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这首诗是左宗棠于22岁(即1833年，道光十三年)进京会试出闱后所作。“橐驼万里输官稻”一句，反映了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就已意识到军粮采运在安定西陲中的重要地位，40余年之后奉命平定阿古柏之乱，左宗棠用兵、经营新疆，使得其重视军粮采运的想法得以实践。
一、军粮补给状况
清政府用兵西北非常重视军粮补给，为此，要求左宗棠“统筹全局，酌核办理关外军食，务当源源远济，以期士饱马腾，毋令停军待哺。”左宗棠本人更是清楚此中利害，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于此。千钧之弩，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徐，亦无异也。”
(一)军粮补给的严重不足。军粮补给并未因朝廷和左宗棠的高度重视及其采取的相应措施而有所缓解。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金顺率领的首批西征军驻扎在济木萨，因为所存军粮只敷一月之用，就派遣佐领恩泽前往兰州向左宗棠请粮救急，周先檀(金顺幕僚)等人设宴，赋诗壮行，在诗序之中，记载当时“千里溃粮，士有饮色。”的惨景。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奏折当中，金顺又写到：“奴才全军军食除自行屯采供支之外，尚缺二万石，不敷接新……查奴才营驼可染灾，陆续倒弊极多，现存可用仅有千只，前敌转运尚且不敷，拨派赴各处买驼委员来函均以缺银不能集事。”战争后期，军粮不足的情况造成了整个西征交通运输的严重阻碍。
光绪三年七月，刘锦棠在攻克托克逊城之后，本拟乘胜进军南路八城，“只因吐鲁番新粮收获需时，哈密、巴里坤车驮转运陈粮难于骤集，正值驼只歇厂，转运艰难，无从设法”，当时一名前敌将领在给左宗棠的函件中写道：“后路之饟源益涸，前敌之坐食如林，地濒往水尽山穷，回顾茫茫，乞粜无路，此则可虑也。”这种情况一直到了光绪三年九月清军克复喀喇沙尔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各城米粮、布匹、银钱及军民所需日用百货的价格与东南各省相似，“且有较之内地市价更为平减者，加以经理，则得民用裕军储，胥有攸赖。”因此，左宗棠断然命令承担主要采运任务的古城、巴里坤、哈密、安西采运局减采停运，并将各局分别撤留。
(二)裁军。第一次裁军在光绪元年五月，主要是由金顺接统景廉军，汰3O余营为19营，合金顺原部共4O余营。这时，清军在西北集结了141一个营，约六、七万人。其中，张曜所部l4营(后又增至25营)，按人马实数，每月应支净粮料436 900多斤，其管骡、驼弁夫应支食粮，骡驼应支食料尚不在内；宋庆所部毅军步队14营，又一旗马队一营，计马步勇夫9 136名，随员差弁、丁夫不计，月需净粮料493 100，刘锦棠湘军马步25营(后增至29营，包括董福祥等回军数营)。
按湘军营制，一营官兵500人，长夫180名计算，合计17 000余名。徐占彪蜀军马步5营，金运昌皖军马步10营，侯名贵等3营(包括炮营)，徐万福3营、范铭1营，易开俊7营，谭上连4营，金顺所部40余营，还有荣全的部队。这些军队每年所需的军费开支是惊人的。由于清政府连年内忧外患，军粮积欠的情况也愈加严重。基于此，光绪二年，左宗棠再次裁军，将金顺所部由40余营并为2O营，这样西征部队总数减为一百二、三十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军粮的开支。
这时，离清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地区已为时不远了。可见，在整个的战争过程中，前线的军粮匮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二、军粮补给状况分析
每个兵弁的伙食标准是固定的，步兵每营官兵500名，长夫等180名，骑马每营250名；其中，步兵每日每名配给净粮一斤五两，平均每月净需45斤；马队一骑，生日需料5斤，草12斤；骑兵则每日每员支粮两斤。各军饟事，再加上制造添补军需、军装、购买驼只之用，以实饷数按照每人马平均下来摊算，计每名每年可得3O余两实银。
(一)军粮采买
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进军作战，所需的粮草量是非常巨大的。左宗棠在用兵之初，苦于当地经济萧条，开辟了四条异地转运粮食的交通线，如下所列：
第一路：凉州哈密线。此线经凉州、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全长3 500余里。若经这条线路，从凉州、安西把采购到的粮食运至安西，运粮百斤采买费只为五两五钱，而加上运费增至十一两七钱左右；若将粮食由肃州运至古城，每粮百斤脚价竟至十五两有奇。故光绪元年正式进军之后，较少在此地采买。
第二路：由包头、归化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巴里坤或古城线。经过此线运粮至巴里坤，各种费用计算均摊，每粮百斤，运费约为七两五钱有奇。
第三路：由俄国购运大量军粮。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左宗棠从俄国人手中采买了1 480万斤军粮。首先，索思诺维斯基通过协议向左宗棠运的480万斤当属不争之事实；其次，光绪三年六月，俄国商人康密斯克向金顺揽办俄粮1000万斤，由西湖运至昌吉，包括运费在内，每石三百数十斤只需银六两，共合银40万两，由营交银5万两，其余价银35万两均由湖北江汉关协饷中支付。
第四路：宁夏、巴尚图素庙线。此线自宁夏经定远营、察罕庙、外蒙古边境巴尚图素庙，与归化、包头来的运输队会合巴里坤。光绪二年六月以后，因为南路产粮多而运拙，故左宗棠主张“以宁夏、包头为大宗”来进行采买，并派西安协领、都统衔副都统善胜赴归化城，督促陈瑞芝和萧兆元加紧办理。当时，由宁夏、包头径达巴里坤，每百斤需脚价八两有奇。
就军粮运输的总量来看，单就截至光绪二年六月时运储的粮食总量也可窥其全貌，一说是4 000万斤，另一说是2 480万斤，从当时左宗棠存粮数以足供三个月口食，再从宽准备三个月的标准，再结合前面提到的西征将士最低口粮的标准看，足供西征大军8到12个月之用；而到了光绪三年，屯田已发挥效力(共征得军粮253 100百石)，加之俄粮1 000余万斤的到来，和不失时机地“因粮于敌”，已大大超过了左宗棠所预定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征军粮从存储总量上看不存在短缺问题。
(二)军粮运输
当时在左宗棠调度下的运输工具，如今可以指数的有：凉州和肃州间有大车2 000辆、驴1 500头；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间有官驼3 000头、商驼10 000头、大车300辆；肃州、古城间有大车1 000辆；古城和乌鲁木齐间有大车500辆、官商驼8 000余头；巴里坤，齐克胜之间有驴1 000头；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间有大车900余辆，驼8 000头；吐鲁番到南疆前敌有大车300余辆，驼8 000头，这并不是指那几个地段常备这个数目的运输工具，只是指那几个地段曾支配着这个数目的运输工具。
为了加快运输速度，扩大运输量，左宗棠非常重视雇佣商民进行运输，认为“转运一事，固非藉民力不可”，并强调“购驼不如雇驼，办官车不如用民车”。为了保证民驼的正常运输，使他们有利可图，左宗棠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民驼商人的安全和正当经济利益。
其一，分出重兵防护运道。每当克复一城一堡，“要隘冲道又须设局防护，以通运道而速文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还按照地域做了具体的划分：“自肃州、嘉峪关抵吐鲁番，自吐鲁番、托克逊以抵库车，皆防军也；自库车至阿克苏，巴尔楚克为且防且战之军，自巴尔楚克、玛纳斯、巴什以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则主战之军”，各军的职责更加明确，运输效率也就会有更大提高。
其次，敢于冲破“定制”，制定有利于商民的脚价基准。按照清朝定制，甘肃等处转运军需粮石每百里每石给脚价银二钱，左宗棠在耐心说服朝廷之后，对此成例做了大胆修正：“关内转解粮饷，军装、军火，官运、民运相辅而行，民运脚价，无论雇用车驼骡马、酌定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民运百斤百里给脚银五钱。”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大大激发了商民的积极性。
第三，明确对于商驼是雇佣，要接照运量、运效公平交易。对于购粮款运脚均尽力立即兑付，若因为“军饷不济，粮价未能豫发，饬局员先给印票，间造粮户花名、银数清册，呈递听候核给清款。”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还注意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在处理官民的纠纷时，本着“大约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太亏耳”原则来行事。
第四，“易长运为短运”。左宗棠在肃州、玉门、安西、马莲井、哈密分别建立仓廒，以备起运军粮之用。并且，还在这些地方建厂店、开井、积草储薪，以备停歇驼骡和更换运输工具之用。由肃州起运至古城，需要“四起四卸”方可最终到达。虽然费用增加不少，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粮运的安全。此外，他还分别不同路况而用不同的运输工具来运输。南路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路况较为良好，均使用驼只。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现在运输工具，以节省运费和时间。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出现了“驼户闻风踵至，运道畅通”的局面，以至于商民成为左宗棠军中的主要粮运力量，“师行所至，皆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资用多取供之。”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袁保恒的奏折中，就记述了雇佣蒙驼的场景：“按程设立三十四台，专司带领道路，另雇蒙驼一千五百只，民驼五百只，分作四段，各以五百驼任选一段，班转递运，每次司运官斛八百石，限四十日运至巴里坤，间二十日由宁发运一次”，这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三)军粮采运的管理
左宗棠选贤任能，并适时多设粮局，从而形成了平定新疆过程中统一、高效的转运管理系统；在肃州设有总粮台，由帮办新疆军务刘典统揽粮运全局；总粮台之下，在湖北武汉设有陕甘后路粮台，由道员王加敏掌管；任命署镇标中营游击尹吉宝为巴里坤后路粮台委员；在西安设有西征粮台，由陕西藩司经理、陕西巡抚核办；当时的粮台，内部分为八所，称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以理众务，粮台设总理事务一人，以揽其成，各所则分派委员各若干人，各司其职。其余各地也设立转运局，并由专人负责：上海转运局由胡光墉负责；肃州转运局由县丞李玉白任委员，总兵张绍林为稽查委员；归化采运局由绥德州知州陈瑞芝负责；包头采支分局由提督部衔总兵萧兆元司之，宁夏采运局由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潭拔萃负责，后由宁夏府知府李宗宾接办；哈密转运局，委任署通判张季方经理，咨张曜照料；巴里坤转运局，委任署总兵王凤鸣经理。
此外，还随时派员办理具体粮运事务，比如：曾委派知府衔甘肃候补同知丁鄂赴巴里坤，布政使衔甘肃即补道陶兆元赴古城办理采粮、开垦及收支事宜。除此之外，还设有甘肃军需局、陕西军需局、陕西军装局、军米局，哈密、巴里坤粮饷分局等，这些局中皆有专门委员负责。有时，出于补给的需要还派专门负责的委员分赴山西、河南等内地省份做催提；而前敌各军中也各有粮局，军需委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职权明晰、体系完备、采、运、拨、取一条龙作业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为了防止官吏从中渔利，在内部也加强了管理，规定这些台局和一切办理军需、军用的部门均须制作详细的出入费用报表，旬报一律不得过下旬三天，月报不得过不下月十日。此外，左宗棠在运粮道路沿线按站设局，就地雇车，规定运费。如潼关至西安间，规定挑夫和抬夫，每挑抬6O斤，来回运费每里28钱6文；二套牛车每辆承装600斤，往返运费每里28钱7文；绥德州至路州，每40—50里设一局，每局500人，每人每日给半斤米，算钱6O文，盐菜钱30文，计每日需40文。关内短运以车驮为主，到关外则换作驼运，车驮之中又多用驴驮，少用大车，既各用其长，又可省费。就这样，运输军粮时，商民、队伍在前，粮台委员押解辎重跟随其后，上站递下站，节节倒换，甚为快速。
与这种运输形式相适应，在一些地方还设立了“帮差局”、“官柜”、“后差义局”或“官车局”，支应兵差和流差。由州、县组成的短途运输组织，称“里甲运输”。这样，左宗棠在整个收复新疆过程中，先以肃州为大本营，后以哈密为大本营，居中指挥前敌进军，照顾后方转运，使得从上海到汉口、西安、兰州、肃州进而整个新疆的前敌，数万里绵延一线，节节呼应，按他本人的描述，就是真正达到了“如琴瑟然，手与弦调，心与手调”的境界。正是凭借严格的制度和严密的管理系统，完成了在原始交通条件下为战争所作的军需补给，为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运输费用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粮食采运后大都集中存储在巴里坤、哈密、古城等少数战略后方，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艰辛的转运，将后方存储之粮变为前敌将士口中之粮，二者才能统一；随着战争的深入，交通运输线也愈为漫长，一批粮食经过“层层短运”，往往要几卸几起，损耗增加不算，运费也大大提高了；这时，一旦运费接济不上，就会出现前敌缺粮的现象，可见，运费是否充足已成为将士能否吃饱的关键所在。
由于各地的运输条件、运输里程长短的不同，运费价格上差别也比较大(具体数字见前文)，就拿运输里程而言，肃州至玉门间360里，驼行每月往返两次；肃州至古城2 640里，间天发车，来回得80天；古城至乌鲁木齐间468里，一个月内，车行两转半；吐鲁番和达阪间200余里，大车来回6天，在这种情况下，单是驼只和驼户在往返中的食料消耗已是不少，再加上脚价，共同构成了高昂的运费。
左宗棠日后是把粮运运费与其他运费混合报销的，故我们只能知道全部运输费用的总和为7 276 791．601两，约占实额支出和实际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见表1《同治十三年正月至光绪三年十二月左宗棠军中收支情况表》及表2《同治十三年正月——光绪元年十二月左宗棠军费支出明细表》。
表1 同治十三年正月至光绪三年十二月左宗棠军中收支情况表
收支情况 日期
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月 光绪元年正月～光绪三年十二月 合计（两）
前次存银 449 573.1335168 108 662.7988378 ——
共收银 8 924 779.1379996 34 847 395.7099059 43 772 174.85
实入银 8287 645.7662164 26 745 921.5961596 35 033 567.36
实存银 9 374 352.2715164 34 956 058.5087437 44 330 410.77
实额支款 8 178 982.9673786 26 452 630.9386252 34 631 613.91
欠款 11 172 533.01 10 772 026.25 ——
备注 1共收银：户部部拨各省关协饷及其他收入中应该由左宗棠掌管之银额。
2实入银=共收银-先期扣还上报销年度欠款之一部分。
3实存银=共收银+前次存银。
4前次存银已在下年度报销中清偿故不能统计其总额。
5前次欠款已于下年度报销中清偿，故不能统计其总额。
按楚军营制的规定，军粮的供应量是定值的。在光绪四年左宗棠的报销单中，他曾说过：“其牟勇口粮、制造军火、文武员牟薪水、屯垦经费等项均较前案略有加增”。同治十三年时大军尚未出关，转运军粮只至陕甘，道路里程相对较近、也较易行走，故运费只有82万余两；光绪年间尤其是光绪二年二月大军陆续出关，运输里程明显延长，自然环境也较前恶劣许多，这种情况对于除军粮外的其他军需品的运费增加当不甚多，故这三年运费平均数210万两中比出关前多出之130万两当主要是因军粮运输长途跋涉、节节短运、粮价昂贵、自然损耗又大从而引起脚价大涨所造成，这一点当确定无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粮运之艰辛。
不仅如此，从中还可发现左宗棠军费开支入不敷出，欠额情况非常严重，据左宗棠自己讲，每年归他支配的各省关协饷有820万两，实收额平均只在500万两左右，而支出却达八百数十万两，欠额竟达300万两。到光绪五年报销时，尚有10 772 026．25两的缺口没有填平。而且，这种入不敷出是经常性的，贯穿了整个战争的全过程(见表3《同治十三年正月—光绪元年十二月用兵新疆欠款一览表》)。
表2 同治十三年正月至光绪元年十二月左宗棠军费支出明细表
出款名目（两） 同治十三年正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光绪元年正月～光绪三年十二月
各处屯垦费（含采买耕牛籽种价并汉回安插赈） 86 297.480692 35 048.422362
各州县津贴办公并酌补文武各官历任积欠薪廉各营讯制并津贴口粮及添设腰站费用
318 950.914134 277 952.041997
各营旗受伤阵亡牟勇恤赏养伤脑筋 40 698.384712 72 580.134187
借用华洋各商号银两议给利息 39 225.6 951 463.789
采买驼骡置办鞍屉什物给养等项 188 914.9022265 306 764.58131
随营办事文武及各台局当差员牟薪水书役工匠护勇长夫口粮纸张油红
138 944.148189 501 105.389987
采买军粮米麦草料等银除转发各营扣回价银外津贴粮价银
914 723.3814036 1 549 766.847256
采买制造军装军火旗帜号衣棚并洋枪洋炮子药铜帽价银
272 134.7330213 2 336 257.61351
由上海湖北陕西等处起解并由大营拨解各军饷银粮米军装军火等项需用船只车驼夫骡脚价并汇解项银支给汇费等项 824 198.0122835 6 452 593.5898691
楚军马步各营旗并护军士勇及前您夏将军穆图善固原提督雷正部口粮银
3 924，533.1812168 14 654 098.5329307
其它 1 430 362.21967（补发同治十二年底欠发各营口粮银）
合计 8 178 982.9673786 26 452 430.9386252
表3 同治十三年正月至光绪三年十二月间用兵新疆欠款一览表
欠款名目 报销年度
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月 光绪元年正月～光绪三年十二月
各营旗阵亡受伤牟勇恤赏养伤之欠银 8 453 282.1402581（两） 4 381 916.7119687
各营旗军饷之欠（含采买转运费用） 366 060.6722 314 309.5407382
挪借其他款项 2 353 190。2004161 欠还两次挪用洋款：5 505 000
鄂陕各台局挪借欠款：570 800共欠其他款银6 075 800两
合计 11 173 533.0541681 10 772 026.2527069
备注 同治十三年度欠款已在光绪元年正月至十二月的总收入中清还完毕，光绪元年正月至光绪三年十二月的欠款则于光绪五年的保销中扣除，故不能拿两年度的欠款相加得出总欠款。用兵新疆的总欠款其实就是光绪元年正月至光绪三年十二月的欠款数额。
总收入的积欠，必然导致支出中的重要部分运费的严重短缺。另外，左宗棠通过现款交易的方式与老百姓公平来往，故运费短缺就意味着运量不足，长期下去，就出现了后方基地有粮而前敌将士仍然不得足食的奇怪现象。
三、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西征中心环节的军粮采运从效果上讲只能算勉强满足需要。正如左宗棠所言：“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为收复祖国疆土，驱逐侵略者而战，清军在忍饥挨饿中“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依然能够坚韧不拔、所向披靡“无却步者”。说明，如果没有运输费用的局限，胜利必定会更迅速，付出的代价也必定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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