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他出生于北京，父亲谭继洵时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相当于民政部局一级的长官)，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时常督促嗣同刻苦学习。

嗣同读书广博，追求经世济民，对传统的时文八股极反感，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他心胸坦荡，为人仗义，仰慕古代侠士，12岁就开始随“通臂猿”胡七及“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

同年，嗣同家里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5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父亲为他取字“复生”。因生母之死，嗣同在家中受继母歧视，这种遭遇，使他对封建社会的丑恶感受尤深。

台湾作家高阳(1922年—1992年，以写历史小说著称)认为，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的人，如嗣同，由于禀赋淳厚，这种苦痛的经历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去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

16岁时，谭家宅院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劈倒其中一棵，嗣同以梧桐残干，制成两张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少年英雄剑胆琴心。抚琴喻悦性情，倚剑壮大胆量，柔情侠骨，亦儒亦侠，刚柔相济。嗣同可谓得其精粹。人们评论他像战国人物：“看其照片，月白长衫，内着黑衣，左手叉腰，目光炯炯，虽是书生之相，但飘逸风流，勃勃有英气。”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败，当是时，嗣同正在湖北，协助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赈灾，他悲愤异常道：“中外虎争，文无所用”，由是自名“壮飞”，称其居处为“壮飞楼”。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举人“公车上书”。在这股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嗣同也开始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1898年6月，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3岁。临行前夜，他和夫人李闰惜别，夫妻二人对坐弹琴，以琴声相娱。谭不胜其情，手写《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赠于李闰。他再三向妻子表白情怀：“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当嗣同抵京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9月22日，北京城内风声更紧。嗣同找出自己多年的诗文书信稿本，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中，交给梁启超，并要梁早点逃往日本。梁劝他一道出走，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启超后来改为“无以酬圣主”。

9月24日，嗣同被捕。师父胡七多年后写的《谭嗣同就义目击记》里载：当晚，胡七跑到浏阳会馆劝嗣同，“懿旨一下，人马立即发动；人马一发动，你就插翅难飞！”但是，“谭先生听了这个惊人消息，若无其事地把红漆枕头箱打开，里面藏着七封家书——他父亲寄来的信。他摹仿父亲的手笔，写好一封假信就烧掉一封真信，只留信封不烧，把假信套在信封里面，每封假信都写着父亲训斥儿子的内容。”

后来嗣同被捕，慈禧太后看了嗣同伪造的信后，认为谭继洵不是不教子，而是嗣同这个儿子太不听话，因此，破例没有让谭继洵“连坐”，只让他回家养老了事。

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看守问他做什么，嗣同笑答：“作诗耳！”他留下的是经梁启超改过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据说，嗣同的原诗本来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