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在十五至十六世紀開闢世界航線，初次發現了「世界」，這是其他地區的人們沒有能夠完成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豐功偉績。業已被證明為圓形的這個地球世界，因中國人魏源於1844年出版《海國圖志》，又有了如下的發現：
紅夷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西洋之都會。地氣天時變，即史例亦隨世而變，志南洋，實所以志西洋也。
這時的「南洋」已屬於「西洋」，並非「南洋」之「南洋」，於是在全世界出現了自然與主體喪失的狀態。《海國圖志》首次向世人系統地昭示了這一慘痛的歷史事實，這也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豐功偉績。
魏源的這一認識，很快的為熟諳中國文字的日本和朝鮮的知識界所掌握，並對這兩個民族和國家的新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魏源思想的貢獻是否僅止於日本和朝鮮？這是一個為克服中國、日本、朝鮮三個國家迄今為止對魏源認識之不足，同時也是為剖析東亞近代史的起點所無法迴避的課題。
魏源的思想與認識，僅以我個人的極其不充分的研究來看，它的影響絕不僅限於東亞近代史的初葉。對於擺脫了隸屬於他人，贏得了自立，並正在為創造富裕生活而努力的二十一世紀初葉的東亞來說，我們也能找到魏源思想的軌跡，甚至可以說魏源思想也可以列為世界性的研究課題。
《海國圖志》出現的契機
在這裡，我想首先特別提一下研究《海國圖志》的歷史前提條件的日本人內藤虎次郎的見解。內藤虎次郎於二十世紀20年代前期曾執教於京都大學，1949年他將在京都大學執敎時的講義出版，題名為《支那史學史》。內藤認為，1736年乾隆登基以後直至清朝末年，在史學研究領域裡，學者傾注精力最多，成績最為卓著的，是關於塞外的研究，也就是清人所說的西北地理之學。因帝俄侵略東方而誘發並發展起來的這一研究，不僅僅局限於關於地理的實際情況的調查，而且還加上了根據當地各民族的歷史的與當前的文獻而進行的歷史研究，「將當時之學風考證方法應用於史學研究，樹立了清朝一代的史學研究學風」。錢大昕也對此研究作出了貢獻。「中國的史學漸漸地從中國史向東洋史方面傾斜，……從此更前進一步的話，當然就是外國的地理了，這是自然的發展趨勢。……注意到這一方面的是魏源，……是《海國圖志》。」
儘管《海國圖志》中，有從新聞報導引用的資料，但是選擇與構思卻是在百年來最優秀的中國史學的深厚積累之下實行的。《海國圖志》作者是在與林則徐、龔自珍等人進行交流的基礎上完成這一事業的。
然而，《海國圖志》並非如內藤所說，是由過去的傳統「更前進一步」的「自然的發展趨勢」的產物，而是在對於正在喪失統治能力的清朝政府的當權派進行激烈的抨擊，同是知識分子也對自身進行反躬自問的情況下出現的。一方面高度評價平民出身的鄉勇義軍，憎恨鄙夷侵略中國的英國等國家，另一方面卻又介紹自認為是優秀的文化、制度與行動。這是與過去的舊傳統決裂的表現。
這種與國內舊傳統訣別的契機，以及魏源所發現的遍及全球的可怕的歷史環境，不僅對日本和朝鮮，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義。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都懷著崇敬與讚嘆的心情閱讀了魏源的《聖武記》、《海國圖志》、《道光洋艘征撫記》。」
《海國圖志》被遺忘了
美國海軍提督培理(Perry)於1853年率艦隊來日本以後，《海國圖志》曾在日本大量出版發行，為持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所廣泛閱讀。1869年這部書的〈總論篇〉出版以後的情況不明，似乎是被等閒視之了。其原因也許是當時的人們認為，魏源的主張已為人們所熟知，而歐美文獻又已為人們所廣泛使用，因此沒有必要再出版魏源的著作了吧。
日本有這樣的看法：由於《海國圖志》這本書的印刷紙張太差，加上手民誤植太多，所以在清朝時代銷路不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有另一種說法：這本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流行，是因為中華意識的緣故。事實究竟如何？既是洋務運動的先驅者，又是這一運動理論的引路人的馮桂芬，批評魏源賣弄「縱橫家」的氣質，左宗棠也持同一論調，然而他們在當時畢竟是少數派。
在朝鮮，我認為是開化派運動的推進者的金玉均、吳慶錫曾學過《海國圖志》，就連頑固的守舊派的當權者大院君也參考了這部書。不過，韓國的李光麟指出，在1884年激進的開化派金玉均等人所進行的政變失敗以後，務實的開化派金允植當政時期，鄭觀應的《易言》被譯成朝鮮文，在朝鮮普及了。這是因為《海國圖志》出版40年之後，鄭觀應的現代化方針更具有切身之感的緣故。
魏源的出現，對於東亞各國民族來說，是一大事件；然而，不久就被遺忘。1864年太平天國起義的覆滅與洋務運動的興起，1868年德川幕府體制的被打倒與明治政府的成立，1873年大院君政權沒落以後民族自立條件的完全喪失，——束亞各國所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成為了決定以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朝鮮的殖民地化，日本的自立化道路的轉折點。
上述劃時代的事件發生以後，魏源在中國、朝鮮與日本三個國家都不再受到重視。他終於被人們遺忘了。儘管這種「被冷落、被遺忘」的事實在悠悠的歷史中已經變得糢糊不清，以致消失。但是，魏源的思想在現在得到了再認識。
重新認識魏源思想的根底
馮桂芬批評魏源說：「魏氏所見夷書新聞紙不少，不宜為此說。盡其生平學術，喜自居於縱橫家，故有此蔽。愚即以為不能自強，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為得之。這裡所指的事是：當時，美國奉行和平主義，所以清朝政府企圖利用美國的威力抑制英國的武力侵略，可是這以失敗告終。魏源跟高官林則徐也有交往，還時常向政府的高級官僚們宣揚自己的思想。與其說是當時，不如說他是終生作為言論家而活動的。雖然沒有資格參與國政，可是他不僅討論外交政策，強烈主張對內外的政治改革。他還認識到清朝政府所面臨的歐洲強國的對清態度會關係到清朝的存亡。
馮桂芬是洋務派官僚的理論指導者。他認為可以利用歐洲來平息太平天國運動，把他們看作是行政事務的援助人。馮桂芬還認為魏源對於歐洲列強的認識不正確、太過偏激，一直認為只要強化軍備，便能「自強」。當時魏源批評洋務官僚：「今師出無律，是不知有正也。臨敵無謀，是不知有奇也，以無律無謀之兵，即盡得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維歸咎於船砲之不若，是疾誤庸醫，不咎方而咎藥材之無力也。噫！」意思是：手段是由使用者的能力決定的。通過改良舊手段，再加上改革，我們還能夠把舊手段改變成具有創造性的新手段，並且非創造不可。
《海國圖志》是出色而有實踐意義的啟蒙書籍。但我不知道它在中國有沒有像在當時的日本那樣成為話題，有沒有擁有那麼廣泛的讀者。在中國，1844年《海國圖志》出版了以後，以《海國圖志》為樣板出版了其他類似的書籍。我想，《海國圖志》雖然引起轟動，可是因被看做應時性的作品而沒有維持廣泛的讀者。在新聞出版界有勢力的馮桂芬把魏源稱為縱橫家，恐怕也是《海國圖志》不太能得到讀者青睞的原因之一吧。1875年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是個洋務官僚的理論家，他的作品因有極力稱讚西方文化的傾向而被禁售。他說：《海國圖志》出版以後，「經過十多年的時間，它所說的內容終於被證實了。」郭嵩燾對於魏源的積極把握西方文化方面，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那麼對於馮桂芬說的縱橫家魏源的評價如何呢？這些評價也不能成為我全面接受魏源的條件。
另外，還有其他解釋：當時，由於清廷的「自大」意識較強，有興趣看《海國圖志》的人不多。洋務運動時代，在野的康有為也讀過《海國圖志》。
1894年至95年的甲午戰爭的敗北清楚地說明，洋務運動徹底失敗。1857年，魏源去世了。變法維新派取代洋務派登上政治舞臺，變法維新派當中有沒有屬於魏源流派的政治家呢？
1898年，變法維新派的領導人康有為寫了一篇上書。他提出以俄羅斯皇帝彼得的「新法」為基礎推出日本明治政府的「政法」。有關彼得大帝的故事，在《海國圖志》一卷〈籌海篇〉及36卷〈俄羅斯國總記〉上有三、四次的記載。亞歷山大一世以火攻戰術在與拿破崙的莫斯科戰役中取得勝利，導致拿破崙沒落。這是給在野時代的康有為留下深刻印象的記述。
民族與民眾
我對研究魏源很有興致，越研究越能發現有些深刻的什麼東西。現在提一下其中的漢奸問題。
為了打好鴉片戰爭，林則徐認為國家不能依靠正規兵，所以從廣東一帶招募了「梟徒」及「胥戶」等五千人組織「水勇」。這可能是林則徐採用了魏源醞釀多年的計畫吧！林則徐和水勇一起在廣東待機防備英軍的進攻，而英國的艦隊迴避廣東，轉犯長江河口附近勝，抵抗派林則徐被革職。主和派琦善接任，並立刻解散了所有水勇。他們流落街頭，終於為出錢收買的英軍賣力了，人數達三千之多，被向廣東東部進犯的英軍利用。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道光洋艘征撫記》中記述了上述的情況，對於琦善不負責任的解散水勇表示遺憾。水勇一開始就發生影響，後來水勇的一部分竟淪為英軍的爪牙。在參加水勇的人們所住的地域，1841年有過由人民自發組織的平英團，取得了鴉片戰爭中唯一的勝利，即三元里戰役。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也都有由人民組織的反抗外國侵略戰爭的史實。
民衆為了生活，面對外國侵略，時而抵抗，時而背叛本國政府。因此魏源強調當權者的責任重大。為了民衆為民族而戰，需要各種條件，應該把握住要採用什麼樣的政策，在不同的場合，對於民衆的行為進行誘導或鼓勵。這是政府面對民族問題的重要方針之一。
僅把淪為英軍爪牙的人稱為漢奸而加以非難是很容易的。魏源謹慎也提出這些問題癥結的所在，還較早地詳細記述了「三元里」人民的反英鬥爭。要探討漢奸問題，不帶一些同情者的痛苦是無法進行的。要記述三元里人民反英鬥爭的故事，沒有對民衆的共鳴是無法寫下來。
我記得自己聽說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的故事在1930年後期，具體知道了的是在1956年。研究者早就很了解三元里的故事，可是60年代初在日本把三元里與魏源聯繫研究的人很少。中國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洋務運動及變法維新時代，魏源是一位一直受到孤立的言論家。經過變法維新時代和辛亥革命，自強與民族獨立的情緒高漲，但是關於魏源我只聽到過他是個洋務派的先驅者。我希望增進對魏源的了解。現在國際紛爭越來越激烈，我們要對魏源更加以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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