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朋友问我：曾国藩似乎对桐城文人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以为要从两方面来看。从曾国藩来说，首先，当然出于文学情结。他是一个学人，古文和诗都写得很好，书法也颇有功底。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作家队伍庞大，影响深远。他归向桐城派是自然而然的。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真正打出“桐城派”旗号的第一人正是曾国藩。他说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称自己“粗解文章，由姚(鼐)先生启之”，引为姚鼐私淑弟子。他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欧阳生文集序》)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古今圣哲三十二人之一，可见他对姚鼐的仰慕。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可以看出，曾氏将《惜抱轩文集》、《惜抱轩诗集》以及姚氏编的《古文辞类纂》随身携带，不时阅读，几十年如一日。他与桐城文人真正接触交往，互相切磋，有戴钧衡、方宗诚、姚慕庭、吴汝纶和萧穆等人，并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其次，从政务军务来说，曾国藩也需要桐城派特别是桐城文人的辅佐。曾氏以“钦差大臣、领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的身份，坐镇两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率领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深知光靠枪杆子尚不足以镇压太平军，还必须靠笔杆子。他深知舆论的重要性，自己就写了一篇《讨粤匪檄》，义正词严，攻势凌厉，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此文是他发出对太平天国进行镇压的总动员令。然而仅靠他个人显然不够，因此他广泛招揽人才，替他献计献策，为镇压太平天国大造舆论，收拢人心，鼓舞士气，从而分化和瓦解太平军。而桐城派就是一个人才库，有他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当时不仅桐城籍的文人投奔曾氏，而外地桐城派的作家如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鲁一同、邵懿辰、朱琦、吴敏树、杨性农、孙芝房等人纷纷进入曾氏阵营，人才济济，形成了中后期桐城派作家“无不出曾氏之门”的空前盛况。曾国藩虽然位高权重，但他能礼贤下士，平等待人，且知人善任，各尽其才，所以桐城文人乐意以曾氏为依归，终始相从，积极进言献策，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可谓两厢情愿，如鱼得水。

另一方面，桐城文人大都硕学通儒，饱读孔孟之书，奉行程朱理学，“君君臣臣”思想根深蒂固，且有较强烈的儒家入世愿望，有意于国计民生，希望有所作为。其时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有席卷大江南北之势，安庆、桐城地处要冲，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拉锯战的重灾区，军需增加，赋税加重，加上贪官污吏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且战火纷飞，百姓惨遭杀戮，不得不逃离家乡，流离失所。面对此情此景，桐城文人如戴钧衡、方宗诚、文钟甫、马命之等忧心如焚，扼腕愤慨，认为这一切都是太平天国造成的，因此他们极端仇视太平天国，除了自发地组织团练、乡勇与太平军抗衡外，还积极上书曾国藩等清军统帅将领，出谋划策，打击太平军，所以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投身曾国藩麾下。曾国藩不仅位高权重，且人格魅力非凡，要想从政治上寻找出路，投奔曾国藩便是最佳的选择。同时，桐城派发展到嘉庆时期最为鼎盛，但被姚鼐寄予厚望的弟子刘开、管同等人相继早逝，才华横溢的姚莹又浮沉宦海，姚鼐感到桐城派衰象已显露，大有难以为继之忧，他在《与胡雒君书》中急切地呼唤：“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而此时方东树成为硕果仅存的唯一有影响的桐城籍作家。方东树不顾年老体衰，“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俗之累，与世龃龉不顾”，补苴罅漏，力图开拓创新，重振桐城派三祖文学事业的辉煌。他发扬师承前辈的传统，着力培养戴钧衡、方宗诚等青年一代，但不久方东树也辞世了。戴钧衡、方宗诚一班桐城文人深感桐城派难以为继，亟须寻找桐城派新的领军人物。以古文称著的曾国藩无论从号召力还是影响力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最佳人选。所以，曾国藩与桐城文人是各投所好，各有所需的两厢情愿的结合。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曾国藩与桐城文人戴钧衡、方宗诚和吴汝纶等人之间的关系。

二

曾国藩最先结识戴钧衡。戴钧衡聪明好学，性格刚直，为人坦诚，慷慨激昂，易激动，好议论。抱负远大，壮怀激烈。他在《侠士行》中写道：“拔剑狐狼号，扬刀貌虎跃。常欲操天笞，为国靖沙漠。惜哉我不遇，徒抱孙吴略……骏马发悲鸣，乾坤无伯乐。感此怆中怀，泪痕洒林薄。仰首见双雕，一矢堕前壑。顾影忽自矜，此才宁瓠落。”中了举人后，自以为得志，然而两次进京参加会试，终以失败而告终，感叹“骏马发悲鸣，乾坤无伯乐”，但他并不甘心，在《与客夜话感赋》诗中写道：“壮心岂肯老丘壑，耸身当入凌烟阁。前追伊旦后萧曹，坐使威名震沙漠。不能奋翮出风尘，便当退寻孔颜乐。图书之府翰墨筵，上下古今归橐籥。有时开口汲西江，随风唾咳珠玑落。珠玑乱落惊王侯，笔花灿烂超韩欧。近超韩欧远班马，含英咀华擅风雅。”即使仕途不通畅，他也希望在文学事业上有所作为，不气馁，不言败，始终积极向上。他多次进京，广交天下宾朋，视野较为开阔。他拜谒梅曾亮，先后结识邵懿辰、杨性农、孙芝房、鲁一同、毛宝山、边袖石、孙琴西、彭昱尧、左宗植等人，而这些友人大多与曾国藩相识相知。戴钧衡通过他们结识了曾国藩，并与之交往。曾国藩第一次来桐城，是他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之时。他经过桐城，住了一宿。戴钧衡、文钟甫、马命之等人与之相会，并宴请曾氏，言谈甚欢。曾国藩对戴钧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曾国藩对戴钧衡经学功底颇为赞许：“因戴存庄两探宋、元”，“每多当人意处，故乐观之”。但戴钧衡由于战乱，投身于抗击太平天国的战斗之中，请兵筹饷，终日东奔西走，无暇为文治学，且英年早逝，古文成就并不高，诗胜于文。方东树评其诗曰：“诗令人一见便惊叹，称快称奇。诗之佳者，而非诗之至也。平心吟咏，意远韵深，味长气厚，乃为可贵。”(《〈味经山馆诗钞〉评阅》)方宗诚评其文曰：“往余既冠，与二三同志砥砺，为有本有用之学，于时戴君存庄才最茂，用力尤锐，诗文、经说表见于世，海内贤士大夫多称道之。”(《味经山馆文集叙》)曾国藩对戴钧衡关爱有加，他在《日记•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写道：“夜，戴存庄钧衡之胞侄二人、房侄孙一人来见，携存庄所为诗一本、古文三本、《草茅一得》三本，求订正，与之谈久。存庄之妻妾皆殉节，存庄亦五年十月忧郁以死，其父母均于九年始没……夜不甚成寐。”十四日又写道：“送戴存庄之侄银五十两，为存庄葬事之用。”在《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写道：“桐城方植之、戴存庄、苏厚子、文钟甫诸贤六人，乱后渴葬，余于五月出钱，令桐人甘绍盘玉亭买地葬之，顷已葬毕，本日写碑六纸，将镌立坟上。”曾氏题“大清举人戴存庄”碑至今犹存，曾氏对桐城文人生前关爱，死后善其后事，有始有终，其厚意深情，由此可见一斑。对于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来说，念念不忘桐城布衣文人，尤为难能可贵，而曾氏赢得桐城文人的信赖和崇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

方宗诚无意科举，不乐仕途。他自言“本无一命之寄，又无济世之才，从戎非其所长，死难亦非其职”(《柏堂集•答黄静轩》)。便潜形息影，隐伏山中，养亲读书，治学著书，成《俟命录》，探究“天时人事致变之由，行已立身弭变之道”。他将此书呈送给当时的达官显贵和文朋诗友，著名学人山东布政使吴廷栋读后大加叹赏，邀其出山，赴山东课其二孙，并主讲商河书院，暇时与吴谈文论学，颇为吴赏识，当即将其荐于曾国藩。方宗诚由直隶起行，至开封阻于战事，便留客河南巡抚严渭春幕中，主司章奏，撰《应诏陈言疏》、《荐举贤才疏》、《特保真才以重疆寄而肃吏治疏》，以见识超卓、切中时弊为时人赞许，名声大噪，被誉为名幕。同治元年(1862)，方宗诚遂谒曾国藩于安庆，次年应曾国藩之邀，助修《两江忠义录》，自此追随曾氏于戎幕之中，以师友相交相知。方宗诚在曾氏幕中供职仅三年，而曾氏在《日记》中有六十六次提到方宗诚，“与之久坐”、“与之久谈”、“与之便饭”，有时甚至到“存之室久坐”，曾国藩给方宗诚写对联：“敛气乃宏才学识，高文待续方刘姚。”可见关系亲密，对方宗诚期望较高。由此，方宗诚获益良多，曾国藩曾坦率地指出方宗诚的文章“琢句炼字，每失之率易。须讲训诂，则下字不苟；精词章，则造句不苟”。“不刮磨陈言，医下笔率易之弊，则讲说义理之文，不能坚凝而失之浮”。方宗诚诚恳地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给曾国藩复信感激不已，说：“微言切论，精凿不磨，且当军务倥德之中，犹复从容闲暇，指示文章之利病，谢太傅、养叔子虽风流千载，恐尚无此精实也。”并坦诚地说：“宗诚志广而才拙，气强而质弱。少时读书，见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皆心焉慕之。后遭家难，逢世变，知立德、立功不可几及，始欲专事立言一途。初亦深知立言之道，必义理、训诂、辞章三者兼备，然后可蕲至于古。无如体气薄弱，不能博闻强识，于是于三者之中，又以义理为修身接物之大务，当专志于此。经史百家之书，虽无不好，然第究其大经大法与北宋以来儒者之精言奥义、源流派别而已。训诂、辞章，虽亦兼习，实未能致力焉。益禀赋既病，不得已而择一以从事也。文字率易之病，正坐乎此。”“诚哉至言，小儒所不识也，敢不勉力以副所望！”(《柏堂集》外编卷七《复曾节相》)尽管如此，但方宗诚的文章风格受曾国藩影响不大，仍与桐城派三祖保持一致，时人以“桐城正脉，今在柏堂”誉之。曾国藩也很赏识方宗诚吏治和军事才能，方宗诚多次上书给曾国藩谈镇压太平天国的策略，曾氏多为采纳。曾国藩主荐他去江苏一县任县令，方宗诚没有接受，作书恳辞。他说：“县令一官，最为亲民之职，尤士君子关心民瘼者之所愿为。惟宗诚自反聪明才力实于入仕非所长，而性情气质，亦与做官不相似，学问阅历又不喜变化而扩充之。若不量而后入，一出无小补于民生，虑累执事知人之明，而贻平生著书立言之耻，此私心所深惧也。”(《柏堂集•谢曾节相保荐书》)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上京入觐，次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疏调八人至直隶任事，方宗诚名列其中。方宗诚再次作书辞谢，但曾国藩不许，无非希望方宗诚有更大的作为，并赠金二百两助行，友人黄彭年亦从旁劝说，于当年八月起程赴直隶，在保定候补知县一年。同治九年，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失当，被迫回节江南，还督两江，方宗诚也无意留官直隶，曾国藩和继总督李鸿章都不同意，李鸿章便奏请补冀州枣强县令。方宗诚不负曾国藩厚望，在任九年，兴利除弊，勤政爱民，凡教养之政，知无不为，政声卓著。李鸿章称赞他“实心爱民，品端学粹”。同样，方宗诚对曾国藩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早在布衣时，就其时吏治和军事病弊为曾国藩进言献策，江苏有人主张江苏与安徽乡试分闱举行，方宗诚给曾国藩写信，力主维持原状，陈述分闱考试的弊端，曾国藩采纳了方宗诚的意见。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天津法国传教士教案失当，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他在家书中自称“此举内负疾于神明，外负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其时方宗诚“未奉中堂命，不能往津”，“从侍左右，以效奔走之劳”，“自违中堂寝食不安”，“辗转反侧，终觉难已，缕陈之”，接连给曾国藩写了三封信，虽然不乏宽慰和回护之词，但最终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而深感失望和遗憾。他在《上曾节相》中秉笔直书，毫不含糊地慷慨陈词说：“夫中国天子生杀黜陟之大权，而让夷人操之，夷人欺中国之官民，中国不能辨是非，明曲直，而一味欲杀百姓以媚夷，治官府以媚夷，此不惧失朝廷之政体耶？乃专以守令不遵朝命赴质讯为失朝廷之政体，亦何谬也！不惧失百姓之欢心，失天下仁人君子、忠臣义士之心，而惧失夷人之欢心夫！既一味欲得夷人之欢心，则将来何所不至哉！”无疑，这是对曾国藩的尖锐批评，曾氏读了这些言辞，又当作何感想？由此可见，尽管方宗诚称曾氏为“师父”，一再申言终身不忘曾氏对自己的大恩大德，其对曾氏的忠爱和敬仰不言而喻，但事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他表现的态度何其鲜明！方宗诚与曾国藩地位悬殊，他能如此开诚布公，说明方宗诚深知曾国藩能虚怀纳谏，从善如流。

四

曾国藩结识吴汝纶缘于方宗诚。曾国藩要方宗诚替他找一位桐城籍的“公子师”，方宗诚便推荐了吴汝纶的父亲吴元甲。吴元甲字育泉，诸生，举孝廉方正，经学功底深厚，能文章。方又把吴汝纶写的文章送给曾国藩看，曾氏看过吴汝纶的文章大加赞赏。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桐城吴某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并表示要见吴汝纶，吴汝纶又约好友萧穆一道儿见曾国藩，住了一段时间，曾氏与吴、萧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一天，曾氏问萧穆有何要求，萧穆性格直爽，随口答道：“我来噉饭的！”曾氏听了一笑，便给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让萧穆带着他的信去上海找李鸿章，于是萧穆就在上海广方言馆任职，为该馆编译的新书作文字润饰，一干就是三十年。曾氏对萧穆评价甚高：“桐城萧穆，今之读书种子也。”并断言：“异日缵其邑先正遗绪者，必此人也。”曾氏看中了萧穆的治学长处，勉励他“以朝章国故为学问大端”，萧穆也不负曾氏厚望，终于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文献专家，在桐城派作家中独树一帜。曾国藩对吴汝纶更是十分器重，他在《日记》中写道：“吴挚甫来久谈，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奇其文，爱其才，便留佐幕府，“教以说经之法”，有时达到“说话太多，舌端蹇滞”的地步。其时曾幕人才荟萃，名流云集，学术气氛浓厚，为吴汝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为文治学的环境。他常与张裕钊、黎庶昌和薛福成等人“久谈为文之法”，“畅言文章兼及经史”，学业大进。在曾幕四年多时间，完成著述达数十种，取得了令曾国藩“咋舌自失，谓尽平生所未知”的成就，与张、黎、薛称为“曾门四弟子”。曾氏对吴汝纶深与相知，因而也就十分依重，在曾氏同治年间日记中曾氏八十三次提及吴汝纶，可见彼此关系亲密。曾氏许多疏奏、公文多为吴汝纶起草，曾氏看后需要改动，也主动到“吴室商量”，亦见曾氏对吴汝纶虚怀礼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失当，引发朝野正直人士非议，处境十分艰难。他在家书中说：“余来天津，诸事惟崇(厚)公之言是听，挚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此时曾氏对吴汝纶说：“吾大臣任国事，不当计毁誉，子年少，名甫立，盍稍避乎？”吴汝纶笑而不答，始终追随曾氏不去，忠心不改，直至曾国藩离开直隶仍回两江任上，吴汝纶才留李鸿章幕中。李鸿章虽然对吴汝纶也十分优渥，礼貌有加，几乎言从计听，尤为倚重。有所请无不允，屡欲荐之，而吴汝纶均恳辞。李鸿章问其故，吴汝纶说：“无仕宦才。”李鸿章笑着说：“才则有余，性刚不能与俗谐耳。”尽管李鸿章“以国士目之，与闻大谋”，但吴汝纶仍感到不如与曾氏相处融洽和默契，终离开李鸿章，去深州和冀州任职。有一点必须指出，其时桐城文人在文学创作上受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也是吴汝纶。曾国藩官高位显，声威显赫，尽管他熟读方、姚文章，高举“桐城派”大旗，但他为文力主应运以汉赋之气，铺张扬厉，光明俊伟，气势磅礴，因此他的文章风格与桐城派以雅洁称著的“小文章”迥然有别。舒芜先生说曾国藩篡改了桐城派，此言似乎过重，吴孟复先生说曾国藩改造了桐城派，改造了谁呢？改造了吴汝纶。吴汝纶成了湘乡派的一员。而吴汝纶的弟子贺涛、李刚己、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人仍然固守桐城派的阵地。吴汝纶饱读孔孟之书，但毕竟在曾幕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见多识广，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洞悉时局，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卓识的学人、杰出的古文家，更是一位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他认为“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淬厉发扬，以备缓急一旦之用”(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以为今日士大夫必以精研西学为第一义。欲通其学，必先习其文。吴汝纶在保定时，创立东、西学堂，延请英传教士见格耨等为师，使院中高才生使肄习之，皆以乱废。乱定，仍力营东文学堂，聘日本人为教习，创设报馆、译书局，为严复《天演论》作序，提倡新学，宣传新学，其意在瀹民智以自强。吴汝纶不愧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学贯古今、中西合璧的杰出人物。

五

最后说说曾国藩与姚莹和他的儿子姚慕庭的关系。姚莹比曾国藩大二十六岁，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曾国藩深知姚莹其人。姚莹在台湾道上，与达洪阿团结一心，率领台湾军民屡屡打败英夷，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曾国藩对姚莹十分钦佩。当姚莹被诬陷“冒功贪赏”而被逮进京时，曾国藩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友朋二十多人去探望姚莹，安慰姚莹。清廷迫于朝野巨大的舆论压力，放出了姚莹。咸丰登位后，曾国藩力主姚莹任广西按察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曾氏看中姚莹的不仅是文学才能，更看中姚莹的忠君爱国的情怀和军事指挥才能。此时姚莹已六十五岁高龄，曾氏在《咸丰十年四月十七日》日记中写道：“季高言及姚石甫晚年颓唐之状，谓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而任事为妙，闻之悚然汗下。”曾氏对姚莹的关爱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姚莹三年后病死军中。姚慕庭并无科名，只是一名监生，但曾国藩看好他。居曾国藩幕，曾氏亲课其文而品第之，关爱有加。他在《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日记中写道：“本日，姚石甫之子来见，亦有志之士，不愧世家子弟，鬯谈甚久。”后曾国藩保奏姚慕庭去江西湖口任县令。姚慕庭因无科名，曾国藩担心自己的下属瞧不起他，多次告诫说：你们不要小视姚慕庭，他虽无科名，但精熟经史，学识宏富，善文工诗，非一般进士、举人可比。姚慕庭不负曾国藩厚望，勤政爱民，为官清廉，政声颇佳，最后死在竹山知县任上，连治丧的费用都没有，由当地绅士和百姓出资买棺木雇舟送榇回桐城。姚慕庭也是桐城派后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说，姚幕庭“古文词雅气渊，谨守家法，并以义法教授其子，尤工诗，冲澹要眇，风韵邈远，善言景物以寄托兴趣”，“于经邃于《易》，于史好《通鉴》，尤好朱子及宋、元、明儒书，幼承庭训，又习其乡老师宿学讲论，慨然以古作者自期，益肆力于文，于诗独有天得，其诗抒写性情，能兼取古文之长，自成其体，生平独喜为诗，治之亦至勤”。

总之，出于文学情结和政治需要，曾国藩就必须利用桐城派这面旗帜招揽天下英才，为其政治利益服务，表现出对桐城文人特别关爱和培养，从而赢得桐城派文人对他的信任；出于从政治上寻找出路和振兴桐城派三祖的文学事业，桐城文人就必须追随曾国藩，以曾氏为依归，其政治抱负才有可能实现，桐城派方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桐城派需要曾国藩，曾国藩也需要桐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