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世界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变革，新兴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用坚船利炮和鸦片叩开了大清的国门。而此时的中国，曾经持续上百年的康乾盛世也已经落下帷幕，整个社会正在内忧外患中迅速走向衰落。曾国藩，一个农家子弟出身的书生，却在风雨飘摇中力挽狂澜，给大清帝国的黄昏添上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也正是曾国藩的用人智慧使他能够为清廷延揽了诸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贤能，进而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在之后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让已经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有了“回光反照”的一瞬——同治中兴。当前，虽然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褒贬不一，但毋庸讳言，如果从他的用人之道这一视角来分析的话，还是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之处。

一、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位政治家，一生十分重视人才的使用问题，他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造就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在军事上，他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对自己用人方面的原则曾经作了较为精辟的归纳，即广收、慎用、勤教、严绳与轻罚四个方面。

(一)广收。所谓广收，就是广泛访求，尽可能地招揽各种人才，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门下。要实现广收，曾国藩认为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对人才要真诚相求，并以礼待之。曾国藩一生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信条，认为追求贤能要有诚心，以情动人，当人才归附以后，还要给予其应有的礼遇。第二，选拔使用人才时要不拘一格，不能古板教条。曾国藩求贤用能时积极主张：每个人只要有自己的长处，就不应该对其轻视，特别是对那些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之人，应积极鼓励其来投靠，而后加以考察、任用。第三，要注意人才之间的互相引荐，以求“得一而可及其余”。为了广泛招募人才，曾国藩十分喜欢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每次与人通信或者交谈时，一旦有机会，他都会恳求对方荐举贤能。故在曾国藩的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才非常多。如，方宗诚、陈艾是吴廷栋推荐入幕的，吴汝纶又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这种人才相互引荐的策略对曾国藩幕中人才规模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慎用。慎用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在使用人才时要考虑周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尽展其能。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乎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要做到慎用，首先，要对所用之人认真地衡量，全面地了解。为做到正确地认识人才，曾国藩反对苛求全才的做法，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也就是说，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人才。其次，要按各自能力的大小分配任务。曾国藩认为贤才如果得不到合理使用，则可能还比不上庸庸之辈。对善于治军者，要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精于综核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做筹饷、理财、运输等工作；对善于创造者，安置其到制造局，做造舰制炮工作，务必使人尽其才。对此，他曾告诫弟子李鸿章，“如有来者，请阁下优加礼貌，先发薪水，徐察其才大小而位置之”。

(三)勤教。所谓勤教就是发现下属的缺点与不足时，耐心地加以教诲，以帮助其加以改正。曾国藩认为，为官之人对部属要尽到教育引导之责，因为在他看来，凡是成大事者，都要尽可能地为自己多选替手，如果没有令自己十分满意的人才，可以取次一级的，然后加以有目的的训练，进而使其为己所用。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一个人成才的关键在于后天的磨炼和教育，只要其有成才的可能，曾国藩都主张加以调教并使用之。同时无论办理营中大事，还是训练兵勇的小事，他都以身作则，以便对部属施以无形之教育。在勤教这一方面，李鸿章是最好的例子。如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九江时，李鸿章从镇江特意前去投奔曾国藩，可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与其相见，甚至于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其看到李鸿章心高气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以使其能够在今后的仕途上有所作为。此事之后，曾国藩又对李鸿章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打磨”，最终使其成为了晚清的又一位名臣。

(四)严绳与轻罚。严绳，即严惩的意思，是指对严重违反军令法纪者施以严厉的制裁；轻罚，是指对犯有较小过失者从轻处置。这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当时的一些地方官员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曾国藩针对这一情况，力主惩一儆百，提出了“治乱世用重典”的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痛惩不法分子。但在严惩的同时，曾国藩也把握一定的尺度，对于部属的一些程度较轻的错误，处罚时则适当从轻，以向部属展示自己的仁爱之心，从而赢得部属的拥护。曾国藩这种能在“严”和“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用人之道，使得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及其后的北上剿灭捻军的戎马岁月中，虽然也打过不少败仗，遇到不少拂逆者，但曾国藩统帅的尊严仍然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持，他手下的大将没有一员投降于对方。

二、曾国藩用人之道的可借鉴之处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人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此观之，人才已成为最宝贵、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人才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为此，各个领域的领导者以及管理者都应该懂得用人之道，做到“以人为本”。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对当今领导者来说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切实转变人才选拔观，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选拔人才是用好人才的前提，所以必须从思想上转变落后的人才观，摒弃在人才问题上的陈腐观念，在正确的人才观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但当今社会判别人才的标准却往往集中地体现在对学历和资历的追捧上，这就会使得一部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被忽视掉，极易造成人才的浪费。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努力形成谁勤于学习、勇于投身于时代创业的伟大实践，谁就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就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有用之才的社会氛围，创造出人才辈出的新局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导者可以借鉴曾国藩选拔人才的方法，切实转变陈旧落后的人才选拔观，做到不论资排辈，不求全责备，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才选拔观。古语云：“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求小疵。”领导者应更多关注部属的长处，而不应该过分在意其短处。同时，我们在转变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品德、知识、能力等综合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指标均应包含在内。此外，要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新机制，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渠道，为人才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使各类人才具有的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能够得到充分展现。

(二)树立正确的人才使用观，科学合理地考核评价人才。只有对人才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使用，才能使人才的作用得到最为有效的发挥，而在管理使用人才的过程中，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显得极其重要。杰出的领导者应具备博大的胸怀和远见的卓识，能够广泛汇集各方人才，并合理加以使用，使各类人才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由于实际工作的复杂多变性，使得每位领导者都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察人才，全面掌握其优缺点。只有真正了解每一个人才的具体情况，知人善任，才能充分发挥其最大作用。为此，领导者应树立注重实绩、竞争择优的新观念，建立能者上、庸者下、以人为本、用人唯才的用人机制，设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引进竞争机制，从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严格考察，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同时，领导者应敢于重用年轻人，不拘一格降人才，坚持使用与培养的完美结合，把人才起用于最佳时期，安排到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岗位上，从而使其在实践中得到历练。

(三)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激励的重要作用。人才在各行各业的竞争中，都是最重要的资产，对人才的拥有与使用情况直接决定着某个行业式企业的成败。而工作环境是决定人才去留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明智的领导者都会为优秀人才营造一种宽松舒心的工作环境。在这种工作环境中，人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尊重与信任的关系，员工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也能够得到调动和激发。同时，由于员工之间的差异性，使得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就显得十分必要。所以，领导者应建立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给予员工与其能力相符的待遇，以不断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工作潜力。另外，在对人才实施管理教育的同时，要注重对人才的关心与培养，使一切有用之才在其位，尽其责，行其权，各方面能力均能够得到提高，从而增加其对本单位的认同感。

总之，曾国藩广收、慎用、勤教、严绳与轻罚的用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其自身具有很多的缺点与不足，但是其用人之道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在现实的人才建设中形成更加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以不断提升人才的竞争力，提高人才的使用效能，促使人才发展机制、体制的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