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在近代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国藩对近代中日官方建交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纪泽出使期间发生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朝鲜等一系列事件，中日关系呈现紧张状态，曾纪泽在欧洲时与日本驻英公使和日本留学生多有接触，对中日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积极向西方效法，进行一系列改革。此时，日本在外交上也要求走向近代化，1869年日本成立了外务省，天皇政府在欧美外交方面落实后，便开始推进对近邻各国的外交。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要求订约通商。他们到达天津后，拜见了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思。总理衙门的大臣认为中国与西方签订条约是在中国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日本是蕞尔小邦就没有必要立约了，以“大信不约”四字婉辞谢绝。关于同日本订约，当时政府内有两种意见：以安徽巡抚英翰为首反对同日本订约，而曾国藩、李鸿章却主张订约。洋务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从长久的战略上考虑，主张接受日本订约的请求。李鸿章同意日本的要求，主要是由于中国正受英法两国的侵略，日本也同时受英法的侵略，中国可以利用日本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否则日本如果被西方国家笼络，将来必将成为中国的仇敌。李鸿章显露出他对日本通过维新将成为中国未来威胁的深切担忧。他在奏折中写道：“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曾国藩对日本的看法与李鸿章相似，他提出日本不可轻视，更不是中国的藩属国。他说：“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有以创之。彼国可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摄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曾国藩认为应该答应日本的通商请求，其理由：第一，“日本国二百年来于我中国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向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势难终却；即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求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亦殊非圣朝还柔远方之本意。”第二，曾国藩认为日本与中国订约后，有助于双方开展贸易，他说：“闻日本物产丰饶，百货价贱，与中国各省不过数日水程，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必联翩东渡。不似泰西诸国，洋商来而华商不往。”第三，曾国藩认为：“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曾国藩看来与日本订约也是笼络日本的方式，他只是提议在订约时中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暂时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总理衙门最终采纳了李鸿章、曾国藩的意见，于次年在天津由李鸿章和伊达宗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简而言之，曾国藩对日本持有的是一种开明和开放的心态，没有轻视日本，绝不是把日本当做藩属国对待，而是把它放于比较平等的位置上，更希望能把日本作为盟国笼络，是相当有远见的。

曾纪泽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产生于出使之后，他在欧洲期间与日本驻英公使如上野景范、森有礼、柳原前光等有较密切的交往，而且在他出使八年中发生了日本吞并琉球，并企图侵占朝鲜等事件，曾纪泽虽然没有亲自去过日本但对于日本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这个认识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改变，前后是有变化的。

一、联日方针：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包括自然科学、军事、法律、政治、金融、国际关系、博物、教育等多项领域，而且日本还在英国订购了铁甲舰，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曾纪泽虽然和日本公使接触较多，也常听他们谈起国内的改革，但总的来说，曾纪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关注并不多，所相关的记载也完全是从轻蔑的角度去写的，如他在光绪五年除夕之夜和使馆的中国僚友谈到日本时说：“中国譬如欧罗巴全洲，日本譬如英国三岛。使日本修政教、整兵戎，内固疆圉，外通贸易，遂臻英国今日之盛，然中国沿海数省，犹足以屹然自立，如今日德、法诸国之势；等而下之，亦将有瑞典、哪威(挪威)、丹马(丹麦)、比利时之势，非日本所能肆志也。倭人始效西洋之法，制战舰数艘，练新兵数队，遽曰：吾之武备非华人之所能敌也，器小易盈，徒供一噱。”可以看出，曾纪泽虽然觉得日本改革政教，整顿军备，效法西方，但终究不过是夜郎自大。他的中国同僚们很赞成他的话，他们都认为日本只是从西方购买了军火和战舰，就自以为能打败中国，非常可笑。曾纪泽此时对日本的看法还是怀着轻视的心理，把其看做蕞尔小国，这种心态也代表了甲午战前一般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前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日本在西方的举动处处留心观察，在郭嵩焘的耳闻目睹中，日本是一个充满生机并迅速崛起的东亚邻国，日本人的勤奋好学令郭嵩焘吃惊，感慨日本人才远盛中国，认为日本将来必为中国之患，他说：“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曾纪泽无疑受传统思想影响，对日本掉以轻心。与郭嵩焘形成明显的对比。

日本明治维新后，并努力确定边界，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兼并琉球，改置冲绳县，一时间中日关系甚为紧张，是年总署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抗议。曾纪泽与日本当时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常有往来，他力劝上野景范建议本国与中国联合一致，以对抗欧洲各国在东亚的侵略。曾纪泽说：“欧罗巴诸国，幅员皆不甚广，所以能强盛者，同心壹志以御外侮，得古人合从之义。中华与日本皆在亚细亚洲。辅车依倚，唇齿毗连，中华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欧洲之所能敬畏也。是宜官民辑睦，沆瀣一气，中华财产，足以沾润于东邻；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邦交既固，外患可泯，盖不独通商之利而已。”在与日本下一任公使森有礼的谈话中，曾纪泽也曾经明确告诉森有礼，他极希望中国和日本能结成“昆弟之交，以御外侮。”联日不仅是曾纪泽个人的主张，当初李鸿章赞同与日本修约也是希望能笼络日本，以夷制夷。日本也有联合中国之意，1878年《申报》上就曾转载过一篇日人的文章，认为：“总览亚细亚洲之大局，俄罗斯既虎视眈眈，日思觊觎中东两国，若不戳力同心以制强敌，恐非计之得也。”而《申报》主笔也很赞同中日联合的观点。认为中日应该放弃争端。冰释前嫌，共同协力抵御俄国。此时，曾纪泽对日本并没有警惕心，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到明治维新正在给日本带来变化，日本正在东亚崛起。相反，日本驻英公使对中国的情况却处处留意，如上野景范对中国在英国订购的兵船数量及型号就极为关心，森有礼也常来中国公使馆借机打探中国情报，这可以看出日本早已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对手。曾纪泽对此却少有察觉，丧失了外交家应有的敏锐感。

二、联英防日：1877—1883年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期，政府内部出现了“征韩论”，日本锁定的目标是离中国最近的藩属国——朝鲜。关于日本意图占领朝鲜的目的，早在1870年8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讲的十分明确：“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是大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偌使他国先鞭，则国事于此休矣。且近年来，各国也深知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既如鲁西亚(俄国)者，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每每欲吞并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却疏忽，况列圣垂之地焉。”

此外，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也明确谈到：“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易以縻财蠹国之论却之。”日本于1875年迈出了侵略朝鲜的第一步，制造“江华岛事件”，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1882年，由于“壬午兵变”，日本又在朝鲜取得驻兵权。这样导致与清政府的正面冲突。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对朝鲜的步步紧逼及在朝鲜势力的扩张使曾纪泽对日本产生防范心理。1880年曾纪泽与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伦敦会晤，巴夏礼告诉曾纪泽他在日本多年的观察，日本有侵占朝鲜的阴谋，中国必须多加防范，他说：“日本、俄罗斯，皆处心积虑以谋高丽，谋之既久，发之必骤，中国务宜先事预防……日本之贪心，似教法人为忧甚。俄方有内乱，未遑远略；然日本兵起，俄人必出兵以争利，则可逆睹者耳……余所以言此者，以驻倭日久，颇知倭人心怀叵测；中国及早图维，非以利高丽，实以自固樊篱也。”巴夏礼劝告曾纪泽预防朝鲜被侵略的方法是建议朝鲜向西方各国开口通商，他认为这样“则高丽之国，可藉公法以自保全。如高丽疑惧西洋，不欲引虎入室，则开口于轮楫不通之处，亦可获益。”曾纪泽很赞同巴夏礼的建议，但他还是认为日本不可能轻易占据朝鲜，因为“高丽虽蕞尔小国，然实有坚忍自守之力，未易夷灭。日本纵能胜之，亦断不能有之。”曾纪泽遂再函总署，请就巴夏礼的建议，予以考虑，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他虽然怀疑巴夏礼劝告中国对抗日本侵韩的诚意，但他深知英国对俄势的南下，实最怀有戒心，因为他认为：“盖日本不能独谋高丽，必与俄人私相联结分据其他，俄强于倭，倭踞高丽海口，则英人每岁海上须添无数水军，其势乃可敌俄。是高丽关系英国之处，良非浅鲜；保全高丽，不得谓专益中国，亦英人之所日夕悬念者也。”

面对可能形成的日俄联盟，再加之英俄之间的宿怨，曾纪泽建议巴夏礼促成中英间的密切联合，以对抗日俄对韩的南北侵略，他希望中英携手，“共保该国，无令稍受外侮，则彼此皆有利益矣。”1882年“壬午兵变”后，曾纪泽已经开始向清廷明确提议通过笼络巴夏礼来联英制日，他说：“巴夏礼甚恶倭。泽颇与亲密，以泯其迹。英外部以鲜事咨泽，盖巴意也。似可嘱莼斋密询计画。英无贪于鲜而忌俄，故联英有益。”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这就加速了建立中英联盟的可能。英国学者季南认为：“当时中国正同法国打仗，而且受到同日本开战的威胁。法、日两国中，法国是俄国的友邦，日本可能也是俄国的友邦，因此，俄、英关系的破裂，很可能使法、日反对英国，使英国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国的盟友。”1884年发生了“甲申政变”，朝鲜国王被囚禁，1885年又发生了巨文岛事件，曾纪泽希望利用该事件联合英国，抵制日本破坏中韩宗属关系的阴谋，在英国租借该岛的条约中，添加强化中国在韩宗主权的字句：“英据该岛，中朝允不阻难，惟据一年之后，察该岛岁税若干，每年以税归之高主，高丽入贡中国，安岛(即巨文岛)应派费若干，应于税中除去，送交中国作为贡款，并声明英不得损该岛居民权利。”但总理衙门担心，中国允许英国占领该岛后，日本、俄国也要均沾利益或各占一岛。因此，总理衙门电令曾纪泽“切勿轻允，致贻后悔。”所以联英就没有下文了。

三、联日抗俄：1885年后朝鲜成为中、日、俄三国的角逐场，朝鲜的国际形势日益窘迫。曾纪泽向来畏俄，因此他在回国后主张联日抗俄以保朝鲜。1889年曾纪泽听闻俄朝之间将要签订条约，由俄国负责“保护”朝鲜，曾纪泽对此很是忧虑，他担心俄国对朝鲜的影响超过中国，独占朝鲜；而中国一旦失去朝鲜，不仅失去的是长久以来的宗主权而且失去了国家的屏障。他在给马格里的信中写道：“吾人亦如君所感觉，于中国在高丽之地位常怀隐忧，君对此事之意见恰合我心：无论如何高丽必须妥为保卫；否则遇有危急，吾人将无法应付。我国家之安全，实系于此，非仅一宗主权无可否认已也！……关于高丽，余将更提及一大隐患，即在于高丽国王倾向于俄国较之中国为多也。过去数年间，加诸此国王之影响，恰如君所知者，全为亲媚俄国。”

1888年俄国打算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西伯利亚铁路一旦建成，过去受阻于亚细亚的森林而靠海路向东亚补充物资的俄国，就可以直接从欧洲向东亚输送物资和军队并控制制海权，而且对朝鲜更容易直接控制，这些忧虑使曾纪泽不惜与日本联手对抗俄国保全朝鲜。他说：“西伯利亚铁道之完成，由俄国得迅速集中其军队于高丽北境之结果，将直接予高丽以危险，遑论我中国！吾人亦如日本已注意此铁道之企图，余希望吾人能尽量准备一切，必要时得以应付裕如，虽然论中日关系，吾人受李伊条约束缚，但倘使高丽北境受侵略时，余无疑以为中日两国惟有订一亲善条款，以进于诚实互助之谅解。”

但这只是曾纪泽的想法，他没有把这一想法上疏于清廷，在总署中他与徐用仪不和，每有计划即遭徐的阻难，而且他在一年后去世，所以他的主张没有付诸实施。甲午战后李鸿章主张联俄制日，与曾纪泽联日制俄，其实是异曲同工，都是以夷制夷之策，孰优孰劣，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耳。

晚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民族面临自上而下的危机愈来愈紧迫，另一方面，也交织着融入世界体系和民族复兴的萌芽。曾国藩、曾纪泽都生活在这种困境和夹缝之中，如何正确认识所处的时代，如何实现在确保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国家的独立，这无疑是曾氏父子和同时代中国人共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基本的、长期的政策目标。纵观曾氏父子的日本观，曾纪泽对日本的认识分为变化的三个阶段，而曾国藩没有，这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发展造成的，曾国藩主持大局时期，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而曾纪泽所处的时代，日本开始崛起并向外扩张，围绕琉球、朝鲜同中国争夺日趋激烈，曾纪泽又是极力维护宗藩关系的，这促使他关注日本，并随着形势变化作出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