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为晚清民初著名学者、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著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郋园读书志》、《观古堂藏书目》等多类著作9O余种，其文献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藏书、版本、目录、辑佚、校勘等方面。历年来，叶德辉藏书、辑佚、版本、目录方面的成就，各家学者已多有发明，《书林》二话、《观古堂藏书目》研究者不知凡几，然而对叶德辉几乎倾注毕生精力而成的《郋园读书志》一书却言之甚少。
一
《郋园读书志》刊出于1928年，乃叶氏一生读书所得。其弟子刘肇隅转述叶氏教诲曰：“凡读一书，必知作者意旨之所在，既知其意旨之所在矣，如日久未之温习，则必依稀惝怳，日知而月忘，故余于所读之书，必于余幅笔记数语，或论本书之得失，或辨两刻之异同，故能刻骨铭心，对客澜翻不竭”。“叶氏既如此看中读书、笔记得失，因“逾二十年”，观古堂内，“偶检一书，则见前后多有题跋”，《郋志》一出，四十年辛苦事业均在此矣。
《郋园读书志》全书凡十六卷，分部依《观古堂藏书目》以经、史、子、集为序。卷一、卷二为经部，凡94种，其中别本14种；卷三、卷四为史部，凡97种，其中别本16种，重本1种；卷五、卷六为子部，凡126种，其中别本2O种，重本2种；卷七至卷十六为集部，凡379种其中别本35种，重本3种；总共696种。
《郋园读书志》著录书籍方式异常完备，不仅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翔实，对一些书籍中有辨别区分版本意义的行款、边栏、书口、字体、印纸、藏书印记、牌记、序跋等也不放过。题跋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或记叙撰人时代、士履及成书年月，著书之大略，或辩论一书之是非，与作者之得失，或订正文字之讹舛，卷帙之分合，往往兼及多面，不厌精细。如一六卷本《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共有题跋七篇，999字依次说明了得书过程、刊刻者、书籍为单行本亦丛书；版本印刷情况及收藏、阅读应注意的事项；以何本于何时对校、以多本藏书志对校的意义；吴中藏书源流授受、已作校勘抄录的意义；刻本于部分跋语失收情况、作者著述得失；补刻本刻书者、补刻内容、补刻本版式；合初刻、补刻及校记收藏装订情况等等。如此全面地记述，使人读其跋，吴中文献源流聚散、黄氏收藏典籍归属，黄跋刻本状况、读书校勘方法等方面均有受益。另外，关于补刻本刻书人及“版归吴中”的记载，或可补传刻缺失，考证该版与缪氏《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有无渊源关系。
二
《郋园读书志》值得称道之处正在“综集众家”之长。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即言《郋志》特点为：“大抵体近述古《敏求记》，较多考证之资；例本甘泉《杂记》，兼寓抉择之意；远追晁陈二家《志》《录》之流别，近补纪阮二家《提要》之阙书。是固合考订、校雠、收藏、鉴赏为一家言”。此语虽不无溢美之处，却也大抵体现了叶氏吸收前人志目优点，以己力合考订、校雠、收藏、鉴赏为一家的想法与努力，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一书兼系多个题跋，互有侧重
此有两种情况，其一，《郋志》所收题跋为叶氏43年间(1884年—1927年)先后所成，期间每读一书系以题跋后，思虑、校雠所及再有所得，必再系题跋，有时多至数篇。如前所提跋黄书：自甲午(1894年)至癸卯(1903年)近十年间成题跋七篇，或言得书过程，或言授受源流，或言版刻状况，各有侧重，不但使读者兼有数获，亦可见《郋志》作者收藏始末，治学方式、理路等。这类一书多跋形式，在《郋志》占一定比重，大多集中在经史二部，如：《<论语>白文十卷附札记跋》、《<说文解字>三十卷跋》、《<广韵>五卷跋>》《<岳麓书院图志>十卷跋》等等。其二，于一书别本、重本下各有题跋。系于重本之下的题跋，记载内容形式与一书多跋的第一种情况大体相同，系于别本之下的题跋，则各自侧重该本的收藏、鉴别、校勘等情况外，还往往于比核中确定何本为优何本为劣。如《<说文解字>三十卷》，《郋志》著录之本一为影写宋本校孙氏平津馆本，一为光绪壬戊山东刻本，二刻本下分别考校其底本为何，版本真赝，而在与它本比核过程中确定一为丁翻孙刻，诡称宋本，一为孙氏仿刻王兰泉所藏宋本，又为叶氏以影写宋本、《续古佚丛书》影印王藏宋本校过，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它如《书目答问》、《国语韦昭解》、《述学》等等，别本多为三种以上，有的达六七种之多。每本下，皆有题跋，另外兼涉志目所记版本，资料丰富不言而喻，此不一一例举。《郋志》四部所载共著录别本85种，重本6种，占总数的13%，此种兼具多跋的书籍占著录书籍数目的1／5强。
（二）题跋兼及校勘所得，往往一篇题跋即一篇校勘记
叶氏精于小学，重古籍校勘，常言校勘“八善”，每得一书，必广求异本，考校异同。因而往往一篇题跋就是一篇校勘记，如经部中的多篇题跋均具有此特征。叶氏强调为读书而校勘，其校勘的内容着重于比勘版刻行文、字句、行款、卷帙异同以及传刻源流，目的是寻求古书的真实面目。这在其“校勘记”中有所体现：叶氏校勘《国语韦昭解》(明万历乙酉吴汝纪刻本卢抱经以宋本校过)认为：宋公序指为“俗本”的影宋钞《国语》“煞有好处”，并引用钱曾《读书敏求记•经部•韦昭解<国语>二十一卷》之语证明：“明道本《周语》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注曰：‘后，君也；稷，官也。’则是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记•周本纪》亦然。二公序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读者习焉不察，几讹为周家之后稷矣。《襄王二十四年》：‘左右皆免胄而下，拜。’注曰：‘免胄则不解甲而拜，盖甲胄之士不拜，秦师反是，所谓无礼则脱也’。公序本又去‘拜’字，与注文大相违背。微明道本，于何正之？今世所行《国语》皆从公序本翻雕，知二字之亡，由来久矣。”
(三)于一书的流传授受言之甚详，兼及丛书
对古籍的流传状况的记述有助于时人选择版本，收藏者考证已藏此前流传状况，后人鉴别真伪，分析传刻中卷帙分合变化等。如《郋志》卷六三一一叶《类说》五十卷元钞配明钞本跋曰：“宋曾慥《类说》五十卷。前十五卷墨格钞本，为钱遵王述古堂物，有遵王题记，定为元人所钞，下有钱曾二字白文篆书方印，又有遵王朱文篆书方印。卷首有周氏公瑕四字白文篆书方印，六止居士四字白文篆书方印，是经明周天球藏者；又有世美堂李氏印六字朱文篆书长方印。以下至五十卷皆明绿格钞本。初出元钞时，为善化张姓散出，余稔知张姓官山东，得刘文清、马国翰二家之书最多，属书友访求其旧钞本。一日又持明钞类说残本来见，检其残卷，恰是接配前十五卷印钞本大小不一，彼不知前人已配成全书也。事之奇巧，未有异于此者。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六十卷，《提要》以为明人所重刊。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载有秦酉岩旧钞本五十卷，与此合，是明时传钞皆此五十卷本，不得因其卷数不符疑其短缺也。”此题跋通过古钞本《类说》印记认定前十五卷为元钞本，先后经世美堂李氏、周天球、钱遵王收藏，又述其书已得自张姓，是又经张姓收藏，辨明此钞本的授受流传。对后五十卷明绿格钞本，叶氏推测应为前人配补前十五卷元钞本而张姓不明，以为残本者，并举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的五十卷本以证其全，使读者不会据《四库全书总目》妄疑此本残缺。读《郋志》该文者，不但明此本流传，还可以此为线索查考元钞本状况，及与明钞、明刻之关系等。可惜叶氏未搜寻元钞全本、明钞本、刻本比对，今人未见该元钞明补者难明其卷帙、文字与他本同异。
叶氏在述及一书流传、影印与模写时，往往兼及丛书收录情况。与前人相比，清代无疑是丛书刊刻最多的时代，清代末期更有从海外影印回的诸多孤本、秘本编辑而成的丛书。叶氏充分认识到这些丛书的价值，在《郋志》中谈一书版本时多有引借，涉及丛书几十种。其中清代所刊就有抱经堂丛书、经训堂丛书、微波榭丛书、惜抱轩丛书、得月楼丛书等二十几种。引借丛书的做法有助于获得不易得到的版本，为读者查找对比提供方便，同时这些丛书今天大多保存完整且被收入大型丛书(如《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续编》等)中，也方便了今人据其提供线索对比研究。
(四)鉴定版本结合多方面进行考证
版本鉴定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鉴定，弄清版本年代、优劣真伪，是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版本鉴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鉴定者的收藏经验，但有时也会产生误判，如黄丕烈、陆心源等百宋千元者亦有判断失误之时。叶氏鉴定古籍当然也会有误判发生，如坚持涂刻本为九行本便是一例，但叶氏对经眼版本的很多判断其结论都是可信的，其使用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叶氏本人最引以为荣的是对《晏子春秋》明活字本的鉴定。在跋《晏子春秋》中详细考证此本日：“孙星衍《祠堂书目》有仿元写本，即以付吴山尊橅刻者而顾千里为之跋者，其实即此活字本。因其排列整齐、字近元体，故误以为元刻耳。仁和丁松生八千卷楼藏有元刻本，为马笏斋旧藏，亦即此本。余丙申三月游浙时曾借观之，不诬也”。又在续跋中不无自豪的说：“金陵节署时方有收买仁和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储之江南图书馆之议，居问媒介者江阴缪小山夫子荃孙。所有宋元旧本均取头本呈送。此《晏子春秋》亦在其内，当时均以为元本，余力证其为明时活字印本。”叶氏对此书的鉴定是准确的，与叶同时的傅增湘也于其后对同一版本得出类似结论：《晏子春秋》刻本，著名藏书家陆心源题为元刊本，而傅鉴定为，“此书实明刊本，余双鉴楼有之，即孙渊如所藏吴山尊所校者也”，二人一驳丁一驳陆，可谓版藏一典。
叶氏据收藏经验进行鉴别外，还善于利用书目与题跋，结合书籍内容、形式等多方面综合比较鉴定版本，所言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书籍的形式指一版本的字体、行款、牌记等，书籍的内容则指编例、文字(包括避讳、通假、误字等)等方面。必要时会采取综合的方法，用另一相同或相关的本子从内容到形式特征进行全方位比较，从而发现相似版本的细微差别、确定某本之优劣真伪、两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叶氏对《唐文粹》各版本的鉴定是综合运用各方法的典范：
《郋志》卷十五第十八叶至二十二叶著录了《唐文粹》的五种刻本：元刻黑口本、明嘉靖甲申徐焴刻本、明万历重修徐焴本、明嘉靖八年晋藩朱知烊刻本、明万历戊午邓渼刻本。叶氏对其中的前三种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比对、鉴别。
对元刻黑口本的鉴定利用了《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和书籍题名、行款：元刻黑口本题跋下引《铁琴铜剑楼书目》记载元本云：“仍宋刻之旧，书名无唐字。”明万历重修徐焴本跋引该目云：“元刊本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又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云：“元刊本仍宋本之旧，每叶三十行，行二十五字……且宋元本大题作《文粹》，不作《唐文粹》。”因断己藏本为元本。
又批驳杨氏海源阁误以明万历重修徐焴本为元本曰：“杨目有重校正《唐文粹》，后有木记，为贾人挖去，其实乃明本非元本也。此书凡提‘重校正’字皆在张大轮本以后，孙氏《平津馆藏书记》载张本有木记叙述自明。”又引丁志云：“此(按：指嘉靖甲申徐焴刻本)虽小字而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已非宋元本之旧式。”于明嘉靖甲申徐焴刻本跋中又详细记录了书估作伪的方式手段，以提供鉴别依据：“复得此初印本，已经书估改充宋本。卷中间有徐氏刻校姓名一行，一概挖补伪刻‘淳祐四年冬十一月东雅堂绣梓’印记，加印各卷之末；其前明人汪伟序末叶尾行本题‘嘉靖甲申冬十一月弋阳汪器伟之序’，亦改刻半叶，题‘淳祐四年冬十一月东雄(按：当为“雅”)堂绣梓’；而序中所云胡侯为缵宗徐生，即刻书之徐焴，彼皆不知其非宋人，又不知东雅堂为明吴中徐氏即刻东雅堂韩诗者，仿估不通，至为可笑。”至于嘉靖甲申徐焴刻本与明万历重修徐焴本的差别，叶氏一语概括为“嘉靖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万历本无之”。
通过对不同刻本行款、牌记、题名、刻工姓名、序文内容等的综合比较，鉴别相似版本的细微差别及源流关系，叶氏无疑找到了在那个时代最科学的方式方法。
(五)兼考辨与鉴赏于一身，不宥宋元
《郋志》著录宋元本书籍不多，大部分书籍都为明刊本。如对明万历戊午邓渼刻本便称其：“字画横轻直重，为世所称，宋体字之正式笔法方整，万历刻本之绝嘉者。”又从收藏价值角度言己藏本之美：“邓渼先一年丁巳曾刻宋程大昌演繁露缮刻均极精好，纸料亦同，余并藏之，可云两美必合矣。”此外如称明补元刻本杨铁崖集“铁崖诗奇丽无匹，如此本之古香古色，雅与之称”，称明永乐刊《古今列女传》“此则原版初刻，笔墨精良，甚可宝也。”此类言语时见笔端，体现了叶氏对书籍的审美追求。《郋志》中部分篇章之所以能够集考订、校雠、收藏、鉴赏于一身，是以其近二十万卷藏书为基础的。此外，叶氏深厚的篆刻、诗文、绘画鉴赏功底，对小学的精通等诸多因素也为《郋志》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郋园读书志》一书，对同书异本的著录、每版本下著录内容的丰富、详赅，考述的精密，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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