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邓辅纶都是晚清湖南著名绅士、“湖湘派”干将，又同为肃顺、曾国藩幕宾，还曾结为儿女亲家，且乐于交游。王闿运一生师友称盛，从显赫高官、文化名流，到维新、洋务派代表和革命党人，乃至外国人士，“于咸、同间朝野之人，无不遍识”；邓辅纶年长王闿运4岁，好贤若渴，“见礼祁、倭、刘、尹清流，倾心接席”，“江、湘二州，友无遗士”。他们一生交往密切，尤其是在诗艺上的切磋，留下许多佳话。

王闿运与邓辅纶的相识颇富传奇色彩，可谓未见其人而先慕其名，两颗迫切交结诗友的心和一张试卷上的五字诗句成为他们一生相交甚厚的契机。道光二十七年(1847)，16岁的王闿运拜长沙著名学者刘焕藻为师，到浣月山房读书。同学七人中，他与通博而具文名的长沙人罗熙瓒交好，常与之论诗。从罗熙瓒那里，他听说了富有诗才的邓辅纶、邓绎兄弟，极欲慕名拜会，因不得闲暇而未成行。这时，邓辅纶正居长沙城南书院，为该院高材生。道光二十八年，王闿运应童子试，应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一句，邓氏兄弟闻知，叹为奇才，专程造访王闿运，与之定交。

道光二十九年，为方便与结识不久的邓辅纶、邓绎、李寿蓉、丁取忠、龙汝霖等人交往，王闿运告别戴祠，从长沙北门移居城南，到城南书院做了一个旁听生。邓辅纶的岳父陈本钦时任城南书院院长，每聚诸生讲学，非高材生不得入内。王闿运因学业优异，院长投以青眼，常以“隽异”之名特准其入内斋听讲。每有问难，王闿运则语惊四座，闻名书院。在城南书院，王闿运与邓辅纶密切交往，交情渐深。出身贫寒的王闿运能读书成名，得力于邓氏兄弟在经济上的资助和交游上的拓展，故他曾饱含真情地直言邓氏“拔闿运于方童”。

在王闿运与邓辅纶的早期交往中，必须提及“兰林词社”和“湘中五子”。咸丰元年(1851)，李寿蓉倡立“兰林词社”，龙汝霖、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积极响应，五人酬酢倡和，号称“湘中五子”。当时龙汝霖是举人，李寿蓉、邓辅纶是贡生，邓绎、王闿运是秀才，都有一些文名。他们以汉魏之风相尚，志趣投洽，才气风发，或集会唱和、分韵赋诗，或结伴出游、观览山川，以为湖南文学尽在于此。王闿运《忆昔行•与胡吉士论诗，因及翰林文学》云：

武冈二邓来诵诗，正值牧、梁名盛时。湘中跌宕六名士，流传篇什俗点蚩。……李、何复古已优孟，湘社论诗更苛政。不从李、杜争光芒，甘与齐、梁拈竞病。

可见他们不甘心文坛前辈“湖南六名士”专美于当时，大有与之相颉颃之意。他们宗尚选体，力追汉晋，文采风流，倾动一时。

尽管“兰林词社”在当时的文坛未造成惊涛骇浪之势，却也泛起了阵阵涟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志存高远的“湘中五子”虽然平生皆不得意，但他们一直以富有成效的创作实绩践行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近代“湖湘派”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在湖南乃至全国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易宗夔曾云：“咸同光宣之诗人，可别为三宗：王壬秋崛起湘中，与邓弥之力倡复古，由魏晋以上窥风骚，是一大宗。”

咸丰元年(1851)八月，王闿运与邓辅纶、龙汝霖同游衡山。他们都是少年才俊，意气方遒，饱览壮观河山的同时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了他们的游踪和兴致。王闿运的《与龙、邓同游衡山，舟中作》、《从南岳祠登吸云岭》、《登南天门，宿上封寺》、《祝融峰》诸作描写他们从长沙坐船至衡山，宿于舟中，感受着夜幕下“晚风吹流波，奔波不可寻。连冈无断踪，重云生远心”的江岸壮景，享受“仙情结游侣，秋思托长吟”的美妙时光；上岸后，他们游览了衡山脚下的南岳祠，接着登上吸云岭，回望山色，眼前出现了“鸿濛融朱光，高深閟神屋。云观在冥杳，下视但苍绿。浑沦自太古，厓峦尽奔伏”的独特景象；往上攀登，来到南天门，暮色渐围，残阳昏暗，“下方凉雨颓，上界晴云奔。高天覆圆盖，黛色尽烟痕”，景致不同于前；他们夜宿上封寺，第二天登上了衡山最高峰——祝融峰，将南岳风光尽收眼底：“万纬朝日宫，朱明禀纯阳。天地通淳曜，炎炎见南衡。”邓辅纶亦有《登衡山南天门》、《夜宿上封寺》、《雾中登望日石》、《雨霁登祝融峰》等诗。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吟咏时又暗自较劲儿，传出了一段诗坛佳话。

王闿运在《与杨庄书》中回忆道：“二十时同邓弥之游祝融，每日作诗。弥之出语益奇，余心怍焉。”

令王闿运深感惭愧的是邓辅纶这首“出语益奇”的《雨雾登祝融峰》：

凝阴积元窞，洩[泄】气昏苍穹。金光一吐耀，大壑元霾踪。远象生近想，重幽开窈容。青红错灵气，升降如虚空。藻绩万古免，披豁高秋胸。龙蛇折川势，鸾鹤搏天风。天风吹繁云，飞扬出鸿濛。万彚感阳和，光采天下同。冥漠合高厚，开张伟元功。幽造觏二奇，惊采骇五中。随遇杂忻慨，俛[俯]仰惭祝融。

此情郁积在王闿运胸中三十余年，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登泰山时，他写下《泰山诗，孟冬朔日登山作》、《登岱》诸诗，这一心结才解开。《泰山诗，孟冬朔日登山作》云：

崇高极富贵，岩壑见朝廷。盘道屯千乘，列柏栖万灵。伊来圣皇游，非余德敢升。良月蠲吉朔，攀天叩明廷。时雨应泠风，开烟出丘陵。……

王闿运以为此诗已超越邓辅纶的《雨雾登祝融峰》。他在《与杨庄书》中说：“怀之积年，及登泰山，得二句云：‘伊来圣皇游，非余往敢升。’自喜曰压倒弥之矣。即天门石上作书报之，及得还书，殊不知余之功力也。”又在《论五言作法•答陈完夫问》中说：“卅年独游东岱，心未尝不忮弥之才笔，竭思凝神，忽得升韵。喜曰：‘吾压倒白香亭矣！’”邓诗侧重写景，意境雄浑；王诗意在达情，抒发对时局的失望。此诗寄出后未得邓辅纶回应，当是诗句未露奇绝。平心而论，王闿运此二句平平，不过将泰山拟朝廷而已，邓辅纶的反应当在情理之中，王闿运却怨其能作诗而不能知诗，非自己所能料想。后来，他在《与邓弥之》信中仍固执地说：“回忆辛亥同上祝融，模写灵奇，挥斥鄙薄。虽善诱不遗于下里，而内惭莫解于蓬心，怀此积龄，今而一洗。其诗曰：‘伊来圣皇游，非余德敢升。’白谓振衣千仞，压倒弥辛矣。”又王闿运《登岱》诗云：

山前风柏似鸣泉，十里虬枝对琐烟。苍玉天梯三万级，泥金神篆五千年。小儒讵识升中事，四岳曾无造物权。只有圣皇堪富贵，莫疑秦、汉访神仙。

他在《致樊藩台》信中说：“昔游祝融，屈于邓弥之；曩论华诗，唯推魏承贯(魏源——引者注)。卅年攻苦，只成‘登岱’一篇。今日惊人，欲出谢眺之上。”坦承多年攻诗欲超越邓、魏，对已诗又自评甚高。不管后人如何评论他们的诗作，王闿运以朋友的诗才为创作动力，不断激励自己有所超越，这是令人钦佩的。

对于邓辅纶而言，无论是关照王闿运的生活，还是扩展其交游范围，均十分尽心竭力。咸丰二年二月，他邀请王闿运往江西南昌，其父邓仁堃时任南昌知府，府中宾客、才彦颇盛。王闿运在此结识了朋友，增长了见识。除与通山令陈景雍及其外甥、乐平知县李仁元等人相识外，他还与当时享有盛誉的词人和词论家孙月坡结为忘年交，后者比他年长40岁，是其词学的启蒙老师，对他的词论和词作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该年十二月，王闿运赴乐平李仁元县署经过南昌时，又寓居南昌太守府邸娱园，与诗友文酒谈燕。除夕，与孙月坡、陈希唐、邓绎“刻烛联句为长歌”，“作祭诗神弦数章，是后六十余年以为常”。这些经历对开阔王闿运的文学视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咸丰五年正月，邓辅纶以事还武冈，途经长沙时在王闿运寓所设宴，与城南书院旧友饯别，并诚恳地邀请王闿运往其武冈家中教授弟子读书，为王闿运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机会和静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为表达感激之情，王闿运于当年二月即赴邓家，开始了他的从教生涯，并同时进行经学研究。王闿运在邓家的三年间，邓辅纶在外为官，颇不顺畅：咸丰六年，他与林源恩率军收复进贤、东乡等地，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却因《咏苹果诗》赠某翰林而得罪对方，被提学劾奏，撤军还官，被迫离开南昌，且连累父亲降五级留用；两年后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奏请其为道员，赴浙江候补，不想刚到杭州，浙军溃退，他因未殉城再遭劾罢。

咸丰九年至十年间，王闿运和邓辅纶同在北京，入肃顺幕府。肃顺以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大员著称，幕中有“肃门六君子”，亦均为汉人。王闿运和邓辅纶是肃顺幕府中的重要成员，协力为肃顺教授子弟，出谋划策，代拟奏章。咸丰十年三月，他们在北京法源寺参加文酒之会，此时此地，英才云集，诗酒唱和，一时称盛。

咸丰十一年十月，慈禧发动“祺祥政变”，将肃顺斩首。邓辅纶心灰意冷，不再出仕，归隐家乡。王闿运十分理解邓辅纶所为，曾言：“贤兄深山闭户，理乱不闻。”同治年间，他隐居在武冈潜心著述，于都梁山之白香湖上肆力吟咏，不问世事。光绪年间，他以授课为主，先后主讲于靖州鹤山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江宁文正书院，于光绪十九年(1893)在文正书院去世。

王闿运在接连遭遇了向曾国藩献计不被采纳、会试名落孙山、退走肃顺幕府等一系列打击后，亦心灰意冷，弃绝仕进，于同治四年(1865)决意归隐，由长沙迁家至衡阳西乡石门，除日以课读儿女，间亦出游或访友外，常埋头经史，潜心著述。在以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以从事书院教育为业，自光绪四年(1878)始，先后执掌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江西大学堂和东洲船山书院，历时之长为近代所罕见。

据此可见，邓辅纶和王闿运的后半生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在隐居、从教期间，或相聚宴谈，或书信传情，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他们还结为儿女亲家(王闿运的长女王无非嫁给邓绎之子、邓辅纶之嗣子邓国献)，虽然这桩婚姻不甚圆满，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王闿运曾说：“唯四十年至交，老而愈谦。”虽然他们的性格大不相同，“湘绮纵横有大略，而计事谋生皆疏阔，辅纶则精干缜密，每行事，必预计其程序，壮而兼为商，遂致温饱。然慷慨能急人所急”，但感情一直是笃深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意气相投、同声相应的诗友，王闿运与邓辅纶年轻时共寻诗径，年老仍切磋诗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探讨伴随着他们的一生。

客观地说，王闿运作为世所公认的“湖湘派”的领袖，其诗歌成就及影响当在邓辅纶之上，但最能激发王闿运诗情的却非邓辅纶莫属。王闿运对邓辅纶的诗才由衷地钦服，多有夸赞之语。如：

专事摹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运。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承示新诗十余首，知雍容静素，无罅可乘，‘老夫’一联，尤为回春健笔，进于道矣。由杜而陶，可谓渐进自然。闿运至谢、阮竭才尽气，无级可等，奈何！奈何！……游衡诗乃不恤为群纪之谦，闿运所愿学未能者。

下笔渊懿，出语高华，游鱼衔钩，兰苕集翠。诗仅数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

他将邓辅纶与魏源并称为清代湘中两大诗雄，以为邓诗在艺术上深得陶渊明诗之自然、平淡和纯朴的格调；他钦佩邓辅纶作诗的天分与执着，认为己诗不如邓诗。出语真诚，未见做作之态。他甚至直言：“邓弥之，吾所师也。”此言出自狂傲不羁、目无余子的王闿运之口，不仅尤为难得，其为邓辅纶诗艺所折服，亦可明示矣。至于他们在诗艺上的“较量”，从下面所叙两例当可体味：

其一，《草堂之灵》记载了一件事：“邓弥翁笑湘绮不能作长诗。湘绮于是竭数日之心力，作《独行谣，四百四十八韵，四千四百八十五字，感赠邓辅纶》五百韵，次日专人送去，邓不答。”据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载，《独行谣》于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完成，共三十首，为长诗无疑。杨钧认为这首长诗的写作来自邓辅纶的刺激，此说于王闿运该诗的自序中亦可见端倪。序云：

弥之见过山中，除夕设饮，追语二纪前娱园之会，后历安危，宜有纪述，要与连句，谦退固辞。岂将激发鄙情，亦时远事众，诚非率尔所操。因及暇时，辄缀数语，积日所得，总为一篇，命曰《独行谣》。

可见王闿运十分在乎邓辅纶对其诗艺的评价，其诗歌创作受邓辅纶的影响亦由此可知。邓辅纶对这组长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邓丈见诗感叹，以为牢笼韩、白，陶铸汉、魏。其关于国家掌故、湘中旧俗，犹非一时一事之比，殆视《北征》有过之焉。”

其二，光绪二十年八月六日，王闿运偶见双燕飞翔，早年与龙汝霖、邓辅纶畅游衡山的情景浮现在眼前，此时邓辅纶去世已经两年了。邓辅纶当年曾作《秋燕》一诗，诗云：“辛苦成孤垒，飘零复远游。与人同作客，无奈况经秋。天地自霜霰，江湖随去留。临风正愁汝，何事傍行舟。”王闿运以为该诗“殊不合时，秋飞者多雏燕，不得开口便赋辛苦也”，于是作诗一首以正之：

新燕每随舟，身轻喜及秋。碧波澄倒影，朱幔飐凉钩。春思从人说，泥痕认母留。翔嬉方得意，诗客误言愁。

邓诗以秋燕自况，寄寓着前途无着的忧思，情调感伤，与王诗的出语清新、情怀放旷自有区别．这是诗人在特定情境下的独特体验，本不可妄论高下，但用心体味他人诗韵而有所伸发，亦不失为一条学诗的捷径。

总之，上述“较量”毫无文人相轻的意味，而是推动了创作的进步，无疑是积极的。

邓辅纶死后，王闿运表达了他的独特感受：“八月闻邓弥之丧，……怅然者久之。继以为诗卷长留，不足悲也。然近年以来，闻人之死丧，皆以为当然。盖老而无情，不知者乃以为薄恩矣。”斯人已去，其诗长存，这是对死者与生者最好的告慰，实“不足悲也”！又作挽联云：

绝笔犹承荐士书，忆当年风雨貂裘，败絮蓬头真倚玉；
清材自可薇垣老，悔无端辉煌豸绣，青丝蹶足望横门。

表达了对逝者往昔提携的感念，以及对其经历的同情和才能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