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为了说明辛亥革命志士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这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不易之论，往往以禹之谟为例，把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在国外，有的学者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三种类型时，也少不了要将禹之谟作为革命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来说明。

近来，笔者在思考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时，查阅了有关禹之谟的史料，却产生了一连串的疑窦：禹之谟究竟算不算一个靠榨取工人剩余劳动价值而发家致富的近代资本家？他是不是资产阶级中下层里的一分子？他所创建的小型工厂“湘利黔”能否称得上近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工厂？他和其他辛亥志士是否都只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他们是否只具有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阶级阶层属性？这些问题似乎都还值得重新推敲。

准确地把握住禹之谟这个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典型代表的革命者的阶级属性，无疑有助于对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一）

禹之谟(1866．8—1907．2)原名志谟，字稽亭，湖南湘乡青树坪(今属双峰县)人，小商家庭出身。早年当过学徒，任职军营文书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湘籍两江总督刘坤一所部效力，充江南转运津局德州分局派运军械委员。因调运粮械有功，刘坤一奏请赏五品翎顶，以县主簿候选。禹之谟“愤时事日非，乃反而求诸实业，于是研究矿学者有年，考察扬子江流域矿产，屡兴工程，辄因阻力而止”。

1898年禹之谟回到湖南，与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有所接触，且多次面晤湖南哥老会首领毕永年。1900年，唐才常密谋自立军起义，禹之谟负责筹运军械。旋因起义失败，他流亡日本，在大阪、千代田等地工厂学习纺织技术。

1902年，禹之谟离日归国。次年，在湘潭始设小型织布作坊，名曰“湘利黔”。旋革命党人黄兴在长沙明德学堂创立华兴会，暗中组织反清革命活动。禹之谟经常晋省拜访黄兴，与商革命大计。据陈松藤回忆，“每见公来省，必赴校晤克公畅谈，间作密语，由是，始知公为革命中之实践者”。

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黄兴亡命日本。禹之谟借湘抚赵尔巽在长沙倡导“新政”之机，得到一千元官方拨款，索性将“湘利黔”迁往省城，试图以此为掩护，继续发动革命。1905年初，他还创办驻省湘乡中学和惟一中学，着重在青年学生中直接培养革命骨干。

1906年4月30日(丙午三月二十六日)，禹之谟在长沙加入同盟会。旋奉黄兴之命，筹建同盟会湖南分会，自任会长。分会机关先设天心阁，后移“湘利黔”。在抵制美货运动和保路运动中，他还以湖南商会会董、学生自治会干事长等合法身份参与领导。

同年5月，禹之谟发起公葬同盟会骨干陈天华、姚宏业，且挥笔挽辞：“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建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影响甚大。不久，禹之谟率驻省湘乡中学堂学生七十人左右赶赴湘乡，向县令和平请愿，要求将畅远盐行所收的附加税充作该校的办学经费。湖南当局以“率众塞署”之罪名逮捕禹之谟。恶名远扬的酷吏金蓉镜两次用刑，企图威逼招供湖南的革命活动内幕，他都“只字不吐”次年2月，他带着遍体鳞伤，在靖州英勇就义。

从禹之谟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由服膺维新变法，热衷实业救国而较早地转入反清革命洪流的革命者，晋省以后的实业活动主要是为其革命活动服务的。一旦选择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辄义无反顾，铁骨铮铮。尽管他在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就被捕遇难，过早地被清朝反动统治者夺去了生命，但湖南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壮大，湖南革命高潮的到来，都离不开禹之谟的开创性劳绩。他是继黄兴之后的又一位湖南革命运动的卓越领导者。

在日趋壮大的近代民主革命队伍中，由维新志士转向反清革命者不乏其人，但像禹之谟那样以实业为掩护发动革命者却如凤毛麟角。自从“湘利黔”迁往长沙后，他的实业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在革命发动，因而，他的革命实践既体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本色，又保留了实业救国的“外壳”。像他那样集革命活动家与实业家特点于一身者，不仅在资产阶级中下层里面没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使在革命党人中也还难找出更多的例子。与其说禹之谟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还不如说他是由维新派转为革命派的那部分人中比较特殊的成员。在历史研究中，倘若把缺乏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作为“代表”来叙述，借此论证“中下层”说，则不啻以偏概全，缺乏说服力。

史学界一般只注意到禹之谟创办了小型企业这一表面现象，以为凡是在近代办过企业者都是资本家。禹之谟创办了小企业，就把他划成资产阶级中下层，然后将他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人为地确定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推断出资产阶级中下层具有革命要求和行动。或者先断定资产阶级中下层具有革命性，然后找到既创办了小型企业，又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的禹之谟，把他打扮成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一般都是些小资本家。他们身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革命的要求比较强烈。有的还亲自参加革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如辛亥革命的湖南烈士禹之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虽然和职工生徒们一起昼夜辛勤劳动，但终敌不过洋货的倾销，工厂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1904年他参加了华兴会，1906年他参加了同盟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若揆诸史实，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新推敲：一、禹之谟是否称得上近代资本家？二、他开办“湘利黔”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为了牟利还是为了便于发动革命？能不能说他“之所以愿意为革命献身，仍然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三、“湘利黔”究竟倒闭过没有？是否因为湘利黔“倒闭了”，“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才促使禹之谟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首先，要弄清禹之谟是否属于资产阶级中下层，禹是不是资本家(或小资本家)？就要先弄清“湘利黔”是不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衡量“湘利黔”的企业性质，无疑应当主要从企业所容纳的生产力和企业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去考察。
就生产力而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机器生产。

“湘利黔”创办之前，禹之谟是否从日本购回了纺织机器还值得疑问。即使果真购回了，其数量是多少？技术规格和水平如何？它在“湘利黔”中究竟发挥了多少作用？由于文字资料限制，我们还不得而知，无从考察。而现有的资料表明，“湘利黔”所使用的织机主要是素有“织匠”之称的禹之谟自制的，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手工技术规格的手工织机和斧、锯等木工器具。有的知情人甚至还回忆说，“湘利黔”的全部“机件都是他一人设计制成的”。产品除毛巾、普通布料外还有藤、竹、木之类家俱，其技术要求都不高。除了毛巾和普通布料需要一点“简化的应用化学”知识外，其余都不过是民间历代相传的手工艺技术。“湘利黔”的规模也很小，从事手工操作的人数并不多。企业设在湘潭时职工才几个人，迁往长沙后，虽人数有所增加，但“最多时未超过四十人”。就生产工具、技术和规模而言，禹之谟所创办的“湘利黔”还不过是一个小型的手工作坊，基本上没有突破同类传统小手工企业的水平，还谈不上是近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工厂。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它“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湘利黔”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则不难看出，禹之谟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描述的那种依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来扩大资本，“再生产工人的穷困”的资本家。

资本主义企业普遍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工人通过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靠劳动增值中的一少部分来维持生计，绝大部分却养肥了资本家。禹之谟所创办的“湘利黔”则不同。在下表列出的“湘利黔”的主要职工名单里，从事生产的职工和学徒大部分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禹家亲属。表中十七人里，禹之藤的亲属多达九人，占百分之五十三。其中包括禹之谟的继母、妻子、儿子、胞弟、堂弟、弟媳、女婿、义子。另外，同族人占一人，关系密切的乡邻两人，亲戚的亲戚一人。连那些“帮同处理杂物。经营出纳会计和担任挑水做饭的职工，全是他的最相信最可靠的亲友”。剩下的虽然不是亲属，但也“差不多都经过他的至亲好友的介绍和担保”。

“湘利黔”主要职工情况一览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与禹之谟关系	备注
禹贺氏	女	湘乡	母子	继母
赵孟媏	女	湘乡	夫妻
禹金简	男	湘乡	父子	长子
禹蔚亭	男	湘乡	兄弟	异母弟
禹泽亭	男	湘乡	堂兄弟
禹蓉亭	男	湘乡	堂兄弟	泽亭兄
贺棣轩	男	湘乡	岳婿	后改学中医
刘瑞贞	女	湘乡	弟媳	蔚亭妻
刘祥刚	女	湘乡	义父子
陈荫闾	男	湘乡	妹夫陈松藤之堂侄	旋被派往宁乡当织布教习
禹胜一	男	湘乡	同族人
陈美青	女	湘乡	乡邻
杨思娣	女	宁乡	经亲友介绍
王五楼	男	湘乡	乡邻	旋被派往衡阳当织布教习
王益三	男	湘乡	经亲友介绍
刘辉生	男	湘乡	经亲友介绍	长期木工，带一徒
李礼九	男	湘乡	经亲友介绍	漂染

说明：本表所列职工，仅限于有据可查的十七人，资料来源主要根据《禹之谟史料》一书的有关正文和注释。

正因为企业职工多系禹氏亲属，“湘利黔”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很有特色。它也采用社会上流行的企业工资制，但身为企业主的禹之谟自己也拿工资，而且“他和职工支给同样的薪资，绝无私自多取。生徒除供给衣食外，酌予津贴；家贫者较多给，由大家共同商定。”“每月收支公开，量入为出”。基于此，禹之谟坚持和职工“同寝食，同起坐，同工作，同商量，同谈笑，恍若一家父子兄弟之亲密，毫无劳资长属的区别”。禹之谟的儿子宣三在回忆他们同职工学徒一道生产和生活时说：“我们一家和厂里的工人是同在一个食堂里吃饭，吃同一样的伙食。”“父亲和我是在他的办事房吃饭，并用方凳代桌子，每餐由我搬方凳及两条高矮不同的小凳，饭后由我打扫并把凳送原处，饭菜由美青从厨房取来。我们家人从未另外加菜。”

资本主义企业的老板“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的增加”。禹氏一家则与之不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他们的财富谈不上明显增加，劳动却必不可少。除小孩外，人人都必须参加生产，连禹之谟的继母贺氏也不例外，先是由禹之谟手把手地交给她织布操作技术，然后自己单独作业。此情此景，与其说禹家当年企业之艰难，还不如说禹家与其他职工的平等关系非同一般，不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同日而语。

从上述职工来源、产品分配形式及禹之谟同职工的平等关系来看，“湘利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而只是一个具有互助互利性质的扩大了的家庭手工作坊。禹之谟并不像马克思笔下所描述的那种资本家，而只是一个慈善和平易近人的家长式手工作坊主，并不存在作坊主对职工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剥削。可以断定，自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确立以来，除了个别试图作共产主义试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加慈善家外，人们还难找到像禹之谟那样平等对待职工，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资本家。如果把禹之谟视作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显然是既误解了他，也误解了资本家。有的学者也曾注意到“湘利黔”在生产力方面的不足，故不是把禹之谟称作资本家，而是称作“小手工作坊资本主”。但“资本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与资本家这一概念有何异同？我们也还不得而知。

其次，从禹之谟创办“湘利黔”的目的来看，尽管直到1903年在湘潭创办实业之初他还在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还不曾明确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只是一试他在维新运动前后就已萌发的实业救国之念，并为自家生计谋一条出路，但在“湘利黔”挂牌不久，通过同革命党人黄兴的频繁接触，积极参加华兴会的革命活动，本来就不乏种族主义思想，并且对清王朝的政治前途已经感到绝望的禹之谟就如鱼得水，其实业救国念头已迅速让位于反清革命思想。

“湘利黔”创办一年后，也就是在华兴会密谋武装反清期间，他迎难而进，毅然迁址省会，就是要以此作为掩护，在长沙协助黄兴发动革命，而不是为了牟利。如果说在此之前华兴会对外所宣称的“华兴公司”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佯称，那么“湘利黔”是一个充当革命联络据点的经济实体。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正如曾经在“湘利黔”借阅过革命书刊的彭重威回忆的：“禹之谟开办毛巾厂和工艺传习所（以后好像改为工艺学堂）的目的是要借此作为他进行革命的掩护：一方面，是要培植这批职工生徒，以为他目前酝酿革命的助手和将来实行革命的骨干；第二方面，是利用那时分布在长沙各公立和私立学堂的湘乡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同学们，来与他取得经常的联络和团结；而第三方面，则是借毛巾厂和工艺传习所，得以侧身于长沙的工商业界，来联络和团结工商界中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湘利黔”备有“各种有关宣传反满革命的书报。那时最新出版的革命刊物，可以在那里先看到，并且每种备有很多份。禹之谟有时让我带回去借给要好的同学们看，还要我邀同他们到他厂里去玩”。为了联系方便，禹之谟还把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机关设在厂内。

正因为禹之谟把迁移长沙后的“湘利黔”当作联络革命力量的据点来经营，而不是为了发家致富，他对企业职工和学徒的招收才严格限制在亲友和比较放得心的人中间挑选，以免泄露机密。如果不是亲友的，“对他们的资格和性行，仍采取从严审查的制度，差不多都经过他的至亲好友的介绍和担保”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把企业办成一个以传统的家庭关系为纽带的带有互助互利性质的小型经济实体，与职工平等相处，共享企业生产所得，而不是办成一个以剥削职工剩余劳动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是禹之谟经营企业与资本家经营企业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第三、从禹之谟的简历中不难看出，断言禹氏的“工厂倒闭”，断言禹之谟是在企业倒闭后才参加革命，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在禹之谟的有生之年，由于全体职工的同心协力，这个不足四十人的小型作坊一直不曾倒闭，反而效益不错。即使禹之谟锒铛下狱时，代为主持作坊的弟弟泽亭等人还写信告诉他：“省垣工厂勉强维持，所成货色，甚为畅销”。及至禹之谟惨遭杀害，“湘利黔”才被迫转让给朱华堂等人经营，并另迁地址。

总之，禹之谟以“湘利黔”手工作坊和惟一学堂为掩护，暗中组织革命力量，较之在此之前的黄兴、周震鳞等人借明德学堂为掩护密谋华兴会起义和稍后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借湖北新军为掩护搞“抬营主义”，虽形式不一，但宗旨相同。如果断定禹之谟是因为企业破产，从绝望中才选择了反清革命一途，或者认为他是带着小资本家们要求发展自身企业的愿望才甘冒杀身灭族之祸，才毅然走向反清革命道路，显然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容易低估他那义无反顾的革命意志和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

(二)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的变动”。革命的目的凝聚着阶级的愿望和要求，革命的成功又往往体现着阶级使命和阶级利益的实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亦当如此。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通过留学海外或就读国内新式学堂的渠道，率先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他们崇拜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丹东、马志尼、华盛顿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革命领袖，饱读其著作，模仿其言行。他们热情讴歌法国大革命。仰慕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立志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他们彼此出身不尽相同，大多数出身于地主、绅士、小商、农民家庭，还有少数出身于巨商大户家庭，彼此的年龄和阅历也并不一致。但是，共同的反清革命理想和志趣把他们凝聚到一块，并且陆续同那些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同乡或同学分道扬镳。

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但他们各自的言行又必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就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的后继者。尽管就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来说，他们与近代资本家还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的思想已经是标准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经历和身份颇具个性特征的禹之谟也不例外。尽管他在经济上还不曾转化为资本家，从事企业活动也不过成了他暗中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通过流亡日本两年时间的学习，特别是稍后黄兴等人对他的影响，他的思想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思想。他经常抨击“奴性”，提倡国民性，尤其服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即使在靖州狱中，他还题联“师拿破仑，学马志尼”以自励。他愤怒地谴责同乡曾国藩等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阶级罪恶，热情讴歌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等人的斗争精神。在他遗留下来的有关文字里，他多次提到破除奴性，培养民主精神，立志“甘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其精神面貌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禹之谟和他的战友们肩负着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才赢得了封建君主制度的覆灭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新生。不管近代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如何，革命党人的言行从根本上来说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符合这个阶级中的中下层。也就是说，他们的阶级属性是整个资产阶级，而不仅仅属于这个阶级的中下层。他们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并非只代表这个阶级的中下层。如果对“资产阶级”一词作相对广义的理解，把这些已经从思想上转入资产阶级的革命志士划归资产阶级队伍，无疑是可行的。不过革命党人之所以甘冒杀身灭族的政治风险，毅然决然地选择反清革命道路，主要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或者职业，主要不是由于经济地位的逼迫和经济利益的诱惑，而是取决于他们那与众不同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牺牲精神。即使曾经创办过小型作坊的禹之谟也是如此。不要以为他们之所以参加反清革命的政治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出路已被堵塞。也不要以为只要是在近代从事实业活动的人都是近代资本家。一切当凭历史事实说活。

就资产阶级来说，人们固然可以根据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大小及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将资产阶级划分若干阶层，但不能由此推断各自对待革命的态度，不能人为的去确定二者之间的某种并不存在的对应关系。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经济地位固然不如上层，在激烈地经济竞争中步履维艰，但由此断言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就是支持或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革命的阶级力量，只有资产阶级的上层才迷恋于立宪请愿运动，反对暴力革命，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君不见，在艰辛而漫长的革命低潮时期，真正支持或参加了革命活动的恰恰不是中下层的资本家，而是个别思想敏锐，政治热情颇高的上层资本家(上海的沈缦云、王一亭，湖南的龙璋)，为数更多的资本家则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却赞同和积极参加梁启超、杨度等人所倡导的国会请愿运动。

正如丁日初先生指出的，“决定一个资本家在某一时期采取革命还是改良的政治立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此之外，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客观的革命形势，他们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气质，都有关系。”在近代民主革命斗争的低潮时期，支持或参加反清革命活动是要冒杀身灭族的政治风险的。无论是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层次的资本家，还是社会上的普通群众，他们一般都不敢冒这个风险，而是乐意参加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立宪请愿运动，只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君不见，当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等人首次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资产阶级各个阶层都纷纷响应，许多省份都派代表晋京呈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大都在数千人以上，江苏一省则多达一万三千人。在19lO年三次国会请愿中，参加发起和签名的人数更多。第一次为二十万，第二次为三十万，第三次则计划组织二千五百万人。倘若把支持和参加立宪运动的人都划归资产阶级上层或资产阶级，那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就不是像人们所公认的比较弱小，而是非常强大的了。历史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只有充分认识到反清革命斗争的艰险，才能从根本上说明广大资本家都主张和平请愿而反对暴力革命的症结，也才能真正领会到禹之谟和他的战友们那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革命精神的伟大和可贵。

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虽然也不同意“中下层说”，但又断定整个资产阶级充当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窃以为，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即使从广义来理解“资产阶级”一词，如果断定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除了要说明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是整个资产阶级外，还要重点说明作为资产阶级主体和实体的资本家究竟有多少人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低潮时期热情支持和投入了反清革命斗争。他们同革命党人是否大体上步调一致。不要把革命派的阶级属性同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混为一谈，也不要以资产阶级在短暂的革命高潮时期的响应情况来以偏概全。关于这个问题，因篇幅限制，不便继续展开，只好留待另文专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