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在北京的故居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53号。新文化街原名石驸马大街，熊希龄在这里成就了他一生最辉煌、最重要的慈善事业。

熊希龄(1870年至1937年)，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政治活动家，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主张维新立宪，因宦途受挫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特殊的人物。在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时期担任过都统和国务总理，辛亥革命后迅即转向拥戴共和，并为创建民国颇著劳苦。在湖南张家界著名旅游景点“熊希龄故居”正室木门两边有一幅对联：“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此幅对联写出了熊希龄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和他披肝沥胆倾注心血办慈善事业，以及为中华民族培养栋梁之才的伟大功绩。

熊希龄祖辈以务农为生，自1795年湘黔边界苗民反清起义后，熊希龄的曾祖父被招募为屯丁，从此熊家三代为军。父亲虽是军人，但知书善画，深谙事理，对熊希龄的教育很是得法，尤其是做人忠厚，做事严谨之道使他受益终身。熊希龄自幼勤奋好学，14岁考上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成进士。在家乡芷江县沅水校经堂就读时，师长们常在课堂上讲述贤臣名将的故事，特别是本省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保国卫乡、抵御外侮、效命疆场的功业勋绩，使得熊希龄的思想不断得到升华，进而树立起了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这段求学经历对于熊希龄后来从政、从教、从事慈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不仅在这里树立起了人生理想和抱负，更为重要的是，创办这所学校的朱其懿先生是用自己的廉俸维持学校的生计，其人格和办学宗旨以及锐意改革精神，是熊希龄人生轨迹的一个楷模。

熊希龄24岁中进土，有胆有识有抱负，可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内忧外患。他在担任黔阳书院教习时就主张“兴教养、严吏治、精武备”。兴教养，就是办新式学堂，抓实业教育。甲午战争后，他创办了湖南时务学堂并亲任学堂总理，他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学约》共分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文学、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学约》规定：前八项系学生每日功课所当有者，后两项为学成之后所当为者。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是熊希龄对湘省新政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他早年主编的《湘江评论》中称：“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熊希龄教育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1897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已经成为进±的熊希龄产生了对书院改革的想法，希望通过改革旧式书院的“举业”教育模式，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1897年至1898年的湖南维新运动，是熊希龄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此间熊希龄的书院改革思想向前跨进了一步，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维新教育思想。其主要目标在于废除封建的书院教育制度，设立新式学堂。这主要表现为由他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902年至1904年是熊希龄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基于对“朝廷变法，首在兴学，兴学之本，先重师范”的认识，熊希龄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师范教育思想。其目标在于培养国民教育师资，以适应国内新式学堂骤然兴起的需要。这主要表现为他助朱其懿开办湖南西路师范传习所和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至1917年是熊希龄教育思想发展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熊希龄产生了实业教育思想。其目标在于振兴中国实业，培养各类实业专门人才。1913年他出任国务总理所颁布的《大政方针宣言》就有这样的论述：“……国民教育以培养师范为先；人才教育以注重实业为主。”他将教育提到了“立国大本”的位置，而其中又特别肯定了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两项，这实际上是熊希龄对于自己前此教育思想发展经历所作的总结。

1917年到1937年逝世前，是熊希龄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熊希龄产生的是慈善教育思想。其主要目标在于教养孤贫，使孤苦儿童能与富人子弟同享教育之幸福，成为健全国民。在熊希龄慈善教育思想里，最为生色的还有对于婴幼教育的重视，他不仅出资创办了香山慈幼院，还将包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宅第在内的全部家产捐献给了社会慈幼及教育事业。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53号熊希龄故居(现为西城区实验二小)，有一块刻于1949年10月的碑文，评价：“……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一个慈善家真诚无私的形象跃然眼前，人格的伟大由此得到充分体现。毛泽东主席评价他“做过许多好事，一个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周恩来总理评价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

熊希龄不失为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慈善家、平民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