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晚清文坛曾出现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群体，其成员主要是曾国藩的弟子和幕僚，是一个非常壮大的群体，并伴随曾氏政治地位的显赫而扩大影响。这一群体有其领袖和创作主张，创作成就突出，几乎影响整个晚清文坛，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这一群体从出现就引起了文学史家的关注，他们对这一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群体的创作主张、创作成就进行了相关论述，然而以“湘乡派”这一概念概括这个群体则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群体是否存在，“湘乡派”是否独立成派，是文学家权衡的关键点。同时使用“湘乡”这一名称来概括这一群体是否恰当，也还值得商榷。

一、“湘乡派”之名的由来

2O世纪初，文学史家对“湘乡派”这一概念并非十分明确，最先以“湘乡派”概括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群体的就目前看是李详。李详在其《药裹慵谈•卷三•拭觚下•曾国藩古文派别》中提出了曾国藩古文所属派别这一问题：“湘乡曾氏古文，导自梅伯言氏，熟于阳刚阴柔之旨，极其伸缩变化，铿訇隐辚辚，自成清越，刘彦和《文心雕龙•风骨》一篇，故曾氏所心摹手追者。国藩门下，有武陵杨彝珍、东湖王定安、武昌张裕钊、无锡薛福成、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吾虑湘乡一派，积久渐绝，读书者少便于习《古文辞类纂》，他书概从束阁故也”。这里李详指出曾国藩及其门下弟子所属古文派别是“湘乡一派”，认为“湘乡”是一个派别，也就是提出了“湘乡派”这一概念。

李详在《国粹学报》第79期(1911年出版)发表《脞语前言》提到“余少接长老，好问轶事。四十年来，胸中所储，森然磊砢，又如杂贿纷纭，庋藏无所，因出其良售之”。李详生于1859年，可见他的这本《药裹慵谈》的大致写作时间在1900年至1911年间，离曾国藩逝世的1872年相距甚近，更是与曾氏和曾氏门人处同一时代，其这一论断目前来看较早。李详在其《论桐城派》中再次提出这一概念，“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在其胸中。……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盖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湘乡派”之名由此开始在学界流传，也指出了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

二、早期文学史家对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的观点

对于“湘乡派”这一名称，文学评论家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关系是问题的症结，决定湘乡派是否独立存在。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和李详《论桐城派》都认为曾国藩及其门人弟子虽与桐城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于桐城一派外自为一派，肯定曾国藩对这一文派的贡献，主张用“湘乡派”之名来概括这一群体。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主要收集归纳史料，少自己论断，“归纳多人评述，而自缀长编”收集了两人论述，指出“有人另称他们为‘湘乡派’”。而陈子展不承认曾国藩这一散文创作群体的独立性，也就否认了“湘乡派”存在的基础。其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指出：“(曾国藩)在文学上中兴了桐城派，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文统，但他终究不能挽救桐城派的末运”“到了曾国藩，想‘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黎目序》)加以他有他的伟大的魄力，与丰富的经验，才算中兴了桐城派；更发扬光大之，替桐城派争得不朽的光荣”，多次强调曾国藩对桐城派的作用，绝口不提“湘乡派”。在论述曾国藩的影响时提到“曾国藩死后，曾派文人如郭嵩焘、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俞樾、吴汝纶诸人都不能继续他在文坛上建立的伟业。陈子展用“曾派门人”来概括曾国藩及其影响下的文人群体，而没有以曾氏籍贯“湘乡”来命名。可见陈子展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群体，而是不赞同用“湘乡派”来概括。陈子展是从桐城文派发展的脉络中来论述曾国藩及其文人群体，陈氏认同的是曾氏是桐城派整个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其作用主要是中兴桐城，曾氏并未达到自创文派的地位。

钱基博则认为，曾国藩于桐城外，应自为一派——湘乡派。他认为：“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嫥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成一派，可名为湘乡派。”钱基博还比较了湘乡派之文与桐城派之文的异同，认为：“桐城之文，由归有光以学欧阳修，由欧阳修祎追《史记》，蕲于情韵不匮，意有余妍。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蕲于英华秀发，语有遒响。桐城优游缓节，如不用力；而湘乡则雄奇跌宕，肆力为之，其大较也。”湘乡派应自为一派。而其后姜书阁则从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承接关系来论证曾国藩及其古文创作群体湘乡派虽独立成派，但仅是桐城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桐城文派虽以姚鼐为祖，而奉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之说，但姚氏本身即系以文章义法相号召。其于义理，既一无所得；于考据，更为茫然。故习其术者，亦惟取其为文之义法而已。是时正值汉学大兴，而桐城派之文人，又复抱残守缺，不能追及前辈，故势必销声匿迹，以待其自亡。”曾国藩“目睹当时门户之争，早思有以解之”。因此“在京师时，即与梅伯言相与讨论，慨然有振兴之意。其后洪杨事起，乃益罗致当时文人于幕府，用相切磋。于是桐城派遂再振。”姜书阁认同曾氏是有意识地振兴古文，组建创作群体。曾氏所辑《经史百家杂钞》“可与姚氏《古文辞类纂》并传。其影响于文坛者亦如之，惟性质与内容不同耳。”“曾氏之中兴桐城文派，故非其一人之力所能办，实由其幕府宾僚及受业弟子共成之也。”姜书阁从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列举的曾国藩幕僚中找出有古文成就的人，认为83人中“除最后者十三人，罕以文学见称外，余皆文声籍籍，为世所称。”这一群体有其独立性，有创作成就，虽从桐城起，但已有别于桐城，因此，姜书阁同意胡适的看法，认为“此时所谓桐城文派，已非昔日之旧，胡适以湘乡派目之，盖有故”，肯定用湘乡派概括这一群体。但在地位上姜书阁认为曾国藩的成就是“中兴桐城派”，湘乡派是“桐城派之别支”，而其成就是桐城派发展的“回光返照”。姜书阁的评价基本奠定了以后评论家对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的论断。陈柱在其《中国散文史•清代桐城派之散文》中梳理了桐城派散文在有清一代的发展历程，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文派一脉而下的，是属于桐城派发展这一线索内的，并未独立成派。

三、当以“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代替“湘乡派”

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桐城文之成派，即因桐城文人之文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故。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古文，前前后后殆元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羽翼与支流。”认为清代古文是以桐城文派为中心，所有文派的创作都与桐城文派相联系，都是桐城文派的“羽翼与支流”，将清代所出现的所有文派都列为桐城派之列。笔者针对这一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这一群体的存在已不容置疑。文学史评论家们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其分歧主要在于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与桐城派之关系，这一群体是独立存在还是附属于桐城派；其有没有内在的统一性；“湘乡派”用来定义这一群体是否合适。柳春蕊在其《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也提出了相似的疑问：“‘湘乡派’被称作一派别是否恰当？其内在统一性是什么？是以政治影响为主，还是文学因素为主？”但未作深入阐发。

曾国藩的古文创作群体已独立成派。曾国藩通过其中兴大臣的政治地位，网罗了大量的人才。其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入“经济”一条，成为其创作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其创作群体的思想核心。曾国藩虽肯定桐城“义法”为文家正轨，但实际上对桐城做了很大的改造，甚至还摈弃方、刘、姚的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以“经济致用”相号召，力图以瑰伟之文矫桐城派规模狭小之病，救桐城派空疏之弊。“桐城之文，末流仿效，不免以空疏相尚。湘乡曾文正、巴陵吴敏树同起而振之。”曾国藩标举“经济致用”大旗，在其幕府中组建了自己新的文学创作队伍。“道光二十一年至咸丰二年，曾国藩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京师。这一时期，他的兴趣不在古文，虽然曾国藩交游中有不少擅长古文之士，如郭嵩焘、黄彭年、孙鼎臣、吴嘉宾、鲁一同、杨彝珍、吴敏树等，但未形成自己的古文圈子。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自此之后，他一方面招募乡民，编练湘军，另一方面物色才俊，建立幕府。随着曾国藩地位不断升迁以及湘军由清王朝的偏师成为对抗太平天国的劲旅，其幕府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宾僚尤极一时之盛’的景观。曾国藩幕宾中有很多古文才士，如郭嵩焘、吴嘉宾、刘蓉、莫友芝、孙衣言、张文虎、方宗诚、徐子苓、罗汝怀、吴敏树、王柏心、马征麐、吴大廷、罗萱、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许振祎、李榕、姚浚昌等。曾国藩《日记》详细记载了与幕宾谈文论艺、雅集赋诗的文事盛况。随着曾氏幕宾文士的增多，其古文圈子逐渐形成和扩大。”因此，以曾国藩幕府僚宾为中心，在原桐城派领地外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古文创作群体。“曾国藩对桐城文派的“中兴”主要是着眼于政治的”，但其文学创作凝聚核心是曾国藩的古文创作理论。熊礼汇认为，曾国藩的古文创作理论“其基本观点皆从桐城派中来，曾、张等人只是对方、刘、姚等人的见解作了选择、发挥、补充，结果在风格取向、学古范围、审美境界、行文之道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其并没认识到曾国藩在桐城古文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是在其纠正桐城派的弊病，将“经济致用”的社会内容加入，而其后曾氏弟子古文成就正是将社会与出国的见闻感受加入古文内容，扩大了古文的内容范围，同时这一群体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和风格。因此，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创作群体。

目前，文学评论界界定文学群体主要是以某一文学群体的领袖创始人和主要成就者的籍贯为命名的方式，如桐城派，就是以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籍贯安徽桐城来命名的，同时他们的主要文学活动也是在桐城及其周边地区展开。而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并非像桐城派那样明显，其“是以其领袖曾国藩籍贯命名的古文流派，派中成员均为其幕僚，并非曾氏同邑之人。当时其幕僚善古文者甚多，成就突出的是张、吴、黎、薛。”这一群体除了领袖曾国藩是湘乡人外，曾门四大弟子都不是湘乡人，其他有成就者也绝少湘乡人。同时这一群体的主要文学活动都是伴随曾氏幕府的迁移而转换地方，人员的流动性也较大，在湘乡基本未展开文学活动。因此，这一群体以湘乡派来命名有失偏颇，“湘乡”不能笼括这一群体的主要特色和成就，用“湘乡”仅代表曾国藩的古文成就，而不能凸显这一群体的群体性特色。柳春蕊认为，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群体是晚清四大古文圈子之一，其提出用“曾国藩古文圈子”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一群体。但“圈子”这一概念也非常笼统，圈子包含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只要是曾国藩影响范围内都可称为其圈子里的人。因此，本文主张以“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来概括这一群体。

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作为中国古文发展史上尤其是清代古文发展史上的一环，有其存在的独立性。其创作成就在桐城派古文衰落之后继续延续古文的生命，有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从其出现开始，文学评论家就已开始对其关注。对其历史地位、价值和命名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正说明了这一群体的重要性。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必将以一整体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