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故於外無爭雄競長之心」。「中國王國」獨步千古，睥睨天下，成為東亞各國傾慕仿效的楷模，「遣隋使」、「遺唐使」揚帆而來，為的是「師華」之長技或「師華」之文化。中國處於一種競爭無敵的「獨優」地位。而「獨優則無競爭」，爭不烈則智不進，而「囂然自大之習於以深」，社會心理上逐漸積附了一層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塵垢。

一個缺乏競爭觀念的社會

就內部而言，君主政體和官僚政治並不鼓勵社會成員競爭。至於用人之道，雖有形似嚴密的稽核銓敘制度，但巨大的官僚網是靠血緣宗族、姻戚裙帶等等粘合劑拼織而成。官員的升降黜陟很大程度不是取決於政績才幹，而是取決於其宦海資歷、在官僚網絡中所處之位置。有志於勵精圖治、興利除害的腎能之士，往往被「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所以，官場的競爭，主要不是表現個人的才智賢勇，而是，勾心鬥角，爭權奪利，這是社會的腐蝕劑，而不能成為進步的動力。

科舉制度似乎是一條充滿競爭的仕途之路，但它實際是統治者在國家機器上設置的「安全閥」，將無數士子可能衝擊國家機器的「動能」轉化為平和無害的「勢能」。因此有人稱科舉制度是帝王「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

傳統的農耕文化，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小生產者既無競爭的可能，也無競爭的必要。因為產量少，決定他們沒有多少剩餘產品需要進入市場競爭。所以馬拉牛犁的耕作方式和手搖腳踏的紡織方式沿襲千百年而不衰。

二千多年前，學術競爭雖有過百家爭鳴的鼎盛之期，但它很快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替代。學術思潮的主流是在儒家經典中兜圈子，「代聖人立言」。

這一切，都說明瞭「求定息爭」成為社會的主體意識，與世無爭被人們視為美德懿行。競爭觀念淡薄弱化了民族的衝力，加深了歷史的惰性，也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

魏源與競爭思潮的濫觴

歷史的航船駛進了十九世紀的航道。

十九世紀上葉的中國，「康乾盛世」雖然已是日已西斜，但它的餘暉尚未完全褪盡。同歷代的君主相比，嘉慶、道光不算是特別昏庸的。十九世紀前40年間的中國之船儘管行進得並不順暢，但也看不出馬上傾覆的徵兆。一切如故！當然，如此龐大的帝國不可能事事如意，處處太平，此地水旱蝗澇成災，飢民嗷嗷待哺；彼處小民揭竿斬木，六百里文書告急。總之，此時，這艘古色古香而又斑駁陸離的中國之船悠緩地行進在一片冥冥薄霧之中。

鴉片戰爭一聲砲響，英國兵艦叩關問鼎，揭開了中國近代屈辱與抗爭的一頁。從此，中國被強行納入陌生的國際競爭圈。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挑戰者，中國人除了應戰別無選擇。鴉片戰爭的結局，使中國人感受到「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髮上指者，則今日以廣運萬裏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思想先驅們除了主張以武力回應列強的武力挑釁之外，他們審時度勢，主張拋棄陳舊迂腐的觀念，打破閉關鎖國狀態，了解世界大勢，學習和引進西方軍事技術與裝備，並開發國內的經濟之利，使中國由貧弱而趨於富強，與西方列強爭雄競長，躍入世界強國之林。可以說，中國近代社會競爭意識是在外患的刺激下萌發勃興的。

魏源對於中國近代競爭意識的濫觴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貢獻：

其一，「悉夷」或「知夷」

要同對手競爭，必須知己知彼方能有勝的把握，而鴉片戰爭時期的清政府可謂旣不知己，更不知彼。

鳩片戰爭發生在西方世界對中國幾乎瞭如指掌之後，英國才敢派兵艦轟擊天朝的大門。而挨了當頭棒擊的道光皇帝，對英吉利的底蘊還一無所知，只能靠審訊「白夷」、戰俘了解：英國距中國路程幾何？通中國有無旱路？「英夷」竄犯中華僅僅為了牟利還是別有叵測之居心？等等，進而得出如下論斷：「巒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而其國權奸之屬，只知謀取私利，更不暇計其公家。縱以橫恣之故，蹈成傾國之災，亦復罔知顧恤。」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對競爭對手茫然無知到如此程度，當然不可能有戰勝對手的希望。魏源批評那些閉目塞聽的「儒者」，「唯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至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他在著作中反覆強調：「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夫制馭外夷者，必先洞悉夷情」。這裡的「制」或「制馭」，都是競爭取勝的結果。要戰勝對手達到「制夷」或「制馭夷」，先決條件是「知夷」、「悉夷」。

至於如何「知夷」、「悉夷」，魏源主張「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在《聖武記》中說得更具體：「設館於粵東，專譯夷書夷史，則殊俗夷情，虛實強弱，恩怨巧取，了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

魏源不是坐而論道，而是身體力行。他根據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搜集整理了大批有關史料，編成《海國圖志》。這是中國近代最早有系統介紹世界各國史地情況的著作，對於「中世紀」的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具有蓽路藍縷的意義。

其二：「師夷長技」

「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以後又進一步認識到，「西夷之所長，不徒船炮也」，而是建了一套完整的近代工業體系。因此他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制夷！並明確地指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從「外夷」「師華長技」到魏源提出「師夷長技」，這是一個痛苦的轉化過程。魏源肯定夷亦可師，師夷的目的在於制夷，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

其三，憂患意識的闡發

憂患意識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歷史責任感，是一種對潛在危機的洞見和預防。具有憂患意識，才有可能警醒與奮爭。魏源針對中國社會文恬武嬉、茫然自大的狀況，發出振聾發聵的呼喚：「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實為「警世明言」。

鴉片戰爭中國失利，與英國簽訂城下之盟。魏源悲憤填膺，號召「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他在《聖武記》中特地標明是書「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在《海國圖志》中特地標明「時夷艘出江甫三月也」，表明確為痛定思痛發憤之作。

其四，用人制度方面的競爭意識

如前所述，封建社會的用人制度並不鼓勵人才競爭。魏源抨擊戕害禁錮人才的科舉八股取士制度是「舉天下人材盡出於無用之一途」，這種方式選拔出來的人才，一旦進入官僚行列之後，「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內不足蘇民困，……無一事可效諸民物」。他把「平時無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鄙夫」、暴君與強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並列為歷代亡天下之七大患。甚至認為鄙夫的危害還遠遠地超過其他六患。

魏源和龔自珍一樣呼喚「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指出：「國之將昌也，其人才皆如霆啟蟄，乘春陽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樣。」又說「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遊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人才的進退與國家的治亂興亡是互為因果的。應該鼓勵人才競爭，在實踐中發現和選拔那些確有真才實學、治國有方的人才。

其五，經濟政策方面的競爭意識

魏源認為，國家不宜壟斷開礦，應讓民間自由開採。尤其是作為流通手段與貯藏手段的貴金屬貨幣更是如此。「但官不禁民之採，則荷鍤雲趨，裹糧騖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為開採，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乎？」這裡顯然含有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競爭意識。

魏源還主張，漕糧的運輸，應由官方壟斷的河運改為商民由海道運輸。這樣可以「利國、利民、利官、利商」。魏源負責籌畫的海運辦法一經宣布，「海商翕然，子來恐後」。在鹽務問題上，魏源同樣主張廢除官方壟斷的運銷制度，採行商民領票自由運銷制度。取消壟斷，讓利於商，聽任商民自由販運。壟斷的對立物便是自由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弊除利興，有利於國計民生。魏源在介紹西洋各國的情況時，特別提到各國造船廠和兵工廠的情況。「其工匠各以材藝相競，造則爭速，駛又爭速。終年營造，火燭天，聲殷地」。顯然把「英夷」之船堅砲利，歸因於工匠的技術競爭。

魏源競爭意識對後世的影響

儘管魏源沒有明確提出競爭這個概念，他的競爭意識也處於一種初生萌芽狀態，但他對中國近代競爭思潮的濫觴起到了「創榛闢莽，前驅先路」的作用，對後世的洋務派和維新思想家的競爭意識都產生了影響。

以馮桂芬為代表的早期維新思想家把魏源「知夷」、「悉夷」、「師夷」的思想又推進了一步，認為中國不僅船堅砲利不如夷，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更大差異在於「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他「師夷」也是為了「出於夷轉勝於夷」，「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這樣中華民族便可「雄長瀛寰」，「定然為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

洋務派對中國國情國力的差異差距有較為清楚的認識。曾國藩主張中國應「以學作炸砲，學造船舟等具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以設立安慶軍械所為起點，一場以建立軍事工業和訓練新式軍隊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應運而生。如果說洋務運動前期的「應戰」熱點在於「兵戰」的話，那麼1870年代後期「應戰」的熱點開始轉向「商戰」。為了回應洋貨的挑戰，挽回中國利權，唯有「以商敵商」，「以商制敵」，發展近代資本主義民用工業和商業。「彼需於我者自行販運，我需於彼者自行製造。」洋務思想家的競爭意識是對魏源的繼承與發展。

思想淵源「遠溯龔(自珍)魏(源)」的維新派更是把近代競爭思潮推向了一個高峰。嚴復通過《天演論》為代表的一系列譯著亮出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警言，實為天演之公理。這一學說動搖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觀念，鼓舞中華民族自強自奮，爭取民族生存的權利。康有為警告說，時代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吾中國為列國競爭之世，而非一統閉關之時矣」。中國若不迅速適應列國競爭的形勢因時而變，「即在淘汰敗亡之列」。甲午戰爭後，維新派面對西方挑戰者的咄咄逼進，直言不諱地呼喊出「救亡而已，救死而已」的悲壯口號，呼籲中華民族警醒與振奮，避免亡國滅種的慘象發生！

近代競爭思潮的泛起和昂揚勃興，無疑對社會的進步起了某種歷史槓杆的作用，魏源則是這一思潮的前驅先路。他相信，只要「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中國就可「風氣日開，智慧日出」，在列國競爭的時代勝券在握，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