钱去买茶，但却遭到卖者的拒绝，原来那是一枚古钱。于是，陈美青换了个钱给他，而把那枚古钱随手甩了。后来祖父发现古钱不见了，追问原由，他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是他拿了。祖父不但未加责骂，反而嘉奖他诚实可爱，勉励他一生都要如此。

祖父爱好古董，常收罗古钱、铜镜、秦砖、汉瓦，更爱搜求古碑、名帖，所以他每次回乡，箱箧所藏，除了这些东西及各种金石，笔砚外，别无长物。回到家里，乡人们见他的箱箧很重，以为带回了大量金银，打开一看，却原来是一般人所认为不值半文的东西，因而传为笑谈。

三、兴办实业和开办学校

祖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兴办实业；开办学校；开展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
祖父对兴办实业极为热心，甚至身陷囹圄，犹谆谆告诫家人办好工厂，“非仅关乎一家，即社会上实业发达系之；吾家负有先觉之责，若因循不进，或一蹶不振，其负罪于社会也深矣”。正是由于这个理想，他对兴办实业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亲自参与生产实践，悉心传授技艺和文化知识。把学有所成的艺徒输送到全省各地传艺，“成效卓著，现如衡州、宁乡、常德、湘乡各邑皆立有机厂，胥禹艺徒所在，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祖父不仅培养男青年，对于培养女工人也特别注意，当时湘利黔厂就有三个女工。他身陷狱中还写信勉励女工陈美青，并且打算第二年专办一个女子工厂，请继曾祖母主持，并叫自己的妻、妹、侄女及弟媳等都到女厂学习技艺。这在当时从不重视女工劳动的社会里，确是开风气之先。祖父对于实业是无时不拳拳在念的，当他在狱中闻长沙敬修纸厂实验成功时，就向家中函索造纸原料与化学药料及其配方，以便在靖州实验和推广。一个身陷缧绁之人，方考虑其生死荣辱之不暇，若无特殊事业心，是没有心思去考虑从事这种实验的。在“趋仕宦者居上流，治实业者属下品，而举国人群，上至朝贵，下至编氓，无一有循生计学之轨则以谋本民族之乐利”的社会，祖父则反其道而行之，旨趣迥异，是颇不容易的。

祖父兴办学校，同样不遗余力。他对教育事业的宗旨是“保种存国”。他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方法：一个是教养，一个是教育。在教养方面，祖父主张“人各自主”、“脱离奴籍”，就是要人们振奋精神，从被奴役的奴隶思想状态中自己解放出来，成为有觉悟、有作为的人。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祖父积极倡导和组织青年入校学习，但是公办的学校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读书的机会，祖父和湘乡旅省的知识界人士利用湘乡试馆为校舍，创立了驻省湘乡中学堂。在祖父的策动下，各府、州、县旅省人士先后仿照湘乡的方法，创立各府、州、县的驻省中学堂多所。祖父还手创惟一学堂(即今湖南师大附中前身)，从而更有利于造就一代新人。祖父甚至在靖州狱中，还对靖州商人的子弟之在家塾者给他们讲授科学，并向长沙函购教科书以为教材。

四、英勇牺牲

湘抚庞鸿书和臬司庄赓良在布置逮捕祖父之前，怕引起群众的反对，于1906年8月10日(农历丙午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饬长(沙)、善(化)两县令带领百余人，并严闭四城，进入圣公会逮捕祖父。在逮捕的当天早晨，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力劝祖父逃避，他坚决谢绝说：“吾辈作事，死，义也，列邦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先导！”谢绝黄请后，祖父从容应变，整理厂中一切，对有关事项作了紧急处理，对家人作了必要的交待，最后才取出一些秘密文件交给继曾祖母销毁，所以当清兵进行搜捕时，并没捞到别的什么。当祖父交出那些文件以后，情况已经非常紧急，继曾祖母急中生智，把他交给可靠女工陈美青设法藏匿，陈把这些文件藏于自己的衣箱内，巧加掩饰，到了深夜把他焚化了。这件事，我们的继曾祖母及其他先辈都常给我们讲过，女工陈美青也常对人言并引以自豪，至今她的子孙们还能娓娓言之。

祖父在长沙被逮后，清政府因省城学生探监者甚多，怕他们闹大事，就于8月25日夜(农历七月初六日)秘密起解，经过常德、洪江等处，于9月19日(农历八月初二日)抵达靖州监禁，靖州酷吏金蓉镜对他进行了三次惨绝人寰的严刑拷讯。祖父自知无复生理，乃于1907年1月3日(农历丙午十一月十九日)大楷庄书《遗在世同胞书》一纸，内容见本书遗著部分。祖父在狱中还曾自题联语：“暂藏丰城剑，待著羑里书。”上边是以丰城宝剑自比其才华，现囚狱中，只好藏器待时；对边借周文王被囚羑里，演绎《周易》，终于灭纣的故事，表述自己现虽被囚，自信终将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的，其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跃然纸上。

敌人的酷刑拷讯，摧折不了祖父的坚强意志，就狠下毒手，于1907年2月6日凌晨(农历丙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时)缢杀祖父于靖州西门外出城右手城墙边。祖父于临刑之前指金牧说：“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贼说：“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祖父笑道：“好，免得赤血污坏！”接着大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救四万万人而死！”其慷慨地从容就义，可与文文山，杨椒山并垂不朽了！

五、追赠左将军，公葬岳麓山

祖父慷慨就义时，正是旧俗所谓“过小年”之日，噩耗传到长沙，已是春节前夕，就义的时候，我们血亲没有一人在场，由旅靖族人和李益轩等收殓。遵照他的遗嘱，就以身上原来穿的衣服，殓藏在一个用薄木板制成的临时棺材内，等着亲人前去运回家乡。至于当时停放何处，已无从查考。噩耗传到我们家中，当然全家大小极度哀痛，为了暂时避免祖母的过度刺激和悲痛，当时没有告诉她。刚刚过了春节，即由靖寰之父即祖父的长子禹夷苍奔赴靖州，把祖父的遗骸运回家乡。这时叔祖父禹蔚亭也由长沙回到家里，制了一具大棺材，把原来的临时薄板棺材连同祖父遗体套装在里面，埋葬在青树坪陇规坨祖山里。其时，中国正是在封建专制淫威统治下，祖父之死，一般人当然不敢前来追悼，不过家族、亲友们的吊祭，还是隆重的，这些经过，祖母都不知道。直到1907年农历六月间，我们全家由长沙返乡，祖母见到正厅神龛上陈放祖父的遗像，始知祖父已死，自是痛不欲生。从此，祖母柏舟矢志，次第抚养子孙成立。直至1940年12月17日(农历庚辰十一月十九日)以七十八岁高龄无疾而终，距祖父逝世已三十四年了。翌年，同盟会老同志曾杰闻耗，远自邵阳寄来挽联，上边是“卅五年茹荼含辛，义节双栖归天上”，对边是“数百里愁云惨雾，□□□□在人间”。可惜其中四字不记得了。这副挽联不仅悼念我们的祖母，对于祖父也是一挥老友之泪，其革命情谊令人感动。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王朝覆灭了。“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赠之谟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予公葬岳麓山”。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湖南都督府派委员禹之迹(即禹蔚亭，当时供职湖南都督府)回到青树坪家乡，启运祖父灵柩赴长沙。1912年10月30日在祖山启灵发纼至青树坪，10月31日在青树坪举行盛大追悼会。11月1日运至永丰(现双峰县治)下船，船经湘乡时，县城人民又开会吊祭。11月14日到达长沙，起岸停灵烈士祠。11月15日举行追悼会，首先由湖南都督谭延闿致祭，次由惟一学校校友盛楙等致祭。正在谭祭完后，黄兴匆匆赶到了追悼会场，向祖父灵柩行了三鞠躬礼，我们的父亲和叔叔三兄弟趋黄前跪谢。据现尚健在的祖父次子禹宣三(当时仅十二岁)回忆说：黄兴当时抚摸他们兄弟的头顶，勉以继承烈士遗志等语。追悼会后，接着发纼，灵车向岳麓山进发，黄兴执绋前导。在行进中，照了张大照片：一个大胖子走在前头，就是黄兴。灵柩到达岳麓山后，又在岳麓书院前坪摄影，黄兴站在中央。这两张照片，原来挂在我家客厅里，我们都看见过，不幸后来同祖父的其他遗物一起被毁弃了。

黄兴当时是临时匆促敢来参加追悼会的，所以没有来得及撰写挽联或祭文悼念，只于后来特制了一批银质纪念章赠送给我们遗族。纪念章的正中交叉刊着当时的国旗和陆军旗，上方横书“就义成仁”四字，背面一行刊“烈士遗族纪念”，另一行刊“黄兴赠”。这些纪念章，经过六七十年的人事沧桑，至今也无一幸存了。
祖父在岳麓山的坟墓，是1912年11月27日(农历壬子十月十九日)建成的，距今六十九年了，过去一直保护得很好，不幸在十年浩劫中被毁，这是一件很沉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