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师助剿首先不是曾国藩提出来的，但这一问题一旦提出来，就不得不征询时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统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对这一问题究竟抱什么态度，李国俊、徐泰来、成晓军等人认为曾国藩不赞成“借师助剿”，李宪英、李传斌、邱展雄、李凤君等人也认为曾国藩在“借师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上并不是首议者、力主借助者。本文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借师助剿的提出与清政府的态度
“借师助剿”是指19世纪清政府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借师助剿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清政府对借师助剿的态度，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一)借师助剿的提出
清政府的地方借师助剿活动由来已久，1853年太平军逼近南京时，苏淞太道吴健彰接到江苏巡抚的命令，请求各国派军舰入长江，帮忙保卫南京。南京被侵占后，江苏巡抚积极向外国侵略者乞援。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江苏巡抚继续策划借师助剿，并初见成效，把小刀会镇压下去。到1860年夏，上海、江浙地区受到太平军的打击，形势的不断恶化，地主官僚集团更加积极策划借师助剿。虽然咸丰帝对地方的借师助剿不满，但地方上的借师助剿没有停止。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主动提出借师助剿。在京负责议和的奕䜣，对此颇感兴趣，由于这些理由：“江浙为财赋之区，地方糜烂几遍，兵力不敷剿办。……”奕䜣于1860年11月23日上奏咸丰帝，正式提出了借师助剿。
(二)清政府的态度
咸丰帝把奕䜣关于借师助剿的奏折下发给有关督抚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是清政府高层首次讨论借师助剿问题。咸丰帝下令东南督抚参与讨论借师助剿问题，要求曾国藩、薛焕、王有龄等“酌量情形，迅速具奏”，然后经奕䜣、桂良、文祥等反复研究，最后由咸丰帝提出决策性意见。在商讨中，以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为代表的江浙地主官僚集团态度积极，明确表示赞成。袁甲三坚决反对，说借师助剿乃“不仅引虎入室，并且为虎添翼”，“实觉有害而无利”。曾国藩委婉表示反对，上奏“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咸丰帝认为曾国藩的建议“似尚可行”，令奕䜣等人再“悉心体察，妥议具奏”。咸丰帝在1861年1月下谕说：“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咸丰帝迟迟没有接受借师助剿的方案。
1861年下半年发生的几大件事催化着借师助剿向大规模铺开阶段发展。第一、咸丰帝病死和辛酉政变，咸丰帝的死和辛酉政变消灭了肃顺集团，就排除了借师助剿的大阻力。第二、湘军攻陷安庆，第三、太平军攻占宁波，这一攻一陷，使曾国藩也处于两难境地，加上当时的大环境，曾国藩对借师助剿进行了重新审视。
清政府在1862年2月颁布的“上谕”中宣称：“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节商酌”，并迫不及待地指示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赋有裨，朕必不为遥制。”接着，又发出“上渝”说“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这样，外国侵略者就在清政府的正式邀请下参加了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借师助剿付之实践。
二、曾国藩对借师助剿的态度
清政府的天平偏向了借师助剿，但曾国藩通过对借师助剿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基本态度是同意借师，反对助剿，主张“会防”不“会剿”。
(一)同意借师反对助剿
清政府曾多次征求曾国藩对于借师助剿的意见，曾国藩复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构衅甚深，……自当因势利导”。曾国藩与清政府及其他人的借师助剿不同，不只是简单的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军队镇压太平军。他对借师助剿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系统的认识。他认为“借师”和“助剿”可以分开对待。通过“借师”与洋人搞好关系，不仅可以用来弥补自己兵力的不足，且能对太平军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将来还可以学习洋人的技术，以为长远之利，为自己洋务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他并找到“借师”的历史依据说：“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甲板船相助，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他同意借师。
当英、法、俄主动提出“助剿”，清朝廷征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并说：“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时此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曾国藩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虑，他反对助剿。
1861年冬，太平军攻占苏、浙的大片土地，中外商贾云集的上海成了孤城且危在旦夕，一些逃亡到上海的苏、浙大地主们，急迫地想借助在沪的洋人力量，对太平军进行疯狂反扑，以收复他们的损失。户部主事钱鼎铭、杭州籍翰林院庶吉士范鸿模带着重托先后赴安庆，尽管他们在曾国藩面前“声泪俱下，叩头乞师，请词哀迫”，但终不能动摇曾国藩的初衷，没答应他们的乞师。几天后他给潘曾玮的信中说：“只宜借守沪城，……至于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结果，潘曾玮未听曾国藩之劝告而直接北上向清廷哀求。曾国藩对潘等人的执意北上，“亦未便强行劝阻”，他“想总理衙门自能折衷群议”。在给潘曾玮复信的同时，曾国藩又给庞钟璐、吴煦、薛焕等人写信表明了他的态度。
曾国藩对薛焕向朝廷奏请了借师助剿并在上海设立了会防局这一行为予以严厉指责：“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并向朝廷上奏表明：“如洋人因调船已齐，兵费太巨，势难中止，……我中国当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若洋人不听禁阻，”则应向他们说明“我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目前无会剿苏州之师，即克复之后，亦难遽拨驻守之师”。
1862年初讨论借师助剿问题时，曾国藩认为“目前形势，舍借洋兵，亦别无良策”，明确表态：“借洋兵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以助剿苏、常则不可。”并用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总得靠自己的力量，要求朝廷照会西方各国，以中国“地形有远近，兵势有次第”为由，拒绝它们“会剿”的要求。他给奕䜣、李鸿章、吴煦等人的信中，都表明了同样观点。
(二)主张“会防”不“会剿”
上海地方官员向朝廷奏请了借师助剿，并在上海设立了会防局，并于1861年11月与曾国藩达成派兵来沪之协约，商议“中外会防”时曾国藩派兵到上海。1862年1月，上海租界内纳税外国人已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过了几天，在巴夏礼出面向买办官绅“通意”下，组成了“上海中外会防局”。上海的著名官绅入局听命，它实质上是“西人会防公所”的听命附属机构，接着又设立分局11处。“中外会防”的中方主力是曾国藩，这时曾国藩已充当“上海中外会防”的重要角色。接着，曾国藩在给潘曾玮的信中写道：“今日奏西各国，久已遍行内地，又非出入中原者可比，若借师助剿内地，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不久，他致函给潘：“除上海外，无论所向利钝，概不与闻。”他勉强同意了清廷的借师助剿，但心中仍坚持自己的主张。曾国藩希望通过借兵驻守上海达到“会防”，因为上海自开埠以来，“人民千万，财富万万”。“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守之”。其次是因上海每年为汀军提供了100多万两白银的军饷。所以他“必须设法保全上海”。再次，因为他考虑“上海皆洋，西南借贼，于筹饷而上腴，于用兵则为绝境”。所以只宜防守，但光靠清军防守，他无法抽调这么多兵力，虽已决定派李鸿章率兵前往，但“非二月不能成行”，他“恐缓不及事，不得不借西洋兵力”。“借师”以“遥壮声威”，弥补自己的兵力不足，来实现“会防”，但提出了“缓其师期”，使自己处于主动，且达到不“会剿”。
曾国藩除了派得力亲信李鸿章参与上海中外会防，还对上海怎样借助洋人之力并达到长久合作的目的进行了考虑。1862年4月，李鸿章率领军队抵达上海，这支队伍成为上海“中外会防”强有力的支柱，它在外国侵略者眼中是“以华制华”的得力工具。李鸿章率军刚到上海，在沪的洋人就催促其进兵，约期会战，没完没了。曾国藩反感洋人的这种纠缠，要李鸿章“以婉言谢之”。并多次告诉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洋人缠嬲，极难处置……”，“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
正当外国侵略者想要深入“会剿”南京等地但为曾、李所不容许时，太平军在上海郊县给予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862年5月，太平军在奉贤南桥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上将，接着又取得嘉定、青浦大捷，迫使侵略军不敢贸然离开租界老巢。这就帮了曾、李不让洋人深入内地“会剿”的大忙。侵略者把武装干涉的范围定在“上海三十英里半径以内”。这就达到了曾、李“会防不会剿”的目的。
渡过“会防不会剿”这一关后，同“常胜军”的矛盾相对地突出了。华尔的洋枪队是作为买办官绅“商雇”的外籍雇佣军创办的，开始统辖权基本上操纵吴煦、杨坊手中，后来华尔渐渐跋扈专横起来，尾大不掉，到1862年明显地有演化为“英国雇佣军”的倾向。这些变化，使曾国藩对洋枪队的反感加深。华尔被击毙后，虽由白齐文继任统领，但英方派出以戈登为首的一批英国官兵，加强对它的操纵，并按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军队模式加以改造，扩至万余人，企图使之充当“国家军队”的“核心”。这就同曾、李欲“自强”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就想遣散常胜军，并称该军为“苏省隐患”。他在1863年1月以白齐文殴打杨坊劫走巨款一事而解除其兵权，后又在1864年5月，乘“常胜军”金壇等战斗中失利逃回昆山之机，付出18万余元遣散费，将其解散。李鸿章就这样妥善地遣散了常胜军，获得了一个使各方势力都感到较为满意的结局。李鸿章的操纵之术得到曾国藩的高度评价，他赞道，“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鞑龙蛇，视若婴儿之风，尤以为佩”。1864年1O月，左宗棠把法国控制的浙江“常捷军”遣散。这样，成功的把“常胜军”解散了。
二、曾国藩反对助剿的原因
当江浙沿海一带的地方官吏积极主张借师助剿，当借师助剿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项决策时，曾国藩却反对助剿，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士大夫传统的仇夷、鄙夷的思想
曾国藩的封建士大夫所固有的仇夷、鄙夷思想。他满腹儒家思想，忠君至上，他把为君主分忧解难作为封建大臣的职责。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十分关注沿海的抗英斗争，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时，他说“洋鬼猖撅，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当侵略军攻打北京，他自愿要求带兵北上勤王。因此，曾国藩反对外国人干预中华内政，对借师“代复中国之疆土”持反对的态度。曾国藩这种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内政、维护民族主权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二)想独占攻取天京之功
曾国藩决不允许别人来分享他镇压太平军的功劳，更不用说洋人了。这时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在军事上屡屡得手，攻下天京是为时不远的事。曾国藩出自地主家庭，极力维护天朝“尊严”，抱定为封建王朝干一番事业，这种荣耀和功劳，他绝不会分给别人的，只想独占战功。当曾国荃率湘军攻占了雨花台，但遇到李秀成军的猛烈反击时，曾国藩接到廷旨：“俄国兵愿来助剿。”他只好同意“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仅作“遥壮声威”之用，不直接参与攻剿南京，以免和他争功。1863年3月曾国藩拒绝了英人迪佛立的一个助剿计划，英侵略军头子迪佛立任职将期满回国，他拟定了一个由英人充当统领，以华人为兵的两万人军计划。曾国藩敏感的意识到此举对其攻克、独占天京之功极为不利，因此态度非常冷淡，仅“答以须函商总理衙门定夺”，实际上是种推脱，委婉拒绝，以后这件事再也没有提起。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曾国藩表现得那样坚决，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公心”，他有自己的打算。其一，不可喧宾夺主，军权旁落；其二，他害怕洋人瓜分攻陷天京之功和天京财富。
(三)担心“借师助剿”的恶果
曾国藩所担心的问题，在借师助剿时期都出现了。清廷利用洋将招募中国士兵组成了洋枪队、常捷军等。清廷明确规定，这些军队均受地方督抚节制，受中国支配。这些军队不仅不服清方约束，甚至公然哄抢道员衙门。这种情形使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十分头疼，他将该军撤回松江，严申纪律，“饬将约束不严之外国弁目即行斥逐，其驻守宁郡者，止准选留一千名，交当地道员节制”。同时，在浙江的常捷军头目法国人德克碑要求增募千人，被左宗棠拒绝。同治元年底，清廷拟派常胜军助剿金陵，继任头目白齐文不服调遣，竞将该军管带杨坊殴打出血，并“将预备发饷之洋银四万余元抢去”，李鸿章借此将其解去兵权。外国军队在华骄姿横行、酗酒闹事、烧、杀、抢、掠，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灾害，而且使清廷统治者极不自安，一再让地方督抚在羁糜同时予以制裁，逐步收回兵权。
曾国藩在对待“借师助剿”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他的态度和立场，具有浓厚的民族气节。曾国藩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曾要求到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前方去，当江浙沿海一带的地方官员积极主张“借师助剿”，和清政府前后掌权者对“借师助剿”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时，虽然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曾国藩的态度和立场前后基本一致，坚持“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的一贯态度，同意借师反对助剿，主张“会防”不“会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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