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文学、文化与古文辞的互动源远流长,但行进至晚清,风云突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旧转换为古文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使之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古文家在“义理、考据、辞章”之上又赋予古文“经济”的职能,这使得晚清文人士大夫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国计民生,“义理”渐渐被“经济”所替换。写一篇上等的“纯粹”古文,并非易事,需要“根深叶茂”;而以古文笔意写一篇文通字顺的应用文章却相对容易得多。没有了“义理”的桎梏,当曾国藩及其弟子将古文运用到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具体事务方面时,其“通顺清淡”的适用性就显得格外突出。日记、游记、尺牍等文体,作为扩容后的古文,成为“经济”、“匡时”的最佳工具,在晚清的思想文化转换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日记”叙事状物、实录生活更易挥洒自如,因而成为文人士大夫喜爱的一种文体。道咸同光之间,长篇巨帙日记尤为引人注目。曾国藩《求阙斋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郭嵩焘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等等,都为一时之名作。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以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文人,身兼洋务大员和钦派使臣双重身份,他们以古文笔法写作外交日记,逐日记事,或长或短,议论风发,秉笔直书;从睁眼看世界到切身体验西方文明,以其外交实录带给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促进了西学的输入和新学的兴起。虽云“实录”,却是“意存褒贬”、“匠心独运”的“立言”之作,为后人提供了色彩斑澜、意味深长的历史画卷。
因此,本文置其它晚清日记暂且不顾,集中笔墨,解读郭嵩焘出使日记与“西学”兴起的“故事”义蕴,并以此个案观照古文的新变。
一、古文高手与洋务大员
曾国藩之推崇姚鼐,述及其原因是:“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纵览惜抱轩文集,“持论闳通”确实是姚鼐论学最明显的特征。其著名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说,便是典型的例证。桐城派文人为学为文,风格各异,但这种文化态度和思维习惯却是薪火相传,一以贯之,堪称桐城派一大文化风貌特征。对此,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解释道;桐城文人“讲义理、讲考据,都不成为学,而只是对某种学问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对于义理、考据,如何求其贯通,如何求其融化,乃至如何求其适用,这才是他们所注意的问题”。“桐城文人之于义理,也不是徒衍宋儒语录为能事;必须适于时,合于用,才尽文之功能。因此,他们所谓学,所谓考据,无宁偏向到郑、马诸人之学,究其成败兴衰治乱之理,制度因革损益之故。”由此可以明瞭,“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不仅是桐城文人的为文之道,也是其为学之道。较之于考据之学,重知识积累和细密考证之技能养成,“桐城家法”却讲求古文写作圆通、兼融,思维要求畅达而不滞碍、偏执。在这样的桐城家法训练下,学有所成、天分较高者自然眼光高远,思路通达,识见闳通。当历史发生深刻变故,需要探求救世济时要术,需要除旧布新之时,这些桐城文人能够脱颖而出,就不足为奇了。鸦片战争,大大强化了西风东渐的速度与程度,随之而起的洋务运动即以“资取洋人长技”为旨归,“经世致用”成了士林转换风气的标识。而洋务运动先后的领军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与桐城派因缘深厚。其中,曾氏是桐城“中兴”主将,张之洞亦被刘声木视作“正宗”桐城文人而收入《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李鸿章虽不入桐城弟子籍,但其师友、幕僚中桐城高手云集;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方宗诚、吴汝纶,何如璋等都曾入李鸿章幕府,来往紧密,相知颇深;其文学好尚皈依桐城,自不待言。《清史稿•文苑三》谓曾、李“奏疏多出汝纶手”,可备一考。上述晚清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或钦差出使,或出国考察;洋务精熟,视野开阔,思想开明,引进新学,不遗余力。一言以蔽之,他们既是桐城文章高手,又是洋务活动要员。桐城派与洋务运动、文学与政治可谓水乳交融。这样,桐城文章于洋务活动,在引进西洋新知、促进“新学”之兴起方面,自然而然地就发挥了独特而深远的作用。
于此,郭嵩焘可能是首开先河者。作为道咸同光时期的“名士”、翰林院编修,词章之美,已为时人称誉。早年密友、平生知已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特别点醒郭嵩焘“以姚氏鼐文家正轨”,后又称其为“著述之才”。郭氏亦自云少年从伯父受学,闻伯父言方望溪“义法”说,“大醒悟”,自是“通知”文章之法,“略以知古今得失,皆伯父之教也”。由此可知他的桐城文章情结。他的好友刘蓉曾云“(郭嵩焘)天资粹美,莹澈无暇,朋辈中罕其匹者,但于词章之学,已成结习”;“词翰之美,将为文苑传人”。查阅郭嵩焘诗文集,刘氏之预言可谓应验:郭嵩焘现存世的文集二十八卷,计376篇文章;诗集十五卷,计593篇诗歌(不含一篇多首),奏疏(稿)206件。另外还有自咸丰五年到光绪十七年(1855—1891)长达三十七年的日记,约计228万多字。尽管其自谦“自三十六七以来,遂废诗文之业”。尽管其后人谓其“诗文皆不肯作一平庸语,故生平积稿虽多,而芟削最夥”。但上述数字,已经足够证明这位“文苑传人”惊人的“文章”能量。对于其文章风采,则以钱基博之评最为允当:“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悍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碑传之作,以简驭繁,以叙抒议,语无枝叶,义必明当,出入欧王,允裨史载。”
但之所以称郭嵩焘为“名土”,不仅仅因为他是出身湘乡的古文高手,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精通洋务。郭氏早年在辅佐曾国藩湘军事业时,因筹饷有方,被喻为“财神,”并在此过程中开始接触洋务。善于思考、视野开阔、不拘成见的长处,使郭嵩焘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逐渐通晓洋务;其总结出的“循理就势”、“以理求胜”的“洋务”准则,切合于当时之形势。沈葆祯坦承郭嵩焘“学问经济”,十倍于已;李鸿章赞其“通达夷务”;甚至连“帝师”翁同龢也折服其洞悉洋务,颇雅重而互动之;主政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诉更推重其“洋务精透”。在晚清政坛上,这位“文章学问,世之凤麟”的古文高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被公认为“洋务实是精透”为数不多的洋务大员。郭嵩焘之所以被委以钦差,成为中国正式派往西方世界的首任使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众望所归”。
郭嵩焘为何能从古文高手又兼洋务大员?除了其“芬芳悱恻”的天份外,内在之因即在于郭氏善于读书明理,重视文章器识。《郭嵩焘先生年谱》一则史料云其少年“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显示其自幼思想活跃,才识卓尔不群。郭嵩焘亦自云:“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其为学“乐发其疑”。他解释自己精通洋务之因是“盖尝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除勤于思考外,郭嵩焘虽“不欲以文人自命”,但却善于文字表达;他重申程子之言:“得于辞不达其意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并引以自勉,强调文辞之映合。所作之古文及奏章、日记、尺牍等,“畅敷义理,冥合矩度。其雄直之气,追配司马迁、韩愈、骀无愧色”。在当时,除文字外,还没有其它传播工具;因此,这种文章修养,使得他关于洋务的诸多观点、思想得以畅达无误地表达并顺畅地流播士林。换句话说,古文高手的底蕴,是郭嵩焘成为洋务大员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得力运作“身手”;否则,在当时那个极为重视文史修养的士大夫阶层,只能等而下之,难有回应。
二、“放大”古文与“通知洋情”
既然是古文高手,郭嵩焘当然熟谙桐城家法。但通览他的文集,今天看来,并不是纯粹的古文,倒是那些日记、奏章、尺牍这些放大了的古文,或曰扩容的桐城文章,更能彰显其思想文化和文学变迁的风貌和价值。就“日记”而言,除《使西纪程》外,郭嵩焘二百多万言的日记,生前无意公开,20世纪80年代才被后人整理出版。因此,这是鲁迅所称的“写给自己看的”“正宗嫡派”日记。只是其中公之于众的出使英国五十天的《使西纪程》,却是经整理修饰后专供清朝政府和上流士大夫阅读、“志在立言”“意存褒贬”的咨报性文字,是典型的“著述日记”。而正是这一平易畅达、不足2万字的“著述日记”,震撼了晚清帝国朝野,震撼了士大夫心灵世界,也因此写就了郭嵩焘身前逝后的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故事”。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曾为此感慨: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笔者注:即指《使西纪程》)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如此轩然大波,自然这“日记”的文字威力非同寻常。因此,不同于学界时贤从思想层面立论,笔者拟从文本出发,着眼于“文章”变革,寻绎其“文”“道”之秘。
首先,日记是一种文学性、应用性兼而有之的散文文体;较之纯粹的古文,其语言、句式、结构等文学法度要求已经大大放宽,可长可短、可深可浅,或纪实、或议论,着意述论亦可“栖落”随手小札,这种灵活、方便、直露和真实的特殊优长,使其别具一格、自成一体。不过,《使西纪程》采用逐日记事的日记体,是清廷总理衙门的要求。《光绪朝东华录续》载录有总署1876年出台的规定,称“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事咨报。其国内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交涉事宜者,亦一并咨送。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显然,清廷希望得到西洋社会真实客观的记录和描述资料。郭嵩焘也明白这项任务的“苦心孤诣”。曾云:“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临行前还向慈禧太后表白:此去英国“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只是“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蠲弃,不复编录”。以“日记”来要求外交使臣记录外交事件和外交见闻,的确非常方便、实用和快捷;而且,因随手录记所见所闻,客观自然,真实可信。看来总理衙门的大员很有文学眼光,并非全为庸常之辈。同时也说明,“日记”这一文体,在当时已广为士林熟习。例证之一就是郭嵩焘本人亦喜好于此。据《郭嵩焘日记》之“出版说明”引郭嵩焘之子郭焯莹《郭氏佚书叙目》,谓其父自道光十八年入试京师,按日记之,终于卒之岁,几达50年之久。因此,郭嵩焘之于“日记”这一文体,可谓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比照经整理、修饰过的《使西纪程》刊本与郭氏日记稿本相关部分,即可发现内容大半叠合,说明郭氏随手写就,皆成文章,“日记”功夫娴熟。阅读《使西纪程》便可感知其字里行间,真切自然,全无伪饰之气。曾纪泽日后接任郭嵩焘公使任,亦曾参观郭氏详录的香港、新加坡等地。他在日记写道:“郭筠仙所记,无一字不符合者”。于此,亦可印证郭氏日记源自“天成”,真实可信。
其次,日记作为应用性很强的文体,可谓古文中的“变风变雅”。作为古文高手,郭嵩焘尽管在放大古文之尺度后,其“日记”挥洒自如,不求严整古雅,不再刻意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并不意味着“桐城家法”全盘放弃,恰恰相反,其日记仍然桐城气息盎然。常事不书,剪裁得体,便使得《使西纪程》言简意赅,重点突出,阅读之后记忆深刻。虽是日记,却没有看到洗漱起卧、吃饭穿衣、迎来送往等等日常琐细事之流水账;而是书写记录其“触目惊心”,感慨良深之事。以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之日记为例,即可察其手眼。二十一日,“至香港”,述赤道度数、气温。次述香港总督鸣炮奏乐迎候,再详述“适学馆”之情形;晤教习,察课堂教学情形、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教材及教室环境,见“其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获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感慨“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并由此回忆自己“咸丰癸亥由海道赴广东巡抚之任,所见香港房屋,仅及今三分之一。”对其“十数年间,街衢纵横,楼阁相望,遂成西洋一大都会”之发展速度,颇感意外。最后以船尾被撞坏作结。二十二日,“以修船耽延一日”接续昨天日记。再晤港督“语及学馆规模之盛,”叹其“贫人子弟”入学谋生;言谈“西洋法度,务在公平”,由此引出察访监牢之详录:从人种、监房、劳作、饭食、卫生、宗教、医疗等各方面叙述了其司法监狱制度,以“在罚当其罪,而法有所必行而已”作结。两天的日记,以时间为序,次第叙述。所述或为要事,或为新奇事,或为“惊心”事,常事不书,琐事尽削。所录之事显然经过剪裁删汰。所叙所录,有详有略,重点突出,前一天详叙学堂,后一天细录监牢。详略之间,一二闲笔,转换自如。如果连缀两天之日记,俨然一幅香港社会风情画卷。其政治、教育、军事、商贸之情景次第呈现于前。如此“日记”之选材、剪裁,看似简单,其实不易。比照郭嵩焘出使前后的其他外交官日记,能与郭氏相颉颃者并不多见。二年后,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公使之差,其日记亦引人注目;但其叙事之冗繁琐细、主次不明,使得其日记颇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感,可读性大大降低。同是桐城派中人,但古文修养的高低,显然也左右了各自应用文体的高下之别。于此,郭嵩焘的确“技高一筹”。
《使西纪程》的名传遐迩,与其平易、畅达、简洁的文字风格亦有很大关系。兹以郭嵩焘对伦敦的第一印象描述为例:
酉刻,上轮车开行。以是日礼拜,仅早夜两次开行。历柏性思多喀及窝多两处市镇。所过灯烛辉煌,光明如昼。近伦敦处尤甚。金登幹早为雇备马车相候道右。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圜圊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换马车,历一时许,抵波克伦伯里斯寓宅。留金登幹晚酌。
就句式言,长短错落有致,随手起落,语气抑扬顿挫,气脉条畅;就语词言,通俗如话,平易简洁,明白晓畅,灵动而自然。区区110字,虽然较古文之遣词造句“放大”、扩容不少,但仍然言有序,言有物,雍容舒缓,将伦敦之大国首都气象和盘托出,其文字“举重若轻”之功力显示其文章素养,足可称道。《使西纪程》之中,若此片断,比比皆是,仿佛是古文之碎锦,又仿佛是古文之截片,赏心而悦目。以古文描叙西洋美景,如此情动于中,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估计时所罕见。难怪老友王闿运阅后,惊呼“松声送筠仙日记至,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应该承认,王闿运的阅读感觉,敏锐而深刻。《使西纪程》那种平易文字的确承载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义理”,那就是“西洋新知”。郭嵩焘为此大体采用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寓“西洋新知”于客观描述之中,其二是触景生情,风生议论,评述其“理”。上文所举两例,其手法大体为第一类,乃桐城古文家惯用之“春秋笔法”,擅长微言大义、“言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描述伦敦气象于客观之中寓惊羡之情;叙香港教育教学、司法监狱制度,于实录之中寓倾服、推崇之意。“西洋新知”经款款道出,其“理”不言自明。由于总理衙门要求“详细记载”、“随事咨报”,因而,这类“实录”往往在“详录”之后,以二三句点醒其“义理”。兹以光
绪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记为例:
是日晚餐,坐间十余人,捶胡桃为戏。有以额触之而碎者,于是群引额撞之,或碎或不碎,而皆轰击有声。或横一指其上,引拳击之立碎。或纳胡桃肘下,伸腕舒掌拳,一手拍掌上立碎,见之咋舌。日间常十余人为投石超距之戏。一人曲腰立,其余诸人相距十余步,以次疾趋,按其腰,张两足一跃而过。继乃量地三尺,投石为记,不准纳足其中。渐增至五尺,则飞跃而过者两人而已,余皆纳一足石限内。已而六七人曲腰立,相距各五尺,十余人连跃而过,无一虚步。从容嬉笑,沛然有余。大率德国兵官也。其人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缀。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以“小说笔法”写作古文,是唐宋八家、归有光及桐城派写作古文的拿手好戏。郭嵩焘显然亦深谙此道。“胡桃游戏”与“鞍马(人)竞技”,被其描述的如此生动有趣,即为一证。只是其末一句“其人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辍。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才将此段文字之寓意点明。历来以文教昌明而自居自傲的清朝文人士大夫,在他们的记忆与想象中,西洋人历来是“红毛番鬼子”,可恨可怕。金和《秋蟪呤馆诗抄》卷一“围城记事六咏”曾以诗绘洋人形象:“侍从亲见西鬼来,白者寒瘦如蛤灰……发卷批耳髭绕腮,羊睛睒睒秋深苔”。而在郭嵩焘笔下,“西洋鬼子”竞被“真实”地描绘成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肤色白皙、终日读书的近乎完美之形象;而且连这个翰林编修、钦差大臣竟然也惊叹其人才可畏。如此,岂能不令“闭塞”虚骄的士大夫们震惊不已、怒不可遏?!其他诸如:两洋炮台、西式法庭、西人营商、电报台风、西洋报纸、西洋船政、战争俘虏、西方国旗等等描述,均无不透视出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激动、好奇、愉悦与推服。“西洋新知”的悄然载入,使得郭氏的“桐城文章”焕然一新,生机勃发。倘若仅限于此种二三“点睛”之笔,士林虽有“哄议”,可能还不至于终被“奉旨毁板”。但郭嵩焘无视浮嚣士论,比照西洋法律、吏治、宗教、政治体制、商业活动、外交军事等西洋文明,直言无忌清廷之洋务得失,指斥士林虚骄风尚,“多朝廷所未闻”。正是这些对现实政治和传统文化等若干方面进行的激烈质疑和批判,才真正激怒了京师朝野,他也因此成了清廷之“异端”。郭嵩焘这种“略有二三段”的评论文字,见诸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十八日和十二月初六日三天的日记。但核对《使西纪程》刊本与《郭嵩焘日记》稿本,便可发现:这三天的“议论”,稿本均无。这说明此三段文字是郭嵩焘至伦敦后,在整理日记、抄寄总署时添加上去的,是郭嵩焘五十天出使旅途见闻的深思熟虑之结晶,是其第一次真切感受西洋文明的真情流露。十一日日记以“西洋宗教”,或君民共守之,或君民异,各有所宗尚,不相儳越为对比,评议清朝地方“吏治败坏已甚”,教案处理不当,失去机会良为可惜。十八日由新嘉坡得《代谟斯》(泰唔士)日报等事起兴,论中西交涉事宜,严驳“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直言“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智力兼胜”,“惟务通商”。然京师士大夫应对之方处置失措,矜气好战。十二月初六日则直抒胸臆,再言“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大国称雄”,“以信义为先”,“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设其道,其祸亦反是”。放言指斥朝野士大夫“世人心思耳目为数百年虚骄之议论所夺,不一考求其事实耳”,“世俗议论,只自豪耳,何足为据。”上述言辞,乃融“太史公曰”于湘乡雄肆笔锋,笔力遒劲,理足辞简,其“义理”的阐发,旨意遥深,其“口吐真言”则又多触忌讳,此种议论变方、姚含蓄蕴藉为劲悍畅发。就文统而言,虽有所“放大”、扩容,但此为“变而后大”,尚不足不奇。而从道统层面而观,则将西洋新知与洋务理念替换了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其承载的“义理”已经悄然变更。湘乡之于桐城,就上文所概述之笔意法度而言,“大体上还是宗法桐城的”,实乃桐城古文之正宗承祧者;但恰恰在“义理”层面,湘乡取代了桐城之统。这是古文在晚清,经曾国藩、郭嵩焘及曾门弟子改造后,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也正是这一变化为古文提供了新的扩容空间,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湘乡桐城,青青于蓝,于此实为关捩。
三、流布士林与“因文贾祸”
不过,郭嵩焘的出使英国正值晚清帝国国门初开之时,官僚士大夫阶层尚处在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昏蒙状态之中。他们“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作为清朝第一位钦派驻外公使的正式外交官,郭嵩焘又身兼兵部侍郎和翰林院编修双重政治文化职衔,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显赫显而易见。因此,《使西纪程》虽只有2万余字,但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而宣示的西洋千年文明、地理政制、富强本末、科技教育、人才国体、国运昌盛等等西洋文化的深层思考,格外令人注目;加上畅达的古文表述便于阅读,流布士林,实属自然。此前张德彝《航海述奇》,斌椿《乘槎笔记》及志刚的《初使泰西记》虽也流传士林,但不过是旗人小官西洋景猎奇的观光之作,文笔粗拙;对于各国历史地理、政制沿革等西洋文化,或语焉不详,或鲜有触及,只能是文人士大夫饭后茶余的谈资佐料;较之《使西纪程》则高下立判,雅俗迥然。正是由于《使两纪程》真实、理性、高雅,使其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厚重的文化份量一时无出其右;能量大、“毒素多”,遭到彼时人多势众、“虚骄”保守的朝野士大夫们的痛诋与愤恨,自然而正常。“立言凶恶,群起攻之”,并紧咬不放;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记载了当时士大夫的若干谴责: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叉何心也。
郭嵩焘同乡兼老友王闿运亦在其《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也记录了类似的朝野愤怒态度:
何金寿本名何铸,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有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板。
“毁板”一年后,清流“言官”张佩纶还耿耿于怀,上疏请撤郭嵩焘: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然其书虽毁,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故也……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复与逆回交接,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
《使西纪程》之“悖谬”,成为保守士大夫们弹劾郭嵩焘的主要理由。而清廷安插在郭嵩焘身边的“小人”副使刘锡鸿早就闻风而动,捏造、夸大成十大款三大罪,诬蔑郭嵩焘,积极配合国内的“罪郭”、“撤郭”言行。因文贾祸,《使西纪程》从此成为郭嵩焘之身前逝后挥之不去的文化梦魇。面对汹涌而至的猖狂诽谤和构陷,
郭嵩焘向朝廷申辩和反击,但得到的上谕却是训诫和严斥:
该侍郎所奏,辄以人言指摘,愤激上陈,所见殊属褊狭。……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该侍郎等嗣后务当力示公忠,消除嫌隙,不得偏听他人播弄之词,致误大局,经此训戒后,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声色俱厉”,虽然很大程度是为当时京师议论之“怨谤”所左右,但亦有借机“敲打”郭嵩焘、申斥其言论“失度”之意。对此,郭嵩焘是“心领神会”的,称病乞休,是“因文贾祸”后的最佳选择。
凭心而论,郭嵩焘《使西纪程》褒扬西洋文化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态度,实在超越了时代所能接受的限度。药方虽对症,但药量太大、太猛。即使在中国文明进化到“社会主义”八十年代,还有学者认为郭嵩焘是“为虎作伥”、“丧心病狂”地“崇洋卖国”。对手愈是反应激烈,愈能体现此部日记文字的杀伤力。物理学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原理,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领域。因此,郭嵩焘由《使西纪程》而展示的文化立言和传播的“西洋新知”,以其千钧之文化冲击力给晚清帝国之朝野内外以极大的心灵震憾。虽然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信服,但影响之深远、震憾力之持久,当无出其右。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使西纪程》虽诏令“毁板”,但却“毁”而不禁,毁而不绝;“其书虽毁,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故也”。由此看来,士大夫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诡异的史实是:总署刊刻《使西纪程》,郭嵩焘本人并不知晓,显然事前未征得其本人许可就刊刻发行。郭嵩焘曾自云:“录寄总署日记一帙,自属觇国之义,原不应以付刊。”而且,这部“日记”是经过总署大臣仔细阅读和校订后刊刻的,比照刊本和郭嵩焘写定稿本即可发现:若干锋芒过露、言辞过于激烈之处,总署均小心地予以删改。李慈铭“为之刻者又何心也”之疑问,长期为史家所忽略。在我看来,以总署大臣们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觉悟”,岂能识别不出郭嵩焘此“日记”之“洋毒”?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阅读、刊刻此“日记”的总署大臣赞同或者欣赏郭氏之文化观念。在晚清史料中,至今尚未找到总署大臣如奕?等人对《使西纪程》的严辞谴语,可谓此假说之旁证。由此进一步推论:朝廷重臣之中,欣赏、信服郭嵩焘“日记”者,可能不乏其人。至少象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文廷式等洋务派与郭嵩焘互相推重、引为知己。李鸿章在阅读了总署先寄送的《使西纪程》抄本后,就“再四循览”,盛赞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及者”。而且“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截然不同”。《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郭筠仙于咸丰间,在京师,一日诣陈子鹤(孚恩)尚书处,适有客数人在座,谈洋务,一意主战。筠仙笑曰,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闻者默然。顷之,客散,陈引筠仙至僻处告曰: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会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
由此看来,上流社会对《使西纪程》的“口诛笔伐”,并不降低其私人空间的阅读需求。而同时,中下层士林的“好奇”心理也同样增加阅读市场销量。郭嵩焘身兼钦差驻外公使之正式外交官和翰林院编修之士林最高文化地位双重身份,其日记被“毁板”,本身就具有新闻“轰动”效应。“好奇”“猎奇”心理,既增加了此“日记”的市场销售量,也使阅读者在有意与无意中接受了一次“西洋新知”的熏陶。因此,《万国公报》(1877年6—8月)等新闻报纸的连日续刊,坊间书商的不断私自刻印,既说明《使西纪程》有相当的阅读、购买市场,也显示此“日记”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安徽芜湖市阿英藏书室藏有阿英先生收藏的光绪四年的《使西纪程》刻印本,北大图书馆藏有光绪十七年和二十三年等数种刻本,就说明此日记当年“毁”而不绝的市场翻刻状况。由此可知,“奉旨毁板”反而更促进了其“流布士林”。
有趣的是,一旦郭嵩焘正式决定告老还乡时,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立刻显得“温情脉脉”。曾纪泽在其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慈禧的“温旨”:
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尤其是在郭嵩焘径回乡里,“誓墓”绝仕后,谕批更云:
该侍郎办事实心,不辞劳瘁,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
归国前后的两种“钦此”,态度泾渭分明,言辞天壤之别。何哉?在我看来,郭嵩焘作为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务大员,其才干、学识之出类拔萃,从慈禧太后到总署大臣完全知晓,他们欣赏并希望郭嵩焘办理洋务事宜,也能宽容其畅言洋务思想;但是对他试图以夷变夏,将西洋文明引入中国政治文化体制,则不可容忍,不可宽恕。“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历代专制统治者都会坚定不移,毫不通融。
“负独醒之累”的郭嵩焘对此心中有数,知其“纯以私意计较,而无诚意足以动人”。他对慈禧及其清政府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俗蔽民顽,君骄臣谄”,“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他秘不示人的日记竟以此类语辞状写当时君臣的面貌,针对“京师传述慈禧太后日夜披阅雍正上谕,意欲以严厉整饬天下”,郭嵩焘就此在日记中评曰:“不明而严,为害滋大。……民气郁塞,盗贼肆行,坐视而不为之所,而徒欲以严治之,……援是而行之,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也。此可为大惧者也。”不满与讽刺之情,跃然纸上。他甚至还寄希望于幼小皇帝亲政之后的政治变革。由英归国之前,他同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有过一次私人谈话。其日记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郭语曰:“自天津定约至今二十年,并值圣躬幼弱,大臣无敢主事者。此须候至十余年亲政后,能考求变通,始可望有前进之机。”十年后,光绪帝亲政,果然“垂询”《使西纪程》。光绪十五年,郭嵩焘在给李鸿章尺牍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曾重伯(笔者注:曾广钧字重伯,曾国藩之孙。)告知:薛叔芸(笔者注:薛福成字叔芸)曾以嵩焘《使西纪程》入告,仰蒙圣人(笔者注:指光绪帝)垂询,颇用为疑。此书略载海道情形,于洋务得失无所发明,未知叔芸何取于是?徐思之,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叔芸用是以相启沃,于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
当然,寄望于这个并无实权的少年皇帝,肯定落空。但是《使西纪程》这部“桐城日记”在十余年间一再被士林阅读,却由此得到彰显。(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后的《出使四国日记》中一再提及此书)可笑的是,这部“日记”当年被“毁板”是以六岁光绪帝下的旨意,而当皇帝长大后却要亲自阅读,以获“启沃”。虽然极具讽刺意味,但更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洋新知以其不可抗拒性,正缓慢地深入中国;人心思变,连皇帝也不得不“学而时习之”。郭嵩焘以他的学识文章为此作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慈禧太后和她背后的清廷,永远不能原谅他的“义理”背叛。二年后,(光绪十七年六月)郭嵩焘病逝,直隶总督李鸿章援例上奏郭嵩焘学行政绩,请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请赐谥。尽管李鸿章等人为此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但清廷却毫不留情地诏令:“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赐谥”被拒,原因竟然还是这部《使西纪程》。按理说,让逝者安息,此乃儒家之仁。而清廷竟然“因文废人”,可见其文化心态多么狭隘猥琐。当然,由此亦可感知这部日记带给晚清帝国的心灵震撼和创痛多么深广和持久。李鸿章与郭
嵩焘是深交、知音和志同道合者,曾云:
筠仙出洋以后,于时务更增历练,实能知其所以然。惜其所遇不偶,而口讷不足以达意。文字贾祸,致遭摈弃,世运为之也。
走向世界、引进新学的郭嵩焘更清醒地知道自己不合时宜,逝前《戏书小像》故云: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可是,不到百年,郭嵩焘和他的《使西纪程》就被学界视为在西学进入中国、新学兴起过程中,中国走向世界进程的醒目文化坐标点。历史还是肯定了其价值。就文学与文化而言,《使西纪程》的意义在于:“西洋新知”借助古文而得以畅达地流布士林、震撼帝国;古文由此亦“旧貌换新颜”,变而后大,再发一时之清辉。晚清文学、文化的转型与古文新变之间的互动,由此个案而得到了一个独特而明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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