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湖湘文库的《陶澍全集》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基本上名副其实的《陶澍全集》。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人。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病逝于官邸。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他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与经济改革家，在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但是，过去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陶澍全集》，对陶澍的评价也不够深入与全面。

一

诚然，在陶澍逝世的第二年，就有《陶文毅公全集》问世。该书共六十四卷。由许乔林校订，道光二十年(1840)淮北士民公刊。但是，这部《陶文毅公全集》，只是一个按照奏疏、文集、诗集分类编纂的选本，不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该书收录严重不全。1.所收奏疏只占全部奏疏的四分之一。陶澍保存至今的奏疏近1200篇，而该书仅收奏疏296篇。2.文章收录不全。陶澍自编的《印心石屋文钞》已经收录的文章。该书就有几十篇没有收入。3．没有收录陶澍的专书《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等。
过去，人们误认为这本《陶文毅公全集》就是陶澍的全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由故宫博物院主编的《故宫珍本丛刊》，其中第593册、594册《陶文毅公全集》，即影印该书；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的《陶澍集》，也是按照该书点校。并作了删节。只补充了《蜀輶日记》。这些都不是陶澍全集。

陶澍有多少著作呢？最早记述陶澍著作的人，是魏源和许乔林。魏源是陶澍的幕僚。陶澍刚逝世，魏源写的《陶文毅公行状》说：“公所著，有《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奏疏》七十六卷，《蜀輶日记》四卷，《陶桓公年谱》四卷，《陶渊明集辑注》十卷，《靖节年谱考异》二卷，《陶氏世谱》若干卷。又校勘《资江耆旧集》六十卷。”许乔林是陶澍的文友，担任海州书院山长。他在《陶文毅公全集•缘起》中说：“公自订《奏疏》七十六卷，《印心石屋文集》三十五卷，中阙第十六至第十九卷，《印心石屋诗钞》初集四卷、二集三卷，《抚吴草》四卷。俱先刊行。其未刊者，缥缃盈尺，传写滋讹。”此外，《资江陶氏七续族谱》所开列的陶澍著作目录中，还有《运甓斋词谱》、《谈瀛录》；陶澍在《省身日记序》中还提到在自己担任御史的数年间写了《省身日记》。

我们湖湘文库《陶澍全集》编辑组，以上述记载为基础，搜集陶澍现存著作，整理《陶澍全集》，共分八册：奏疏(包括奏折与题本)及杂件共五册，文集一册。诗集及对联一册。专书一册。全集的基本结构体例是：主体版本，补遗，附录。首先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版本作为点校的主体；然后补录主体版本没有收录的篇目，其中包括其他版本中保存的篇目以及我们新收辑的篇目。跟陶澍著作密切相关而且有历史价值的材料，作为附录。

(一)陶澍奏疏：以《陶云汀先生奏疏》与《陶云汀先生题本》为主体版本，而以《陶文毅公全集•奏疏》与《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等作为校勘的对照本。奏疏是陶澍最主要的作品。

《陶云汀先生奏疏》，共七十六卷。陶澍刚去世时，魏源写《陶文毅公行状》就说有《奏疏》七十六卷，许乔林说“公自订《奏疏》七十六卷”，可见此书在陶澍生前已经编好。但是，《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是分三次才编成的。前二十四卷，李廷锡编于道光八年。李廷锡，字康侯，号碧山，湖北安陆人，进士出身。曾经担任江苏昭文县知县，后来升任南安知府、南昌知府，官至按察使。卷首有李廷锡写的序言与凡例，还有陶澍五十岁时的画像，以及道光戊子年(即道光八年)秋天朱方增写的题赞。中间二十八卷，即第二十五卷至第五十二卷，黄冕续编于道光十三年。黄冕在《跋》中说：“今续刻二十八卷：《抚苏稿》三卷，《抚苏兼署督稿》一卷，《江督稿》二十四卷。起道光九年正月，至十三年十二月。合初刻共五十二卷。”黄冕，字服周，号南坡，湖南长沙人，协助陶澍办海运、兴水利、改盐政，成就杰出。五十二卷续刻本，当代已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后面的二十四卷未署编者姓名，我们推断是著名思想家魏源续编的。魏源《陶文毅公行状》说：“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曾命编次奏稿，并托以身后志状。”魏源明确地说，陶澍委托自己编次奏稿。《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的完整刻本，卷首跟初刻本完全一样，卷末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说明具体刻印时间(馆藏仅著录道光年间)。我们推断，七十六卷本的刻印时间是在陶澍逝世几年之后。理由是：第一，《陶云汀先生奏疏》，收录了陶澍临终前的《遗折》，不可能在生前已经刻印。第二，陶澍逝世次年，许乔林刊印《陶文毅公全集》，只收全部奏疏的四分之一，而且没有收录七十六卷本的《陶云汀先生奏疏》，可见当时还没有完成刊印。第三，七十六卷本后面的若干卷，校订特别粗糙，几乎每卷都有不少错别字，特别是最后几卷。如：第七十四卷，错误严重。该卷的《续获吴当运案内逸犯陈希友等审拟折子》，文字错误有3O多处。第七十卷《恭谢特恩赏寿折子》，竟然只有目录，却漏收了正文。此外，目录与正文的篇名也没有完全统一。推究造成错误疏漏的原因，大概是为了纪念陶澍逝世而仓促刻印，又没有认真校订。因为，在陶澍逝世次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魏源离开了总督府，并先后两次奔赴浙江前线参与军事活动，无暇校订奏疏。因此。才造成了这种校订粗糙的情况。《陶云汀先生奏疏》共收奏折1076篇，按照“历官先后”的顺序编排，包括侍御稿、巡漕稿、巡城稿、川东道稿、晋臬稿、抚皖稿、抚苏稿、江督稿。其中卷七十《特恩赏寿折子》，有目无文。实际上只有1075篇。

《陶云汀先生题本》八卷，是跟《陶云汀先生奏疏》前二十四卷同时由李廷锡编定的。题本又称题稿，是奏疏的一种。奏疏包括折子与题本。李廷锡《陶云汀先生奏疏序》说：“计折稿二十四卷，题稿八卷，凡三十二卷。起嘉庆甲戌。至道光戊子。”《陶云汀先生题本》，前三卷为《抚皖稿》，后五卷为《抚苏稿》，共收题本77篇。主要内容是题请旌表忠孝节义的人物，其中为长寿者请求旌表的有2O篇，为节烈妇女请求旌表的有18篇，为殉难人物(包括抗清的明朝将领)请求旌表的有12篇，还有为捐款赈灾、修建学舍、捐置义田与义冢的官商士绅请求表彰的题本。

《陶文毅公全集》六十四卷。奏疏仅占二十九卷共296篇，只占奏疏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没有收录奏疏的拜发时间，奏疏后面附录的有关清单与中央部门的批复也往往没有收录。本书的价值是：一、主要可以供校勘之用。《陶云汀先生奏疏》后面的若干卷。校订不精，几乎每卷都有不少错别字，而本书校订比较细致。二、本书有少量奏疏，可以补充《陶云汀先生奏疏》的遗漏。如：《陶云汀先生奏疏》第七十卷《恭谢特恩赏寿折子》，只有目录而漏收正文，即可以根据本书补充。三、本书把奏疏分为“谢折”、“漕务”、“海运”、“灾赈”、“盐法”等二十六项。虽然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但是，对读者了解陶澍的政绩，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还有几本书值得提出。第一本是《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十六卷，沈基庶等编辑。该书是对《陶云汀先生奏疏》前二十四卷的补充，共收奏疏185篇，所收奏疏止于道光十年六月的《兼署总督印务加官保衔谢恩折子》。虽然该书跟七十六卷本《陶云汀先生奏疏》相比，没有新的篇目，但是其分类编辑的体例，无疑启发了许乔林对《陶文毅公全集》的编辑。第二本是湖南省图书馆藏的手抄本《清安徽、江苏巡抚奏疏》，从标题推断，该书可能编辑于清朝灭亡以后，所收是陶澍担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期间的公文。该书没有奏折，但是所收的题稿七篇、杂件58篇，是陶澍其他作品集中所没有收录的。

两主体版本共有奏折和题本l152篇，这是陶澍的主要奏疏。我们补充的有：1．《陶文毅公全集》中的三篇奏疏，包括《恭谢特恩赏寿折子》一篇、挑浚浏河的折子两篇。2．湖南省图书馆藏的《清安徽、江苏巡抚奏疏》中的七篇题本。3．跟林则徐共同写的1l篇奏折。从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六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与江苏巡抚林则徐共同署名的奏疏有100多件，其中大多数没有收入《陶云汀先生奏疏》，我们经过审慎选择，从清朝皇宫与军机处存档奏折以及《林文忠公政书》中，辑出陶澍奏折l1篇。我们共补收2l篇，本全集共收陶澍奏疏l173篇。
本全集还收录了陶澍杂件59篇。其中，《清安徽、江苏巡抚奏疏》中有杂件58篇。主要是驳审案件以及整顿衙门
作风的公文，反映出陶澍为官严格自律、关心民命的精神。另一篇杂件是民间私藏的手迹。

(二)陶澍文集：以《印心石屋文钞》为主体版本，而以《陶文毅公全集•文集》作为校勘的对照本。

陶澍自编的《印心石屋文钞》三十五卷。按体裁归类，共收文章334篇(包括赋28篇、骈文12篇)。此书初刊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但不是陶澍文章的全本。第一，从道光十四年到道光十九年陶澍逝世，还有五年的著作没有收入。第二，当时已经有缺损。据许乔林《陶文毅公全集缘起》说：“《印心石屋文集》三十五卷，中阙第十六至第十九卷。”目前所见的第十六卷有六篇序言，第十七至十九卷有16篇书信，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补刊的，而且有补刊说明：“禀启书札，凡《全集》已刊者，概不补刻。”他所说的《全集》就是自己编的《陶文毅公全集》。此外，有些卷篇幅很小，如卷二十六仅收《赵征君琴士墓志铭》一篇文章，只有1043字。这也可能是已经有缺损的表现。由此可见，陶澍自编的《印心石屋文钞》，原来肯定不止334篇。我们此次整理，从《陶文毅公全集》补录了84篇，又从《陶文毅公书牍》、《陶澍信札稿》等手稿与其他书籍中新辑了67篇，共收陶澍文章485篇。

(三)陶澍诗集：以《陶文毅公全集•诗集》为主体版本，以陶澍自编的诗集《印心石屋诗钞》与《抚吴草》，作为校勘的对照本。

现在保存陶澍诗歌最多的版本，是《陶文毅公全集》中的诗集部分。本来，陶澍有《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但是已经失传。只有陶澍自编的《印心石屋诗钞》与《抚吴草》刻印保存了下来。《印心石屋诗钞》，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于扬州，当时陶澍作为钦差大臣在江南巡漕。《印心石屋诗钞》分初集、二集。初集四卷包括《出山草》(1801年所辑本年诗6O首)、《玉堂草》(1805年所辑1802年至1805年诗，共100首)、《江湖草》(1808年所辑1806至1808年诗，共95首)、《太史草》(1809年所辑本年诗l4首)；二集为《皇华草》三卷(1810年所辑本年诗245首)。《抚吴草》四卷，是道光十年(1830)陶澍自辑抚吴以来诗歌224首。但是，《印心石屋诗钞》与《抚吴草》所收的诗歌，只是陶澍某些时段的诗歌，共计只有738首，不到陶澍现存诗歌的一半。因此，它们只能作为参校的版本。而《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十三至卷六十四，共计诗集12卷，有诗歌1540首，其中包括了《印心石屋诗钞》与《抚吴草》所收的738首诗歌，以及《印心石屋试律诗》、《印心石屋诗荟》(《云台山和唱集》)、《吴中和唱集》、《吴淞口唱和诗》、《和治水诗》、《漕河祷冰诗录及图谱》、《印心石屋五秩诗文荟》、《咏印心石屋诗》、《御书印心诗文荟》、《印心锡祜萃言》、《谈瀛录》、《谈瀛后录》中的陶澍诗歌，所以，它是存世的保存陶澍诗歌最多的版本。此外，陶澍文章《圣驾再诣盛京祗谒祖陵恭纪》中有四言体《上陵歌》20首，《蜀輶日记》中有《马嵬坡》绝句1首。我们此次整理，补录了31首，共收陶澍诗歌1592首。我们还搜辑了对联105首，其中9首存疑，作为附载。对联实际上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诗歌体式。

(四)陶澍的专书：陶澍的专书保存到现在的有：《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蜀輶日记》作于嘉庆十五年。当年，陶澍在四川乡试副考官，经直隶、山西、陕西入川，抵达成都，完成任务后又由长江出川返回，沿途写作日记。《蜀輶日记》四卷，最初刻印于道光四年，有史评、龚镗等人写的序跋。《靖节先生集注》十卷。《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是陶澍研究大诗人陶渊明的专著。它们是陶澍在政事之余经过多年努力写成的，1838年春天才完全编成，亲自写了例言。1839年夏天陶澍逝世后，其长女婿周诒朴在当年秋天刻印于南京。

陶澍有些著作，包括《印心石屋诗文集》、《陶桓公年谱》、《陶氏世谱》、《运甓斋词谱》、《谈瀛录》、《省身日记》等，今天已经难以找到。这些著作很可能已经失传。且以《印心石屋诗文集》为例进行推断。陶澍诗歌与文章最齐全的版本，应该是这本五十六卷的《印心石屋诗文集》。但是，我们查遍湖南、北京、南京、苏州、扬州、上海的主要图书馆。又托台湾学者检索台湾主要图书馆的藏书，都没有找到此书。我们经过反复琢磨，产生一种推断；这本书，在陶澍逝世时虽然编成了，但是没有及时刻印。没有流传。所以，许乔林校订《陶文毅公全集》时只字未提《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的刻本，而且说“其未刊者，缥缃盈尺”。后来，《资江陶氏七续族谱》开列陶澍著作，也没有提及《印心石屋诗文集》。可见，此书从未刻印。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陶澍逝世后，连续发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南京兵荒马乱，连《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都是仓促刻印、校订粗糙，《印心石屋诗文集》当然就来不及刻印，而且连原稿也丢失了。《陶桓公年谱》等的情况可能跟《印心石屋诗文集》相似。

此外，陶澍署名主编或署名校刊的书籍，主要有《洞庭湖志》、《海运全案》、《重浚吴淞江全案》、《云台新志》、《云台山唱和诗》、《安徽通志》、《水利七案》、《沅江县志》、《安化县志》、《萸江公诗文集》、《资江耆旧集》等。没有收入《湖湘文库•陶澍全集》。

这就是《湖湘文库•陶澍全集》的概况。虽然，《印心石屋诗文集》、《陶桓公年谱》、《陶氏世谱》等，我们还没有找到，民间也可能还有陶澍的各类手稿(特别是书信)，但是。跟过去已经出版的陶澍著作相比，这本《陶澍全集》基本上是名副其实的。

二

《陶澍全集》中的作品全面反映了陶澍的政绩。整顿吏治、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办理漕运、改革盐政、重视教育，是《陶澍全集》特别是近1200篇奏疏的主要内容。它们证明陶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与经济改革家，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陶澍是传统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又是古代经世学派转变为近代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他还是湖南由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到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

(一)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

经世学派又称实学派，其特点是主张“通经致用”，即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华，用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对空谈，反对只把学问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狭隘工具。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都是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清初屡兴文字大狱，压制并迫害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未能尽展其才。

陶澍既具经世思想。又生活于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时代。从客观环境看，从乾隆末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嘉庆、道光时代，朝廷多次下谕禁止文字狱，宣布广开言路，于是“人心渐获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经世派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政治机会。经世派的官吏们，关心吏治民风、河工水利、救灾赈饥、军事边防、盐课漕运等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主张改革弊政。也就是说，“经世致用”由思想准备发展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从主观方面看。陶澍既具有经世思想，又是掌握东南经济命脉的大臣。他力主通经致用。他说：“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尊经书院课艺序》)“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钟山书院课艺序》)又说：“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归害于民。”(《山西晋阳书院告示》)

陶澍的学问，以儒家的经典为主体，但又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学说的精华，并且精通考据之学。他自觉地运用这些思想主张与思维方法指导实践，所以往往能够高瞻远瞩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诸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兴办教育、严禁鸦片、改革币制等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陶澍在担任安徽、江苏巡抚的八年期间，据《清实录》统计，共主持大的赈灾事项34次。陶澍赈灾的特点是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关切灾民，制定周密的方案。他在《缕陈灾务积弊折子》中，分析胥吏、乡保、刁棍等借赈灾而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十项积弊，提出治弊四法；又在《缕陈江苏办灾章程折子》中提出十二条赈灾章程，全面关心灾民的当时生活及灾后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陶澍分析天灾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不修，于是实地考察，兴修水利，先后疏浚了淮河、洪泽湖、黄浦江、吴淞江、浏河、得胜河、澡港、白茆河、孟渎、练湖。这些水利工程，改良了两江地区的生产环境，提高了抗灾能力，“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清史稿•陶澍传》)。又如：漕粮运输。是清王朝的生命线。朝廷每年要从南方征调约400万石漕粮供应京师。两江三省(江苏、安徽、江西)的漕粮几乎占全国漕粮的一半以上，而且浙江、湖广的漕粮，也要经过江苏北上。可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一是漕运机构日益庞大，负责运输的旗丁及官吏、衿棍、奸商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夹私盗卖，并对百姓乃至对地方官盘剥勒索；二是运河淤塞，水患不断。陶澍到任后，从四个方面改革漕运：一是删浮费、禁勒索，二是裁陋规、严制度，三是治江河、浚运道，四是细策划、倡海运。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漕运，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其中的提倡海运，实际上开了近代运输改革的先河。

陶澍改革盐政的成绩更是举世公认。盐税是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商人运销食盐，必须向朝廷纳课，由户部发给凭照，叫做“盐引”或“盐钞”。盐课约占清政府税收白银20％以上，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以上。“淮盐课额，甲于天下。……以一隅抵数省之课，正杂各项，数至七八百万两”(陶澍《沥陈淮鹾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清朝实行的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纲盐制”，即扶植一批富商充当“纲商”，规定他们每年可以领运多少盐引，其他人不能参与贩运。纲商所垄断的盐引，叫做“引窝”或“根窝”。盐引由纲商所垄断。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利于总商的把持垄断，利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因循敷衍。受到特权保护的官吏、纲商、旗丁等，长期垄断盐务，终于造成祸国殃民的两大严重后果：第一是盐价昂贵、民不聊生。根据陶澍奏疏及有关资料记载说，淮盐的出场价每斤仅铜钱一二文或三四文，加上缴纳给国家的盐课，成本价也不超过七文，但是，销盐口岸的每斤卖价达到六七十文，甚至八九十文，奸商、水手们还在食盐中掺和污泥、皂荚、蛤灰，“以致江广之民，膏血尽竭于盐。家贫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敬陈盐务积弊折片》)。第二是税收亏欠、库储全空。官盐卖不出去，年复一年。两淮盐务部门亏欠应该上缴国库的税银达四千多万两。而且把朝廷发下的一千多万两借本也花光了。到道光十年陶澍擢升两江总督时，两淮盐务几乎完全瘫痪，正如钦差大臣王鼎与陶澍在《会筹两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中所说的那样。“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山穷水尽，不可收拾”。于是王鼎不得不向皇帝建议，由总督陶澍兼管盐政。陶澍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裁选总商等主要内容(《会筹盐务章程折子》)。接着。又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中提出了“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后来，在淮北滞销口岸实行“票盐”，让普通商人也可以依法请票，贩卖官盐，彻底打破官商的垄断。改革之初，阻力很大。《清史稿•陶澍传》说：“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陶澍力排众议，毅然坚持，终于成功。他担任两淮盐政八年，到道光十九年因病重卸任时，两淮盐务出现了大好局面。一是盐销，官盐价格大大降低，盐引畅销；二是课裕，不仅完成了每年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银，而且偿还了历年的积欠；三是民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贫苦灶民避免了中间盘剥。不少私枭化为良民；四是商利。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后来，淮南、河东、闽浙等地的盐场，也实行票盐。所以，研究中国盐业的专家曾向丰说：“综观历代盐政，极为繁复。其办理较有成效者，除春秋之管仲、唐之刘晏、清之陶澍外，几不多见。”(《中国盐业之动向》，载《东方杂志)34卷7期)

陶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使他成为公认的经世学派代表人物。魏源《陶文毅公行状》总结陶澍的政绩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之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盐票，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现代学者孟森的《明清史讲义》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

(二)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和魏源，是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

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流派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明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其领导人物都具有“经世致用”思想。洋务运动，在本质上是经世派面对资本主义列强所作出的政治回应。

洋务派与经世派具有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关心时务，把学问与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结合在一起。陶澍、贺长龄、林则徐对魏源的任用，颇具有典型意义。魏源贯通经学，跟陶澍是世交。道光五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布政使，魏源是贺长龄的幕僚，同在苏州。两年后，魏源转为陶澍的幕僚，直到陶澍逝世。在陶澍的领导下，贺长龄、魏源积极参与筹划赈灾、水利、漕粮海运、盐政改革等大事，贺长龄并托魏源主编《皇清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汇编了清朝中叶以前中国社会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国计民生实际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经世派的经世巨著。后来，林则徐到江苏先后担任布政使、巡抚，也成为陶澍的重要助手。陶澍逝世第二年发生鸦片战争。琦善主和。林则徐被撤职。翌年，主战派钦差大臣裕谦奉命办理浙江防务，林则徐奉命协助裕谦，魏源曾经进入裕谦幕府，积极筹划抵抗侵略者。战争失败后，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皇朝经世文编》，到《海国图志》，实际上勾画出了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时代轨迹。

为什么说陶澍是由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呢？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已经逝世，他没有直接跟资本主义列强交手，但是他在许多方面作了洋务运动的先声。

首先，陶澍与洋务派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洋务派的核心目的是富国与强兵，在这两个方面陶澍都是先导。陶澍改革盐政、改革漕运、兴修水利，充实了国家抗击侵略的力量，就是富国的具体行动。刘广京为《陶澍在江南》一书写的序言说：“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上地位的高下是很难判别的。”而且，陶澍一直关注国家的军事力量，更是主张严禁鸦片的政坛领袖人物。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陈奏《严禁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用重典严禁鸦片，清廷将黄爵滋的奏折交各省督抚筹议当时，上疏反对黄爵滋意见的督抚有直隶总督琦善等20人，上疏赞成黄爵滋意见的督抚仅有8人，包括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江苏巡抚陈銮、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是陶澍的下属，林则徐过去也是陶澍的下属。陶澍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子》，力主严禁，并提出禁烟章程八条，其内容跟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大都不谋而合。接着陶澍于当年十月在江苏扬州、苏州、南京及上海东关等地收缴烟土16000馀两，又强令海船交出烟土41000馀两，一并销毁。这是全国最早的大规模的禁烟、销烟行动。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先声。十二月。他公布《沿海州县港汊、村庄设法稽查巡缉章程》，整顿海防，表现出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坚决抵抗侵略军的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姚莹等，都曾经是陶澍的部下。

其次，陶澍的经济改革，其所以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是因为使用了经济手段进行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他的改革具有时代先进性，开了洋务运动乃至后代经济改革的先河。例如：官盐滞销，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私盐泛滥。因此，封建朝廷历来的主要办法是集中力量严酷地打击盐枭。陶澍却上奏折说：“然臣之所虑，不在于枭徒之冒法贩私，而在于小民之情迫食私。盐价太贵，则食私者众，而枭徒有不胜诛者矣。且贩私者，不尽在枭徒，商厮、商夥与运盐之江船夹带实甚。商力疲乏。彼方藉夹带以补成本之不足，是官商亦私。私愈多。而引盐益滞不行矣。”(《筹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他于是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请将淮北滞岸试行票引章程折子》等奏折中提出“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具体办法就是实行盐票，利用广大商人和民众的力量，打破纲商垄断。同时，他又注意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反对朝廷对商人的超经济盘剥。又如：陶澍经过深思熟虑与周密筹划。于道光六年实行海运，不是采用官运。而是采用商运，用经济政策调动商人积极性，调用民间运输力量，不仅及时而安全地运送了漕粮，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可惜的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及某些客观因素，海运在第二年就被迫终止。陶澍只好编了《海运全案》，并且亲自作序，总结经验，留给后人。陶澍逝世七年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由于河运根本无法供给朝廷的漕粮，道光皇帝才不得不下令复行海运，河海并举。到光绪年间，终于全部实行海运。

此外，陶澍与林则徐还是币制改革的倡导者。道光十三年，陶澍与林则徐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子》中，提出自铸银币，用计量银币代替称量银块，适应了商业发展与保护本国经济的要求。启发了近代币制改革。而且。自铸银币本质上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即“师夷长技”)的思想萌芽。

第三，陶澍为近代洋务运动作了人才准备。陶澍对八股取士表示不满，提倡兴办学院，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清末著名名士张佩纶说，光绪五年十一月，他与张之洞评论近世人才，认为陶澍是贺长龄、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的先导。他们都在不同方面禀承了陶澍的影响(见《涧于日记•己卯年》)。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理论，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们都是由经世派而转化为洋务派的。

(三)陶澍是湖南由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到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

研究湖南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唐朝以前，著名人物大多数是客籍人士，如：屈原、贾谊、张机、陶侃、杜甫、柳宗元等。二是近代以前，湖南只断续地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如：蔡伦、周敦颐、王夫之)，近代则产生了大批人才群体，在经世致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湖南人才群体都起了中坚作用。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共收鸦片战争以前名人3332人，湖南仅22人，占全国0，6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收名人714人，其中湖南籍名人51人。占7，28％。这51人中，嘉庆以前仅3人。道光及道光以后48人，形成了近代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人才群体。

陶澍重视人才问题，每到一处都注意兴办教育。他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甄别并酌量调补折子》)他特别注意湖南人才的培养。在国史馆担任纂修时。就在写给湖南朋友黄花耘的信中，深深感叹道光以前湖南缺乏有全国影响的人才。因此，他主政以后，注意提携才能杰出的湖南人，成了近代湖南第一代人才群体的领袖。

陶澍对湖南人才群体的成长所起的巨大的先导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直接培养了一批政治领袖。如：受陶澍影响或培养的贺长龄、左宗棠、胡林翼、李星沅等，后来都官至巡抚、总督，成为政绩显赫的名臣。《清史稿•陶澍传》说：“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二、直接扶植了一批思想、学术精英。如：著名思想家魏源，湖南地方文献专家邓显鹤。以及汤鹏、唐鉴、贺熙龄等。三、陶澍培养或提拔的上述人才，又各自培养出一大批走向全国的湖南人才。所以，梁启超《儒家哲学》说：“清代中叶以后，湖湘学派中形成了一个经世之学的重要派别。……湖南经世人才都集合在陶澍周围。”萧一山《清代通史》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李瑚先生进一步说：“说自曾国藩起兵以后，湖南省始‘人才辈出’的话，是不够准确的。在陶澍周围的湖南籍人已不少，且多是博学多识之士，其中还有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如魏源之流。因此可以说，陶澍上承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遗风，下启林则徐、魏源等务实变革思想新潮，成为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岳麓书社《陶澍集•前言》)

总之。陶澍是中国古代近代之交的杰出政治家。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一样，是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陶澍全集》的出版，对于研究陶澍，对于研究清朝中叶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