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源，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晚年自稱「菩薩弟弟子魏承貫」。先世江西太和縣人，於明初遷湖南邵陽金潭。生於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於清咸豐七年(1857)，享年六十四歲。
魏源的科舉仕途並不順利。嘉慶二十四年(1819)和道光元年(1821)兩中順天鄉試副榜。道六二年中順天鄉試南元。此後，他參加禮部會試幾度落第，直到道光二十四年，年已五十一歲，才中禮部會試第十九名。隔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中設試三甲第九十三名。隨後以知州用，分發江蘇。不久，即調任東台縣知縣。道光二十九年任興化縣知縣。道光三十年權淮北海州分司運判，咸豐元年(1851)調高郵知州並兼海州分司，咸豐三年，太平軍進逼揚州，魏源奉命辦理團練，三月，由於楊以增(1787—1856)奏劾魏源遲誤驛遞而去官。此後，魏源乃絕意仕途。
魏源學問淵博，才氣縱橫，在經學、子學、史學、地理、文學等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著作，有《聖武記》、《海國圖志》、《明代兵食二政錄》、《皇朝經世文編》、《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發黴》、《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論學文選》、《元史新編》、《古微堂內外集》及《春秋繁露》、《老子》、《墨子》、《說苑》、《六韜》、《孫子》、《吳子》注若干卷。
二
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保護鴉片貿易發動的侵華戰爭，也是西方工業文明同中國農業文明的第一次大撞擊。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挑戰，使得天朝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戰爭的慘敗和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奇恥大辱，極大地刺激和震驚了林則徐(1785—1850）、魏源等有識之士，迫使他們睜開眼睛看現實，睜開眼睛看世界。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領導廣東禁煙期間，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系統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歷史知識，成為中國人介紹西方，了解西方情況的開端。在林則徐倡導下，開眼看世界作為一個前承經世致用、後啓向西方學習的「過渡性」思潮在中國興起。當林則徐遭到打擊，由他開啓的開眼看世界的事業並受到挫折時，魏源繼承和發揚光大了林則徐的未竟事業。
道光二十一年(1841)林則徐被革職充軍新疆途中遇見了魏源，林則徐將《四洲志》的稿子交給魏源，囑他撰寫《海國圖志》。魏源沒有辜負林則徐的期望，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完成《海國圖志》五十卷的編撰工作，二十七年擴充為六十卷，二十九年又擴充為一百卷。
這部長達九十萬字的巨著是中國自編的第一部世界地理專著和地圖集，使自以為居於世界中心的中國人眼界大開，耳目一新。與前此一切零星介紹外部世界的著作相比，魏源的《海國圖志》顯示出全面、深入和新穎的特點。首先，《海國圖志》向人們介紹的世界知識，在當時最全面的，包括世界各地和每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它廣泛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歷法、天文和各種科學技術知識，是當時東方關於世界各國概況最全面最詳盡的介紹。其次，《海國圖志》向國人介紹的是全新的世界知識，它對日心說和西方公歷紀年等科學知識的介紹，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描述，都使國人眼界大開，為中國日後進一步了解和接受科學民主的思想作了不可忽視的準備和舖墊。
魏源在談到編撰此書的目的時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即為了研究如何聯合其他國家打擊侵略者，怎樣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進行外交鬥爭，以及如何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養兵練兵之法以戰勝外國侵略者而編撰。因此，《海國圖志》是一部憤時之作，主要的目的是圖強御侮，介紹史地科技知識只是手段。
由於鴉片戰爭時的敵人是來自海上，故魏源精心籌議海防問題，特作〈籌海篇〉四篇，提出反侵略的戰、守、款三策。
魏源首先著重討論防守，這是因為他認識到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只有採取以防禦為主的反侵略戰略方針。他說：「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唯有「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犯我弛驅，是謂以夷款夷。」在他看來，只有在能防守的前提下，才能同敵人周旋作戰或者談判議和，「守」可說是「戰」和「款」的基礎。他反對一般人所持的「防內河不如守海口，防海口不如防外洋」的落後觀點，指出「制敵者必使敵失其所長」，既知道敵人「船堅炮利」，其長在海，就應避重就輕，力避海戰，盡量和敵人在內河和陸地上周旋，使敵人長處無法施展，這樣才能有效地制敵，故他提出兩套自守策略：「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二曰調客兵不如練士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主張根據防禦戰的特點，以守為戰，以逸待勞，誘敵深入，用陸戰圍殲之。這是因為在口門以內，守急而戰緩，守正而戰奇；口門以外，則戰守俱難為力。至於防守用兵，主張選調本省之民，訓練本省之勇。因為只有當地老百姓才最熟悉地形，熱愛家鄉，有利作戰。他舉三元里人們抗英戰鬥為例，說：「即如粵之三元里，非內地乎？若非夷兵登岸騷擾，安能成圍酋截之舉？」「以區區義民圍夷酋，斬夷師，殲夷兵，以款後開網縱之而逸。孰謂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抗敵禦辱的英雄氣概和巨大力量。
其次，關於作戰，魏源提出攻夷之策有二：一是在未款之前，「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即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聯合其他反英國家，共同對付英國。據他觀察，俄羅斯、法蘭西、彌利堅、廓爾喀、暹羅、緬甸、安南諸國，都曾與英國有過節，他提議聯合他們以抗英，使得英國腹背受敵，中國也就能因此擺脫英國的侵擾。二是即款之後，仍應嚴修武備，防患未然。他說：「武備之當張，不係乎夷之款與不款。即款以後，夷瞰我虛實，藐我廢弛，其所以嚴武備、絕狡啓者，尤當倍急於未款之時。」主張隨時都須戒備，議和之後仍不可放鬆警惕。此外，他還強調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武器，指出要有善於調度的將領來指揮軍隊，才能使敵人失其武器之長，從而發揮我方的長處。否則，「調度不得其人，雖謀之期年，亦潰之一旦」。
最後，關於款夷，魏源指出夷人唯利是圖，來華在於貪圖中國的市埠的巨利，因此在鴉片戰爭期間不單可採取以夷攻夷之策，並且應當採取以夷款夷之策。他痛惜由於清政府未能因時制宜，多次錯過款夷的良機，使得戰火漫延，結果開啓了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先例。魏源提出款夷之策有二：「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即革除海關積弊，與各國進行平等互利的合法貿易往來，但要嚴禁鴉片的輸入。因為鴉片的輸入，不但影響國民的身體素質，也造成「竭我之富，濟彼之強」的現象，故應嚴加禁止，明令各國遵循清政府的通商條例，方允通商貿易，但不必封關禁海。
三
魏源在其海防方案中提出「議守」、「議戰」、「議款」三項，當時和稍後的世人對它的褒貶參半。陳澧(1810—1882）、姚瑩(1785—1852)、左宗棠(1812—1885)、李慈銘(1829—1894)、馮桂芬(1809—1874)、郭嵩燾(1818—189l）、梁啓超(1873—1929)、譚嗣同(1865—1898)等皆曾對這套海防方案提出他們的看法與評價。在眾多的論者當中，陳澧的〈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生先生〉中對魏源的海防方案的評價頗值得我們思考。
陳澧，廣東番禺人。字蘭甫，別號東塾。道光舉人。初為河源縣訓導，後做廣州學海堂學長數十年。晚年在菊坡精舍講學。會通漢學、宋學，不避門戶之見。對天文、地理、樂律、算術、篆隸等都有研究，擅長詩詞和駢體文的寫作。著有《聲律通考》、《漢志水道圖》、《切韻考》、《水經注提綱》、《三統術詳說》等，晚年寫成《東塾讀書記》論述了經學源流，九流諸子等。此外，尚有《東塾集》、《東塾續集》等等。
陳澧讀了魏源的《海國圖志》，嘆說：
魏源可謂有志之士矣，非毅然以振國威，安邊境為己任何！其編錄之周詳，議論之激切如此哉！澧謂其書羅列荒遠之國指掌形勢，可謂奇書。其所論則以調客兵不如練士兵，及裁兵並糧水師，將並用舵工炮手出身諸條為最善切，實可行眞有用之言也。
陳澧承認其書在地理學方面的鉅大貢獻，但對其所提出海防方案仍有所保留。撰有〈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生先生〉對志中的可議之處提出他的看法。
以「議守」一項來說，魏源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以及「調客兵不如調士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的策略。實際上，「議守」一策並非魏源個人的獨見。他不過是把當時有關「議守」的零星散亂的意見，加以綜合、分析成有系統的幾個原則而已。
魏源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之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窩囊。但是，以鴉片戰爭時期的種種條件來看，當時中國採取以守為攻的策略，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分析起來，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中古式的落後武力，根本無法與配備和訓練俱優的近代化英軍匹敵。從這方面看，魏源對中英兩國的海軍實力實有相當的認識。
既然中國海軍實力無法在外洋和英軍周旋，故從魏源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之策，可看出他對晚清的局勢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可是，他的「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之策卻又顯示對局勢仍有認識不清的地方。陳澧對此策就曾做了批評，他說：
其云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亦不盡然。夫守必據險，海口有險則守海口，內河有險則守內河。然必海口無險可守，然後守內河，蓋寇入內河，則百姓之驚惶，土賊之竊發多。內顧之擾，必分外禦之力。
陳澧主張盡可能守有險的海口，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守內河。他舉例說：「且以吾粵言之，獵德大黃滘地勢平衍，孰如虎口險峻乎？」在他看來，虎門既有險，就應守虎門，而不應放棄守虎門去守地勢平坦又無險可據的獵德大黃。陳澧在這裡純粹是以軍事的角度來考量，從而對魏源的「守河口」之策提出批評的。同時，陳澧也指出英軍也並非魏源想像中那麼容易掉入圈套，他說：
魏君謂誘敵入內河，斷其出口之路而殲之。然則非議守，仍議攻也。即以其說論之，當逆夷之入內河，非眾艘並進也。每艘輒相去數里或十數里，而以小船聯絡之。彼正防我截其後路，殆懲於安南、俄羅斯之役也。
他也指出英軍若非在有十足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冒冒然進入內河的，更不會坐以待斃，他說：
又夷船能入之內河，必非淺狹。魏源所議下大椿、聯厚纜，加以大樹大石，此必旬日而後成，彼束手待斃而坐我兵下椿下石乎？
通過陳澧對魏源的「守海口不如守內河」的批評，說明魏源對英國海軍力量的認識仍有不清楚的地方，以致低估了他們的實力。
至
於其「調客兵不如練士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之策，就前者而言，魏源主要是看到在鴉片戰爭期間朝廷在征調客兵的種種弊病才提出這項建議的。他指出征調客兵不僅浪費軍餉，而且客兵因往來旅途的勞累而使得戰鬥力大為減弱，並沒有達到增援的目的。在魏源看來，以土兵來替代客兵就可以糾正以往征調客兵的種種弊病，因為客兵比較起來，士兵不僅「服水土」、「顧身家」，戰鬥力高，而且也減省了客兵往來所花費的時間和軍餉。由此看來，魏源的這項建議可以說是適時可行的。
可是，對魏源的「調水師不如水勇」之議，陳澧就不表苟同。陳澧指出「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之議，如果是因為水師廢弛，倉猝變生，用為一時權宜之計則可。但是，若要用為長久之計，則尚待研究。他的意思和魏源相反，他認為「今日為預備之計，當練兵不當練勇」，這是因為，「兵之外復有勇，則兵必卸責；勇之貲厚於兵，則兵必解體」。接著他舉例說明此議不可行的原因：「前年練勇時，論者多矣。今勇散為盜，在在劫掠，又其害之彰明較著，不必贅論者也。」從陳澧的評論中，說明他也承認魏源的「練水勇」之議是可以用來緩和當時中國所承受的軍事壓力，由此可看出「練水勇」和「練士兵」兩議同樣是適時的。只是陳澧認為此議只能用為權宜之計，若用為長久之計則可能產生弊端。
以「議戰」一項來說，魏源在此項提出「以夷攻夷」的策略。實際上，「以夷攻夷」是中國一個相當古老的觀念，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深入人心。在中國歷史上也有把這套觀念付諸實行的實例，而這些都成為魏源提出此策的理論依據。在這策略中，魏源提出聯合美、法、俄、荷、暹羅、安南、廓爾喀等國分別由南印度、北印度及新加坡三處進攻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的龐大計劃。
對魏源的「以夷攻夷」之策，陳澧以為此項為「最可議者」，他說：
魏源之為此說，直因廓爾喀一稟而起，遂欲令俄羅斯、米利堅、弗蘭西皆助攻英吉利。不知廓爾喀素服中國兵強，又誤聞英逆犯順以來，屢為中國擊攻，故欲乘勢助攻，自雪仇怨。今中國議款，廓夷聞之，難保無輕中國之意。而魏君乃欲其受我調度，此其未喻一也。俄羅斯本非朝貢之國，乾隆中天威遠播，令其縛獻阿睦爾撒納，彼猶為之隱匿，何況今日使受驅策，此其未喻二也。當英逆犯順，米利堅、弗蘭西出為調人，不過恐英逆在廣強騷擾阻彼貿易。彼但勸和，何遽欲使助討？二夷果能攻助印度，自厚利，亦何待中國驅策？且印度屬之二夷，與屬英吉利無異，豈二國得之即不種鴉片哉？此其未喻三也。
陳澧以當時的國際局勢作為其評論依據，指出借用外援行不通的三個原因。他批評魏源的「以夷攻夷」之策是在對美、法、俄、廓對中英衝突所持的立場以及他們的實力不甚清楚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陳澧顧慮到借夷後的種種後患，他說：
魏君謂廓夷忠順，謂米利堅恪拱中原，何其相信之篤乎？倘請明詔借外兵，而四夷不奉命，豈不貽笑千古哉！然而四國果肯助攻，尤有後災。夫勝負者不可必之事也。假今四國出兵失利，則英逆之氣愈揚，我之氣愈挫，其不可之一也。又令四國一戰而勝，則是為我復仇，為我敵愾，必自謂大有造於中國，其驕抗要求必為我之所不堪。不滿所欲，必且啓衅，唐之回紇是其覆轍，其不可二也。英吉利以戰鬥為事，四國既與構怨，必相報復。自昔外夷相攻，中國可以不問，若以中國之故，四國受兵，亦將借助中國。扣關乞師，我應其請，則勞師涉遠；不應，則何詞以對，匪特貽笑，且必反和好為仇，其不可三也。
他最後指出：
議者謂「以夷攻夷」為示弱，魏君深斥其非。澧謂示弱之說誠非也，中國兵強，乃能驅策四夷，即如魏君所稱，封暹羅而安南、緬甸服，此正由乾隆間天戈所指，無不克捷，故暹羅有求封之事。今日安能如是為今之計？中國貴乎崇廉恥、敷名實。刑政嚴明，賞罰公當，則可戰可守，外夷自不敢欺。不循其本而效緃橫家言，為「遠交近攻、近交遠攻」之說，譬如人有虛贏之疾，不務服藥培外，而但求助己者出於人鬥，可乎？且奉所謂「遠交近攻」者，皆在中國，非在徽外也。安得效其說哉？魏君之言曰：內守既固，乃議外攻。夫內守誠固，則彼技無所施，不得不仍求通商，此時雖絕其貿易，可也；許貿易，而禁絕鴉片，可也。國威已振，大患即除，何必復攻之海外，以成奇烈哉？(「海外奇烈」，語見《聖武記》)因此，在陳澧看來，只要中國「崇廉恥、敷名實。刑政嚴明，賞罰公當，則可戰可守，外夷自不敢欺」，「國威已振，大患即除」。
以「議款」一項來說，魏源在此項提出「聽互市各國以款夷」以及「持鴉片初約以通市」兩策。實際上，「款夷」之策與前面所談的「以夷攻夷」的觀念同樣古老，這觀念到了鴉片戰爭期間特別為人樂道。和時人一樣，魏源認為中國可以利用貿易來對外夷加以招撫懷柔，但必須嚴禁鴉片的輸入。無事時，中國就開埠讓外夷來華進行貿易，借此有無相通，各安生理；有事時，中國亦可「以夷款夷」，使外夷之間互相牽制。由此看來，「款夷」之策與「以夷攻夷」之策實有相通的地方。
「議款」一項亦為陳澧批評。前文陳澧批評「以夷攻夷」之策的第三個觀點也可視為是對「款夷」之策的批評。陳澧認為美、法兩國是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才出面調解中英的衝突。他又說：「吾以為款夷後，如何控馭，如何防範，如何漸復舊制。乃其書則追咎昔時，不聽米、弗二夷代款。此事後之論，何補於今日。」因此，在陳澧眼裡，美、法兩國並非可信的外援。通過他們的評論，說明魏源對當時美、法兩國來華的目的以及他們和英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沒有清楚的認識，一直錯誤把實際上和英國是一丘之貉的美、法兩國看成可以用來牽制英國的力量。
四
通過以上陳澧對魏源的海防方案的評價與分析，說明魏源對晚清局勢的認識雖有其清醒的一面，但亦有其混淆不清的一面。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魏源對晚清局勢的認識呢？
實際上，從魏源所提出的海防方案，我們發現他已充分地利用了他從外國書報中所得來的世界知識作為其理論依據。而且必須再強調的是，在魏源生活的時代，他對晚清局勢的認識已較同時期一般傳統知識分子來得清醒。若非像魏源這樣了解列強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的人，是無法提出這套海防方案的。況且在當時一般士大夫的頭腦中，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情況是一知半解的。因此，若非像魏源這樣對於世界史地有過一番研究和考慮的人，自然也就拿不出這個方案了。
陳澧批評魏源的「議戰」和「議款」兩策是在對各國情況沒有清楚的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可是，他的論點雖有客觀性的一面，但仍不足以用來說明魏源對晚清局勢的認識不清。關於這方面，我們首先必須了解這樣的一個事實，當一個軍事實力較弱的國家在面對強大敵國的軍事壓力時，他們往往會求助於軍事實力較強的國家來替他們解除危機，並答應在事成後給予回報，這幾乎可說是一個千古不變的慣用軍事策略。這方面的實例不僅可以在中國找到，在其他國家也可以找到。雖然有時在事成後出現類似唐借回紇兵、北宋借金兵、南宋借蒙古兵的悲劇，但也有事成後各得所好的皆大歡喜場面。況且，既然國際間的關係為陳澧等論者說得那麼的錯綜複雜，當時來華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皆懷有野心。但是，我們也不可忽略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和敵對的關係的轉變僅一線之差，往往使人跌破眼睛。國與國之間既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由此推論，今日和中國為敵的國家，明日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也難說得很。因此，我們就不能斷言俄、美、法等國不會收起他們的狼子野心，誠心幫助中國解除當時英國所施與的軍事壓力。而且，以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困境來說，實沒有多少選擇，與其坐以待斃，等待英軍的宰製，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下，倒不如孤注一擲，求助於一向對中國懷有野心的美、法、俄等國，說不定可以因此扭轉當時的窘境。如果從這方面考慮，我們實很難否定魏源對晚清局勢有清醒的認識。
至於其「守河口」之議，在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魏源對英國的軍事力量的認識稍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以當時危殆的局勢來說，實已容不得魏源有太多的時間細想考慮。因此，倉猝間制定出來的方案難免會出現紕漏也是可以了解的。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到魏源並不是一個軍事家，他不過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而已。從這方面考慮，我們實很難苛求一個對軍事的認識僅有皮毛的書生提出一套符合軍事實際的方案。因此，我們也無須太拘泥於他的海防方案中對晚清局勢有認識不清的批評，而應該給他在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予以讚揚。
實際上，魏源的海防方案隱含著深刻的意義。當時能夠有意識地為東南沿海制定完整而有系統的海防方案的，魏源可說是第一人，即使當時在東南沿海活動頗為頻繁的林則徐本身也沒有一套海防方案。更為重要的是，這套海防方案的意義並不在於方案本身，而是在它向中國人標舉了「海防」的觀念。中國向來邊患，多來自北方。十九世紀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在中亞、西亞一帶的擴張活動曰益加劇，中國西北邊疆的形勢漸趨動蕩不安。於是，一些進步學者試圖通過對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來辨清形勢，以求安邊良策，遂形成了西北邊疆史地的專門研究領域。到了道光鴉片戰爭，英軍乘清廷疏於海防建設，恃其船堅炮利，通過海路擊潰清軍水師。這麼一來，邊事海防就俱形嚴重了。魏源可以說是當時研究沿海防務的先驅者。在《海國圖志》中，我們看到了他研究邊疆史地所得的豐碩成果。然而，我們發現更為他所重視的，卻是對東南沿海防務的研究。這可以從他特意把〈籌海篇〉安排在書中開頭四卷得到證明。魏源的這套海防方案，是在參考了眾人關於海防的隻言片語後，予以歸納、分析，在加入個人的觀點，才成為一套系統而完整的海防方案，這在當時來說是破天荒的頭一遭。近人劉禺生就曾指出魏源是「論東南、西南海史地」的「先河」。這觀念讓中國人了解到：中國人除了要注意邊疆的防務，從現在開始，也必須注意東南沿海防務，並思考解救方針。因為當時敵人不止從陸路來，也開始通過海路入侵中國了。雖然魏源的海防方針並沒有付諸實行，但是，「海防」觀念提出後，實際上已給人們一個指導方針，即日後會更注意沿海防務。這麼一來，有關於「海防」的方案就會源源不斷地湧現。由此看來，魏源在這方面的貢獻是重大的。值得一提的是，魏源把人們對局勢的注意力從西北邊疆轉移到東南沿海，如果對晚清的局勢完全沒有了解的話，又怎麼會有這種應時的轉移呢？從這方面看，我們又怎麼能說魏源對晚清的局勢沒有清楚的認識呢？
清末著名外交家郭嵩燾推許《海國圖志》為具有先見之書說：
魏氏此書徵引浩繁……其論以互市議款及師夷長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無不笑且駭者，歷十餘年，而其言皆驗。
梁啓超以為魏源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三大對外政策，「由今觀之，誠幼稚可笑，然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盡。則其在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
總之，魏源對晚清的局勢雖有認識不清的地方，但我們卻不能因此給予嚴厲的批評。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說，能夠像魏源那樣自覺地睜開眼睛看世界，並嘗試制定方案解決當時中國人面臨的困境的有識之士實是少之又少。草創難工，因此，我們實應諒解其海防方案中對晚清局勢認識不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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