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余事及词，独崇“小道”

王闿运早在弱冠之时就曾向长洲孙麟趾学词，与孙氏成为忘年交，但自诩“我非文人、乃学人也”。企望“为王者师”的王闿运早年并无意于词创作，直到入蜀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方“间为小词”。他一生作词六十一首，编《湘绮楼词选》三卷。在《论词宗派》一文中，王闿运自述其作词的态度不过是“间以游艺为之，非专家也”。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胡薇元《岁寒居词话》)的清代词坛，王氏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一代硕儒”的学人身份余事及词，在强大的词学尊体大潮中仍飘渺而独立地坚持着他的“小道”词体观，不能不说是他“所见不同于人”之处，也显示出他在文艺思想上不偏执、不拘泥的兼收并蓄的开阔襟怀。

二、王闿运词学思想辨疑一二：出入浙常，自名一家

陈乃乾《清名家词》中《湘绮楼词》序曰：

王闿运……一时奉为经师，实则以文章见胜。余事及词，有《湘绮楼词选》，取舍不同于人，所作亦能自名一家。著作甚多，有《湘绮楼全集》。

所谓“余事及词”说明王闿运一生所致力之“事”实非娱人酒边的“渔歌菱唱”，他在奔波于经国济世之大“事”之余，在治经、记史、作文、育人等等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举凡四千年之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其蕴蓄造诣之深，可于《湘军志》、《庄子集释》、《湘绮楼文集》，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见之。出其门者颇多，皆一时之俊秀也。”因此尽管他与词学名家孙麟趾结为忘年契友，却自我标榜少年时代“方抗意汉魏诗文”，“未屑屑”于词；直到青年时期因“闻李伯元及希唐并殉国守。独对所题燕子图，吟想悲凄，始自作小令”；中晚年强收“帝王师”志向，主持书院教授弟子，才“粗识文学之津”，在“与及门诸子谈艺”之时“间及填词”(《湘绮楼词选序》)，学术视野扩大至词体并编选《湘绮楼词选》以为弟子习词之教科书。由此可见，王氏一生于词，只不过趟大河之余而偶涉小溪，从未将词创作和词学研究当作安身立命之根本。

对王闿运的词学思想取向问题，当代学者颇有不同意见：一是将王氏归于常州词派近代词人之列。但仅从其生活时期的词坛风云际会来判断其词学宗尚，则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另一种意见认为王氏有在浙、常两派之外标举“楚军”旗帜之意愿，主要依据是在《张雨珊词序》一文中有“五湘而一浙，欲以张楚军”语。但只要细览序言全文，即可知他本人并未见得有明确的“张楚军”的自觉意识。可以说，王闿运在当时词坛是既不被某一宗派所束缚、又无意于另树宗派、独立门户的。

首先，王闿运不仅在词的认识上并无流派之分，甚至还非常反对为诗词立派：“唐诗宋词，天下风靡，贩夫走卒皆能之，无宗派也。”尽管王氏师从浙派有“今之玉田”之称的孙麟趾，但受浙派影响并不意味着认同浙派门户，例如他本人最为推崇的纳兰性德就是以“性情”为词，处于浙派风行之时而又独立于浙派之外“几夺浙席”的清代词家翘楚。中年以后王闿运对词多有个人见解，不再对孙麟趾的词学思想亦步亦趋；晚年因不满《词综》所选，在此基础上“更加点定”，并“自录精华名篇”，以较全面地展示自己的词学观念，“以示渚从学诗文者”(《湘绮楼词选序》)。但王闿运对浙派的批评又并非立足于常州词派的门户之见，可以说他既跳出了浙派牢笼，又未入常派窠臼；既批评朱彝尊选词“汗漫如黄茅白苇”，作词“乃如嚼蜡”，也颇不赞同常州词派动辄将词提升到“存经史、言家国”的高度，而是认为词不同于诗文“动天地，感鬼神”之用，词之别是一家的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因此，王闿运虽早受浙派熏陶，又身处常派兴盛之时，却能站在两派之外，彰显出其独立不群、崇尚自然真情的词学理想。

其次，王闿运本人词学观念出入浙常，不为两派所牢笼，亦无在两派之外另立门户的意愿。《张雨珊词序》中“五湘而一浙，欲以张楚军”一语是评价王先谦选“六家词”时偏重湘人，因“湘人质实，宜不能词，故先辈遂尤词家”，乃有张扬湘楚词人的愿望。而王闿运本人则有湘人中“近代乃有杨蓬海与雨珊并驱，闿运不能骖靳”的感叹，虽是自谦之辞，却也说明他不但无意于在浙、常之外独立出一个词学“湘军”，更无意于成为词坛“
湘军”中的领军人物。

三、从“大雅不为”到“小道可观”——王闿运词学思想之变迁

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词坛王闿运的“自名一家”与北宋词坛苏轼的“自是一家”有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之处：一方面二人相通的学养性情和自信使他们不为主流词坛所左右，而能别开蹊径；另一方面二人都曾有比文学创作尤其比“小词”创作更为高远的抱负，又都是在政治理想受挫时方矜意于词，因此词更成为抒写个人情意(尤其是失意)的载体。但王闿运与苏轼亦有不同之处：苏轼所处时代基本为承平盛世，词坛仍承《花间》余绪，歌舞佐欢，颂咏太平，苏轼以天才笔力偶尔作词，在自己的作品中开辟出脱离当时词坛主流风格、无“柳七郎风味”的“自是一家”之路，创“豪放”一派。而王闿运的“自名一家”则是相对于主流词坛趋势的“逆溯回流”，他生逢晚清国运日艰之时，词坛经浙派、常派的尊体努力已逐渐脱离纯粹言情窠臼而被提升为“存经存史”的庙堂文学范畴，创作也以比兴寄托为旨归。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王闿运还曾认同“作词幽怨，且大雅不为”的保守观点，他本人也承认“湘人质实，宜不能词”，湖湘之地词家寥寥，作词氛围远不能骖靳浙、常。因此他早年既无意于词，湖湘文人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也让他无暇于词，“虽早已文学知名，却不以文人自命，而期于通经致用。”(马积高《王闿运诗文集序》)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学者眼里，词章不过是太平盛世中华而不实的文体，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中，大丈夫应该躬身有助于安邦定国，远离局限于怡情悦性的“小道”、“卑体”。

王闿运生平第一首词是为英年战死疆场的好友所作，好友殉国，情动于中，其独对燕子图的悲凄之感诱发了他的第一次词创作。但刚刚识得作词门径的王闿运又得长辈之箴戒：

得邓七丈奇声来戒，言作词幽怨，非富贵寿考徵，且大雅不为。邓丈意以箴其子，托意于我耳。自此方乡学多所未闻见，亦不暇寻摘矣。(《湘绮楼词选序》)

“非富贵寿考徵，且大雅不为”的规劝虽是针对其好友邓辛眉而发，但王闿运早年显然也受到这样的观点影响，似乎生恐耽溺于“幽怨”之词，不仅“非富贵寿考徵”，而且还会妨碍他“通经致用”的“学人”目标。王闿运所推崇的纳兰性德也曾被人认为是“以承平贵公子，而憔悴忧伤，常若不可终日，虽性情有独至，亦年命不永之徵也。”这种对词的认识使他在创作第一首词后又与词隔绝了若干年，直到中晚年出于教育子弟作词的需要才真正开始着意于词的创作和研究：

及至成都，年垂五十。粗识文学之津，与及门诸子谈艺，间及填词。……又十余年，杨氏妇兄妹学诗之功甚笃，然未秀发。余间为女妇言，亦知有小词否。(《湘绮楼词选序》)

光绪二十八年，年过七十的王闿运为郑文焯《比竹余音》作序时，其相对于早年的词学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往昔邓辛眉从孙月坡学词，邓父语余曰：“词能幽人，使志不申，非壮夫之事，盛世之音也。”余窃笑焉。以为才人固甘于寂寞。传世无怨于独凉，使我登台鼎，不如一清吟远矣，特病不工词，不恨穷而工也。未三五年，天下大乱，曩之公卿多福寿者相继倾覆，而词客楚士流转兵间，憔悴行歌，不妨其乐。余亦渐收摄壮志，时一曼声。既患学者粗率，颇教以词律。……余交叔问又将廿年，而时事愈变，吴越海疆不能有歌舞湖山之乐。余居三闾之徂土，无公子之离忧，樵唱田歌，一销绮思，穷则至矣。词于何有，邓丈之言，其犹衰世之盛耶。

初一看来，王闿运在《比竹余音叙》中自言当年对邓辛眉父的劝戒不以为然，似是宁可甘于寂寞也愿意像好友郑文焯一样“文章尔雅，艺事多能”，即“使我登台鼎，不如一清吟远矣”；即便于倚声小道，也并非“不为”，而是自谦“不能”也。然而对照其早年所作《湘绮楼词选序》，两篇文章对邓父的同一番箴劝王闿运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早年的认同并从实践上遵循“小道不为”的原则到晚年的“窃笑焉”，并“渐收摄壮志，时一曼声”。这种截然不同的矛盾态度，实肇因于时局的动荡变化，王闿运早年为“帝王师”的壮志不得已渐渐得以收敛，转以“曼声”或“樵唱田歇”一寄失意情怀。

靡靡之音，自能开发心思，为学者所不废也。周官教礼，不屏野舞缦乐。人心既正，要必有闲情逸致，游思别趣。如徒端坐正襟，茅塞其心，以为诚正，此迂儒枯禅之所为，岂知道哉。……俾知小道可观，致远不泥之道云。(《湘绮楼词选序》)

“靡靡之音。自能开发心思”突出的正是词的言情本位。可知此时王闿运虽以“小道”命词，看似迂执之偏见，实乃对词的昵称，流露出的是一份知情的珍惜、知音的理解。由“小道”观出发，王闿运将词与“动天地、感鬼神”的传统“大雅”诗文作了一番对待认识：

诗文之用，动天地，感鬼神；而词则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大小颇异，玄妙难论。盖诗词皆乐章，词之旨尤幽，曲易移情也。诗所能言者，词皆能之；诗所不能言者，词独能之。皆所以宣志达情，使人自悟，至其佳处，自有专家。短令长调，各有曲折，作者自知，非可言也。

综观王闿运的诗词创作，一方面他的诗歌中展现的是一幕幕真实的社会环境，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家大事几乎都有反映，对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朝政弊端亦多有怨刺；另一方面他的词作却基本不涉及社会政治或伦理纲常，“不言理，不论事，流连风月，俯仰身世，此词之所独也”。他的“小词”如同夕阳下牧童的清远柳笛，或抒发时光流逝的深沉慨叹，或追忆少年风月的美好情境，或借泛舟采菱一抒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在王闿运的笔下，词“无理而有韵，无事而有情，怡然自乐，快然自足，亦复上接千古，小笼百族，岂小道哉！”此处反诘的语气说明王闿运此时的“小道”观实在已完全脱离了早年对词的轻视，而侧重在词自有其他文学体裁难以企及之妙，更是对道学家们鄙视词体，视词为“小道”观点的有力反驳。

四、结语：缘情本色之“小道”观是坚守词之独特体性的“另类”尊体

在词体不断诗化的大潮中，在常州词派刻意从词里寻求微言大义的词学氛围里，湖湘诗坛领袖王闿运以幽人独往来的身姿，站在词学发展的源头，从五代北宋的“小词”中寻求词心和词美，不可不谓是一种“逆反”的态度。当然，在词学发展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王氏的“逆反”身姿并非孤身奋战——北宋婉约派词宗秦观也曾是词坛经过苏轼的“诗化”努力之后的“逆溯之回流式的重要作者”；王闿运则是在汹涌的尊体浪潮中坚持不改词之“小道”本色，与秦观在苏轼努力开辟“豪放”词风的环境中坚持词的婉约、言情本色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契合，究其实还是基于对“词之原有的本质重新加以认定的意义”，意在维护词“别是一家”的本色特质。所谓“词之妙处，亦别是一般滋味”(《湘绮楼评词》)，王闿运所倡之“小道可观”并非对词的轻视，而正是在坚持词与诗不同的独特体性的基础上对词的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主流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可以说，王氏缘情本色之词体小道观是对词“别是一家”的再次认定，是力图保存词长远独立的词学史精神的反映，是清代词坛尊体诗化大潮中难能可贵的、具有文体辨体之独立精神的“另类”尊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