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豐功偉業、道德、學問，久為當時與後世之人所肯定；有關論述他的著作，專書已不下十餘種，論文更多。但論及曾氏成功的原因，多著眼於他的立志超拔流俗，艱苦卓絕，百折不撓，與謙虛厚恕，淡泊自約。僅蕭—山先生，曾指出其中庸之道。惟其一則偏於形上，一則論及事證有限，未能全面檢討，充分闡釋發揮。以此，筆者乃擬以此為題，加以逐細探究。
由曾氏的思想言行觀察，其所秉持的中庸，與朱熹引程子所釋：「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相去有間。與鄭玄所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較為相近。前者為體，後者為用，而所謂致中和，亦卽本體以為用，因用而顯體。國藩恒能本此理念，旁徵博采，推陳出新。
在學術方面，他不但對漢、宋之學並容，對文體亦能古文與駢體同賞。甚至於儒家之外，老莊、墨子、管仲，亦均願取其長，故能舒漢宋之結，息頓漸之爭，兼奇偶之長，為載道行遠之文。於處事對人，則恒以剛毅與謙柔並顧，並深體天人之際，善盡人事，並敬畏天命。亦均能持其中以為用。故於居京任官，能上規天子，下關民瘼；任職督撫，能整飭吏治，並及洋務；統軍征討，能創新制度，振奮士氣。正由其能持中庸，乃能危而不殆，折而不傷，堅靱持久，卒底於成。由其對外人以忠信篤敬，更可見其民胞物與之胸懷，已幾於達致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境界。
（一）
論及曾國藩，其豐功偉業，久已為當時與後世所肯定。以言武功，他以一在籍文官，奉命幫辦團練，竟然別開生面，組成湘勇(後稱湘軍)，號召一羣書生，領導訓練幾萬樸質的鄉農，取代了當時國家的正規軍——八旗與綠營，平定了蔓延十八行省的太平軍，成就為亙古所罕見。誠如王定安在「湘軍記」中所指出：
自廣西寇發，海內騷動。新寧江忠烈公忠源首倡義旅，而王壯武公錱、羅忠節公澤南以諸生起；其後李忠武公續賓、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劉武愼公長佑，蔣果敏公益澧，及今總督國荃、尚書彭公玉麟、總督楊公岳斌、巡撫劉公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一時湘人由戰功任封圻者，總督則有劉公嶽昭、劉公坤一、楊公昌濬，巡撫則有李勇毅公續宜、劉果敏公典、劉公蓉、唐公訓方、陳公士杰。其以提鎮權巡撫者，則有田公興恕、江誠恪公忠義。而勞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燾、總督譚公鍾麟、巡撫黎文肅公培敬，雖起家翰林，亦皆涉歷兵事。其他專閫監司，以勳伐昭著於時者，不可勝數。遂克偽都，虜名王。粵匪捻回旣誅，餘威震殊俗，北懾烏桓，南渡臺澎越裳，西北涉流沙達烏孫，西南及于闐葱嶺，武功之隆，近古罕覯。然而總其成者，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是也。
卽曾國藩自己，雖一向諱言功業，以驕贏為深戒，於湘鄉昭忠祠記中，亦認為：「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
其實何止武功，其於文治，亦多有貢獻。國藩早年任京官，雖僅至六部之副貳，卻仍然有所建白。咸豐元年所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疏，諫評及皇帝本身。直指咸豐帝雖有敬愼之美德，但其流弊為瑣碎；雖有好古之美德，其流弊為徒尚文飾；雖有廣大之美德，但恐因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而其終結，卻在指責皇帝之以聰敏自恃，剛悖用事。國藩云：
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而不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
其指出咸豐帝之三端缺點，後來均形成弊害。而責備其獨斷專行，規勸其應虛其一己，以眾人意見為重。此不僅為我國傳統民本觀念的振揚，與近世西方民主之義，亦相符合，就此而論，國藩此奏，當為清朝自入關君臨中國以來之第一篇重要文字。
然國藩旋卽於咸豐二年離京，其後長期統帶大軍從事於征討。直到同治三年攻克南京之後，方有暇從事於地方之吏治，迄於同治十二年去世，為時不足八年，然仍有所作為。薛福成言其在江南：
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集思廣益，手訂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勤農課桑，修文興敎，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官場浮滑之習，亦為之一變。
又言其在直隸：
未及兩年，如清積訟，減差徭，籌荒政，皆有實惠及民。前後舉劾屬吏兩疏，尤為眾情所翕服。其法於蒞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考語，開擢彙進，以備校竅；一面留心察訪……而得其眞。……闔省驚以為神，官民至今稱頌。
卽堅執偏狹民族主義的章炳麟，對曾氏的平定太平天國，極為不滿，時予抨擊，然論及國藩的文治，仍予以衷心的稱道。章氏云：
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起甲舍，始出治戎，卽數為長車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耆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是國藩在文治方面，雖不如其武功之炫赫，卻亦能起衰振敝，並能以德風化人。
於傳統所屬之武功文治而外，國藩對因變局而興起的洋務，亦有極為重要的建樹。由於曾氏早年曾與當世著名之理學家唐鑑、倭仁、吳廷棟等來往密切，並頗下工夫，故一般總視其為一傳統色彩甚濃之人。雖知其亦為倡行自強運動中心人物，卻總以李鴻章為最前端，曾不過寬容大度為之輔翼附和。然究其實際，卻並非如此。曾不僅自有其主見，卽模仿西法，從事洋務之開端亦由曾氏所提起。先是於英法聯軍結束後，美國商船願為代運江浙漕米，俄國則願派兵船入長江助勦太平軍。朝廷因是而諭飭曾國藩等籌議；曾於奉到諭旨之後，十一月八日便上
奏云：
此次議款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何道旣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劃，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勦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船製砲，尤可期永遠之利。
繼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十二月十日成立。十二月十四日，該衙門議覆曾氏的奏摺，贊成其意見，並提出具體的建議說：
此時夷情雖迴非昔比，而法夷槍砲，均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敎導製造。倘酌雇夷兵數名，在上海製造，用以勦賊，勢屬可行，應請飭下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外洋師船現雖無暇添置，或仿造其式，或雇用其人，以濟兵船之不足，尚覺有益，……可否密諭該督撫臣，斟酌試行。
以上兩摺，為現在所知咸同年間倡議模仿西法，購造船砲最早向朝廷提出之建議。而後摺奉旨照議，所謂晚清時期以模仿西法為主的自強運動，於焉開始。
嗣後，復因朝廷擬購買船砲，飭下曾國藩等籌議，他再行上奏，認為：
購買外洋船砲，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輪船之速，洋砲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勦髮逆，勤遠略。此時左宗棠尚在江西，李鴻章在曾之幕府。
在早期的洋務事業中，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與官費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留美及輪船招商局四者，為最重要、最具開創性與代表性者。其中江南局等於李鴻章與曾國藩所合創，該廠成立於同治四年，而在前此兩年，曾國藩便委託容閎往美國購買機器。至於製造輪船，在同治元年，他幕府中的科技專家華蘅芳、徐壽等，便仿造蒸汽機成功。次年，並造成一艘輪船。於幼童官費留美，雖為容閎所建議，丁日昌所促動，但正式向朝廷奏請，則為曾、李與丁所聯銜。於輪船招商局，國藩亦有促成之功。蓋因當時保守人士反對滬閩廠局繼續造船，李鴻章、沈葆楨等自然盡力維護，並籌議輪船招商辦法，以為經久之計。曾國藩則於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致函總署，堅主廠局造船不可廢停，並提出招商租賃輪船，從事發展航運，主張官與商相處之原則，必須「有言必信，有利必讓」曾氏於正月十八日發出信函，二月四日便病逝於兩江督署。朝野悼念勳臣，此一信函，便成為獲得朝廷同意，設立輪船招商局的重要依據。
於事功之外，復能恒持其志節理想，終生不改。故不僅建立其彪炳之勛業，亦展現其完美之德性。故不論其同時與後世之人，均樂於稱道其豐功偉績與人格之典型。如容閎謂：
曾文正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總文正一生之政績，實無一污點。其正直廉潔忠誠諸德，皆足為後人模範。故其身雖逝，而名足千古。
梁啟超云：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覩之大人也。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羣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中，最稱鈍拙；其所遭遇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仍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艱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郭斌龢於紀念國藩去世六十周年時，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稱道國藩：
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敎家之信仰，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鑿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發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數觀。
近年方故去之理學大師熊十力，更將陽明與國藩相比較，顯然認為國藩逾於陽明。他說：
陽明一生精神，理學家的意味過重，其所以自修而敎人者，全副精神都只在立本，而不知本之不離末也。都在明體，而不知體之不離用也。都只在修身，而不知身之不離家國天下與一切民物也。此其所以敝也。……故其承學之士，皆趨於心學。甚至流為狂禪，卒無留心實用之學者。若乃滌生，三十二聖哲畫像記，以義理、考據、經濟、詞章四科並重。……其精神所注，亦具見於此。……滌生於經濟，蓋用功尤勤。其詔諸子，恒以農桑、鹽鐵、水利、或河工、海防、吏治、軍事、地理、歷史等專門之業。諄諄然督之以博學。……一旦領軍，又留心四方可造之士，置之左右。幕府而兼學校，將帥而兼師道。其全副精神，都在致實用、求實學。故其成就者眾，足以康濟一時。
由以上數人之論評，則曾氏之貢獻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已足以肯定，不須再行費辭。
（二）
惟曾國藩出身農家，數百年來從無人考取功名，到他父親麟書，才中了一名秀才。故旣無財富憑藉，亦無家族背景。尤其於太平天國興起之後，漢人難免被猜疑，國藩深受其影響。何以他竞能突破種種艱阻險難，而成就如此曠代之功業？應非僅止如梁啟超所說，由於其困知勉行，艱苦精進。我個人認為，其所以能夠成就其功業，建立其風範，更在於他所秉持的中庸之道。曾氏的中庸與朱熹引程子所釋的「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頗有不同。與鄭玄所謂：「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殊為相近。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謂致中和，亦即致天下之大本與達道。天下之大本、達道何以致之，主要為求仁。國藩於此云：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利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于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門敎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
至於本與道之用，則千紛萬殊，而須執兩用中，因應制宜。此點已故的蕭一山先生曾有所論，惟以其較為偏重形上，尚不足以涵蓋曾氏平生的志業。故個人決以此為一專題，而加以探討。
首先論其對宇宙事物及其變化的基本觀念。他認為，天下事物，無絕對之專一，亦無一成不變者。故謂：
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義，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之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
又云：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為四象，重之為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為三，殺而為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天地之用也。
此種對立而相倚相生的道理，國藩曾將其應用於各方面。以言治學，他不僅能兼容並蓄，而且能融之於一爐，使其旣能博大，更能精深。從前的人，都認為學問不過三大類：義理、考據與辭章。姚鼐與戴震均如此言。國藩復請敎於湘籍前輩理學家唐艦，唐氏答以「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國藩再詢：「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唐鑑則告以「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國藩雖很敬佩唐鑑，也接受看史對經濟的重要，於「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卻不盡謂然。幾經思考，國藩遂提出他自己的意見。以為：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他所謂的義理之學，旣是宋史所謂的道學，自然經義與人格修養、道德體悟均包括在內，雖然已兼具內聖與外王，但畢竟以內聖為重。但經國藩將經濟析出，而獨立一科，外王遂與內聖得以對待，兩者因以得立。然兩者本為一體，息息相關，故國藩再將其綜合而兼納於「禮」。他指出：「自內焉者言之，含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於此，他對漢學與宋學之爭，亦以禮而綜攝之。
他說：
乾嘉以來，士大夫為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為空疏；為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為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能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是故郭嵩燾於其所撰曾文正公墓誌銘中，卽言：「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典禮，以為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正因為他能將內聖與外王分立而兼賅，持兩而用中，故成就能邁越並時諸賢，甚至前代各家。
然國藩之治學，尚不僅於此。他於儒家之外，更兼及諸子之學。他認為：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卽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也，不可棄也。
並具體表示：「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他對諸子之學，復有如下之解釋。他說：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刑政信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
甚至於司馬遷所表揚的「游俠」，亦認為：「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餘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人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因此種言論，曾被人譏評為：「湘鄉訓詁、經濟、詞章皆可不朽，獨於理學則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眞有于唐鏡海、倭艮峯、吳竹如、羅羅山之所講論者。其終身所得者，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耳」；「以雜為通，以約為博，以正為黨，博學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時而已，不當施之于講學」。其實持這種批評，主要是不瞭解曾氏的中庸之道。他的執兩用中，是包括各家的學說，決不拘泥於一派之論或一家之言，不旁採博通，如何能持以用中？此亦所以唐鑑、倭仁、吳廷棟、羅澤南等，雖在當世以理學盛稱，其所成就，甚至義理之造詣，均不能與國藩相比！
以言處事對人，則恒以剛毅與謙柔並顧而取其中。同治元年五月，在其致九弟與季弟之信中說：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用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此段文字，看來似有將剛柔或強矯與謙退分別而行，實際亦是著重於剛柔互用，允執厥中，避免偏至。是以對其長子曾紀澤，字以劼剛，卽因：
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為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遠閒，則可化刻為厚。餘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敎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又云：「澤兒天資聰穎，但嫌過於玲瓏透剔，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至此一渾字之意，亦可於國藩致丁日昌之信中見之。時日昌正任江蘇藩司，嚴飭吏治，於書吏需索勒逼等事，無不嚴加糾懲。國藩以徒法不足以根治澄清，仍須以德治化之。故特致書啟廸云：
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眾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由此可見曾氏已將經典中的中庸之道推廣施行於一般立身行事，恒以執兩用中，來避免過與不及。
國藩於堅毅的一面，誠如前引梁啟超所言：「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歴百千艱阻而不挫屈……勇猛精進……。」但他卻另有其謙虛的一面以與之似對立而實相承。如其自咸豐二年底，奉諭辦理團練，四年(一八五四)春，開始投入戰場，與太平軍相角逐，浴血奮戰，歷時十載，方得攻克金陵。捷報傳出，朝野無不齊聲頌揚其功德。他卻再三致函克城首功的曾國荃，以謙虛抑勒相勸勉。他指出：
處大位大權而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些許，減去幾成，則晚節可以收場耳。來信言：「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
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還有機緣，即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又云：
金陵之克，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卽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大局無他變，卽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甚至規誡國荃：「吾兄弟高爵顯官，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總須在奏疏中加意檢點，不求獲福，但求免禍」。
基於政治的現實，歷史的敎訓，「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持盈保泰，居安思危，應為人之常情。然國藩之如此勸勉，除考慮國荃之性格，自身之利害，亦自有其哲理之思考。國藩深能體會人間盛衰之理，禍福之道，尤其客觀環境——命與自身努力——仁之間的關係，故恒能力盡其人事，同時亦敬畏天命。咸豐六年，寫信給兒子紀鴻，卽言：「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於手撰「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中，論金陵之克，亦公然強調天命。他闡論云：
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彈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偽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騃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旣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私下與幕僚談話亦謂：「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余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今漸悟矣」！
卽就文章與書法而言，國藩亦無不以其中庸而為之。國藩於古文用力甚勤。成就亦高。於咸豐十一年困守祁門，情勢十分危殆之時，寫信給長子紀澤，謂此次若遭受不測，並無牽掛，「唯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辟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可知曾氏於其文確有所信。後世對其文章，亦多所稱譽。如梁啟超謂，卽使曾氏並無勛業，僅憑其文章，亦卽以入文苑傳。以談晚清時期掌故著名的徐淩霄、徐一士兄弟，稱：「國藩文章誠有絕詣，不僅為有清一代之大文學家，亦千古有數之大文學家也」。然若究其為文之法要，則有如李瀚章在「曾文正公全集」序文中所說：「其為女樸茂閎肆，取塗於漢魏唐宋，上訴周秦，衷之以六經。而修詞必以立誠為本。公之言曰：文以載道，猶車以載物，欲致遠者，必堅其車。……奉命討賊，……自為檄文，聞者相率與扼腕攘臂，至忼慨泣下。……文足以行遠，孰能於斯乎」？此中說明兩點，一為曾氏為文，不拘漢唐魏宋，直貫乎先秦，取精用宏，而成其體；一為文情理並茂，非僅文以載道。國藩自己於前者論之云：
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謂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相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弊，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
於後者亦論之云：
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遠行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
於是他結論說：
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遠，志則如是。……於漠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鬨；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
是則折衷於各家之間，而自成其一己之體，求文情理並茂，而傳之久遠，亦為其中庸之應用。
於書法，國藩雖自以為「作字用功最淺，」實亦具有工夫。如咸豐十一年二月日記云：「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為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時在軍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他論寫字之法，則云：
作
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餘旣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為成體之書。」
又解釋云：
作字之道，二者並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亦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
又與何紹基論字，謂：
天下萬事萬理，皆出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遊自得，眞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意也」。
此論深為何氏所同感，謂其「生平得力，盡於此矣」！
（三）
以上已就曾國藩思想觀念方面釋論，現再由其生平事業，加以印證。
就國藩的宦途而言，他於道光十三年二十三歲時便考取秀才。次年，又中了舉人。四年後，不過二十八歲，更中了進士，接著便獲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在考場上大致可以說是一帆風順。自道光十八年入翰林院，二十年散館，留院任秩從七品之檢討，到二十七年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始開始改變其清貴之學院生活，參與國家實際的政務。在此九年間，他不像一般的翰林，非汲汲於奔走權貴，圖早日脫穎，而飛黃騰達，卽縱身文酒之會，或追逐聲色之好。竟將全部時間投入讀書及與師友切磋勉力。
在中進士之前，所有讀書，目的均集中於考獲功名，入翰林之後，方始眞正鑽研學問。其於致劉蓉信中，卽云：「僕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來，稍事學問，涉獵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次年，他向以理學著名的同鄉前輩唐鑑請敎，唐氏告訴他為學只有三門：義理、考核與文章，並為其分析內容與得失(見前)，使他「聽之昭然，若發蒙也」。於給賀長齡信中云：「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規」。一年之後，再向理學家倭仁請敎修身之法，倭仁敎其寫日課以澈底檢束心身。「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亦卽通過札記自省的工夫，而達於進德的境域。自然，他也交了若干品學各有專長的朋友。其效果誠如他的學生黎庶昌所說：
始公居京師，從太常寺卿唐公鑑講授義理學，疾門戶家雷，漢宋不通曉，亦宗尚考據，治古文辭，與蒙古倭公仁、六安吳公廷棟、宗師何公桂珍、漢陽劉公傳瑩、仁和邵公懿辰數輩友善，更相礱砥，務為通儒之學。由是精研百事，體用賅備。
由是可知，翰林院九年，實為其奠立思想學術基礎的時期。而他治學不偏漢宋，考據與義理並舉，詞章與經義相綜，卽在義理之中，亦能內聖與外王兼顧，中庸之道，已經建立。
國藩於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入翰林，二十年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陞侍講，二十五年陞侍講學士，二十七年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侍講為四品，內閣學士為二品，他的陞遷，可謂相當快速。故奉諭之後，卽寫信給祖父玉屏公云：「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街，由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
又於給諸弟函中言：「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慚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嗣後，於道光二十九年升授禮部布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咸豐元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二年兼署吏部左侍郎。四年之間，徧署六部中五部之次官，宦途可謂得意。
然國藩不僅未因此而生驕慢，反更自悚惕，益盡心籌慮國事，俾能報答皇帝，貢獻國家。他規諫皇帝，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疏，已見前述。另外則「應詔陳言」一疏，論及政風之怠惰，指出：「京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而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徵之事實，國藩之摺三月奏上，廣西洪秀全等已在密謀起事，六月已有軍事行動，十月已數敗官軍，但不僅清廷，卽廣西地方官對太平軍情況並不瞭解，他們所注目者，僅為當地的會匪。
國藩旣以竭忠盡慮自矢，關注自不限於中央與大吏，於地方與民間，隨時均深加措意。咸豐元年十二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提出普遍之病害三點。一為銀價太昂錢糧難納：東南產米之區，大率石米賣錢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懸遠。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田賦徵收以銀兩計，於是昔賣米三斗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斗輸一畝之課而不足。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百姓不勝負荷，州縣全力催科。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朴滿堂，血肉狼藉。二為盜賊太□良民難安：近聞盜風益熾，白日刼淫，捉人勒贖。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將往捕，先期出示，牌保卽詭言盜遁，官吏則焚燒附近民房示威而去。差役則訛索事主財物，滿載而歸。案不能雪，臟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產。卽幸得發兵來捕，兵役平日亦皆與賊通，徒以勒索地方。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三為寃獄太多民氣難伸：訟詞之不明是非，顛倒黑白，風氣所趨各省皆然。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沈寃，百人含痛。往往因纖小之案，累年不結，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
以上國藩所見，甚為眞切，所述亦字字血淚。是可見其不僅欲革中央官衙之積弊，更望解民間之疾苦。而國藩任職京官已十五載，何以能對地方基層情況如此熟悉，此則一因其出身農村，於農民生活，久有體會，一因其有一批常居地方之好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等，彼此旣志同道合，乃恒將地方基層情況與國藩討論。是可知國藩不僅留意朝廷政風之革新，更亟望民間疾苦之解除。何以其評擊朝政如此激切，關懷民瘼如此懇摯，自當歸源於求仁。觀其於任京官之際，給諸弟信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致好友劉蓉信云：「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如前所言，求仁則在於致中和。
由於他所上改革之摺，均無效果，而且應詔陳言一疏指摘京官外官的通病，不免引起不滿；敬陳聖德一疏又被咸豐帝批為「迂腐欠通」，難免使他有沮喪之感。咸豐二年六月，奉命任江西鄉試正考官，行至安徽太湖縣境，突接其母病逝之訊，遂立卽易服奔喪回籍。是年八月，太平軍已圍攻長沙，十一月中旬，攻占漢陽，武昌危在旦夕。朝廷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論令國藩以在籍侍郎幫同辦理本省團練。一則由於守制盡孝，一則亦當由於對朝政的失望，於奉旨之後，他本不欲出而任事，並已草擬奏摺婉辭。他的志友郭嵩燾卻兼程趕來，懇摯力勸，謂：「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絰從戎古制也」。國藩本於行仁之懷，乃不得不挺身而出。
要達成澄清天下之志，綠營固已無能為力，但國藩認為，亦非團練所能勝任。故一開始他就秉其中庸之道，決定創一枝以勇為名的新軍。選擇忠義血性的書生，召募質樸純良的農民，親密組織，嚴格訓練，使其成為一枝有理想抱負、有精神靈魂的武力。在編制方面，十人或十二人為一隊，什長夥勇各一；八隊為一哨，哨官一；四哨為營，另加親兵六隊，統於營官，每營五百人(初為三百六十人)。合數營或數十營設一統領。統領則轄於大帥——曾氏本人。召募之法，則大帥選統領，統領揀營官，營官招哨官，哨官找什長，什長挑勇丁。於是全軍自上而下，非親族故舊，卽同鄉鄰里。如此建制，雖有私軍成分太濃之缺點。但彼此情誼深重，團結互助提高，正可以澈底革除綠營每遇微調，須由各汛拼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亦不識兵，彼此毫不相關，陌於路人之嚴重弊失。
至官兵成分，則士卒「盡募新勇，不雜一兵」，選擇壯健農民充之。帶勇之官，概求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之書生。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總之，他所要組成的這枝新軍——湘勇(湘軍)，是由若干有理想有血誠而且品學兼優的儒生，和一批醇樸忠厚能吃苦耐勞的農民結合而成。
在訓練方面，戰闘技能固然重要，但他更重視的是精神與士氣。他所作的「莫逃走」、「要齊心」、「操武藝」三首歌，雖旨在勸鄉人加強自衞，但同樣的也適用於軍隊。又另撰「得勝歌」、「愛民歌」。他說：
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必集諸勇而敎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亙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
此種訓練之方，自為前所未有。
最足以表明曾氏所統率之湘軍理想者，為咸豐四年正月，湘軍自衡陽出師所發佈的文告「討粵匪檄」，具體說明其為衞民輿衞道而戰。檄文的第一段指出太平軍的暴行，以保衞鄉里，號召長江流域的士民。第二段痛斥太平軍破壞社會秩序，摧殘固有文化倫理，以名敎感動知識分子，亦為他所以起兵的主旨所在。他說：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敎，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敎……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敎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苦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能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第三段則瀝陳太平軍之毀污神祇廟宇，以神道觀念激發一般社會大眾。最後則申明他所率的軍隊，旣為拯救同胞，保衞道統人倫，誠懇籲請各階層人士給予支持。並剴切宣誓云：「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
從以上曾國藩的墨絰從戎，出而組訓湘軍，以至他所宣示的起兵理想，不僅充分的顯示了他中庸之道的本體——行仁的一面，也可看出在用的方面，他如何把握時宜，允執厥中。他參考古今制度，酌衡利弊得失，乃旣不盡採綠營，亦不全仿團練，執兩用中，而創為勇營之制。對待軍士，則精神與物質並重，除以上已言其精神訓練之方，湘勇的待遇，亦為之提高。此外，在規制上尚有一問題，卽他本身旣奉旨為團練大臣，協助辦理湖南團練，但他卻是成立一枝軍隊，這該如何解釋呢？他也依其持兩用中之原則，而解釋云：
團練二字宜分看，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
練則製械選丁，請師造旗，為費較多。
團練一事，各省辦法不同，議論各異，約而言之，不外兩端，有團而兼練者，有團而不練者。團而不練者，不斂銀錢，不發口糧，僅僅稽查奸細，捆送土匪，卽古來保甲之法。團而兼練者必立營哨，必發口糧，可防本省，可勦外省，卽今日官勇之法。國藩於咸豐二年冬奉旨辦團練，卽募鄉勇一千零八十人在省集訓。……係在藩庫支餉。
由於他的名位與聲望，再加上他中庸的構想，使勇營的成立，能有所依據，所以練勇在先的羅澤南、王錱等亦歸入曾國藩的麾下，而成為湘軍的基本營伍。
一項鉅大的功業，本非一蹴可幾。何況太平天國，以民族革命相號召，自難免引起清廷對漢人的猜忌，一般文武官員的忌功嫉能，使曾國藩隨時隨地都遭遇困難。當他甫行募集湘勇，在長沙訓練之時，首先便遭受駐城綠營官兵的忌嫉與壓迫。提督鮑起豹聽信副將德清之言，默容營兵向湘勇尋釁，不僅吹角列隊，往攻勇營，而且包圍國藩公館，衝入辦公之所，攻刺國藩隨身之勇丁，國藩本人亦幾為所傷。巡撫司道均置而不問。幕僚建議上奏朝廷，國藩卻決定以請勦土匪為名，立卽移避衡州。經過一年的訓練，復因朝廷的催飭，國藩於咸豐四年正月，率所部水陸師各五千，工匠水手夫役七千，離衡州開始與太平軍相角逐。是時，士氣甚佳，國藩亦頗自信，但出乎意料，初戰岳州，卽告失利。繼自帶水陸軍戰於靖港，又水陸均敗，愧憤而投水自殺，雖被部下救起，但困難卻益形增多。長沙諸司道大員，本來卽對之嫉妬，聞其敗績，乃由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會請巡撫駱秉章劾罷其軍。幸駱為人厚重，主且行等待，以觀其後效。適國藩部將塔齊布、楊載福、彭玉麟等在湘潭大捷，情勢方有所轉緩。之後，經過整補，再度出師，全軍略增至二萬人。經幾番血戰，卒得肅清湖南，進入湖北，八月間，攻克武昌。
先是六月初，武昌再度失守，布政使、按察使、糧道、鹽道、知府等均殉職；巡撫青麟、前任巡撫崇綸、已革總兵楊昌泗均逃走，總督臺湧革職。多少正規軍尚不能守住，今竟為曾國藩率領一批鄉勇，於短期內攻克。咸豐帝接獲奏摺，十分鼓舞與感動，立卽硃批：「閱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據說他並向軍機大臣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但一位軍機大臣(云為祁□藻)卻表示：「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帝聞而「默然變色者久之」。但卻不能不予以獎賞，乃勉給予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但旋卽取消，另給以兵部侍郎銜。嗣後，直到咸豐十年，江南大營二次潰滅之前，始終未予國藩以封疆專閫職權。
攻克武昌後，依曾氏計畫，應暫留湖北，整補軍隊與裝備，並將兩湖基地加以鞏固，然後再進取贛皖，進逼南京。但咸豐帝卻命其立刻東下，國藩只好遵諭於十一月間，進入江西。此時太平天國已感受到湘軍的壓力，乃派遣翼王石達開、丞相羅大綱等，率大軍西上增援，湘軍再度受挫。十二月，湘軍水師一部被阻困於鄱陽湖中，國藩本人指揮的水師亦遭敗績，座船被擄，公文盡失。國藩雖得逃出，但內心憤慚，卽欲赴敵戰死，為羅澤南、劉蓉等勸止。於是，太平軍於咸豐五年正月再佔漢陽，二月又占武昌(第三次)。湘軍陷入首尾不能兼顧，上下受敵之困境。六年三月，國藩所派遣西上協助胡林翼規復武漢的大將羅澤南戰歿，給他極大的打擊。蓋羅為一理學家，道德學問向為士林所重，湘軍重要幹部王錱、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楊昌濬等，均為其學生。同時，在江西，石達開會合自粵北前來的天地會黨，連佔八府五十餘州縣，南昌陷入包圍，國藩部隊隨時有覆滅的危險，只有咬緊牙關苦撑。
幸而六年八月，天京開始發生內訌。太平天國諸王連續自相殘殺，指揮系統紊亂，軍心士氣大為低落，湘軍方得轉危為安。十一月，胡林翼、李續賓等，克復武昌，從此，武漢得以確保。其關係之重要，誠如胡林翼所論，武漢形勢壯濶，高屋建瓴，控制長江，「水陸東征之師，惟武漢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湘軍有了一個穩固的後方。
就在這甫經渡過危難，局勢略有轉機之時，朝廷竟有諭旨譴責其「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國藩自出師，數年之間，以有限之二三萬湘勇，獨撑大局，經常與數十萬太平軍作殊死之戰，鮮見獎勵，卻時遭譴責，不免使他灰心。次(七)年二月，他父親麟書病逝，卽行奔喪回籍。五月，奏請准予終制。六月，復請開缺，同時並另摺奏陳所遭遇的困難：一為所帶勇營，非經制之兵，官員無缺可補；一為無督撫之位，不能指揮地方文武；一為無朝廷頒發關防，未經朝廷明降諭旨辦理軍務，不足為各方所信。然後表示：「臣細查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查吏之權者，決不能治軍。縱能治軍，決不兼及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如此具體表示，朝廷仍然不肯委以督撫之任，亦未加予欽差之銜，且准予開去兵部右侍郎之缺，專心守制。
雖然如此，但湘軍之統率與指揮，自非他人所能代替，一年以後，卽咸豐八年五月，朝廷又有旨命曾氏返回軍營。但其權力與處境卻仍無改善。直到咸豐十年閏三月及四月間，江南大營再度潰覆，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和春自殺，方於四月十九日，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但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則由提督張玉良署。迨後獲知張敗逃之實況，又以杭州將軍瑞昌繼之。直到江南大營潰敗三個月之後，江蘇各州縣幾全淪陷，方於六月二十四日，實授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次年十月，更命其節制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國藩雖已獲得了致勝的各種必要條件——兵權、財權以至黜隲官吏之權，但太平軍亦獲得全國首富之區——江浙一帶的大量人力物力，以與湘軍作最後的纏闘。因此，他仍然時處艱危之中。如咸豐十年十一月，太平軍圍逼祁門，情勢危急，國藩乃擬遣散幕僚，自己則寫立遺囑，準備死守殉難。他在家信中說：「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月，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同治元年秋，忠王李秀成等率軍數十萬，猛攻圍攻金陵之曾國荃軍四十餘日，曾軍瀕危者屢，隨時可能覆滅。國藩此時焦慮憂思，至於「心已用爛，膽已驚碎」。
以上扼要所述國藩自練兵起兵，迄於攻克金陵，十餘年間所遭受的挫折與困難，然卒能如梁啟超所說，「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者，實賴其中庸之道。蓋旣立志求仁，其他毀譽得失，皆在其次。進行之途徑與方法，自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至於前述他將擊敗太平天國，克復金陵，亦歸功於天命與人事各半，於此一過程中，更可證其所言有據。諸如咸豐六年，他坐困江西，背腹受敵，正一籌莫展，岌岌可危，不意太平天國竟發生內訌，不到一年之間，東北二王被殺，翼王出走，起事五王，竟一掃而盡，此豈為國藩以及清廷所謀及？咸豐十年，江南大營之潰敗，和春等七萬大軍覆滅，此等雙方兵力之消長，應為一重要的轉捩點，亦卽對清廷與曾軍均屬極為不利。但聞悉，左宗棠卻說：「天意豈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蕩，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國藩得被授以權力，此誠為關鍵。隨著江督等的發表，胡林翼便很興奮的表示：「滌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剝極而復，天下士氣，為之一振」。
攻克金陵，為曠世功業，自為一般將領所切盼，一般世俗所希羨。但國藩對之謙虛之外，並以悚惕。他對兄弟曾國荃之戒省，已見前述。卽在處事策略方面，亦一本其中庸。當同治二三年間，李鴻章已攻下蘇、常，南京仍遲遲未下，李鴻章頗有意增援，致函國藩探詢其意見。國藩卽去信給國荃云：
少荃會勦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點美名。後之論者曰：潤(胡林翼潤之)克鄂省，廸(李續賓廸菴)克九江，沅(國荃沅浦)克安慶，少荃克蘇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美名哉？
此議卽為國荃所拒絕。但國藩不久再致函國荃，更言：
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又不敢直言，其意可敬。觀少荃屢次奏咨信函，似始終不欲來攻金陵，若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如此存心，則過人遠矣！
將此對比國荃之必欲盡功一己，則國藩致中和用時中之心境十分顯然。
其悚惕見之於行事者，首先為立卽裁撤湘軍。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克金陵，至七月十三日，未及一月，國藩卽將其所部湘勇裁撤二萬五千，為其直接指揮湘勇之一半。到四年四月，他奉諭勦捻之時，所餘不過八千及少數親兵衞隊。另一項措施，為奏請曾國荃開缺回籍養病。曾國荃並不能體諒他保全之意，於國藩正式移駐江寗督署之日，當著滿堂賓客，大肆抱怨。國藩後來追述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之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面目」。實則處君主專制時代，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終者，為司空見慣，況復再加滿漢猜疑。國藩旣無意圖謀自立，則化除君主忌諱，以求相安而和衷共濟，亦不失為一種制宜之方。況其所裁，僅止其所部，如左宗棠等部，則未議及。李鴻章之淮軍，為當時中國最新式之部隊，國藩力主保留，以備國家內亂外患之需。對國藩個人，有湘軍與有淮軍並無大異。於曾國荃，則以其跋扈強悍，又功高召忌，復被疑為吞沒金陵城內庫藏，一時幾為眾矢之的，開缺回籍養疴，正所以為其保全，以待時再起。此一措施，亦不失為和衷之道，於國於家，均有裨益。
國藩一生所做之事，最不見功效者，無過於其主持勦捻。接事之初，他便根據過去僧格林沁的作戰，檢討得失，決定採取圍堵與追擊並進。在臨淮、周口、徐州、濟寧四處駐防重兵，另以兩支精銳部隊，作為機動追擊之師(後再增加兩支)。如此則機動之師，採取主動跟踪追擊，四處駐防之兵則隨時就近策應夾擊。大部官軍，旣可避免奔逐之勞累，又可收集中攻擊，聚而殲滅之效。另以水師封鎖黃河，以防捻竄入河北，威脅京畿。但以各鎮之間，距離均數百里，捻軍有大量的騎兵，懍悍而運動靈活，致難以截堵夾擊，機動之師，亦疲勞不勝。乃再改以防河為主，卻仍為捻所突破，未能產生顯著的功效。於是，在一年之內，被朝廷譴責七次，被御史參劾五次。他乃於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向朝廷請辭，疏稱病難速痊，請開去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註銷一等侯爵襲職，以道員留營效力。旋獲諭旨，以李鴻章代曾國藩署欽差大臣，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此一年多之剿捻，雖未見功效，但其所訂戰略，重點防堵與防河及機動追剿，則未必錯誤，觀後來李鴻章之成功，卽係沿國藩之策略。所不同者，他已無善戰之嫡系部隊。只有倚用淮軍為主力，但淮軍並不肯全然聽從其指揮。加以捻軍慓悍善戰，誠非一時所能撲滅，而朝廷與輿論，又期之太切，責之太深，使他無法能安於職位，貫澈其計畫。
同治七年七月，國藩調任直隸總督，直迄於同治九年八月，奉諭調回兩江。在此兩年之間，他仍然一本其中庸之道，處理政務。澄清吏治，關懷民瘼，已見前述。一件頗引爭議之事，為處理天津敎案。天津敎案之起因，為在此案發生數月之前，到處卽傳言天主堂、仁慈堂與禮拜堂(耶穌敎堂)習於把藥物分給信敎者，要他們去迷拐孩童，備挖眼剖心之用。加以入夏以來，天氣亢旱，人心焦慮，民間謠傳更甚。適值時疫流行，敎士所辦之育嬰堂中，小孩多有死亡，傳言更加肯定。於是引起紳民憤怒，於五月二十三日，集眾將天津各敎堂打毀，並將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enry Fortanier)、秘書西蒙(Simon)、繙譯官Thomasin夫婦、天主敎仁慈堂十名修女、法國商人Chalmasson夫婦、俄國商人Bassov及Protopopov夫婦毆殺，遂引起嚴重交涉，駐京各國公使聯銜向總理衙門抗議。朝廷乃卽命曾國藩往天津處理。
國藩此時雖在病假之中，奉諭仍力疾由保定赴津。經逐細調查勘訊之後，他向朝廷奏報：
一、前所查獲拐匪，並無敎堂指使之確據。
二、仁慈堂中男女一百餘名，逐一訊供，均稱習敎已久，由其家中送堂養育，並無被拐情事。
三、挖眼剖心，於初入津郡時，百姓攔輿遞稟數百人，親加推問，於挖眼剖心有何證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於是他乃斷言，所謂挖眼剖心，全係謠傳，並非事實。他並進而指出：
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卽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敎堂拐騙丁口，或稱敎堂挖眼剖心，或稱敎堂誘淫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從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寅，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此事。天主敎本係勸人為善，……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卹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忿忿不平也。
於是他建議朝廷：
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敎士挖眼剖心，以戕害民生之說，多屬虛誣。佈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寃，一以解士民之惑。
至於對涉事官民的處理，他也提出明確的表示：
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尚不失為義憤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孥嚴懲，以警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名，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
豐大業等之死，敎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鉅案，究係官府不能導化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現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
他如此處理可謂不偏不倚，允執厥中，但卻召來強烈的反感，京師士大夫議譏紛起，責問之書日數至。「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京師湖南同鄉，引為恥辱，將會館中所懸掛國藩功名官爵匾額，悉予擊毀。
國藩此次對天津敎案之處理，不論對其名譽與心理，均創傷甚重。然則國藩之所為，是非曲直，究竟如何，以其與國藩之中庸之道，密切有關，故於此須略加析論。先言國藩之查明種種謠傳均非事實，請朝廷為之昭雪。約自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結束，外國敎士獲准進入內地傳敎，民敎衝突，卽所謂的敎案，便彼伏此起，連綿不斷。其誘發理由，國藩奏摺中所說採生折割、挖眼剖心以及迷淫婦女等，幾近其半。然直至宣統三年，清祚告終，中國官紳除曾國藩外，從無一人將此類情事，公然提出釐清，並請朝廷為敎士昭雪。
次言國藩於涉及此事官民的處理，這並不僅因衡量外國的堅船利砲，實更基於人性相通與民胞物與的境界。所以他才斷然表示：「以理決之，必無此事。」觀其屢次對李鴻章指示與西人相處之道，更可充分理解。李鴻章甫到上海，向他請敎對待外人之道，他覆以：「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繼再告其：「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日行篤敬，……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當法提督卜羅德(A．protet)在滬以勦太平軍戰死，國藩指示鴻章云：「宜為厚恤。西兵危險之際，我兵亦宜妥為救護。……西人必漸亮我之信義。」在一封答覆李論牢籠洋將華爾的信中，更明告權術之不可恃，宜推誠相待：「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為體，以推誠為用。」可見其誠中形外，旣信且誠。後來，於天津敎案，辦理告一段落，國藩奉調再回兩江，鴻章接任直督。於曾氏行前，李再向他請示外交方針，國藩仍告以：「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斷不會有錯的。」由此可知，他所以必要切實調查眞象，所以要據實奏請為敎士昭雪，所以要對涉事官民依律處理，無非是堅信「忠信可行於蠻貊」、「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此乃眞能體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大道，而企乎「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的遠途。一般士大夫，有幾人能理解體會？
準此一高遠理想，開濶胸襟，其他若干措施亦可有一合理之解釋。如一般人海不解，何以一個理學家，竟能成為一位模仿西法，以求國家富強的前驅，甚至有人認為他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理學家。關鍵就在於他們都未能理解或他們都忽視了曾國藩所秉持的中庸之道。他雖因天津敎案的處理而受謗含寃，眼力與體力每下愈況，卻仍能一力支持容閎原議的幼童官費留美計畫，臨終之前還促成了中國第一個新式的航業「輪船招商局」的創立。尤其是由國家派遣一百二十名幼童，耗時十——十五年的留學美國，在當時是如何畫時代的創舉，如果沒有他這樣一位素稱穩健的元老勛臣的支持，恐怕很難能為朝廷所接受。再就所派往美國照管留學幼童的正副監督——容閎與陳蘭彬都曾經或正在他的幕府，亦可看出他對這件事的積極態度。
由於辦理敎案受謗，是年八月，朝廷再調他回兩江，閏十月，回抵南京。他在保定之時本已有病，右目失明，左目迷濛，不時眩暈。經在天津受謗，體益衰而難以負荷。又眼見朝中無人，政局頹靡，心情悒郁，自所難免。卒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逝於兩江督署。
（四）
以上已從思想及行事等方面，扼要敍論了曾國藩的中庸之道。於此再略加綜述，以作本文的結束。
國藩所本之中庸，偏重鄭玄之釋義，前文已經提到。其中，致中和之意，亦已有解釋，惟中和與用之關係，於此尚須略為補充。中和與致中和——亦卽用，其實全為一事，並非二致。蓋所謂中和者，純為一種理想中至善之境界，雖被視之為體，實則卻並非一實體存在。實體之能為人覺察者，為致之過程，亦即所謂用。故必體用兼賅，力得為中庸。一般不察，認僅誠意正心，體察天理，卽可致達中庸，此應非正確。前引熊十力論陽明，指出其「全副精神，都只在立本，而不知本之不離末也；都在明體，而不知體之不離用也；都只在修身，而不知身之不離家國天下與一切民物也。此其所以敝也。」正是此意。熊氏豈不知陽明之聰慧透體，事功赫然，但謂其僅敎人之偏，便產生後來之流弊。可知致與用何其重要，而國藩則眞能體用兼備，本末俱賅，宜其眞能中庸也。
致與用旣如此重要，何以一般儒者，竟忽於此務，或望而不得其門，行而不循其途，當因不明變易之理，亦卽未能深體「時中之義」。時中者，謂應依時勢之變化而允執厥中，並非一切拘泥不變，相反的，必隨時制宜以為適應。正有如鄭觀應所說，「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之義大矣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中也者，聖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中者也。時也者，聖人之所以贊天參地，不遺而不過也。中，體也，本也，所謂不易者，聖之經也。時中，用也，末也，所謂變易者，聖之權也。無體何以立，無用何以行，無經何以安常，無權何以應變？」體用經權兼綜，當卽為曾國藩之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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