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兰州地区教育状况

清代，兰州教育在行政地位的不断提高中步入了封建教育的鼎盛时期，儒学沿袭明制，且有扩修；自雍正年间起，书院官办，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自乾隆五年(1741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兰州先后建成皋兰县儒学、五泉书院、青城书院、皋兰书院，义学、学社、里塾也分布于兰州各地。当时兰山书院为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以藏书丰富闻名全国，山长多饱学鸿儒担任，清中叶以后，生员达三四百人。但从纵向比较下的表面繁荣的背后，传统的书院教育无法适应时代演进的需求。无论私办、官办，规模大小，均以纲常及祖宗之法为本，往往堵塞了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书院教育的通道，并且禁止评论时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禁锢思想和阻止社会科学发展的桎梏。再加上清廷的日益腐败，书院教育本身存在的弊端，更加速了书院制度的衰落。

贡院是科举时代生员、贡生、监生、荫生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的场所，早在明代，甘肃就是陕西的一部分，甘肃士子应举的闱场也在西安。后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从陕西划出，自成一省。但经200余年，甘肃乡试依旧与陕西合闱，整个西北乡试和会试全部都集中到西安进行。由于路途遥远，给甘肃士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的甘肃省辖今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以及今甘肃全省。离西安最近的庆阳、平凉、天水、武都一带，也得八九百里，兰州一带得一千多里，河西乃至乌鲁木齐则更不必说。参加一次乡试，来回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四个月。费用少则数十两银子，多则一百多两银子。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制约，使甘肃有能力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二，很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士子皓首穷经，也无法参加乡试，严重阻碍了兰州士子的仕途，也制约了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兰州虽为甘肃省会和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远离大清统治中心，较东部省份的发展要落后的多，尤其是科学技术几乎是空白。当沿海地区受到西方列强侵害并由此首先接触到工业文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有了民族忧患意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而，兰州地区地处偏远，人们依然生活在自然经济和手工业时代，对外部了解甚少。

二、左宗棠教育的思想基础

一是科场失意的潜在激励。一个人的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是根植于一定的人生经历、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左宗棠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年)，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其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在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多年间，人们视科考为宦海正途，一些人虽身居高位但因非科考进士出身而抱憾终身，别人亦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存在的本能，是人类固有的追求满足的、享受的、幸福的生活的一种动力，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潜意识可以升华成为人类文明的原始动力。科场失意是左宗棠的一个巨大的遗憾，这是他后来力争陕甘分闱，创办甘肃贡院的潜在动力，以弥补当年的缺憾。

后来在为新落成的甘肃贡院至公堂书写门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表达了他要求认真批阅试卷，为国家挑选有用之才，不使之埋没的思想，又回顾了他坎坷不平的科举之路，勉励兰州学子要奋力进取。这一对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左宗棠致力于为国求才的政治抱负和当时的思想感情。

二是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列强的肆意侵辱，朝廷的腐败无能，内乱的滋生蔓延，国家越来越深重的灾难，使得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不能无动于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到的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他们或“达则兼济天下”，或“穷则独善其身”，但骨子里都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责任感。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可能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苦痛，了解社会的弊端。近代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成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因此爱国主义的突出表现就必然是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是对自己的勉励，是读书与经世致用思想的有机结合，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三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左宗棠从18岁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书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改革时弊、“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巩固边防的主张在他心目中激起了波澜。后来深受陶澍、林则徐等人的影响，有匡时济世之志。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规的科举道路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是，他毕竟有远大的志气、有崇高的抱负，不同于那些只知读书，不关心时事，一心追求功名的凡夫俗子。他曾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时事的关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社会的治乱兴衰，最感兴趣的学问还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决定不再参加会试，开始寻找新的报国途径。可以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历史机遇，使左宗棠能以举人的出身，两度出任湖南巡抚的幕僚，并最终位极人臣，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并列的晚清名臣，在中国特别是在兰州乃至甘肃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其中，经世致用思想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左宗棠实施的教育措施

一是兴办书院和义学。如前所说，书院存在诸多弊病，清政府在内忧外患、国势日衰的困境下，为改变封建教育的颓废局面，曾多次下令通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兴复书院”、增设义学，并通饬教官务当敬教劝学。左宗棠本来就热衷于教育，培养人才，加上对清廷旨意的遵循，在西征和督甘期间，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到一地，只要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左宗棠就要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2000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据资料显示，左宗棠当年在西北共开办书院31所，开办义学共294所。在戎马倥偬的条件下，左宗棠还经常抽出时间来给一些院生修改试卷并到书院和院生们一起讨论学问。1870年，左宗棠平定兰州。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

他不仅倡导兴办新书院，重建旧书院，而且还重视启蒙教育，命令地方一律办义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办回民义学。所谓义学是为无力缴纳学费的贫寒孩童开办的识字学校。从1874年起到1880年左宗棠离任止，甘肃省城地区兴办的义学有16处，其中崇文义学和讲义学社为左宗棠于光绪三年(1876年)亲自创办，外县办的义学有184处，义塾120处。作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如此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广，使得兰州乃至甘肃的书院一度复兴，暂时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二是筹建贡院。左宗棠在西北大力兴办书院的同时，还在兰州修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奏请清廷允准甘肃分闱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开始在兰州筹建贡院。院址选在今临夏北路至黄河南岸的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处)，地基纵140丈，横9O丈。是年冬，清廷准请，但苦无贡院。其时，甘肃兵气缠绕，民生凋敝，财力枯竭，地方财政无力兴建贡院。左宗棠礼聘被贬回乡的吴可读任兰山书院山长，吴可读欣然从命，发动甘肃各界募集资金，穿梭于各州县衙门，托钵于富绅商贾之家，受人白眼，承受了巨大的浮议压力，终于劝捐到白银五十万两。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可容士子7000余人，在城西开门，上书“为国求贤”四字。

举行甘肃首次乡试时，士子竟达3000人，较以往赴西安者多出二三倍。左宗棠奏请简派考官，自己也以陕甘总督资格入闱监临。金榜第一名解元是兰州书院高才生安维峻，从此开始了甘肃的分闱乡试。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共选取了681名举人，赴京会试。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考中进士116名，超过了过去2OO余年的总和。

三是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兴起于19世纪6O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中国大地上首次掀起的一场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运动，在中国社会历史领域里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社会功用就是促使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的形成。洋务运动中，一些封疆大吏在创办企业时，为避嫌忌，往往不愿雇请洋技师，而希望由本国人承担技术工作。即使是聘用了洋技师，为了便于控制，也往往安排本国的技术人员予以牵制。由于当时用洋人是很容易遭到守旧派和舆论的攻击，因此，是否搜罗到本国的技术人员，往往成为一些企业开办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封疆大吏如曾国藩等还屡屡以全用华人、不用洋匠来自相夸耀。那些第一批进入洋务企业的技术人员，为企业立下了初创之功，他们因而也被洋务派视为稀有人才，各地创设制造局时，往往争相商调他们前来主持。左宗棠在办近代工业时也不例外，即使用洋人负责，也要让本土人才及早成长起来，以免依赖洋人受其牵制。

左宗棠培养技术人才的思想是超前的、一贯的和具有战略眼光的。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造船厂时就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要培养出自己的驾驶和检修机器的人员，才不会“授人以柄”，只要有自己的技术人员，造船就不会有困难。因此把培养中国的“匠徒”，即技术工人，放在重要位置，办学校并聘请外国教师任教，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对造船厂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开办兰州制造局时，左宗棠除调来赖长作为技师和负责人全权负责外，还从浙江、宁波、福建、广东等地招募了一百多名手工业工人，并调配了一批士兵学习修造技术。在开办兰州织呢局时，局里雇用了13个德国人分别担任经理、领班、教习、翻译员等，负责机器安装，技术指导、徒工培训。在人员培训方面，让原先学习织造的工匠趁此时间互相仿效，同时从陕甘军队中挑选赋性灵敏又好学习的士兵到织呢局专心学习，派人指导，学成后就是当地自行培养出来的师匠，一代一代传下去。左宗棠还说，庶事半功倍，业精于勤，今天的学徒，都是日后的师匠，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到内地，甘肃人自然会享其利。在开办两局时，一些管理人员在参加洋务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转变为新式的人才，也通过类似今天的职工培训培训出了兰州早期的具有近代工业技术的人才，虽然为数不多但通过传承与发展，对兰州后来的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是刊刻书籍。鉴于甘肃学子诵读的书籍多为成都和武汉贩运而来，在兵火之后少有人问津，以致书源枯竭，所用书籍多采用民间俗本，错误较多，往往误导学子。为改变这种状况，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民族团结、振兴教育，左宗棠成立刻书局等专门机构甚至流动机构负责其事，征求各地所需书籍，开列书单，奏请朝廷允准后，由礼部负责刊发。所刊刻发行书籍有《六经》、《四书》等儒学经典和《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蒙学书籍，《学治要言》、《在官法戒录》等道德与法律知识书籍，《棉书》、《种棉十要》等农业技术书籍。早期刻书费甚至曾由左宗棠的廉俸支出，没有使用公款。图书发行工作是由左宗棠拟定发行计划并监督，由官府自上而下的颁发。另外，他还给兰山书院捐过几种书。

四、对兰州乃至甘肃的贡献

一是为教育事业的承前启后并向现代教育转化培养了一批得力人才。甘肃贡院是西北人文荟萃的摇篮，更是甘肃近代文化、教育、农业、工业、医学的见证地和发祥地之一，为兰州乃至甘肃的发展积蓄了丰厚的人才力量。贡院的创办，使更多的人才得以踏上仕途，得以走出故土，开阔了眼界和思想，增长了见识，更多地了解了世界和中国大局，并且通过言传身教传承或扩大了这一进步的成果，使这种教育的效果呈几何倍的增长，从而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从贡院涌现出来一批人才，他们或热心文教事业，创办新学，或大义凛然，忠贞爱国，或兴办实业，抵御经济侵略，或著作等身，劳心公益事业。

如首次乡试第一名(解元)安维峻，后官至监察御史，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的勇气上书“请诛李鸿章”，被誉为“陇上铁汉”，成为近代著名人物；兰州人刘尔炘创办兰州第一所小学校——高等小学堂，创立乐善书局，修建五泉书院，创办修学社，为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并募资大修五泉山，使之成为兰州名胜；被誉为“陇上文坛泰斗”的张国常，就清廷下诏停止科举的政策耐心开导绅士学子，认为是大势所趋，是明智的做法，并鼓励学子读机器制造、数学、地理和外语等有用的书。所著《重修皋兰县志》为甘肃有名的地方志，为兰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临夏人邓隆，兴办甘肃第一个火柴厂——“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当时采用半铁半木的土机生产，手工操作，产量不高，火花印刷简陋、纸质粗糙，但起到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作用。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甘肃举子的一次大型的集体爱国行动。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北京引发了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事件，在活动中甘肃举人不仅有61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签名人数位列全国第五，而且还由以武威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李叔坚为代表的76名甘肃举人联名写了《甘肃举人呈请废“马关条约”文》，反对割地赔款和日本在华开设工厂，表达了甘肃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

中国历来提倡的是“学而优则仕”，其实这种思想到现在还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没有陕甘分闱，很多学子进不了考场，只能皓首穷经，老死穷乡僻壤，俗话说“自古没有场外的举子”。人才走不出去，自然是一种荒芜，外面的信息也就很难传播进来，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思想也就僵化与落后，即使偶然传入一些信息也因为闭塞而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排斥。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贡院的创建，不仅仅是输送了一批批学子，选拔出了一批批官吏，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打开或者说扩大了兰州地区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他们接受新思想，掌握新知识，反过来又通过言传身教影响更多的人，使地方闭塞落后的风气逐渐开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才会得到促进与发展，这才是创办贡院、书院深层次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二是两局的启蒙作用。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呢局的开办是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是甘肃自开发以来生产力发展和甘肃近代工业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为落后闭塞的西北地区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两局是真正近代意义的工厂，兰州制造局生产出的子弹打败了阿古柏及其分裂势力，收回了被侵占的国土，足以说明它的生产工艺与技术水平之高。

虽然由于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两局当时没有维持多久，但开办现代意义的工厂及学习科学技术的概念却已深入人心，后来几起几落，两局演变为兰州通用机器厂和兰州第二毛纺厂。晚清新政期间，以彭英甲为代表的一批事业家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恢复左宗棠时期开办的工厂，并新建了一批工厂。彭英甲注意培养地方建设人才，引导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1906年1O月在原甘肃贡院创办矿务学堂，又在矿务学堂内开办农林学堂。且按左宗棠当初的设想最终建成了黄河铁桥，成为特定时代兰州的见证和中西交流的重要物证。

三是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义学、书院的纷纷创办，可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发他们的智力。而智力的开发和人才的培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晚清时期西北地区义学书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最具有普及教育，开发人才的意义。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后，农林学堂、法政学堂、矿业学堂，一大批新式学校从甘肃贡院旧址上建立，使原有的教育资源、文化积累为新学在西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贡院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梳理出西北现代文学、教育、医学和工学等学科发展的脉络，被誉为“甘肃近现代文化的根。”可以说左宗棠兴办的义学、书院和创办贡院使兰州乃至三陇文风蔚起，为推进甘肃教育事业建立了功绩。

在中国历史上，左宗棠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因镇压太平天国与陕甘回民反清斗争而颇受批判与訾议，被称为“左剃头”，另一方面却因抗击沙俄收复国土，坚定的抵抗列强入侵，而被视为伟大的人物。至于对左宗棠作何评价，一百多年来多有高论，笔者不再置喙。但功是功过是过，左宗棠对兰州乃至甘肃以及西北的开发与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应给予高度评价。尽管左宗棠倡导办义学，办书院，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他那个时候所进行的教育事业也是较为原始的、初步的，但在当时科技知识匮乏、思想封闭、经济落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的艰苦的历史条件下，能干出那样的业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尤其是他对近代兰州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许多思想和开发活动在兰州乃至西北开发史上是首创的，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值得我们今天去缅怀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