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湘军将领。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十六年(1890)，曾先后担任浙江、湖北、山西巡抚和两广、两江总督等职。是清廷倚重的名臣，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曾国荃的研究仍属薄弱坏节，有些评价也有失客观公允。对曾国荃湘军将领的身份颇多关注。对曾国荃作为地方督抚，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却付诸阙如。1876年，山西发生特大“丁戊奇荒”。是时，灾荒肆虐，哀鸿遍野。饥民“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殆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在严重的灾情面前，前任巡抚鲍源深以旧疾日增为名，奏请开缺。清廷权衡利弊后，由曾国荃继任巡抚。曾氏临危受命，在抚晋三年间，积极履行职责，为山西抗灾救灾、灾后重建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山西的近代化历程。曾氏也因此积累了政治资本，成功完成由湘军将领向地方督抚的转变。因此，考察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内的赈灾措施，不仅有利于了解山西地方的发展史，也有助于全面、客观把握曾国荃在晚清社会的地位。

一  赈灾救荒

曾国荃于1877年初夏赴任山西时，山西受灾州县已达8O多个，饥民已达600万之众，形势相当严峻。面对这一空前的灾难，曾国荃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死亡线上挽救灾区民众的生命。

其一，上疏减负。灾情发生后，山西赋、差、丁粮及各种饷项成为灾民沉重的负担。“往时州县自顾考成，鞭笞追呼，责之里胥，里胥借端苛敛，飞洒摊派，仍取之穷檐。虽在丰年已不胜其苦累，矧值大祲，更何以堪？”为缓解灾情，曾国荃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减免、缓交军饷、京饷及各项钱粮。据《曾国荃全集》中的资料统计，曾国荃自上任至离职，先后上疏达24次之多，大大减轻了灾民的负担。仅差徭一项，“较之旧章，或减去十之五六，或减去十之七八”。

其二，设立粥厂，免还仓谷。为迅速有效地救助贫困饥民，山西各地分设粥厂煮粥，“太原设三家，分别设在大南门外的骆驼厂，北门外十方院，新甫门外郝庄，运城也设有一家。每月领粥灾民计三四万人”，并将棉衣三百件于粥厂分发给饥民。前山西巡抚鲍源深曾采取出借仓谷的办法赈济灾民，但灾情日重一日，灾民无力偿还。曾国荃上疏清廷，“民力拮据，若令照例征还，不特民力未逮，即原借之户大半流亡，率皆无著，诚恐奸骨盆役藉官扰民，以桃代李，或累及邻族，或苛派里社，甲倒累甲，户倒累户，流弊无穷。”请求对民间所借粮食，一律免还。

其三，广筹钱粮、以工代赈。曾国荃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帮助下，于京沪等富庶各省努力募集资金。截至1878年8月，先后收到京外各省捐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一千五百石。”当时山西与外省各地间交通困难，用于运输的人力、畜力因灾荒而异常匮乏，赈灾钱粮的运输困难重重。曾国荃动用各种关系，倾其所能，建立了一套通达的运粮路网，使筹到的赈粮得以运回山西，赈恤饥民，他也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广筹钱粮的同时，曾国荃还积极推行以工代赈之法，“组织灾民修整河道，这次灾荒中，组织挑浚了南沙河及省城后小河和文瀛湖工程”。以工代赈既可安抚丁壮灾民，又可保存畜力，以备农耕。

其四，清厘荒地，发展生产。曾国荃认为垦荒主要有以下数端：一曰清荒。饬令各地官员清理田亩，区分为新荒、老荒、有主无力之地，开造清册；一曰恤荒。老荒豁免赔粮，新荒停征三年，有主无力之地停征两年，实行不同的体恤政策；一曰劝荒。按各地灾情的轻重程度，分发银两。令其自行采买牛马、粮具、种籽，出示晓谕，劝民耕荒；一曰招荒。对无主荒地实行豁免三年粮税，无偿提供耕牛、农具的优惠政策，吸引四面八方之民来山西开垦荒地。
其五，严禁科派，编审丁册。在山西，徭重于赋，民不聊生。曾国荃会同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就各处民情、地势进行认真查实。严禁一切额外科派、需索。这样和旧章相比，差徭“或减去十之五六，或减去十之七八”，“每年为民间节省差徭钱百万余缗”，“而要差仍不致误，各省绅民无不感悦”。清季早在1736年就实行了“摊丁入亩”，但由于种种原因，山西各州县却并未全部实施此法。1978年，曾国荃奏请，除将丁粮分办，各州县丁徭银豁免外，全部摊入地粮征收。在曾国荃的主持下，山西至此全部完成了“摊丁人亩”的赋役制度改革。
其六，安抚灾民，维护治安。曾国荃十分注意灾民安抚工作。他曾有言：“查灾放赈，以先安民心为要。”基于此，曾国荃奏请设立“恤寒公所”，对不能到粥厂领食的残疾人进行救济，并筹款购地掩埋露尸。在省城设立收养公局，收留孤儿。对于“实在应赈者，固宜曲加体恤；而借端生事者，”曾国荃则“随时惩创”。他令地方官严查散布流言、匿名揭帖、聚党生事之人，并严办贩卖女童和游勇偷盗等案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治安。
除上述措施外，曾国荃还主张留厘金兴工赈，精兵简政，并将山西省十四局裁并为六局。为挽救山西灾情，曾国荃可谓殚精竭虑，取得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的。此次赈荒经曾国荃“走书告贷各省，劝民助赈，其言至痛楚，先后放赈银一千三百万余两，米二百余万石，活饥民六百万人。”虽然，个别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但他不遗余力对灾民进行救助、赈济、安置，对于减轻灾区人民的痛苦，安定社会秩序，控制灾荒蔓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　整顿吏治

“丁戊奇荒”发生之时，山西吏治极其腐败。已呈“贪风日炽，吏治糜烂”的态势。对此，曾国荃早有察觉。他在给洗马温味秋的信中写道：“查晋中吏治之坏，非一日矣……胥吏之追乎，迫之已久，小民日受流离转徙之苦。而为牧令者，方且肆无忌惮，不顾斯民之肥瘠，但求私囊之丰盈；不恤下民之怨咨，但伺长官之喜怒。”面对吏治腐败、积重难返之势，曾国荃决心整饬吏治，力除害马。他认为：“从来吏治之得失，关乎人才之贤否”，“督抚、司道得人则吏治兴，失人则吏治坏。”因此，他以察吏为先，选贤去庸。对那些能力有限、办事不公、品行不端、处事不当的官员，或革职查办，或原品休致，或降级处分，或严加警告，而对那些办事勤恳、廉洁自律、留心民事的官员，或向朝廷举荐、或提拔重用，或给予奖恤，或表彰勉励。针对山西摊派过重有妨吏治的弊端，曾国荃上奏“晋省吏治积疲难挽，实由摊款过重，欲求澄清吏治，必以裁汰摊款为先”，“以轻官累而清治源”。对那些无视法规的官员，他一律严惩不贷，亲自处置大小贪官污吏四十余人，以儆效尤。山西省阳曲县仓书李林儒等，承办粥厂放赈，侵盗米粮五十石之多，被就地正法。吉州知府段鼎耀、永济县知县洪贞颐等，因私自扣留赊银，均被革职查办。除贪污腐化外，门丁胥役干政，也给山西吏治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对于“家丁弊端更仆难数，魑魅情形绘如图画”的弊端，曾氏认为应“先清署内以端其本”。而官吏欲“清署内者，必先自治其身”，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求各级官员勤勉劳作，力除贪欲，严治衙蠹。当时的山西官场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因循疲玩，拖沓成风，办事效率不高。曾国荃谆谆告诫地方官员，“疲乃居官大病”，为政者要勤政务实，“勿流于苟且，勿即于便安，勿因僻处偏隅而为因陋就简之计，勿为粉饰治具而忘久安长治之规。”经过吏治整饬，大大扭转了山西贪污腐化之风，有利于激励各级官员崇廉戒贪。朱浒评曰：“在曾国荃和阎敬铭的督促下，山西不仅在此次赈灾过程中较少出现官员舞弊之事，而且正如曾国荃奏称的那样，相当多的官员还在办赈期间殉职。”

三　严禁鸦片

山西罂粟种植、吸食非常普遍，“丁戊奇荒”发生时，已严重泛滥。全省各州县罂粟平均种植面积达40亩，特别是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代州、忻州等所属各县，植毒更为严重。曾国荃称，山西“境内广种罂粟”，“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畎亩农夫吸烟者十之七八”。种植罂粟既侵占粮田，“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晓瘠之区。”又与传统的农作物争夺人力和水肥资源。“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苗反荒芜而不治。”严重地妨碍了农田生产，破坏了农业经济，粮食短缺成为山西难以抗御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曾国荃也认识到，“此次饥荒“虽曰天灾，实由人事。”种植即多，吸食益广，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有鉴于此，曾国荃决心致力于禁烟。他认为，罂粟种植、吸食泛滥的原因之一，在于“平日教化之不修，惩劝之弗及。”所以采取了劝导与惩罚相结合的办法。“广求循吏，以宣其教，而后严定科条，以厉其禁。”他注意到百姓种植罂粟“趋利如水之就下”，原因是“利之所在”。遂利用大灾之年粮贵物贱的时机，动员引导农民种植粮食，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种植的源头。但鸦片种植在山西根深蒂固，劝导利诱之外，还需严惩重罚来挽回锢习。为此，他一方面实行禁种，规定“一族之中有种罂粟者，责成族长率子弟拔除；一甲之中有种罂粟者，责成甲长押令拔除，立即改种五谷以收东作西成之效。”之后又加大了禁种力度，严令“栽种罂粟者，一经查出，即将该户所种罂粟地亩全数充公”，“作为各村本甲公业”，“以备地方公用”。为保证实施效果，令“民间宗族房亲、乡约里社自相钳制，庶免衙门书差需索舞弊。”如有村民私自种植，族长、甲长有权禀官追究。若族、甲长知情不报，则“罪其族长、甲长”。同时，对稽查不严的官员给予撤职处分，对禁种效果良好的则予以奖励；另一方面推行禁吸。在曾国荃看来，“吸烟之害甚于砒霜，夫人而知之也。如果父兄勖其子弟，官吏勖其书役人民，将领勖其兵丁，则此风应早断绝。”于是严令禁止山西各州县开放烟馆，嘱令父子、兄弟、师徒之间互相监督。虽然曾国荃采取种种措施，厉行禁烟。然大浸之年，人民大批死亡，土地荒芜，救灾成为头等大事，禁种罂粟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地方官员更将种烟视为利源，不认真执行禁令。随着全国烟祸的日益泛滥和国家财政的拮据，清政府对鸦片实行了所谓“寓禁于征”的弛禁政策。尽管曾国荃先后多次上奏，力图扭转。但“清政府对土药坚持收税抽厘的根本国策没有改变”，全面推行禁种势必受阻。由此可见，曾国荃在山西禁烟成效有限也是时势使然。但是，他的禁种、禁吸等措施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据统计，光绪四年(1978)，“种罂粟者较去年约减十之六七”。另外，曾国荃禁毒的一些具体措施，例如高度重视打击毒品种植，从源头上消灭毒品来源；严惩涉毒及禁毒不力的官员，加大执法力度；注重思想教育与动员，实行劝惩兼施、法情两用，如此等等，也值得我们今天的禁毒工作加以借鉴。

四　振兴经济

大灾过后，曾国荃提出“兴水利以备早潦，俾农田可资灌溉；辟车路以通商贾，俾百货可以流行”的主张，积极兴办近代工矿业、整顿盐政、兴修水利、兴建车路，力图使大浸之后的山西重振经济。

第一，兴办近代工矿业。曾国荃查明山西长冶、晋城等地盛产铁矿石，采铁业历史悠久，于道光年间最为发达。但是，自光绪二年(1976)山西被灾以来，采铁业一落千丈。生铁炉纷纷停歇，采矿窑户随之减少。他请求清廷拨款贷银给铁商，“以作赀本，令其营运”，日渐恢复了冶铁业的生产。除恢复冶铁外，曾国荃对其它矿业的发展也持积极态度。他比较重视开采铜矿，以此来扩大财源。他曾向清廷上疏：“近闻绛县颇产紫铜，业经委员查勘，如果铜苗畅旺，拟即开矿铸钱。”得到了清廷的支持。采矿业的兴起为山西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整顿盐政。曾国荃抚晋时，正值“丁戊奇荒”，哀鸿遍野，民间粒米难求，更不要说买盐而食。灾荒中人畜大量死亡，制盐、贩盐成本加重，商贩无利可图，纷纷停运。加之，私盐充斥，官盐迟滞。凡此种种，导致食盐严重滞销，影响了山西盐业的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曾国荃遂采取措施加以疏导。他首先上疏清廷裁减引费。“与其徒有额引虚名，无益饷项，驯至碍及全局，何如从权酌减引费，略办变通。”请求裁减山西额引40O引、河南300引、陕西200引，并“将三省加费164600余两，暨羡余及筹补羡余40700余两一律裁汰，以维全局而纾商困。”其次，整顿缉私。曾国荃认为，疏引全在缉私。他严厉缉拿私枭，查禁偷漏。因包内重斤、船户夹带等偷漏行径，查禁起来非常困难，曾国荃遂在产盐之地“四面筑有围墙，内有三场大使督率枪手斗巡，外有三司巡检领弓兵商役昼夜巡防。”并“坐商运贩均用官称”。在贩往各州县的途中，派“缉私委员总司巡逻，各路卡员节节稽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走私。再次，招商督销。山西引盐行销，自咸丰四年后，改为官运官销。曾国荃考虑到“一州一县承领盐引运销，多则需本银一二万两，至少亦需数千两，州县等官无从筹此巨款，势不得不借资伙友之力。”奏请“官自办运，仍准招伙勷理。”并与官员政绩考核相结合，“视销数之多寡，考运官之勤惰，俾专责成”。以此来督率官员认真招商，“实力督销”。通过整顿，盐业发展渐有起色。

第三，豁免商税。山西被灾时间之长，灾情之重，严重影响了商业正常运营及商税征收。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被灾之后，“村落成墟，十室九空”，“商贾渐次歇业，贩运甚稀。”尤其是潞安府，以往征税全凭铁货，灾疫使铁户大量伤耗，以致税银征收“尤行短缺”。其余各行铺户，“所剩者仅止数家，均系旧卖残货。”商业如此凋零，如果商税照常征收，势必导致商业更加萎缩。曾国荃上奏清廷，将“太原府未完商税正余溢额银五千一百三十八两零、平阳府未完商税正余溢额银一千九百一十三两零、潞安府未完商税正余溢额银七千一百二十八两零”，阳城县“未完商税原额溢额银三百八两零”一律豁免，其余各州县也酌情减免。大大减轻了山西商业沉重的商税负担，促进了山西经济的恢复发展。
五　重视教化

曾国荃在养民的同时还要注重教化的作用，他认为“考课书院，所以作育人才，宣讲律令，所以维持风化。”至于教化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为教，即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曾国荃赴任山西后了解到，由于山西“僻处边陲”，尚未设立书局。“书肆既无刊印官书，即南省已刻之书，又因道路艰险无人贩运到晋。”加之，“晋中书籍向不讲求，即《四书》、《五经》求一善本亦不可得。坊间所售，率多亥豕鲁鱼之讹，而音韵学尤为错谬，学者四声莫辨。”历经此次大灾，山西的文化事业又严重受挫，一蹶不振。在这种状况下，文教事业亟待改善。李钟英的《悯荒吟》中记载：“图书名迹尽前贤，祖父搜罗费万钱。尽被拾荒收拾去，换得一饱也欣然”，“到得饔时不继食，学生个个尽流离。寒毡独坐萧斋里，满腹文章饿不支”。凡此种种，导致山西文教日衰，极大地妨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州县教佐、书吏“能解字义者百不得一；至于能通文气、明白起承转合者。千吏之中无二三人焉”。面对山西文教事业凋零之况，曾国荃认为，“若不及时振兴文教，刊刻成书，则以后晋之为晋，更难望臻上理也。”为此，曾国荃会同阎敬铭上书朝廷，奏请在太原设立浚文书局，刊刻《四书》、《六经》、《小学》、《近思录》、《呻吟语》、《牧令全书》、《五种遗规》、《荒政辑要》各书。浚文书局也成了山西近代以来第一个官办图书出版机构。由于经费支绌，他请求崇文书局创始人何筱宋，筹劝好善之士代购纸张，用以印刷《六经》等书。他还想方设法筹取捐款，或者从赈捐项下借拨银两，以解决经费问题。曾国荃在奏请朝廷开设书局的同时，也注意到，“《山西通志》自1733年编辑后，迄今百数十年未及重修。事关三晋文献，何可任其湮没弗彰？”因此，提出重修省志。曾国荃还明令各州、县亦编纂和出版本地志书。于是，从上到下，各级行政长官纷纷罗致能文善书之士，着手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他还提倡兴办义学，聘请寒儒教读，既能培养人才，又可济助寒士。山西省偏关县令兴办义学的建议为曾氏所认同，称赞他留心教养，其风可嘉。曾国荃又考虑到士子生活困顿，为维持家计，无暇读书。特批示和顺县令从赔谷价内酌情提取银2000两，留作义学之用。

二为化，即改变民风、化其风俗。风俗虽“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但对于陋俗，只要地方官“因势利导，随地制宜，去其太甚，勉其易能”，即可收转移之效。临高县令教化该地民众力除迷信鬼神、滥用巫术的恶俗，成效显著，得到了曾国荃的嘉奖。曾国荃还饬令官长苦口劝导、士绅戒奢崇简，以厚民风。他还认为应劝导妇女发展女红、养殖蚕桑、编织筐席等，以改变山西妇女安坐无事之风。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荃非常重视山西文教事业的发展。大量地方志书的编纂和出版，不仅对保存文化典籍起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推动山西农业、教育、科技长足发展。移风易俗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山西民风为之一变。

毋庸讳言，曾国荃在山西所为，其主观愿望和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由于种种原因，个别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曾国荃全力赈灾，客观上使老百姓得到实惠，有利于民生事业；灾后又开渠引水以利民，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开办矿厂，兴建车路，发展商业，致力于推动灾后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加速了山西近代化历程。1880年7月，曾国荃离任北上时，晋人还十分怀念他。据《清史稿》记载：“国荃力行赈恤”，“民德之，为立生祠。”清廷也褒奖曰：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内，救灾恤民，政绩尤著。”由此，可以看出时人对曾国荃抚晋的认可与赞许。值得注意的是，抚晋三年，曾氏的思想观念在日渐开化，由重视传统的农业经济，到致力于近代工、商、交通业的发展；角色在不断转换，从湘军大将逐步过渡为封疆大吏。曾国荃离任山西后，被任命督办山海关防务。之后又先后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两广、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参与清政府政治、军事、外交决策，俨然成为清廷的股肱之臣、晚清实力派人物。这与其抚晋期间的赈灾等政治作为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