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出身于官宦之家，在清末中过会元，点过翰林；在辛亥革命以前曾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是著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1920年代又是湘省制宪自治的首倡者。他为什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时期，摆脱军阀内部角逐的纠纷，走上了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两人为什么能走向结合？如何评价两人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积极作用？本文试作初步分析。

一  谭延闿和孙中山的结合，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曲折变化、相互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

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曾一再把谭延闿作为争取对象，但素以八面玲珑而有“水晶球”之称的谭延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态度暧昧，南北依违。

1912年9月，宋教仁委派国民党员仇鳌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组织国民党湖南支部。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为取信于北京总部的国民党，凡是仇鳌提出的办法，他都“欣然乐从”。9月中旬，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谭延闿任支部长。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可谭延闿一直不敢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宣布湖南独立，等到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已纷纷宣布独立了，谭延闿在内受激进国民党人的压力，外受独立各省的连电催促下。拖了半个月，才不得已在7月25日挂出了讨袁大旗。当江西、江苏传来讨袁军失利，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的消息时，谭延闿连忙于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并给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一副自解自辩之态，但还是被袁世凯解除了湖南都督职务。

1917年5月，继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掌握北洋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叫嚣毁弃民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毅然举起护法旗帜。6月，孙中山致电包括谭延闿(已于一年前第二次担任湖南都督)在内的西南六省督军、省长：“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根本，”呼吁他们“尅日誓师，救此危局”。此时的谭延闿立即对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公开表示响应。他通电指责段祺瑞及其亲信，强“使旧法以命令废止，新法由命令出生”的途径，是“违立法之精神，蹈专制覆辙”，表示要“率三湘军民，秣马厉兵，以为前驱。”谭延闿这一态度，引起了段祺瑞的忌恨。段祺瑞于1917年8月委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被剥夺军权的谭延闿于是电辞湖南省长职务，退居上海。1918年2月25日，孙中山委托去上海的陈家鼎代为问候在那里“闲居”的谭延闿，并转给谭一信函，信中说：“文始终护法，罔识其他，区区之心，当为国人共亮……倘关于时局，执事有待商榷之处，统希不吝指示。”衷心希望谭延闿继续赞助护法，共同对付北洋政府。是年4月，谭延闿从上海经广州前往广西，分别会晤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约定共同抵制北军。当时，陆荣廷等人虽也是孙中山争取的对象，但谭延闿并非受孙中山命联络陆荣廷与北洋政府相对抗，而是为了赶走北军，让自己再主湘政。及至张敬尧督湘后，谭延闿一方面试图联络陆荣廷、谭浩明、莫荣新等人，尽快赶张敬尧下台；同时，又想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故曾派人并致函与孙中山联系。1920年4月中旬，孙中山在复谭延闿的信函中，一方面赞其“与同胞辛苦奋斗，为国为民，此意当为海内外所感服。”同时，又提醒谭延闿，“湘之外敌，北兵也；其隐患则桂系也……欲复湖南(人)之湖南，尤非打破桂系努(势)力不为功。”并建议湖南与广州、云南、贵州配合，一举消灭桂系。信中强调，“事机已迫，是非利害，均不待言而共喻，所望左右与同志诸公，速定大计，示我好音。”但是，谭延闿仍与桂系打得火热。1920年5月下旬，孙中山再次致电谭延闿，如“湘为桂所左右，纵胜北方，无异为渊驱鱼。”“望速决定”配合粤军陈炯明讨伐桂系军阀，“以绝后患”。然而，谭延闿态度依旧，只是在陈炯明等粤军回广东后，才于9月初分别致电陆荣廷、陈炯明等人，劝双方早息干戈，陆退出广东，让粤人自治。针对谭延闿这一态度，10月初，孙中山一方面致电批评他所“倡调和之说”，为桂系莫荣新等“利用之以缓兵，且要求条件，离间粤人，以遂狡计”；另一方面，先后派黄一欧、阎鸿飞、周震麟、姚大愿、姚大慈、柏文蔚、覃振等到湖南做谭的工作。因谭延闿已于1920年6月第三次主政湖南，孙中山曾指示回湖南活动的周震麟等人：“如谭延闿不愿意革命，就把他拿下来；谁把谭延闿拿下来，我就让他做湖南督军。”周震麟等回到湖南后，持孙中山手书交谭延闿，传达孙中山的决策和对湖南的要求。这时，徐世昌也授意范源廉以同乡关系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这位八面玲珑的督军，一时举足轻重，成了南北双方争取的对象。”固他打着“湘省自治”、“联省自治”的旗号，超然于南北政府之外，游离于粤桂之间，这使孙中山大为恼火，孙于是转而让黄一欧、周震麟等国民党人策动程潜联赵反谭。其时，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桂系陆荣廷、岑春煊等人因在广东遭到挫败，明电宣布取消广东军政府，且令各省亦取消自主，有投向北洋政府的迹象；原来宣称四川自治的熊克武在南方军政府的命令下，宣布取消自主，也有承认北洋政府的打算；北洋政府也下达了所谓“统一令”。这样一来，谭延闿顿感手足无措，认为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旦结束，“联省自治”就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为稳定湖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形势，谭延闿于11月初发出通电，公开表示与桂系彻底决裂，明确响应孙中山的讨桂战争。孙中山在人力物力极为吃紧的时刻，对于谭延闿态度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他多次肯定谭深明大义，义举“可嘉”。认为“组庵护法决心，至所佩仰，前沪报载其反对桂系单独媾和，义正词严，尤足慑服群奸。”在给谭延闿本人的信中，赞扬他“支持危局，始终不渝，盖志在卫国，劳怨有所不辞；区区之忱，亦正如此。”

1920年11月，谭延闿在湘军内讧中倒台，再次离湘赴沪，赵恒惕接任湘军总司令。孙中山为争取赵恒惕，任命他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之职，但赵拒不受命。1921年10月，孙中山统一了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赵恒惕以湖南自治为名，派出省议会议员团赴桂林请愿，不让北伐军借道湖南，迫使孙中山只能取道江西。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说这是“一为阻我前进，一为断我归路”。1922年2月，孙中山再次照会湖南，欲借道北伐，又被赵恒惕以刚刚通过的省宪法挡了回去。赵恒惕通电声称：“依据省宪法，客军入境，当迎痛击!”孙中山为了扫除北伐的障碍，拟在湖南重新联络和组织革命力量。恰在此时，谭延闿的政治立场因被赵恒惕赶出湖南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向革命靠拢。孙中山因势利导，叉转而寄希望于谭延闿。其时，国民党人杨庶堪也住在上海，与谭延闿常有往来，向谭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伟大人格，劝谭诚心助孙，政治上才有前途。孙中山还采纳周震鳞的建议，派同是湖南人的大本营参军张国元携亲笔信，并附手令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在沪筹划湖南主面的军事。张国元由粤赴沪，专做联络谭延闿的工作。

至于谭延闿，在第三次被赶出湖南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湖南的制宪仍十分关注；赵恒惕在表面上也一直尊谭延闿为老长官，显得恭敬有加。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时，谭延闿致电祝贺。1922年6月，直奉战争后，出任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谭延闿为内务总长，并派代表携亲笔信和旅费到上海，促谭北上任职，谭复函拒绝说：“今如承命，内既负心，外亦负友，尤某所不敢出也”。几天后，谭又致电黎元洪等人表示：“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人各有志，幸无相浼。”显然。这时的谭延闿虽拒绝了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但在追随孙中山护法与联治主义中，举棋未定。1922年8月下旬，在湖南依省宪举行的省长选举中，谭延闿是7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还是败在赵恒惕手下(赵以1581票当选省长，谭以885票居第二)，谭延闿对通过自治途径重主湘政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正在这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离粤赴沪。苦于无处安身的谭延闿最后下定了跟随孙中山的决心，并重新加入国民党，晋谒孙中山。他的部下石陶钧攻击他说：“孙、谭从此沆瀣一气，才与联省自治派脱去纠缠。”1923年1月，陈炯明被滇、桂军赶出广州后，谭延闿跟随孙中山，由沪赴粤，并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内政部长，随后又被任命为建设部长。

二 谭延闿在关键时刻成为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重要助手，对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至1925年，孙中山虽然在广东建立了革命政权，但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政治上，处境孤立；经济上，广东百业凋蔽；军事上，革命政权控制下的军队不仅数量不如敌军，而且政治、军事素质差。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时期，谭延闿追随孙中山，随侍左右，深得孙中山的倚重，在湖南的讨赵战争、粤赣边境的南始战役以及平定商团叛乱、讨伐陈炯明和北伐赣南等重要军事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前所述，谭延闿与赵恒惕有矛盾；但同时，赵恒惕又一直是孙中山北伐的障碍。因此，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委任谭延闿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率湘军进讨湖南。讨赵战争自1923年7月开始，打了三个多月。整个战争中，孙中山亲自部署战略方针，指示作战机宜；谭延闿自始至终，一直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宣称：“此次延闿回湘，奉大元帅的命令及主义，欲有所设施。很希望诸君一致来帮助。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医治中国的良药……以主义救湘救中国，纵有困难的地方，自愿甘心。但以湖南人打湖南人我却不愿意。若是阻止我的主义，我就要打他。这就是我此回所抱的决心。”他唯孙中山马首是瞻。10月，盘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叛军洪兆麟又进犯广州，形势危急，孙中山急电谭延闿：“此间军事吃紧……仰该总司令迅率所部星夜来援”。于是谭延闿将自己的旧将宋鹤庚、鲁涤平、蔡巨猷、吴剑学、谢国光、陈嘉佑及2万多湘军在11月底以前带入广东。洪兆麟见谭延闿带领的湘军到广州后，便迅速东撤。因此，谭部虽未直接参战，但作为一支有实力的援军来到广东，对扭转局势有重要意义；而一部分湖南官兵从此归向广东革命政权，也壮大了革命阵营。

谭延闿到达广州后，按照孙中山的命令，于1923年12月，率所部湘军驱逐北军方本仁出广东，收复南雄、始兴，挫败了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军事配合，为广东局势的初步稳定做出了贡献，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提供了有利的军事、政治条件。孙中山在给谭延闿的祝捷电报中说：“贵军间关跋涉，仗义增援，巩固北江，克驱丑虏，而东江之师亦振，裨益大局。”在国民党“一大”上，经孙中山提名，谭延闿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一大”闭幕时，孙中山令谭延闿兼任大本营秘书长，协助贯彻大会所制定的对内对外、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工作。“一大”后，孙中山决定再次讨伐陈炯明，肃清东江叛军，然后出师北伐。这时，湘军虽刚刚结束南始战役，喘息未定，却没有一丝迟疑，奉命东征，讨伐陈炯明。谭延闿再三声称：“现在敌军既已退回东江，我们也不应该逗留后方，自求暇逸，应该赶紧前进，将敌人消灭，扫除我们革命的障碍。”孙中山原本是“因东江滇军有不愿积极作战意，故调湘军赴东江巩固石滩石友防务。”但湘军却因孤军深入，给养不足，又水土不服，伤亡近半。孙中山“见得湘军太痛苦，十分受不了。”让谭延闿携巨款到前线慰劳。正在东讨陈炯明之际，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开展北伐的一个好机会，决定北伐赣南。但孙中山本人因应冯玉祥等人之邀北上共商国是，于是，命谭延闿为建国北伐军总司令，全权办理北伐事宜，统一指挥北伐各军；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留守广州。当时，胡汉民很是担心地对孙中山说，他“不能不替组庵(谭延闿)为难。第一，组庵统率的湘军，只是北伐军队中的一部，其他五六部，是否能受命组庵，便是一个极大的疑问；第二，组庵究竟不是军人，即使其他部队，能受组庵指挥，但组庵是否胜任，也不能不稍稍顾虑”。孙中山听后说：“一切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尽管去做吧。”可见孙中山对谭延闿的特别信任。谭延闿明知困难重重，但仍表示：“既是总理主张了，不管难不难，我们不能赞一词，只有努力去干。”事实上，在北伐赣南的行动中，滇桂等军不服调遣，拒绝出兵，只有谭延闿的湘军能服从命令，并深入赣州，占有吉安、吉水等地。北伐战争中，得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谭延闿立即赶回广州致祭，表示要遵循孙中山遗训，“努力奋斗，誓必扫除一切国际帝国主义，一切国内军阀。”并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将“秉承孙大元帅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

孙中山逝世后，滇桂军叛乱。谭延闿按照大本营计划，与回师的东征军一起很快将叛乱镇压。随后，又南征邓本殷。至此，广东全境完全为革命政府所统一。

三 孙中山争取谭延闿，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谭延闿投奔到孙中山的旗帜下，是内外因作用的结果

就孙中山争取谭延闿的原因来说，其一，湖南的地理位置，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极其重要。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北阻长江，南接粤桂，西通黔滇，北洋军阀以湖南为攻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以湖南为北进的阵地。若湖南军队服从于革命事业，就能扼阻北军南下，捍卫广东的安全。孙中山在1920年派黄一欧等回湖南劝谭延闿共同讨伐桂系时就说：“湖南这个地方很要紧”，“由广东北伐，湖南首当要冲；湖南的动静，关系西南大局”。其二，谭延闿是民初政坛上极其活跃的人物。他先后任湖南谘议局局长、中央资政院议员、湖南宪友会干事等职，从191l—l920年，三次督湘，于政局动荡、南北军阀逐鹿湖南的艰难岁月里，在湖南治理财税，修建公路，开采矿山，发展实业和教育，倡导省宪自治运动。特别是谭延闿久绾兵符，在湖南军界的势力很大，湖南军队中不少将领如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宋鹤庚、张辉瓒等都是拥护谭延闿的，谭延闿虽然下台，但仍对湖南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西南地方势力派，又与北洋军阀在较大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方本来就不大的力量，已被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得几乎荡然无存。孙中山既然看不到工农群众的力量，而赖以直接指挥和领导的力量已是微乎其微，他曾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道：“吾党缺乏政治人才，今后必须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助，如北孙南谭，均一时人望。”

就谭延闿来说，其一，他想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报当年赵恒惕逼宫之仇，实现自己的抱负。其二，他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上日益倾向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辛亥革命以前，谭延闿对孙中山的认识是肤浅的，即使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也多是实用主义。那时的谭延闿“以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骂孙中山为只会说大会、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谭延闿第三次卸任湘督后，有机会与孙中山“信使书札往还，讨论国是。”受孙中山的教诲颇多。他与杨庶堪、周震鳞和胡汉民等革命党人接触频繁，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孙中山到达上海时，谭延闿到码头迎接，并连续数周每天前往孙中山的寓所谈话，两人“过从几无虚日”。经过这段时间与孙中山的接触，谭感到孙中山的博大精深远非自己所能企及，常对人说：“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他在给部属的信中写道：“我们不但救国要跟孙先生，即做人亦非以孙先生为师表不可。”谈及自己对孙中山认识的变化，谭延闿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

诚然，谭延闿和孙中山从一开始，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都存在着差异。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同不少军人、政客打过交道，最后感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像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等人并不真心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反而公开背叛孙中山，这是由军阀的本性决定了的。而谭延闿虽在起初持“骑墙”态度，但最终在严酷的事实中受到教育，顺应时代潮流而选择了追随孙中山的道路。两人的这一结合，主要是他们共同的目的——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决定的。因而出现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北洋政府两次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孙中山也任命谭延闿为大本营内政部长。但谭延闿却拒绝北洋政府的任命，欣然应命孙中山。谭延闿与孙中山的合作是诚心诚意的。谭延闿自跟随孙中山后，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开展北伐战争等几个大事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公开站在孙中山一边，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而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人事关系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下，选择谭延闿作为他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在北上入京之前，将北伐战争的重任交给谭延闿，这是孙中山通过对谭延闿的多年考察而作出的一种理想而合乎实际的选择。谭延闿在孙中山逝世后，继续执行孙中山既定的政策，同共产党人合作，成了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