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在多數研究中所呈現的圖像，基本上以男性為中心，上層社會婦女尤其少見。19世紀中葉，湘鄉曾氏因曾國藩而興起，曾國藩一生講求理學，以維護孔孟名教為號召，但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深切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砲利，成為最早推動師夷長技實際工作的封疆大吏之一。這樣一位以靈敏的觸覺走在時代前端的人物，為他湘鄉老家的曾氏族人帶來極大的影響。相對於沿海通商口岸，湘鄉是偏處內陸的保守城鎮，曾氏家族婦女在保持傳統婦道和名教上，一方面可以做為這個時期上層官宦家族婦女的代表，另一方面卻也因曾氏男性的勇於接觸西方新事物，而有了不同於當時絕大多數上層官宦人家婦女的機運。
曾國藩次子曾紀澤一家就是這樣的代表。紀澤出使法、英、俄前後8年(光緒4年至12年，1878—1886)，妻子、兒女和一位妹妹隨行。她們不由自主地成為中國近代少數最早暴露於西方文化環境中的官家婦女。她們如何面對西方文化？有那些方面的接觸？造成怎樣的影響？做為近代中西文化接觸及中國婦女生活史的一環，這些問題應該是值得探究和回答的。
本文基本上企圖透過曾紀澤日記，勾勒曾紀澤女眷在其使歐期間與西方人、事接觸的經歷。在正式討論以前，我們必須先檢討曾紀澤日記的性質。他的日記在生前即曾出版，一直記到死前七天，其間經不斷抄繕和刪修。曾紀澤像他父親一樣，有意將日記留給後人閱看。尤其是使歐的部分，依據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規定，出使外國大臣在職期間，必須隨時呈報對外交涉及駐在地的風土人情，曾紀澤不斷謄抄並出版日記的一部分原因在此。原本私密性的日記卻有意或必須公開，這樣性質的材料會對我們認識日記中的婦女活動造成什麼影響，不能不先有所檢討。相關檢討已另有專文，這裡只簡單地說，第一，女眷的活動畢竟不是日記的主體，對女眷生活的記述一般十分簡略；第二，由於知道日記會公開，日記幾乎沒有閨房之內真正屬於私密性的內容；第三，女眷常是因和曾紀澤同行才有了進入日記的機會；如果單純是女眷本身的活動，幾乎不見於記載；曾紀澤常旅行各國，不帶女眷，日記中也就失去了女眷的消息。可能更令人遺憾的是曾紀澤不斷刪修日記，我們無法知道他刪修的原因和原則，但有一點或可推想而知，即為了避免一旦日記公開引起名教上的非難，他會有意無意刪去或刻意簡單或模糊化其妻女的某些活動。這些都是利用他的日記談其女眷生活難以克服的困難和限制。
二、沒有女性自己的聲音：《曾紀澤日記》的價值與侷限
《曾紀澤日記》最早於光緒7年即曾由申報館排印出版《曾侯日記》，內容止於光緒4年9月初1至5年3月26曰。光緒17年改以《出使英法日記》之名，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光緒19年江南製造局總局出版《曾惠敏公遺集》收入較完整的《曾惠敏公日記》兩卷，起於光緒4年7月27日，止於12年11月19日。其後光緒23年又有《使西日記》的出版。最重要的一次出版則是1965年，學生書局據手寫稿，影印出版了《曾惠敏公手寫日記》，起於同治9年(1870)正月1日，止於光緒16年閏2月26日。1998年岳麓書社又以《曾侯日記》和《曾惠敏公手寫日記》為底，匯集諸本，編校成較完備的標點排印本《曾紀澤日記》。本文所依據的就是這個較完善且新近的定本。
過去學者較注意《曾紀澤日記》中主人翁公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他對英法俄各國的外交交涉，很少注意其私生活，尤其與婦女有關的部分。從我們所關注的角度看，日記中很多曾氏女眷的記述已經成為極其珍貴的記錄。第一，這些女眷除了二妹紀曜，都沒有留下自己的片言隻字，我們幾已無法得知她們的心聲，只能透過其丈夫、父親或兄長的記錄，從側面見到她們生活的點點滴滴。其次，在曾紀澤之前，雖已有駐外大臣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和劉錫鴻的《英軺私記》等類似性質的著作，但書中幾乎完全沒有女眷於駐在國生活的消息。而且據郭嵩燾答英王之言，他們的女眷似仍固守女子不出閨門的傳統。相對來說，曾紀澤是一位比較「家庭型」的男人，樂於與妻女弟妹閒談、出遊，享受與家人共處的樂趣。他的日記裡留下不少這方面的剪影，也包括了其家眷與洋人來往、參觀、學習和其他活動的信息，可以說是19世紀末中國女性在歐洲，面對西方世界和文化的重要紀錄。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私生活的記錄，尤其與女眷有關的部分畢竟不是日記內容的主體；除少數例外，一般僅簡單一筆帶到，沒有較詳細的內容，也幾乎不提這些女眷本身的意見或觀感。偶爾，如光緒7年(1881)2月26日，紀澤記道：「偕內人至牙醫伊樊師處，候半時許。醫者以麻線束牙，剪而錯之，酸痛甚劇，傅藥而痛止。方施治之時，餘在旁觀之，亦為之汗流浹背也。」他詳細記述牙醫如何為妻子治牙，竟然提到妻「酸痛甚劇，傅藥而痛止」，已屬極為難得。但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記述的重點其實是在他旁觀時自己的感覺：「方施治之時，余在旁觀之，亦為之汗流浹背也。」又日記中常見某日「內人與女兒來書室坐甚久」，完全不說到底坐了多久，也不提談了什麼。少數時候記載例如「夜飯後與女兒等談小說」(光緒2年7月16日)，提到是談小說已屬難得的詳細。
其次，或許由於知道將要公開，日記幾乎完全沒有閨房之內真正屬於私密性的內容，與女眷有關的部分嚴格說來仍然多屬於可以公開，例如妻女隨同覲見外國元首或皇后，與洋人互訪，出遊，參觀或就醫之類。
再者，曾紀澤自己畢竟是日記的主人翁，女眷會出現在日記中，常常是因為她們與紀澤同行，或由紀澤擔任傳譯或做的安排。女眷自己可能有的一些活動，即使與接觸西方社會文化有關，但如與紀澤沒有直接關係，很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在日記裡。
更有甚者，曾紀澤遊走各國，有時家眷並未隨行，日記中除記載互通書信，就幾乎完全見不到這時家眷的活動。例如從光緒6年6月初7離英，紀澤由法、德赴俄國，到光緒7年2月初2重抵巴黎，見到其妻，其間足足有8個月的時間，其妻女及妹妹的情形完全不可得見。這樣因與妻女暫別而失去記錄的情形頗不少，這對我們全面認識其女眷在歐洲的生活也造成了缺憾。尤其遺憾的是因為曾紀澤出門在外，其妻女反而可能有了獨立自主活動的機會。沒有這部分的信息，實在可惜。
此外，我們知道曾紀澤經常翻閱自己的日記，並曾多次謄抄，甚至刪修內容。在一次次的刪修中，不少原本與家眷有關的記很可能被當做他所謂的「尋常瑣事」而削去。就理解婦女生活史而言，尋常瑣事中往往有極重要且有趣的消息。曾紀澤知道自己的日記有一天會公諸於世，要面對一群遠比自己保守的官宦同僚，因此對其妻女在歐洲稍不合傳統「名教」的言行，都可能加以掩飾、模糊化或干脆刪除。例如光緒6年2月4日，曾紀澤在官邸舉行茶會，甚至跳舞，有一千二百餘人參加。光緒11年4月，紀澤率其妻女前後三次參加德文舍園、柏金邯宮和其居地城主的跳舞會。依照當時的禮節，曾氏夫婦作為茶會的主人，不可能不與男賓坐談和周旋；參加舞會也幾乎不可能僅作壁上觀。日記一字不提其妻女在這些活動中如何「自處」，中國讀者如不熟悉西方禮俗，也就無從推想她們是否曾作出「有損名教」的事。總之，我們有理由相信，曾紀澤在刪修中曾刻意不提、簡單化或模糊化其妻女的某些活動。
不過也正因為這樣，他的日記還能保存有這麼多的資料，實屬不易。清末重要人物有日記傳世的不算少，有如此豐富內眷消息的卻少之又少。
三、曾紀澤使歐前家中婦女與西方文化的接觸
湖南湘鄉相較於19世紀末的沿海口岸都市，毫無疑問是一個偏處內陸，十分保守的地區。湘鄉曾氏一門受曾國藩的影響，成為當時保守風氣下極少數願意並有機會接觸西方新事物的人家。其中又以次子曾紀澤的態度最為開放積極。
曾紀澤生於道光19年(1839)，幼年隨為翰林的曾國藩在北京，咸豐3年(1853)因父丁憂回籍，14歲回到湘鄉。咸豐6年l8歲，成親，娶雲貴總督賀長齡女，賀氏於咸豐七年因難產死。紀澤於九年續娶陝西巡撫劉蓉之女劉氏，育一男(廣鑾)二女(廣璇、廣珣)，並撫入弟弟紀鴻的一個兒子廣銓。光緒四年隨紀澤赴歐的女眷主要就是妻劉氏、二妹紀曜夫婦、子廣鑾及次女廣珣。其後，光緒8年，長女廣璇偕夫婿亦來。
大致說來，曾紀澤家眷與西方事務原本就因曾紀澤個人的喜好而常有接觸。等到曾紀澤受命將出使英、法，曾紀澤更刻意為她們作了許多行前的準備與安排。以下即分為兩大階段，簡要說說這些婦女早期及隨行赴歐前與西方人與事物接觸的情形。
(一)早期接觸
在曾國藩的幾個兒子中，曾紀澤是科場失意，卻最醉心於西學的一個。曾家很早即接受了西方的醫藥，曾國藩吃西藥，連帶家人也一併接受，在《曾紀澤日記》裡最早的有關記載是同治9年(1870)2月28日，32歲的曾紀澤在北京「為母親配洋藥」。能為母親配藥，可見他對洋藥已早有接觸。同年12月14日又有「搽外國藥於母親肘上」的記載。
這時他還喜歡照相(同治9年4月29日、5月初2日)，逛洋貨店(同治9年4月19日)，家中蒐集不少西方「奇巧淫技」之物。日記最早的記錄是同治9年6月20曰「飯後，看《綱鑑》15頁，校書2頁，溫《周易》『噬嗑』至『升』，整電氣匣良久。」電氣匣不知是何種器物，從日記後來的記述看應是一種醫療器具。他還有洋琴，有些時候，他幾乎每天自學洋琴(同治9年8月25、26、28、29、9月初6、初7，同治10年正月23、24、25、26、28、29、30日)。如果稍稍統計日記中提及他藏有的西洋物品，從樂器、藥物、醫療器具、千里鏡，顯微鏡、照相機、鐘錶、映畫匣、兵器、燈具到洋棋、洋畫、洋書、內容不詳的「洋玩物」，不下數十百種。
他除了喜好把玩和學習使用這些西洋器物，更努力學英文；日記頁頭空處常見他所抄錄的英文單字及中文字義，從他後來的日記可知，這段期間他最苦惱的是很少練習會話的機會，又從他為單字以中文字所標的音可以想見，他的英語發音不可能太準確。
曾紀澤如此親近西洋文物與知識，又是一個和家人十分親密的男人，自然會和家人分享他的新奇之物和知識，而使這些不出閨門的內眷也有了與西方文明接觸的機會。正如前文所說，他經常和母親、妻子兒女或侄兒、侄女等親人在上房或書房談話，可惜一般不記載談話的內容。從偶爾提到的看來，這些內眷對曾紀澤擁有的西洋寶物並不陌生，例如曾紀澤會拍照和洗相片，同治11年10月初6和初7兩天「余至上房，為諸妹照像。」照像也有不成功的時候，如光緒2年12月11日「因(為？)內人妯娌影相，經營良久，天陰光小，照不能成。」又曾紀澤有所謂的夜鏡和千里鏡，他常拿給諸姐妹、叔母等觀之。較詳細的一次記錄是曾紀澤指導她們看洋畫，光緒2年6月初10，「至上房坐極久，因女兒福秀、侄女福錫、甥女朱昌貞翻看洋畫，為之指點名目也。」這裡很清楚表明曾紀澤在內眷中傳播西洋文明所起的作用。因為其子廣鑾經常生病，曾紀澤曾看不少西洋育幼的醫書，光緒元年2月初2，他一邊抱著生病的兒子，一邊讀《活幼珠璣)；初4又讀(婦嬰新說)。雖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照顧病兒的工作畢竟是由妻女負擔，他有可能和她們分享這些婦嬰新知。
除了西洋奇器，曾氏女眷最早接觸到的洋人就是洋醫。同治10年春，曾紀澤56歲的母親為寒疾和左腿腫痛所苦，同時延請中西醫生數人。這些中西醫可在一日之內，先後由曾紀澤陪同入上房診視。原本來診的只有中醫謝旭亭、蕭廉泉、劉竹村、王子樊等人，但因效果不顯，後來則有通醫術之洋人馬清臣(即馬格理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加入，他是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是曾紀澤論西學和學英文的好友，曾主辦金陵機器局，協助郭嵩燾赴倫敦設立中國使館，後來也成為曾紀澤使歐的隨員。從日記中上洋醫生的出現頻率可以很清楚看出，馬清臣來診越來越頻繁，診視的內眷也由母親及於妻兒子女和其他的家人。據崇德老人即曾紀芬的自訂年譜，「歐陽太夫人患春溫甚劇，腿腫而小便帶血、製造局洋員馬格里進西藥而癒。」西醫和西藥不但征服了曾紀澤，也征服了曾家婦女。一次，曾紀澤的姐姐紀曜在給紀澤的信中說：「以姐觀之，西醫審症之詳，可稱至精至絕。若其藥味卻與中國相仿，治有餘之症則易效，治虛弱之症則遲緩……」這雖是曾紀澤出洋後的通信，但她對西醫的信心則是建立在周漕家人長久以來醫病經驗的基礎上，這應有助於曾家婦女能以較開放的態度去面對西洋其它的奇技。
很可惜從曾紀澤日記我們畢竟僅能偶爾間接地得知若干片面的信息。這些女眷或留在湘鄉老家，或隨紀澤到安慶、北京等地，她們很可能還有其他和西洋事物接觸的機會，現在已難較全面的知道了。從有限的資料中不難發現，曾氏婦女在當時的環境下，儘管不排拒，也僅能被動和間接地因曾紀澤而認識到若干西方的新事物。
這樣的接觸十分有限，意義卻重大。因為光緒之初，士大夫階層仍普遍地視西洋事物為毒蛇猛獸，接觸西學仍為士人所不恥，更何況女流！郭嵩燾使英法之副使劉錫鴻在其《英軺私記》中曾有如下一段洋洋自得的辯論：
歸途，博郎與劉孚翊論中國閫教之嚴。博曰：「婦女亦人也，何獨幽諸室而不出？」劉無以答。洎晚，餘謂劉曰：「君何不云，胸吾體，背亦吾體，何為胸則前，而背則後乎？以胸陽而背陰也。頭吾皮膚，少腹以下亦吾皮膚，何為頭則露，而少腹則覆之乎？以頭陽而少腹陰也。」他日劉君述之，博亦無以答。
劉錫鴻以陰陽、胸背為說，力辯婦女應鎖在閨房之內的道理，出洋見過世面的他，持論尚且如此，更遑論留在國內那群以衛道為己任的其他士人與官宦。當時士大夫普遍視出洋為畏途，郭嵩燾出洋前心情亦不安，請人占吉凶，得「大凶」，由此可見士大夫一般的心理狀態。郭、劉在歐洲都不敢任意讓自己的女眷拋頭露面，深恐有損名教而遭物議，曾紀澤極敬重郭嵩燾，卻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和態度，儘可能為家眷做好出洋前的準備。這在當時士大夫的圈子裡，實屬石破天驚。
(二)曾家隨行女眷的出洋準備
同治11年(1872)曾國藩過世，曾紀澤丁憂回籍。服滿，13年又丁母憂，光緒3年7月，母憂服滿，進京謝恩，見兩宮太后，慈禧頻詢其是否懂洋務，通洋人語言文字，以及沿途對洋人兵船的觀感。晉見後，曾紀澤已有預感，自己將被任用於洋務上，因此在京期間，他除與京官酬酢，也頻繁地和各國洋人往來，勤奮苦練英語，更廣泛地閱讀與西方宗教，歷史及西學相關的書籍，十分積極地做著辦理洋務的準備。光緒4年3月20日，他在日記中記道「飯後，看劉雲生《使西日記》(按：即劉錫鴻之《英軺私記》)。」日記雖未明說，這似乎意味著這時他已獲知即將放洋為駐外大臣了。
曾紀澤不但為自己做了放洋的準備，也要家眷做好與洋人和西方文明適度接觸的準備，他無法接受劉錫鴻使歐仍將女眷禁錮於閨門之內的做法。因此，第一步，他要家眷從老家到北京來。
光緒4年4月底，曾紀澤家眷從湘鄉來到北京。她們在曾紀澤的安排下，從5月開始接受行前「教育」。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與洋人見面，了解西方的禮儀。其妻劉氏到北京不久即生病了，5月21曰才開始與洋人見面。其後曾紀澤自己也常鬧病，家眷較密集地與洋人來往是在曾紀澤7月27日明確得知派充駐英、法欽差大臣以後。因此真正「教育」的時間不過一、兩個月。以下將其妻在北京時與洋人來往的情形，依日記列一簡表如下：
5月21日 丁冠西夫婦來拜，陪冠西在客廳一談，引其妻至上房，與內人一談。客去，入上房久坐，與仲妹久談。
8月20日 寫西字函致丁冠西，因內人將隨同出洋，恐酬應諸多不便，將先往拜丁君之夫人，一問禮也。
8月21日 飯後，偕內人至丁冠西之夫人處，坐極久，申正歸。與仲妹久談。…夜飯後，與松、栗等久談，入上房一坐。
8月23日 為內人寫一西字函致丁冠西之夫人。
丁冠西即翻譯《萬國公法》的同文館總教習丁題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光緒3年以後曾紀澤和他過從極密。冠西的著作《中西聞見錄》、《公法便覽》、《測影加減表》等都是曾氏出洋前的讀物。曾紀澤僅兩度安排其妻與丁冠西夫人見面問禮。8月28日入見兩宮太后後，9月初4他率全家離京，經天津南下上海。在旅途舟次，曾紀澤為汪芝房的英文《文法舉隅》作序。他在序文中對當時的保守派很清楚地發出批評，也明白宣示了自己對於泰西文明的態度：
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潔之論，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聞。若曰事非先聖昔賢之所論述，物非六經典籍之所紀載，學者不得過而問焉，夫先聖昔賢之論述，六經典籍之紀載，足以窮盡宇宙萬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賅備古今萬物之器與名。學者于口耳之所未經，遂概然操泛泛悠悠茫無實際之莊論以唐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蓋秦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是非損益、輕重本末之別，聖人之所曾言，學者得以比例而評騭之，其飲食、衣飾之異，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
他和張之洞等前輩都有感於數千年來未曾有之變局，泰西之船堅砲利、政事、言語、文學、風俗蓋先聖昔賢之不及見聞，他決心衝破六經典籍，「就吾之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這無疑是他出洋前的心情寫照與宣言。透過這份宣言，我們也就可以了解他已決心不計時人之謗議，走在時代的前端了。到上海後，他更積極安排自己的內眷與洋婦來往並參觀西式文物：
10月14日 白德勒之妻來謁內人，陪坐極久。
10月16日 許妥瑪其妻來，引許娘子至內人室，坐甚久。
10月19日 偕內人率兒女至美國博物院，觀禽獸種類，有小鱷魚未死，聞餓半年猶活也。……歸，在上房陪白德勒之婦一談。
10月20日 夜飯後，偕內人、仲妹率兒女至許妥瑪之夫人家久坐。
1O月26日 白德勒之妻來送內人、仲妹之行，傳話良久。
這位「白德勒之妻」後來回到英國，成為曾氏一家在歐時過從極密的朋友，而且從曾紀澤後來的日記知道，其妻女到上海時即寄寓在白德勒家裡，很可惜日記中完全未提其妻、妹、子女與洋婦交往的細節，又從曾紀澤陪坐或傳語可知，其內眷到這時還來不及學習任何外國語文。此外，很明顯的一點是開通如曾紀澤者，仍無法突破男女有別的傳統觀念。他的家眷可與洋人接觸，唯限於女性。這是曾紀澤開通的底線。他不但出發前即確立了底線，並在船到香港時，絕不逾越底線。
曾紀澤畢竟出生在以名教為己任的士大夫之家。無論從整個當時士大夫的傳統或曾氏本身的家規來看，男女大防，內外有別，恐怕仍屬名教的基本規範。據曾紀芬回憶小時在安慶督署，「余…雖僅髫齡，而隨諸姐之後不出署門一步。惟從望樓上得見迎會之高蹺，稍知市井間情狀耳。」她還提到她原與仲兄從塾師鄧寅讀書，「既而以鄧師之子來附學，格於內外之別，遂中止讀書。」曾紀澤這時受曾國藩之命，在父親家書的遙控下，協助母親歐陽夫人照顧家人，嚴格遵守父親立下的家規。
(三)名教的底線
曾紀澤雖然開通，面對攸關名教之大防也不敢稱有踰越。他一方面不願家眷於出洋後深鎖於閨門之內，另一方面也無法接受西禮之男女無別。為了維護傳統名教，他於上船以前，特別寫了一封信要求隨行的法人法蘭亭(Joseph H．Frandin，1852—?)，請其代向法國政府說明他使歐期間對女眷在禮儀上將採取的態度：
現有極要之事，須與台端一商者。貴國為秉禮之邦，泰西各處禮儀，大半依據貴國所行以為榜樣。中國遵至聖孔子之教，亦以禮儀為重。然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儀節，迥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盡可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瑞，尚須商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此大禮通例也。而中國先聖之教，則男女授受不親，姑姐妹女子既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至親骨肉其嚴如此，則外客更可知矣。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終身以為大恥。現在中國與泰西各國通好，將成永久之局，將來國家遣使，亦必常行不斷，公使挈眷，事所常有。鄙人此次即攜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國議禮人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只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係中國名教攸關，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
所謂「不肯與男賓同宴」，「不肯行握手之禮創」，是曾紀澤這位大男人的想法。我們完全不知道其妻或女是否真以為若與男賓同宴，即「終身以為大恥」，女性本身的聲音，再一次沒有留下痕跡，她們身不由己地飄洋過海，置身於風俗「迥然不同」的西洋，如何面對不同的環境？動靜之間，一切條條框框顯然是由她們的丈夫、父親或兄長做主。女性真能做主的時代還未來臨。
她們在香港面臨了第一次在西洋環境下維護舊名教的考驗。光緒4年11月初2，曾紀澤及家眷船抵香港。香港總督亨乃西(又稱亨尼西，Sir John Pope Hennessy，?—1890，1877—1882任香港總督)來迎，並擬遣其夫人拜見曾之內眷。曾紀澤即向港督表示「中西禮節不同，不能拜男賓，尤不能同宴。」港督對中國禮俗較有認識。因此第二天，港督「仍遣舟輿迎內人登岸，餘亦入其署中，照應一切。余與亨公談宴極久，內人在上房，有女僕能傳達語言，談宴亦盡歡。」男女分別歡宴後，「余偕內人同至博物院，遊觀甚久。」這時香港由英國統治已三十餘年，西風甚盛。晚上，港督又大宴紀澤，「男女客二十餘人皆至。戌正入席，奏西樂以侑觴，亥正席散。」這一次宴會，曾妻未參加。曾紀澤小心翼翼地記錄了這一天他如何依據女眷「不拜男賓，不能同宴」的自訂原則，應付中西禮儀上的問題。船行約一個月到馬賽，此後曾氏女眷有什麼新的遭遇？曾紀澤還能堅守原則嗎？
四、曾氏婦女在歐洲與西方文化的接觸
曾紀澤為大清駐英、法欽差大臣，原先半年在法國，半年在英國；後兼駐俄，也偶爾會到俄國小留，其家眷隨之輾轉英、法，大開眼界。在19世紀末的歐洲，歐洲人對中國人普遍懷有好奇，想要一睹神秘東方女性的人很不少，當然真能見到欽差大臣內眷的仍以各國上層貴族婦女，或用曾紀澤日記中的話來說，以「命婦」為最多。此後8年間，曾氏女眷隨著本身語文能力的增進，和西人有越來越廣泛和頻繁的接觸。接觸的人雖以女性為主，有許多場合顯然不可能不接觸到西方的男性，例如就醫、晉見駐在國君主、參加茶會、跳舞會或其他公開的社交活動。
(一)與西人來往
日記中曾氏女眷相關的社交活動，我曾做了一次全面輯錄，分類為表，以為進一步觀察和討論的依據。和西人往來的部分可粗分為：一般拜謁、茶會、外交禮儀活動、就醫和其他社交活動五大類。
1．一般拜謁
曾氏一家從抵達法國起就與西人之間有十分活躍的社交拜會。曾紀澤自己身為使臣，往來拜會之多，自不待言；其妻女也頗為活躍。曾氏一行於光緒4年12月12日到巴黎。依日記看來，曾妻第一個會見的西婦是陪同曾氏一家到法國的法人法蘭亭的妹妹，時間在抵達巴黎的第五天，「蘭亭之妹來見內人」，曾紀澤代為「傳語良久。」交談內容則不可知。5年正月初2，「申初，偕內人、仲妹率兒女至蘭亭之妹李柏門家坐極久，酉初三刻歸。」正月26曰，「法蘭亭之母率其兒婦，女兒來謁內人，傳話極久。」曾紀澤原不諳法文，在赴歐的航程中才開始學習，抵法即擔任傳譯，想來應該是較簡單的應酬話之類。
西婦來拜謁，曾妻在禮儀上不能不回拜。這一類相互拜會的活動變得極為頻繁，抵英國的第二年，曾紀澤為方便其妻女會見女客，甚至在寓所中特別佈置了「女客廳」。這一方面顯示會客的頻繁度，須要一個獨自固定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意謂著「男女有別」仍然是其妻女在社交活動中須要把握的原則。
起初，曾紀澤照例擔任其妻女的傳譯，後來她們學習英語，逐漸能夠與洋人獨自交談。她們英語能力的培養在日記中沒有太多的記載，只知最初是由曾紀澤自行擔任教席。光緒5年3月下旬，曾紀澤曾利用約一星期，每天教妻女及二妹英文，時間並不長，效果不知如何。她們是否另有洋教師亦不得而知。
不過毫無疑問，曾氏女眷有頗不差的語言天份，抵歐約歷兩年，即可以英語與洋人交談。較明確的線索見於光緒7年6月13日的一條記事：「巴夏裏(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攜其女來謁，引其女至客廳，與內人、女兒坐談，余自至下層客廳，陪巴夏里久談。」由此可知其寓所的「女客廳」在樓上，曾紀澤陪巴夏里在樓下客廳談話，巴夏里之女則在樓上與曾妻女坐談。他們分在兩處陪洋客交談，可見其妻女這時必然已能單獨與洋人言語應對。在此以前，通常是曾紀澤陪來訪的女客到女客廳或上房見自己的妻女，並擔任傳譯，日記中稱之為「傳語」或「傳話」。光緒7年以後，日記中最常出現的字眼已不是「傳語」或「傳話」，而是「陪坐」、「陪談片刻」、「陪話良久」。由於妻女已能自行應付訪客，曾紀澤也才得到若干避免會見女客、減少應酬的機會。
與曾氏妻女及妹妹來往的西婦的身份，依日記中的用語有某某人之妻、某太太、某命婦、某姑娘等。人數極多，一一追查她們的身份，已不容易。大致而言，往來西婦以政要之貴婦為最多，但也有街坊鄰居的太太們。曾氏女眷見女客，一天之內有時可達十幾二十人。光緒10年正月，其妻慶44歲生日，登門之賀客更達兩百餘人。
她們出門拜謁，經常一拜4、5家，或乘車或步行，或遇或不過，曾紀澤照例都同行。日記中不見其妻女單獨出門拜客的例子，可是曾紀澤經常旅行在外，日記中沒有家眷的消息，我們無法得知，其妻女這些時候是否即不出門、不見客。較特殊的例子是在曾紀澤歸國前夕，光緒12年8月初2日，他的兩個女兒廣璇、廣珣單獨自寓所到倫敦去，「兩女兒往倫敦，余視其去後，歸室。」兩天後，初4日「兩女兒自倫敦來，在余室坐談。」但日記中完全不提她們是在什麼情況下，為何單獨出門。
從這些拜會，我們可以看出不少是禮貌性的，出門拜訪並未事先約定，登門不遇，留下名片而已。但也有不少是出於友誼，往來十分頻密。其中一大部分是使館洋員如法蘭亭、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馬清臣等人的家屬。還有就是新結交的朋友如醫生費茲結羅一家。兩家女眷不僅經常來往，醫生之女和曾紀澤女兒十分友好，光緒10、11年甚至兩度來曾家小住。舊識則有白德勒一家。白德勒一家原在上海，曾紀澤出洋前其妻女到上海曾寄寓其處。光緒6年5月21日，白德勒之妻回英國，曾紀澤曾親督僕役安排房間，陳設器具，以便款留，「以答其在滬時款留內人、女兒之惠。」其後直到曾紀澤御任離歐，白德勒一家可以說是曾家女眷往來最密的西方朋友。這樣的來往無疑已超出一般拜會的範圍了。
2．茶會
茶會是另一種和西方社會接觸的重要場合。一般拜會發生在曾家女眷和會見的對象之間；茶會則是事先邀約，往往是較大規模的聚會，聚會時不僅是交談，也有各式表演、音樂、球戲或跳舞等娛樂活動，參加這樣的社交活動，更能有機會見識到西方上層社會的文化。曾紀澤於日記中未曾描述茶會的一般形式，先他而去的劉錫鴻則在《英軺私記》中有專節記述，可以一參：
兩月來，官紳請茶會者，日輒數家。凡茶會者，以長筵陳茗酒果餌，待客飲啖。庭室門廡，遍攢鮮花，香艷怡人…夜會，燈燭尤繁鬧，男女雜遝，肘並肩摩。或召優人，藝師演雜劇，或歌或樂，以助興趣(歌樂亦有自為之者，洋女子彈琴度曲以娛客，率視為常)。每會所費金錢盈百，多者五、六百。
曾紀澤率其妻第一次參加茶會是在光緒5年12月25日。茶會主人是英國伯理璽天德(總理？內閣大臣？)格勒斐的夫人。日記對茶會的內容毫無描述，其詳不得而知。光緒6年、7年曾氏一家每年參加4、5次茶會。6年2月初5，曾氏夫婦甚至曾在官邸舉行一次盛大的茶會，男女來客共達一千二百餘人，茶會中來客還「跳舞極歡」。曾家茶會有跳舞娛樂，完全是仿照當時的習俗而來(詳見下節)。七年中的一次是赴英國太子的花園茶會；茶會在花園中舉行，參加者必不會太少，更不會只邀曾氏一家。日記中對光緒7年4月20日命婦羅思家的一次茶會，曾有如下難得的記述：「有為鳥戲者，臂一白鸚，人歌則鳥舞，或口銜鈴鐸，搖之以應節奏，靈慧可喜。」除了表演，光緒11年4月14日在德文舍園舉行的一次茶會，會中有打球的活動，曾紀澤率妻兒參加並觀打球。同年6月14日，在城主歡送曾氏一家離城的茶會中，則有音樂表演。很可惜日記極少記錄茶會中的活動，以上數條不過吉光片羽。
自光緒1O年開始，曾氏女眷參加茶會的次數大增，那年總共有10次。11年，16次；12年正月、2月兩個月之內即有14次。有時一天之內甚至連趕兩場。光緒1O年正月1日元旦，曾紀澤妻又在家中舉辦茶會，參加之閨秀有50人之多。12年2月3日，再舉行一次，當天日記記載道：「偕內人率兒女迎接英國官紳、命婦之來赴茶會者。」在這種情況下，依西式茶會之禮儀，其妻女以主人的身份，幾不可能不與來客之男性寒暄周旋。曾紀澤曾堅持其女眷不與男賓同宴，即偶有好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得行握手之禮，這些「名教底線」事實上恐怕都不能不一一棄守，只是日記不便明白記載而已。
3.外交禮儀活動
曾紀澤身為駐英、法、俄欽差大臣，依照當時歐洲的外交禮儀，有許多活動必須攜眷參加。曾紀澤行前即已知道，有了應付的腹案，甚至先與法國「議禮大員」做了溝通。但是許多禮節不能下顧到，某些場合不得不參加。例如光緒5年3月9日，甫到巴黎不久，曾紀澤即「偕內人、仲妹至各國公使門前投刺親拜。」這只是禮貌性的拜會，留下名片即可；即使遇見，其妻女「遙立一揖」，尚可免於同宴或握手。
女眷須要參加的外交禮儀活動主要有拜見政要夫人、參加宮廷舉辦的朝眷會、誦詩會、音樂會、茶會、跳舞會以及一些重要的典禮。有些場合須「男女同處」。例如英國上議院國君開議堂之典，曾紀澤率其妻女參加，尚不覺難堪。但例如英國柏金邯宮舉行的跳舞會，則是名教原則的一大考驗。跳舞會中男女不但握手，還要相擁而舞。這是令肩負名教重任的曾紀澤最感為難之處。
我們先來看看曾紀澤到歐洲後對西方跳舞文化的觀感。光緒5年正月28日的日記，曾紀澤慎重其事地記載他生平第一次在茶會中見識到西方人如何跳舞：
亥正，至吏鄰尚書馬勒色爾處赴茶會，始見男女跳舞之禮。華人乍見，本覺詫異，無怪劉雲生之譏笑也。
他原來看不起劉錫鴻對西方文化的一些評論，但在茶會中看到西人「跳舞之禮」以後，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之大，令初到西歐的他頭昏目眩，竟覺劉氏的譏笑不無道理。同年2月初2，他又去觀察了另一個跳舞會，並有了新的心得：
子初，至跳舞場，觀男女跳舞極久，亦前數日下帖迎請者。西人婚姻，皆男女自主之，跳舞會之本意，蓋為男女婚配而設。官民常設公會勸捐，以拯困窮，多以跳舞為題。本日跳舞會，係法國兵部尚書主政，其題則捐錢以助義塾，中國使館亦捐一百佛郎，約銀一十三兩有奇也。子正二刻歸。
他開始了解到跳舞會的原意及其在當時社會中具有的慈善意義，他不但觀看「極久」，還捐了錢。光緒6年正月17日和4月19日，曾紀澤兩度參加法國勒立色宮和英國柏金邯宮分別舉行的跳舞會。他在4月19日的日記中不但頗為詳細地描述舞會的特色，更注意到宮中貴族之舞與一般平民無異，語氣與過去大不相同：
亥正，偕松生、清臣、夔九、子興、省齋赴柏金邯宮殿跳舞會。子正二刻與松生、清臣先歸。…宮殿跳舞，皇家眷屬與各國公使、署中男女同在廳之上段，英之士紳在廳之下段，鞠躬而相約，合偶而跳舞，樂之音節，跳之步驟，亦與尋常跳舞無異。太子妃所與跳者，二世子、三世子、俄國世子之屬。太子所與跳者，皆世爵家命婦、閨秀。若數偶合跳舞，則各國公使暨使署命婦亦往儳焉。太子□□□、諸王妃、公主、郡主雖儀態莊嚴，神情矜貴，然於跳舞之際，徙倚回翔，風飄雲集，則無以異於恒人也。
這時，他不再覺得詫異，甚至發現跳舞的男男女女「儀態莊嚴，神情矜貴」，曾紀澤寫出如此正面的評語，不知曾經歷多少心理上的調適，這位男主人翁一旦克服了心理障礙，才有可能讓他的妻女也去見見這樣的世面。這一年5月22日，曾紀澤第一次帶著妻子和妹妹夫柏京邯宮參加音樂會。他在這一天的日記裡寫道：
戌初，偕內人、仲妹至柏京邯宮殿聽樂。本年請跳舞會、聽樂會各二次，前三次內眷皆未去，清臣以為宜到一次，以副英國君主盛意，故挈眷往，清臣、松生、夔九亦隨去焉。
他特別強調是聽了洋員馬清臣的建議，為了顧及人情和外交禮儀，才鼓起勇氣，攜眷進宮聽音樂。現在的人看來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對曾紀澤和女眷而言，卻是在一番保持或突破名教的痛苦掙扎後，才邁出不容易的一步。曾紀澤日記通常不錄細節，但對跳舞一事，前後竟有這麼多記錄，見證了做為名教守護者的曾紀澤在面對西方文明時，其艱難的心路歷程。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女主角—他的妻、女和妹妹，完全沒有留下自己的聲音。
她們對宮廷音樂會有何感想？會進一步想去參加跳舞會嗎？除非發現新資料，這恐怕已成為一個永難揭開的謎。
可以確定的是，光緒9年6月3日，曾紀澤終於帶著妻子至柏金邯宮參加跳舞會！他們是穿著傳統中國的服裝，還是換上西服？他們曾在眾目睽睽之下相擁而舞嗎？他們曾與不同的男女交換舞伴嗎？在去之前，是否曾隨著音樂，練習過舞步？曾紀澤日記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可以回答的線索。大清帝國欽差大臣的女眷參加「番邦」舞會，單單這一點，已經足以構成19世紀末中國女性劃時代的一件大事。
4.就醫
女眷看洋醫比起跳舞，在某些方面又要更嚴重一層。洋醫看診不免要近距離檢視，甚至查看女性的身體器官，自「男女授受不親」的角度看，是可忍孰不可忍？幸好曾氏婦女早在湘鄉老家已慣於洋醫進出門戶。曾紀澤自己和妻兒子女平日幾乎病痛不斷，在英法期間，他們無不延請洋醫或到醫生的診所去，就醫成為曾氏女眷與西人往來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可惜曾紀澤日記很少提到家人是因什麼病去就醫，也幾乎不提醫生開了什麼藥方。
較可一說的是女眷就醫，曾紀澤幾無例外，必「隨侍在側」。除了傳譯，顯然也為了男女之防。僅見的一次例外是次女廣珣因目疾，寄寓「費茲結羅姑娘家」，曾紀澤並未陪去。費茲結羅是與曾家過從極密的醫生，其女與曾紀澤兩女兒極熟。
其次，曾氏夫婦到歐洲後第二年(1879)即生一子。日記中有關就醫的記錄即由洋醫馬修師董庚診視其妻開始(光緒5年4月12日，頁880)。接著是「接生媼」羅柏子常來看視其妻，到8月12日順利生下小孩一廣錫。廣錫大概是大清欽差之妻，最早在番邦由洋穩婆接生出世的孩子吧。不僅如此，小孩出生第二天「因初生小兒啼饑，用牛乳膏調水哺之，照應良久。」14、15、16日，曾紀澤接連三天親自為嬰兒調牛乳，弄到「倦不能支」，可見其妻自始即未親自哺乳。約兩個月後，10月24日日記記載：「蘭亭之母送乳媼來。」蘭亭乃洋員法蘭亭，其母送來之奶媽應該是位洋奶媽吧！大清欽差完全不依傳統而從西俗，允許其子喝牛奶，吃洋奶媽的奶水長大，從此可見曾紀澤之開通與膽識。
9月初以後，曾家換了一位洋醫馬克勒衣負責診視母子及其他的家人。這位馬克勒衣從此成為曾家主要的家庭醫生和過從甚密的朋友。
5．其他社交活動
西歐許多社交或禮儀活動常常是夫婦共同參加，甚至由婦女主持。曾紀澤以大清欽差的身份，在英、法不但自己須參加許多社交和禮儀活動，常常迫於國際禮節，不得不也攜女眷出席。除了前文提到的茶會和跳舞會，曾氏夫婦及兒女還參加了不少其他性質的社交活動。例如他們一度在倫敦近郊的福客師登居住。光緒9年9月13日，曾紀澤率妻女到該城公廨接受紳民頌詞並致答詞。光緒10年又有所謂養生會，各國都有代表參加，大清駐英使館也不例外，紀澤妻女都須與館員參與其事。此外，曾紀澤夫婦還好幾次到學校去擔任頒獎。以日記中記載曾妻會見西婦之多，我相信她應有遠比日記所記更頻繁、更多樣性質的社交活動。只可惜日記寫作掌握在曾紀澤之手，妻女活動失載的必然很多。
(二)學習西方新事物
前節所述除了就醫，以社交活動為主。在社交之中自然會接觸到西方文化，無意中的接觸觀察也可以說是一種學習。本節所要敘述的集中在一些有意請人教導的學習活動，如學習語言、數學、文學、音樂和繪畫等，也包括非社交性、自主自發的出遊和參觀。
1.語言、數學、文學、音樂和繪畫
語言學習的資料甚少，前文已略為提到，但語言障礙必然是曾氏女眷抵歐後力圖克服的關口。依據西式禮儀，許多場合須要夫妻子女一起參加，何況貴為中國駐英、法欽差大臣，許多與外交有關的場合如晉見君王、王后、宮廷音樂會、舞會、茶會等，使節夫婦依禮宜共同出席。曾紀澤固可依郭嵩燾、劉錫鴻之例，以中國國情不同為由，不顧外交禮儀，依舊深鎖女眷於閨房之內，但是他畢竟見識有所不同，一方面他早就有「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的決心，虛心接納泰西之所長，另一方面他也深感中國處於列強環伺的時局下，與其自我閉鎖，不如通曉西方語言和文化，以求與西人有效溝通、交涉，保障中國之最大利益。
曾紀澤原為女眷訂下了與西人往來的底線，但在外交的需要下，不能不讓女眷儘快學習語言，剛開始時他甚至自任教師，但教的時間不過一星期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他光緒5年2月抵達英國，3月即要兒子廣銓離家，就讀於英國的學校，以便學習英文，妻、妹與女兒有所不便，只好自已教。據光緒4年9月曾紀澤對自己英語能力的評估，還好其妻女從他學英文時間不長，否則可能反受其害，因為紀澤的發音不太可能十分準確。她們以不過兩年左右的時間即克服了語言障礙，頻繁地參與社交活動，成為紀澤從事外交莫大的助力。
除了英語，曾紀澤也教女眷最基本的數學，從認識「洋碼數目」即阿拉伯數字開始到加減乘除。是否還傳授其它，不得而知。
曾紀澤酷愛西洋音樂，在國內時即蒐集有不少西洋樂器，並學習彈奏。出使英法後，不但教女兒彈琴奏樂，甚至自寫樂章，教她們西洋樂律。較特殊的一次是光緒9年9月20日，他自作樂章一首，兼排宮商，以為國調並要女兒演奏國調。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式的曲調，可能是繼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以後，中國近代音樂史上的較早的記錄之一。光緒7年以後，聽女兒彈琴、鼓琴似乎成為他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女兒偶爾也會邀洋女朋友來家一起彈奏。有一位常和他女兒一起演奏的倍力姑娘，日記中稱之為「女塾師」，疑是女兒的家庭教師。
和學習音樂有關的活動還有聆聽音樂會和觀賞各式戲劇。可以確定的是光緒5年11月11日曾紀澤率妻女、妹妹至戲園觀劇，此劇歌唱甚少，卻雜以搬運幻形之術(按：應捐魔術)。光緒6年3月16日又曾伴其妻女觀看莎士比亞(日記中稱之為歙刻司比兒)的戲劇「羅薩鄰」。其他還看過俄國和蒙古互遣偵探為劇情的戲，也看過以法、奧之戰為主題的戲。有時候她們看的戲，對曾氏一家而言不純粹是為娛樂，而是西方聲光化電之奇，例如光緒6年5月7日到格致書院「觀光學戲劇及映影畫幅、水輪機器」，所謂光學戲劇不知是否指電影，映影畫幅則可能是今天所說的幻燈。
曾紀澤也是西洋美術、文學的愛好者。他出國前即收藏有不少洋畫，並讀洋小說。到法國巴黎後，買了不少所謂的仿油畫，他利用這些收藏品，教育自家女眷，他除了自已當美術老師，似乎還為次女請了一位畢倍姑娘教畫，有一次女兒畫蘋果，他認為蘋果畫的不錯，但盤子畫的不佳，於是自己提筆，用深色填蓋修改。日記也提到曾紀澤帶兒女到鄰家觀賞畫作收藏，參觀倫敦新建的園亭畫景，畫景乃描繪英人擊敗法君拿破侖第一之戰。
學習西洋文學似乎要比單純學習語言、音樂或美術困難，因為文學牽涉到更深一層思想和文化的了解，在這一方面，我們僅看見曾紀澤偶爾為兒女說小說、到戲院去看戲，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活動。其它方面，我們則看見他和女眷一起閱讀動植物圖鑑、看「動影畫」，所謂的動影畫似乎是指默片時代的電影。
2．參觀與出遊
歐洲的新奇事物吸引著曾氏女性走出房門，曾紀澤原先訂下的種種原則不得不從權調整。光緒5年正月20日有一件有趣的記載：「申刻出門，因內人、仲妹欲觀圓屋畫景，本日聞無游客，乃率婦孺至其處，縱觀極久。車繞至博浪大花園池傍一觀。歸途繞至電氣燈處一觀，夜歸。」(粗體為筆者所加)我們很難得地看到，這是出於其妻、妹的主動要求，曾紀澤趁「無游客」之際，率全家外出暢遊，還特地繞行去觀看花園和電氣燈！囚於閨門之內的她們，不甘於隔絕，終於主動提出要求，外出一遊，其內心的興奮，恐怕不是今人所能想像的吧。
光緒5年正月不過是曾家一行抵法後一個月左右。剛開始，女眷出遊還頗有顧忌，須待「無遊客」之時，很快這層忌諱就打破了。同年2月17日，全家一起逛倫敦動物園，3月初9日一起看馬戲。這些場所男女雜沓，曾氏女眷像是破繭而出的春蠶，終於直接暴露在西方文化之中。這種出遊、觀戲而帶來的觀察和學習要比參加茶會、舞會更能直接，深入地認識真正的英、法社會。茶會、舞會中接觸的基本上都是駐在國少數的上層政要，而在動物園、公園、馬戲場、市街、海濱等類場所，則可接觸到社會中絕大多數的平民大眾。以下我們就來看看曾氏女眷如何讓自己更全面地暴露在歐洲文化之中。
曾氏女眷經常出入於各式公共場所，除了前文提到的動物園(日記中稱為萬生園、萬生苑)、馬戲場，還有戲園、花園、集貨場、車棧、市肆、首飾店、雜貨店、舞馬場、歌劇院(日記中稱為倭匹拉劇場)、魚會、賽花會、繡貨會、技藝會、臘人館、水族館、公園(日記中稱為園林，如海德園林即著名的海德公園)、教堂、醫學書院等。這些地方不分貴賤男女、人人得去。曾紀澤妹或妻女到這些地方遊觀，不但有直接觀察西方社會大眾的機會，如果以東方臉孔和中國式婦女的服裝出現，也很可能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
很可惜日記完全不提她們的裝束，也完全沒有告訴我們，她們如何應付周遭驚異的目光。光緒4年12月曾紀澤赴歐經義大利拿波利島時，遊市肆，「市肆極繁盛，見華人，皆相與驚異，兒童有嘩噪者，亦猶昔年中國初見歐洲人也。」當時拿波利或不如巴黎和倫敦之國際化，但華人，尤其是華人女性在巴黎、倫敦街頭出現，恐怕仍然足以引起異樣的眼光和小小的騷動吧。或許因為如此，光緒7年8月1日遊琫馬舍雜貨店，「因人眾擁擠，暫入復出。」光緒10年3月11日「偕內人游市肆僻靜之處，本日禮拜，行人極少。」這是有意在時間和地點上避開人群，但有很多時候顯然無可逃避，曾氏妻女和妹妹只有勇敢面對。
光緒9年8月12日曾家自倫敦遷往倫敦東方近海的福客師登居住。曾紀澤乘火車往返於倫敦公署與寓所之間，返家時經常率妻女遊海濱，有些時候幾乎每天到海邊遊觀，有時候一家人同遊福客師登附近之山林，或乘車觀賞鄉間景緻。游山觀海，徜徉鄉間，這樣的遊觀或不是為了任何具體的教育目的，但曾氏女眷因而大開眼界，她們的見識與視野恐非當時國內絕大多數婦女同胞可以望其項背了。
與學習西方新事物相關，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曾紀澤本人極喜照像，連帶其家人在歐洲也有了許多照像的機會。曾紀澤在國內時即擁有照像機數架。並會配藥水，沖底片，到法國後不久，不但自己到照像館去照像(光緒5年正月22日)，還要家人也去(正月24日、25日)。這些照片，有些到現在還可看見。只可惜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其妻女在歐洲時所攝的照片。
五、結 語
曾紀澤在出使歐洲期間曾有詩〈睡起〉，開始兩句云：「萬國身經奇世界，半生目擊小滄桑。」這兩句本是紀澤發抒自身的感受，此處借用它來形容他的妻子劉氏、兩女廣璇、廣珣和二妹紀曜在歐洲數年的感受，也許不致太離譜。這是不得已的借用，曾家女性沒有留下自己的心聲，概略的詩句也不足以讓我們進一步知道她們在接觸西方社會文明的過程裡，對個別具體事務的感受。缺少女性自己的聲音，是今天我們研究她們如何面對西方文明最難以彌補的遺憾。
曾紀澤的日記很難得地保存了大量其女眷隨其出使英、法期間的消息。本文作者曾稍事整理，輯為數表，於另文略作初步討論。大致上我們可以說，在當時的環境下，曾紀澤和他的妻女妹妹，在19世紀末中國女性面對西方文明的歷史上，都邁出了重要且勇敢的一步。曾紀澤並不是第一個出使西歐的欽差大臣，但是他的女眷卻是較早衝破名教藩籬，直接面對西人，參與西方社會活動的中國官宦之家的女性，曾紀澤是曾家關鍵性的推手。較深一層來看，曾國藩對西技的開放態度，更為曾氏一族在近代中西文化接觸史上佔一席之地，鋪好了道路。
曾紀澤受父親和當時宮紳階層大傳統的影響，自不可能完全不顧男女大防，綱常名教。出使西歐，面對禮俗之異，他為女眷原本預設了往來的底線，諸如男女不可同席、不可握手等等。這些底線在抵歐不久，就無法守住。這一方面是因為曾紀澤本人醉心西學，抵歐後對固守名教一事，態度上有了較大的鬆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其妻女妹妹眼見奇異的新世界，主動顯現了一探究竟的好奇。抵歐不久。她們由曾紀澤親授英語，就是證明。
語言的障礙一旦克服，曾家女眷就有了參與倫敦、巴黎上層社交圈的最基本能力。通過茶會、舞會、出遊、參觀等，她們結識了不少西方女性的朋友，也學習了西方生活中的一切。回國前，女眷們曾到百貨店大事採購，意味著若干西方物品已進入了她們的生活，而且成為難以割捨的一部分。
她們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成為中國官宦家庭西化「新」女性的前驅，應該還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問題和材料，例如，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當時曾與曾紀澤，尤其是與其妻女往來西人的記載或資料，必可更進一步了解她們在歐洲活動的情形。馬清臣的傳記曾提到郭嵩燾「夫人」在歐的活動，甚至提到這位「夫人」不是郭的正妻的傳言；不知何故，卻沒有一語談到曾紀澤女眷在歐的生活，十分遺憾。我相信繼續耙梳，應能找到不少歐人對曾氏女眷的記錄。本文不及做這方面的工作，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做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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