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人凤非华兴会员
1903年夏，先君由日本归国，从上海回到长沙。农历九月十六日，他30初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保甲局巷彭渊恂(希明)家里办了两桌酒席，到者二十多人。这次集会，实际上是华兴会第一次会议。我在1961年写的回忆录中，周震鳞的《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都谈到谭人凤参加了这次集会。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也提到先君1903年邀集同志创立华兴会时，参加者有谭人凤。现在查明，都与事实不符。谭人凤自撰的《石叟牌词叙录》，叙述辛亥前后史事颇详，等于是他的自传。据其自述，1903年～1904年间，他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对1904年华兴会谋于省城举义有所闻，是由日本归来的戴石屏告诉他的，他并没有到长沙参与华兴会的活动。
1905年冬，我就到了东京，那时谭人凤还没有去日本。第二年冬天，他才到达东京，并加入了同盟会。谭人凤后来说：“到东(京)时，适届同盟党员开周年纪念会，入场观察，祝词颂语，多涉夸张，莅会者不下千余人，实极一时之盛。……后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洽，遂亦加入焉。余之从事于同盟会自此始。”所谓“同盟党员开周年纪念会”，即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这次到会的有几千人，不是千余人。“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可见从这时起他才和先君订交；在这以前，彼此并不相识。
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说：“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地点在彭渊恂宅，到会者共十二人。……时癸卯七、八月间。”他把时间也记错了。华兴会在彭渊恂家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确在农历九月十六先君进三十岁这天，是以做生日酒的名义集会的。我虽没有参加，但那时在先君身边，知道这回事。在东京有段时间，跟彭渊恂住在一起，听他的闲谈中提过，印象深刻，历久难忘。上引周震鳞的回忆录，一开头就说：“‘华兴会’是1903年夏历九月十六日在长沙创建的，地点在保甲局巷彭渊恂住宅”，这一材料，可资印证。
二、爱国协会与华兴会
章士钊在华兴会创立后不久就离开长沙回上海，办《国民日日报》，从事宣传工作，担任长江一带的联络。并于1904年春，与杨笃生发起组识爱国协会，地点在余庆里。爱国协会跟同仇会、黄汉会一样，都是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不同之处是，同仇会、黄汉会分别做会党、新军的工作，爱国协会则主要吸收中上层知识分子。
1961年10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去东四头条胡同看望章先生。寒暄过后，旧事重提，扯到爱国协会，他说，爱国协会计划成立时，本推先君任会长，先君因长沙新败，怕露锋芒，坚决不答应。于是才由杨笃生与他分任正、付会长。随后，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到了章先生的特约稿《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邦弟兄；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辈，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督加盟。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勿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付焉也。”
甲辰起义失败，先君逃往上海，不久又发生了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余庆里机关遭搜查，先君与章士钊等都被捕入狱。他们出狱后，于1904年初冬先后到了东京。杨笃生改名为守仁，到北京当译学馆教员去了。到这时候，爱国协会也无形解散了。后来，龚宝铨、蔡孑民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原先爱国协会的成员，也有加入光复会的，但是，这两个团体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甲辰起义事败日期
华兴会创建后，积极展开活动。1904年，先君通过刘揆一、刘道一兄弟的联系，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策划，准备于西太后万寿节(农历十月初十)在长沙发难，结果事泄失败，先君出走。这次掩护先君出走的有龙萸溪、曹亚伯、黄吉亭、张溥泉，知情者有周震鳞、周震勋兄弟。
关于这次事败的日期，我在《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一文中作九月十六，即先君三十周岁那天，而龙萸溪在《武溪杂忆录》中作九月二十四，在《黄克强先生癸卯华兴公司革命避难西园事略》中作九月二十五；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中说是“距皇会之前十日”，即是年九月二十九日。周震鳞、章士钊在1961年写的回忆录中，均依龙萸溪后一说，作九月二十五。好几个说法中，究竟哪一个是可靠的呢？这次起义失败，先君险遭逮捕，确是农历九月十六。即公元1904年10月24日。那天是先君满三十岁的生日，他亲自在厨房下菌面(先君平生最受吃寒菌面)，款待三位进城祝寿的姑妈。我当时满十二岁，在明德学堂小学部读书，住宿在家里，看到差役来捉拿他，便飞跑到明德学堂去报信。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第一章《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中说：“黄克强之居宅被军警包围矣，黄克强之子黄一欧尚幼，出门报信于明德学堂。”这是实在的。今天事隔七十四年了，因是关系先君一生成败的切身大事，脑子里还有较深的印象。先君在世时，每逢生日欢聚，长辈们茶余酒后闲谈中，也常提起甲辰年出走的事。特别是细姑妈最喜欢翻古，讲得最多，印象更深了。
最近，有位朋友告诉我，宋教仁1904年农历九月间从桃源来长沙途中写的日记一则：
“二十八日。辰，发靖港，未正抵省城，泊朝宗门外。余登岸至东牌楼，寻崇正书屋，比至，则门已封闭，寂然无人迹。余以为已迁往他处，乃至浏阳门街，寻东文讲习所，往来数次，皆不得，余心疑之。复至黄庆午家寻问彼等，则阍者答以庆午已出门十余日未归，不知何往，云云。余遂茫然不知所为，以为必有变故起于日内。信步将出城，比至福兴街，突遇曹亚伯于道。亚伯若甚惊余之何时来省也者，而要余至圣公会堂。既至，入其密室，乃密语余，问于何时来者，今日省中已杀二人，一游得胜，一肖桂生也，云皆为华兴会放票之事。现抚台密派兵四处严拿黄庆午、刘霖生等甚急。闻游得胜已供出常德有一宋姓者，子宜速避云云。”
宋教仁9月28日到我家寻问，阍者答以庆午已出门十余日未归，路遇曹亚伯，得知事泄失败情况。依我说，九月十六事败，则宋到我家时，先君是“十余日未归”了。这一当时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可作有力的旁证。
四、马福益的“飞毛腿”
邹鲁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黄兴传》中，谈到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经过，说：“驻湘潭之哥老会行堂有号飞毛腿者，知事已泄，乃走报马福益。马即令飞毛腿驰赴省城告黄、刘(揆一)迅速戒备。”其他有关先君的传记资料中，也提到过飞毛腿报信的事，这个飞毛腿就是永兴人刘重。
刘重，号钦石，湖南永兴县江霞冲人，1882年生。他身材瘦长，最会走路、跳高，据同族人说，他年青时一天能行二三百里，其速度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祖父去世时，他在长沙接到电报，回籍奔丧，相隔六百里，仅两昼夜就赶到家里。因此，朋友们送他“飞毛腿”、“神行太保”的诨名。
刘重在2l岁那年中秀才，到长沙进游学预备科，得识刘揆一。刘揆一介绍他加入华兴会，又奉先君命加入马福益为首的哥老会，担任联络工作。1904年，我家住长沙北门紫东园。当时刘重每于拂晓前从湘潭动身，早饭过后不久就赶到了我们家里。这是我所亲见的，一点没有夸张。
辛亥农历九月，刘重在永兴起义，被推举为县知事，不久去职。后当选众议院候补议员，护国运动期间，在湘南一带从事反袁驱汤活动，仍与哥老会保持密切联系。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刘被聘为省长公署顾问，我担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他常到我家来，虽然年届四十，步履还像年青人一样矫健敏捷。这时，他赴广州出席非常国会，与在广东的程潜来往密切，拥护中山先生的北伐政策，因而招赵恒惕之忌。1925年1月，刘重在返粤途中于湘粤交界处被捕，为湘军第四师旅长李品仙所杀害，得年43岁。
五、事败后的家庭遭遇
先继祖母易氏，粗通文字，精明干练，处事有条不紊。先祖父去世后，家务全赖她辛勤操持。前清癸卯年间，龙萸溪、俞经诒等在长沙局关祠创办湖南第一女学堂，曾聘先继祖母担任舍监，很受学生欢迎。
甲辰起义失败后，先君遭清吏悬赏缉拿，在国内无容身之地，亡命日本。我虽只有12岁，也受到连累，随时有被抓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不能继续读书了，只好中途退学出来。最初躲在长沙南门晏家塘陈树藩家里，继而转移到南阳街张斗枢办的书店楼上，一连好几天不敢下楼。后来风声越紧，长沙城里不能立足了，藏身于善化县廖家河外祖母家里，又在东乡崩勘二姑妈家呆过一段时间。1905年秋末冬初，才同湘潭黄积成一起去日本。记得胡元倓是在九江上船的，我们一起搭船到上海，同住在四马路的龙升旅馆。他是去上海为明德学堂采办仪器的，我想到自己有书不能读，禁不住当着老师哭起来了，他耐心地安慰我一番，勉励我此去要认真读书。
这时，我虽逃出了罗网，家乡的风声仍然很紧，先继祖母带领一家人四处逃匿，可说历尽艰辛。她娘家有个侄儿是传教士，逃难时得到他的照顾不少。陈嘉会过去与先君在两湖书院同学，其母亲任老太太，对先继祖母的处境十分同情，经常暗中予以接济，这是我至今仍很感激的。1929年农历五月，继祖母在长沙病故，陈嘉会所撰挽联，还提到继祖母当年亡命受苦的事。
六、李燮和是华兴会员
1977年冬，有位史学界的同志问我：李燮和是不是华兴会会员？我告诉他，李燮和是参加了华兴会的，并且是华兴会的骨干分子。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县兰田人。早年人县学为诸生，又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冯自由在所撰《革命逸史》第二集中说“燮和为黄克强所设长沙明德学堂学生”，误。他并没有进过明德学堂，而在安化驻省师范学堂和宝庆府中学堂担任过教师。在安化驻省师范学堂任教期间，结识先君与刘揆一，加入了华兴会。冯自由所写《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及湖南省志传记资料中的《李燮和先生传》都提到他是华兴会会员。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后，李燮和也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未久，他游学日本，到了东京，由先君介绍加入同盟会。两年以后，经冯自由介绍，在荷属南洋文岛滨港中华学堂及双溪烈埠启智学堂教书，与当地华侨相处融洽，柳聘农、胡国梁、陈方度都是因他的关系去荷属南洋教书的。
1908年，陶成章未经同盟会本部同意，赴南洋向华侨筹款，受到批评后，他改用光复会名义进行募捐，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反对中山先生。在这个分裂活动中，李燮和是推波助澜的，和陶成章取一致行动。当他们合而复分，公开反对中山先生时，柳聘农等这些过去参加过华兴会而与光复会无关系的人，也参与其事，原因何在？我想不外两个原因：一、李燮和年岁较大，大家把他看作同乡前辈，又是因他的关系到南洋去的，遇事唯其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二、光复会虽在东京并入同盟会，但它与华兴会不同，在海外及内地一些地方仍保持光复会的组织；他们受光复会的宣传影响，于中山先生的实际活动不甚了解，发生误会是意料中事。在李燮和的鼓动下，他们都加入了新的光复会。他们还错误地把中山先生同中国同盟会割裂开来，认为反对中山先生不等于反对同盟会。辛亥年春我和他们一起打入广东巡警教练所，在闲谈往事时，他们是这样看的。在这之前，先君为筹备广州起义赴南洋各地筹款，曾面劝李燮和等要顾全大局，以团体利益为重，不可别树一帜。他们接受了先君的劝告，为同盟会募款三万多元，柳聘农等并到广州进了巡警教练所，以实际行动纠正了原来的错误。李燮和本人也离开南洋到香港统筹部投效，以后又到上海参与了上海光复。
关于在南洋参加光复会反对中山先生一事，陈方度、柳聘农后来都同我谈过，承认他们是受了李燮和的影响，感到愧悔莫及。
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据章太炎说，是先君向他征询革命胜利后的方略时，他在复信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和当时顺从革命的某官僚的话。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讲到辛亥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同志及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般老官僚，都一齐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和之。中山先生在演说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
张謇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名人物。他十六岁考取秀才后，多次应乡试、会试，最后在四十多岁时中了状元。1909年当上了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本是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人物。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革命，他看到清廷大势已去，急忙附和革命，拥护共和，把自己拖着的辫搭子一刀剪下了。那时候，他对先君恭维备至，对中山先生更是俯首听命，装作很顺从革命的样子。实际上他并不顺从革命，而是看风使舵，善于应变。
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时，中山先生和先君利用他是大实业家的身份，推举他担任了实业总长。他在临时政府中稍为站住了脚跟，态度就不同了。当时临时政府直接管辖的军队有十多万人，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监，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费没有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以他当时在实业界的地位，借几十万元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看他就是存心掣肘，借此打击革命党人，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这与他要求中山先生“削去党名”，拉扰一批同盟会员组织“统一党”，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瓦解同盟会。
章太炎早年在上海西牢出来，同盟会接他去东京办《民报》时，同中山先生是志同道合的，相处得很好，这是我所亲见到的。后来在某些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并鼓动张继、宋教仁等，主张召开大会，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另举先君继任。先君当时极力反对他这种分裂活动，在复信中指出，中山先生德高望重，必须倾心拥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本来内定章太炎出任教育总长，因遭到多数人反对，才改推蔡元培担任。他对这件事是不愉快的。后来敦聘他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我记得他是没有到过南京的。因此，他附和张謇提出的口号，希望同盟会解体，是很自然的。这时候的章太炎，已经不是主编《民报》时的章太炎了。
八、宫崎寅藏与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总部设在东京。日本政府是同清廷勾结，多方阻挠中国革命事业的，但民间人士同情、支持的却不少，其中为人们所熟识的有宫崎寅藏、头山满、寺尾亨、萱野长知、未永节、和田三郎等。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而又没有以同盟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因此，可以看作是秘密会员或特别会员。在这些日本朋友中，要算宫崎寅藏与先君的关系最为密切。宫崎寅藏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了，我现在暮年衰病之中，还时常想起这位霭然可亲的异国长辈，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好像事情过去并不太久一样。
宫崎寅藏是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他积极赞助中国革命，与中山先生订交最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中山先生为策划在广东起义，曾请他赴南洋群岛募款，并代购军火，1900年兴中会发动的惠州起义，事虽未成，他是出过力的。宫崎寅藏写过一本《三十三年之梦》(旧译者撷取宫崎当年作有《落花之歌》，将“落花”二字添入，改为《三十三年落花梦》)，署名白浪庵滔天。这本书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中山先生的初期革命活动，如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作斗争，惠州起义经过，等等，书成于1902年，这年宫崎虚岁三十三，所以叫《三十三年之梦》。他曾告诉过我，是从二十五岁时起自号白浪庵滔天的。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前夕，中山先生与先君初次会晤的介绍人，就是宫崎寅藏。中山先生欧游归来还未到东京时，他就向宋教仁表示：“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这是在《宋渔父日记》中有记载的。我后来听到宫崎寅藏谈过：当年先君住在牛込区若宫町，他陪同中山先生专程走访，在坐的还有张溥泉(继)和末永节。先君邀他们一起到凤乐园进餐，举杯痛饮，尽欢而散。凤乐园是开设在神乐阪附近的一家中国料理店(中式餐馆)，我国留日学生一般都去过的。刘揆一写的《黄兴传记》，也说：“由日本民党宫崎寅藏之介绍，与孙公相会于东京凤乐园。”
关于先君与中山先生的初次会面，宫崎寅藏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他到日本后，宋教仁、刘揆一也相继冒险来日本。在这里，他与湖南的同志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并和广东的孙逸仙一派的革命学生联合起来，在许多学生中间鼓吹革命主张。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春，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一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阪附近的黄兴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屋里，立即作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不太懂中国话，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频干杯。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一直商议国家大事，却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
我是1905年冬天到东京的，其时先君已去南洋。到东京后，最初在《民报》社住了几天，随即搬进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章士钊寓所(先君离开东京后，章士钊迁此)。第二年上半年，章与吴弱男结婚了，我迁到振武学校对过的彭渊恂寓所。秋间，先君从南洋回来，才跟他住在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1907年开春，先君又离开东京去香港，宫崎寅藏叫我搬到他家里去住，我同他的二儿宫崎震作在附近一所高小同班读书，跟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毫无拘束。
宫崎寅藏身材高大，平日多着和服，椎髻美髯，道貌岸然。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每当酒酣耳热时，常以先君所作的诗词用日语引吭高歌，听来韵味盎然。他擅长说唱浪曲，这是日本民间曲艺的一种，起源于大阪，流行于东京、横滨等地。起初艺人沿街说唱，后来进入书场演出。先君于1904年11月初访宫崎寅藏时，他正在东京神田区广市场说唱。他登台自弹自唱，擅长表现历史故事、时事和民间传说等。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都登台演唱过，卖的满坐，反应很好。我也去听过的，其声调很像湖南农村之打山歌，别有风味。宫崎寅藏待人谦和，从无疾言厉色。我那时才十四五岁，他对我有时谑称“少爷”，或呼我的幼名“菊儿”，有时则直呼“一欧”，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侄子一样。
宫崎寅藏生平疏财仗义，很有些江湖侠气。他不仅跟中山先生和先君交往密切，与其他革命志士也结下不平凡的友谊。记得1906年秋天，宋教仁因病住进医院，久未痊愈。他托先君致意，硬要宋搬到他的家里去，谢绝应酬，静养一个时期。宋在宫崎家里休养期间，宫崎夫人前田槌子招待十分殷勤，大概住到这年底才离开。
特别令人感念的是，宫崎寅藏多年来支持中国革命事业，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1900年在新加坡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受康有为诬陷，英国殖民当局将他逮捕下狱。他经常为同盟会购买枪支弹药，在这方面出力量最多的有他的内弟前田九二四郎，在他家里做保卫的浪人黾井。1908年，《民报》被日政府查封时，先君以党部名义提出申诉，他曾出面延请律师辩护，这也是要冒风险的。
1910年春，日政府见满州交涉无大进步，而清朝军队之表同情于民党者日多，深怕一旦民党得势，它既无求于清廷，又不见好于民党，两头失塌，有此隐情。宫崎寅藏乘机运动陆军大将长谷川，由长谷川将宫崎所铺张的中国民党势力介绍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寺内密派和他有关系的儿玉右二，与宫崎一道于五月间去香港调查，约先君在新加坡来港相会，欢聚数日。临别时，先君书赠宫崎七律一首。事后，宫崎撰有《革命党领袖黄兴——在热带地方》一文，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改题为《与革命党领袖黄兴谈话》，转载于《日本及日本人》)，对中国革命事业，深表赞许。
辛亥革命后，宫崎寅藏夫人到南京见过中山先生和先君；宫崎寅藏也多次来到中国，和中山先生及先君有频繁的接触，特别是在反袁运动中，相助尤多。云南起义前夕，先君从美国写信到东京，要我向宫崎寅藏探问日本外交动向，他曾多次到外务省探听，将所获情报密告先君。1916年先君回到上海，不久就旧病复发。他专程来沪探视，并介绍日医佐木金太郎作过细的检查诊断。先君逝世后，他又来沪参加吊唁活动。1917年1月，先君灵柩由上海运抵长沙，4月15日国葬。宫崎寅藏又远道前来送葬，于2月14日抵长沙，整整逗留了三个月。除参加先君国葬典礼外，还出席了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和明德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
宫崎寅藏有两子一女：长子宫崎龙介，比我小月份，毕业于东京帝大；次子宫崎震作，青年时喜欢宣传社会主义；女儿宫崎节子，与其堂兄宫崎世民(宫崎寅藏之兄宫崎民藏的儿子)结了婚。1955年，宫崎龙介由欧洲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回国途中，路过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问过毛主席，要来看我，毛主席答应他了。于是由上海绕道长沙同我见面。我得到省委统战部的通知后，专程去株洲迎接，同他在长沙欢聚几天，并陪往岳麓山凭吊先君之墓。这次分别后，多年未通音问，时切怀想。最近收到《宫崎滔天全集》发行者、东京平凡社社长下中邦彦先生来信，才知道他已经在近年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难过。我想宫崎龙介先生如尚健在，他看到盼望多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该会是多么愉快高兴啊！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先君生平不善绘画，更没有绘画送过人。唯一的例外是，却画过一幅梅花送给宫崎寅藏夫人的姐姐前田卓子。她那时住在民报社，替报社当生活管家，跟大家相处很好。有次先君与宋教仁、何晓柳以及其他日本友人到大森池上梅园去观赏梅花，她也同去了。在观梅时，先君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幅梅花送给她，我看到了的，何晓柳还在上面题了几句话。在我的记忆中，先君是没有画过画送人的，因为他并不擅长此道。
九、陈天华“绝命书”跋文
曹亚伯著的《武昌革命真史》前编，叙述1905年陈天华在日本投海后留下绝命书，有这样一段话：
“黄兴对于陈天华绝命书跋文曰：‘此吾友陈君星台绝命书，强斋每一思君，辄一环诵之。盖未尝不心悁悁然悲，而泪涔涔然下也。……天未明，强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视之，大森町长乃语曰：昨日六时，当地海岸东滨距离六十间处，发见一尸，即捞获之。九时乃检查身畔，得铜货数枚与书留(寄信保险证)，余无他物。今既已殓矣，则率引我辈观之，一棺凄然，倭式也，君则在焉。’”
其实，曹亚伯记错了，这篇跋文署名“强斋”，并不是先君写的。我于陈天华投海事件发生前不久到达东京，这时先君已离开东京，经香港转往广西内地活动去了。
陈天华于1905年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海岸投海自杀，当时先君不在东京，他是第二年秋天才回到东京的。从这时起，我跟住到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此地隔中山先生的寓所不远。据此可见，陈天华投海时，先君不可能到大森海岸去收尸，而从跋文内容看，作者强斋是前往收尸者之一。曹亚伯撰写这本书，在陈天华投海二十多年以后，又非亲历其事，记述偶有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篇跋文是谁写的呢？有人说是宋教仁写的。他那时候在东京，但是否去收尸了并写了跋文，我未亲见，不敢臆断。还有人说宋用“犟斋”这个笔名，在《民报》上发表过文章，不知确否？方鼎英在世时，曾对我说过他当时在东京，与陈天华住在一起，陈每天握管写作，写到伤心处独自痛哭失声。那天清早出门，大家以为他是去民报社或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有事，不料是投海自尽去了。方还说过，陈天华的绝命书是用日本美浓纸写的一个长卷，过去一直是由他保存的。他在抗战前居住上海时，曾影印多份分送友好以为纪念。抗战爆发后，上海寓所衣物损失殆尽，这份同盟会时期的珍贵文物，也不知散落何处了，可惜之至。
十、宋教仁与间岛问题
最近，宋教仁的孙女奇璋从桃源到长沙治病，几次来看我，谈到对她祖父的生平事迹知道很少。这也难怪，宋教仁遇害那年，她父亲才十三岁；父亲死的时候，她还不满十岁呢。奇璋问及她祖父写《间岛问题》的事，说她母亲原先保存了一本，抗日战争时期逃难中遗失了，十分可惜。她这么一问，使我想起了一些旧事。
1907年春节前夕，我在东京。先君由香港回到东京后，邀宋教仁等商量今后进行革命计划，并当面拜托他为我教授国文，约好每天下午到他的寓所去上课。先君对我期望很殷切，而我则疏懒成性，并没有认真学习。在这以后不久，先君几次邀宋教仁和日人末永节、古河等，商谈运动辽东马侠(谷称马贼)归诚革命问题。因古河是日本退伍军人，到过辽东，与马侠某头目有交情，先君极力怂恿宋教仁一道同去辽东。三月间，宋教仁偕古河、白逾桓(楚香)搭海轮先到朝鲜，然后渡鸭绿江抵达安东，沿途有信给先君告知行程。到安东后，因清探密布，不便再入内地，一面与马侠头目进行联络，示以革命宗旨，请其共举义旗；同时细考地图，详察山川形势，调查风俗人情，以作他日用兵的准备。并化名打入日人组织的长白山会，得知该会所伪造将延吉变为间岛的假证据。白逾桓则赴凤凰城一带进行调查，集查资料。经过一番筹备，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起义的机关。不料事机不密，风声走漏，清兵把白逾桓捉去了，宋教仁无可如何，只好折回东京。从这时起，先君带着我跟宋一起住在东京市郊新宿大久保。他们在这里是隐居性质，知道的人很少，一般会客都约在牛込区某处见面。我则在品川大森体育学校学习，朝出暮归，亲见宋教仁赶写《间岛问题》。他有时埋头伏案，夜以继日，写个不停；有时跑帝大图书馆查找资料，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这部书稿确实绞了宋教仁不少脑汁。后来，清廷据以与日政府交涉间岛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宋教仁撰写这部书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书写成后，他就离开东京，不知往什么地方去了。
先君与宋教仁交谊极深，可说十年如一日。1913年春宋教仁到各处作竞选演说，活动组阁，去之前和回沪后，都住在先君同孚路寓所。关于他的被刺经过，近代史书文献中有详细叙述，不待我赘述。宋教仁逝世以后，先君关怀亡友，特地邀集谭人凤、陈强、程子楷和他自己共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谭人凤牵头。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经修宋教仁的墓地，照料其老母、妻子的生活，管教遗嗣宋振吕。
1916年夏，先君由美经日回到上海，寓居福开森路，我携眷住在新闸路，隔康有为家不远。同住的还有先君的秘书黄丁甫(长沙人，我的本家哥哥)。这时振吕在上海无所事事。先君怕他在十里洋场学坏样，要他跟我住在一起，最初一段时间，振吕表现还好，慢慢地就学坏样了。他跟浏阳人刘白等在外面乱跑，出入花街柳巷，一连好些天不回家。我规劝无效，只好把情况告诉了先君。先君在病中听了很生气，派人把振吕找来训斥，说：“你父亲如何死的你晓得吗？他是为国家死的。现在我们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风气很坏。你要好好做人，为你父亲争气，不要学坏样，我就死也放心了。”振吕听了先君这番话很受感动，决心痛改前非，以后在生活方面检点多了。
十一、回忆女医师张竹君
辛亥武昌起义后，先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即偕先继母徐宗汉于九月初三赶到上海，寓朱家木桥某宅。当晚由先继母到民立报社约宋教仁来会，久别重逢，倾谈竟夕。商定由柏文蔚、范鸿仙等往南京策动新军反正，先君与宋教仁去武昌支撑全局。柏文蔚临走时，先君送他手枪一支。其时武昌虽已发难，沪宁尚未光复，沿江口岸都在清军手中，查缉极严。结果想出办法，由女医师张竹君出面组成红十字救伤队，开往武汉战地服务，先君变服混在其中，先继母则扮作看护妇偕行。随行者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陈果夫过去与我在长沙明德学堂小学部同学，这时是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代表，来到上海接洽，先君约他们同赴武汉前线效力。李书城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和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中说，这次同行人有日人萱野长知，不确。萱野长知后来说过，他是在汉阳归元寺总司令部会见先君的，比先君晚到约一星期。
张竹君是广东番禺人。早年毕业美国长老会办的医科学校，在广州开业行医时，就跟先继母很熟识，情谊不同寻常。她先后筹资在广州荔枝湾建提福医院、河南柳波桥侧设南福医院，先继母给以有力的支持。后来到上海新加坡路另创基业，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她率领救护队在武汉前线做了不少工作，以后又率领这支救伤队前去南京外围，替会攻南京城的江浙联军服务，活跃于尧化门一带阵地。
关于张竹君组织救伤队赴武汉前线一事，见之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但是，她后来率领救伤队去南京外围为江浙联军服务，这件事却未见有人提及过。作为当年江浙联军的一员，我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
十二、武汉寄来八字家书
先君到武汉后，被推举为民军战时总司令，曾因张竹君回沪采购药品之便，托她带信给我，叫我赶到武汉去。我那时正在奔走联络筹组联军会攻南京，无法抽身到武汉前线效命。农历十月上旬某天，江浙联军正在进攻南京，战斗激烈的时候，张竹君带领救伤队来了。她这次又带来先君给我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寥寥几个草书大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父字。十月初一日。”落款处盖有先君常用的一颗小章：“灭此朝食。”这是先君在汉阳督战时，知道我参加了联军，正在进攻南京，特地写来勉励我的。胡适早年写过一首新诗：“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飞舞如大苏。……”他指的就是这封八字家书。
辛亥革命以后，这封信经新闻记者拍照制版在报刊上发表过。1929年刘揆一在北京自费撰印《黄兴传记》发售时，曾把它印在首页。原信归我保管着，我还写过这样一小段跋语：
昔先君致力于革命时，军务纷劳，家书殊鲜。加以不肖为党国效绵薄，频年卜居无定，致先君手迹遗失殆尽，唯余此书而已。犹忆在江浙联军奉读此书，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概。不虞自暴自弃，荏苒至今兹，有负先君期勉之训，愧悔何及。男一欧谨志。”
这封不寻常的家书，后因亲朋戚友辗转借阅，不知怎么被上海青年会所收藏。这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事，距今又是四十多年了。
十三、张孝准的生平事迹
1915年护国运动前夕，先君旅居美国，在讨袁方面跟蔡松坡保持着密切联系，居间奔走的则为张孝准。他于清光绪七年农历十二月初六出生于长沙县沙坪乡赖家屋场。年方弱冠，赴日本留学，进了士官学校第三期学工兵。在校期间，刻苦勤奋，成绩优良。毕业时，与蒋方震(百里)、蔡锷(松坡)同列前三名。这届士官毕业生，前五名都是中国人，一时传为佳话。文化大革命前，湖南师范学院教师张友建同志给我看过一张士官第三期毕业典礼的团体照片，他父亲和蒋、蔡等坐的前排中间，手持军刀(惯例士官毕业前三名由日本天皇赠送军刀)，英姿焕发。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张孝准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
张孝准由日本毕业回国，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府供职。后来由赵保送德国留学深造，在柏林进了陆军大军，学习四年，极为勤奋。毕业后，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德语、英语，当时精通三国语言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很多呢。
辛亥革命前夕，张由德国回国，在北京工作。当时吴禄贞驻石家庄，策划组织燕晋联军进攻北京，电约张孝准前往参与起义活动。他正准备行装动身，即得到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的消息，才停止前往。1912年4月，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先君留守南京，张孝准任留守府军务厅长。当时裁减南方军队，都由他经办，各方应付，煞费苦心。南京留守府结束后，先君推荐他回湖南任军事厅长，襄助谭延闿整顿军队，因遭到湖南旧派军人的反对，只干了几个月。1913年7月，又随先君去南京参加讨袁运动。讨袁事败，与程潜、陈强等同被北京政府宣布褫职缉拿。这时，他携眷东渡日本，在东京来往密切的为章士钊、程潜、陈强、彭允彝诸人。先君去美国后，部分军界同志在东京组成欧事研究会，张孝准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1915年下半年，蔡松坡在北京秘密策划讨袁，9月底，专人送密信给先君，商讨在西南发难计划。先君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特地叫我立即动身回日本。十月初间，我由费城乘火车经纽约到西雅图，再搭日本邮船直航横滨。到东京后，我将先君的一封信交给张孝准，他随即就动身回国，在天津与蔡松坡秘密会见，商定出走计划。经过张孝准多方设计掩护，蔡松坡终于逃出了袁世凯的罗网，到云南树起反袁义帜(详见我以前写的《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第八辑，不赘述)。翌年5月，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张孝准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与日本朝野的各项交涉事宜。后来回湖南当湘岸榷运局长。1924年湖南发生大水灾，赵恒惕请他担任水灾筹赈会坐办，这年底由长沙因公去北京。1925年3月，在北京因赴章士钊的宴会，酒后脑溢血，送进医院不久即去世，终年44岁。张孝准与先君的关系极深，他为人耿直，不苟言笑，最不喜欢逢迎谄媚，而交游甚广，乐于资助有困难的朋友。记得先君曾书赠一联云：“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