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追求和谐，崇尚和美，它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而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和谐最终要落实和体现在个人及家庭身上。面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伦理失范、礼仪缺失、人际疏离等不和谐现象，我们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大力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智慧。作为晚清名儒重臣曾国藩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探讨其有益元素，把握人我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促进当代和谐社会发展。

一、孝悌伦理是立家之本

“孝悌”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躬行践履的道德规范，在其家信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的内容达到数百封之多，这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准则的最可信的见证。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曾国藩毕生注重孝悌，他通过对各种家庭的家运盈隆和持续久暂进行对比，认为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从而得出结论：惟耕读与孝友之家可以凭靠，一个家族的兴旺吉祥与否与孝友是紧密相连的。

曾国藩对“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深信不疑，他认为孝友为立家之本、齐家之宝，一家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睦相生，便生机盎然，其乐融融。在其“三致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孝致祥”。在他看来，孝友之家首条就是对长辈要奉养和敬爱，子孙对老人是否孝敬是得到吉祥还是遭到祸殃的最为灵验的事情。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写此信是积其多年的人生阅历所得而发自内心深处的希冀，要求子侄们孝敬长辈，友爱兄弟，只有在“孝友”二字上切实讲求，才能使家庭祥和而吉庆。

身可在外，孝思常存。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他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但对父母的孝是永远不能丢弃的，因此，他无论是早年为宦京师，还是后来辗转兵间，都身体力行尽孝道。当他在远方时，总不忘时时给父母写信禀呈自己的现状，以免父母对自己的牵挂，并嘱托家人多来信呈报老人的身体状况。当他得知母亲欲买一丫头，立刻从自己窘迫的收入中凑钱寄给母亲表示支持；对于祖父母、父母寿具上漆之事，他报销专项花费并“不厌其烦”地叮嘱；在他得知父亲因过多躬亲家事而身体不适时，马上写信说：“大人之身……诚宜珍重。男愧居官位，服役以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尽早尽孝，以宽解父亲的疲劳，孝心殷切，至孝至诚。

兄弟之交，惟爱以德。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除了崇尚父慈子孝的代际人伦规范，还强调兄友弟恭的代内人伦规范，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曾国藩，自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曾国藩对诸弟的情感和教育，都是围绕“德”进行的，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在其家信中他说：“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由此可见曾国藩把教诸弟进德视为己任，他认为兄友弟恭不仅要做到“爱之欲其富，亲之于其贵”，而且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求共同进步，在他看来，兄弟间的可贵之处在于要相互规劝，相互指出对方的错处，坦诚相待，求得心心相通。由于曾氏家族做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族中尽管人丁繁多，但家庭和睦异常。“闻妯娌及子侄辈和睦异常，科一、三、四有姜被同眠之风，甲三、五等亦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

在曾国藩孝悌思想中，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基本精神，即孝养父母。他一生为官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深感愧疚，但他从没忘记对父母的孝思，在给其诸弟子侄的信中一再嘱托他们要孝养长辈；尽管他为官之初经济拮据，但仍不忘常写家信并借银寄回家，给长辈寄补品做甘旨之需，并叮嘱好服用之法；添置袍褂以保冷暖，并告知收藏之法和穿着之方，他的这些孝养之举，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传统儒家认为，用以规范父子关系的“孝”，其“内衍”即是规范兄弟姐妹间的伦理关系“悌”，古人以“孝悌”为仁之本。曾国藩作为曾门长子，他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就体现在诸多方面教导诸弟上，他爱兄弟以德，教兄弟读书明理；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作为长兄，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面对今天兄弟姊妹间为争夺父母财产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的状况，曾国藩的尊老爱幼、兄友弟恭的家和思想无疑是有价值的，它对于调整人际冲突纠纷与维护社会和谐安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勤俭伦理是持家之道

中国历代的贤德之士对勤俭美德的赞扬不胜枚举，曾国藩对勤俭也有自己独到的感悟，他认为乱世中，即使大富大贵也靠不住，惟有“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勤俭是持家之道。

勤俭持家，惰奢亡族。曾国藩从大量历史知识以及曾氏家族勤俭持家的祖传家风中汲取经验教训，认为勤俭是关乎个人、家庭和社会兴衰成败的关键。“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基于此，曾国藩在外常写信给两儿要求他们以勤俭二字自惕，不要习于骄、奢、逸三字。他不仅在家庭日常用度上强调勤俭，即使儿女的婚姻大事也从勤俭入手，他希望儿女联姻，寻求勤俭孝友之家，不要与宦家结契联婚，免得子弟长奢惰之习。他的这种对门户之见的突破，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反映出他对于治家的深刻见解。他在家信中时时告诫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尔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同时，他反省自身，说：“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则尚无五分工夫；……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其勤俭持家，惰奢亡族的思想。

尚勤戒惰，勿忘“勤敬”。对勤俭二字，曾国藩尤其看重勤字。他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家勤则旺。为了教育后辈勤劳习苦，他希望子侄除读书以外，可教他们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他告诫子侄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关于拾柴收粪等事，要一一为之；插田萍禾等事，也时时学之。这样就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荡了。而要做到勤，首先要“不晏起”。“勤之诀，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他的“八本”中就有“治家以不晏起为本”之说。受其教导，家中子弟皆以“早起”为日课的第一项。

勤惰相对，尚勤则必然戒惰。曾国藩认为，天下古今之庸人，大多是惰字所致，惰是败家之道，因此他要求子弟必须戒惰。而戒惰也以不晏起为首，要多走路，少坐轿，不忘寒士家风味，兄弟互勉，子弟效法，力求“勤敬”。在他看来，无论治世还是乱世，如果一家能做到勤敬，没有不兴旺的；反之，则必然败落，所以“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至要至要。”在这些言语间可看出“勤敬”在曾国藩“治家之道”中的重要地位。

崇俭戒奢，淡泊官财。曾国藩认为兴国兴家，不仅需勤，还需俭。勤为竭力劳作，广开物源；俭为谨身节用，量入为出；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空。要做到节俭，就要反对奢侈，他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并行之终身，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用一荤，服官20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虽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他屡屡告诫儿子，世家子弟，钱衣不能多，不要多用仆婢雇工，衣食起居，须与寒士相同，方可成大器。并且他希望子孙不要做居官之想，而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具有超人之识。

天下多数为人父母者离世时都想方设法为子孙敛财祈福，而曾国藩认为，一个家庭兴旺与否，全靠出贤子弟。在他看来，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之气，因此他要留给子孙精神财富而不是钱财和官位，要求他们崇俭戒奢，淡泊官财。他对家中的奢华之举，时时教责，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告诉诸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曾国藩虽崇俭，但其俭而不吝，他对料理家事的四弟说：“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他是想告诉家人，居家要节俭，但节俭不可流于刻薄，不要因俭而损害了与人们交往的情意。曾国藩就是如此细心周到地教导兄弟子侄谨守俭朴之风的。

勤俭作为一种美德，不仅能够保证物质需要的经常满足，更具有内在的精神价值，所以各个时代的广大劳动人民乃至封建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无不以勤俭为持家的要诀，治国的法宝。反观曾国藩的勤俭持家思想，它作为小农自然经济的居家生活原则，在一些具体行为规范，如粗茶淡饭、简居陋衣等等，具有极大的封闭性、保守性，但他所强调的积极劳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创造自己的生活，珍惜人类劳动的成果，在勤俭中锻炼和完善自己的本质等等，却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目前综合国力并不强大，人均财富仍很贫乏的现实情况下要实现民族复兴，我们不能要求人人一味节衣缩食，但也绝不能鼓励放纵物欲，不顾我国国情、民情而大肆超前消费，讲排场，摆阔气，这样必然不利于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因此，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倡导曾国藩勤俭持家思想中所包含的许多积极因素，在勤俭的生活习惯中平安度日，珍惜自然物质资源，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使我们的社会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三、教化伦理是兴家之基

曾国藩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共出240位英才，无一纨绔子弟，堪称佳话，这主要受益于其兴家旺族的教化伦理思想。

二“八”传世，除骄戒傲。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世家，深受其高祖、曾祖父及其父的影响，其祖父曾玉屏教人，有八字：考(祭祀)、宝(睦邻)、早(早起)、扫(扫地)、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喂猪)；三不信：僧巫、地仙、医药，皆不信也。他不可避免也要发扬家教传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这封信是他在“军事日危，旦夕不测”的情况下写的。在这类似遗嘱的家信中，曾国藩把曾家三代的家教法则总结为二“八”、二“三”，各有特色，而他对祖父的“八字三不信”尤为推崇，可以说曾国藩的“八本三致祥”传承于此，他以自己的“八本”为经，以祖父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治家理论体系。

自克自省，自立自强。曾国藩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悔大悟之后，其做人处事渐趋圆熟练达，刚柔兼济，他认为这得力于在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养成上的自克自省。曾国藩常用自身克已反省的实例来教育子弟，对于自己的无恒之弊，他反省道：“余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列举了在翰林时、读性理书时、六部时、在外带兵及水军一事上的无恒之举并痛戒九年，克制自己看书写字从不间断；对于自己好吃烟的陋习，他对曾纪泽说：“余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曾国藩一生，勤求己过，逐日检点，将自己的过失写于日记，时时警惕自己。他的自克自省之学，使得他在穷困潦倒时坚而不坠，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他希望后辈继承其自克自省之学，能立足于社会而不败。

曾国藩不仅希望其子弟能自克自省，还希望他们能自立自强。他深知自立自强是生活之本，是家运长久的源泉。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要自立自强，一个家庭要兴旺发达，唯有读书，“一书不读，何以自立”！“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而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同时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他在其家信的《五箴》中专门强调了“立志箴”和“有恒箴”，教育诸弟子侄“常”是第一美德，要求他们通过立志读书并有恒来达到自立。

纵观以上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其家教理念对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首先，父母必须重视家庭教育。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他认为当时官僚世家子弟的通病是骄与奢，如果流于骄奢，家业势必中落，丧失已有的财势地位。为了“保持家运蒸蒸日上”，就必须力戒骄奢，“医治”骄奢的良方是谦勤与八字家风，他多次写家信要求家中子弟千万勿忘谦勤及八字家风。对比现代三口之家，很多父母对孩子物质上有求必应，行为上百依百顺，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照顾好孩子的吃穿健康，而教育主要是学校的事，重视学校教育而轻视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是孩子一生立身成才的基础。因此，曾国藩重家教的做法值得今天的家长们深思。

其次，德教第一，德智并进。曾国藩特别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爱不是溺爱，而是“爱之以德”，要给子女以立身成人之本，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和生活技能。曾国藩作为有识之士认识到遗德遗志于子孙比遗财遗业于子孙更有益，他不希望子孙做官发财，只做读书明理之君子。我国因特殊的国情，父母过分溺爱孩子及家庭教育重智轻德现象比较严重，在亲子关系问题上，看似是“一切为了孩子”，爱之过甚，照顾过头，其结果导致一些孩子的自立、自理能力差，自私任性，加之现代小型家庭结构中的父母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错把工具理性当作价值理性来追求，绝大多数父母仍把升学率作为首位追求，学校“减负”，家长却在“增负”，为了孩子的学习，父母不惜倾其所有。至于对人生和生活的态度、道德善恶的选择等均“无暇顾及”，这种重智轻德的倾向，容易使孩子缺乏爱心，孝道观念淡自，社会公德总体水平低，价值观念模糊混乱。

四、睦邻伦理是和家之宝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间讲“和气生财”，社会讲“政通人和”，而对“家和万事兴”，曾国藩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家和则福自生”。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谈到家和与家道兴衰的关系，坚持“和气致祥”。他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则兴旺，不和则败落，而且在曾国藩看来，只有家和，做事才无后顾之忧；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说得起话；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福自生。

在家和中，曾国藩尤其看重兄弟之和，他把“贵兄弟和睦”放在首位，认为：“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而弟无不从，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并且把它提到了家族兴衰的高度，在他看来“兄弟和，虽穷之氏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家必败。”为此，他一再向父母表白“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家庭要和睦，其成员间必须宽宏大量，才会使许多看似矛盾的事化解。

睦邻济贫，家运必盛。家和对家庭的发展固然重要，而家庭人际关系的延伸则是亲属邻里关系。因此，和亲睦邻是曾氏“人待人，无价之宝”的“八字”祖训之一，星冈公提出的“宝”字就是要善待亲族邻里。曾国藩在教育家人要“和”的同时，还要求家人和善对待亲邻他人，不管宗族姻党与自家有无过隙，子弟辈应该做的是一概爱之敬之。他认为亲戚邻居应经常走动，贺喜吊丧，探问病情，救济危急，千万不可吝啬。他还告诫其弟，不可嫌贫爱富，不管“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闻名于世，但却主张要广泛救济周围的贫困者，把救济亲友作为他一贯的生活志向。在他的家书中多有：“所寄银两，以××为馈赠族戚之用”寄银钱，赈济亲邻的记述。咸丰年间他的生活也很寒酸，靠借钱过日子，但其“济单”仍照例施行，他认为这些“礼数”是不能丢的。在他看来，睦邻就是应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为邻里乡亲们多添一些实惠，因此他企图通过“社仓”之法和“义田”的“泛爱博施”之举来赈济家乡的贫苦农民，帮人于最需要之时。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住房的主要形式是单元楼，且这种形式正在向农村发展，家庭生活普遍电气化，社会服务体系趋于健全，人们似乎觉得万事不用求人，也不让人求己，这种淡化而松散的邻里关系，明显有它的问题所在。

“家不和邻里欺，邻不和说是非”，现代社会，表面看来似乎可以不与邻居打交道，其实不然，独门独户的居住形式的阻碍并不能隔断人们心灵的沟通，况且人们生活中有不少琐事和突发事件都需要邻里相互帮助和救援。在曾国藩睦邻济贫的思想中，他谆谆告诫家中诸弟子侄，对宗族姻党应有敬爱之心，还真心诚意地告诉家中主持家务的四弟“济人需济急时无”，要与邻为善，以和为贵，扶贫济困。邻里之间由于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性格爱好和人际关系，难免会产生摩擦和矛盾，因此，处好邻里关系既要讲道理，又要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帮助，做到人我之和，以和为贵。当然，这里的和是承认差异和多样性的相互配合，和而不同才是真正的致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