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百年史上，有兩大人物，足以代表過去到現代之過渡朝代的精神與作風的，即是龔自珍與魏源。兩人在當時並稱“龔魏”，並寫今文派之巨子。他們生於中國内憂日深，外患初來之時，以及考據窮變之時，他們一方面代表由古文經學到今文經學之過渡期，另一方面代表由干嘉漢學到現代學術之過渡期。他們反映中國思想界第一個解放時代。譚嗣同詩雲：“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闿運）始是才”，並非溢美。

龔自珍原名鞏祚，字璱人，别號定盦，浙江仁和人，生於乾隆五七年，小林則徐七歲；死於道光二一年（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即中英開戰之次年。龔氏爲段玉裁女之子，又爲其孫壻。少慧，年十二，就外王父段氏受説文，漸通考據之學。二十三歲助修徽州府志，時章實齋以修志聞名，龔氏受實齋著作影響，當始是時。是年一八一四作“明良論”，甚得段氏賞識，曰“吾且髦，猶見此才，死不恨矣”。自是究心百家，留心經世之學。嘉慶二十一年，作“乙丙之際著議”，其命題當受實齋影響（按實齋有戊午鈔存，甲乙賸稿，癸卯通議等）。嘉慶二十四年受學於劉逢禄，交宋翔鳳，爲研究今文之始。二十九年入都，爲内閣中書，參國史館校對，助程大理徐鬆修西北志書，爲研究西北輿地之始。會試屢不售，卅二歲，從江沅浸淫佛學，並寄情金石，汎濫古籍。道光九年，卅八歲，中進士，命以知縣用，自請仍歸中書原班。殿試論安邊大計，以楷書拙劣，不列優等，憤作“干禄新書。”道光十年與林則徐魏源潘四農結詩社。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南下，龔爲文送之。翌年以事忤長官出都，成“巳亥雜詩”，辛丑暴死丹陽，年五十耳。

嘉道之際，社會民生日益不安。洪亮吉章實齋包世臣管同已競言政治，尤注意於吏治風俗。洪亮吉作“廉耻論”，管同有“擬言風俗書”，包慎伯主罷八股代以明經時務。同時，沈子敦潘四農等對於當時政風士風亦有痛切之抨擊。如沈子敦雲：“今日風氣人心，書契以來所未見，有元成時（西漢末）之阿諛而無其經術，有大中時（唐宣宗）時之輕薄而無其詩才，明昌貞祐時（金宣宗）之苟且則全似之矣。”清廷歷以排漢愚民爲上策，滿漢之界，已使漢人有志不得由，而朝以小道取士，士亦阿諛取容。學術衰微，人才風俗自日益敗壞。積病既發，猶不知悔。即無鴉片戰争之變，已不容無所改革。另一方面，乾嘉考據之學，亦盛極而衰。實際首對漢學謾評，謂學問當以經世，搜羅遣逸擘績補苴，不足與言學。雖有江藩猶欲張漢學殘幟，方東樹則痛烈反對，而湘中唐鑒等亦欲合義理於經世。其時正統經學家或留心經世（如阮元），或折衷義理（如陳蘭甫），蘭甫且不滿漢學之稱，又反對科舉，而欲追踪亭林。此學風之一變。

定庵適爲新風氣之代表者，或其宣傳家。定庵明良論云，“士皆有耻，則國家永無耻矣，士不知耻，爲國之大耻。貧富無耻辱其身家，士大夫無耻則辱國辱社稷。”文中描寫當時士大夫之無耻無學至切，所以致此者，一則不足養廉，二則資格限制，三則科條文法束縛過密是也。又謂“世之衰微於無才，無才則由於縛抑過甚。”定庵自視甚高，不合於世。故其詩文多怨憤之語。如乙丙之際著議云：“世有三等皆觀之才”治亂爲一等，衰世别爲一等。衰世均類治世，唯無才將才相且無才偷才盗。何以如此呢？“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轉之，以至於僇之，僇之非鋸非水火，……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耻心，能無渣滓心，亂亦竟不遠矣。……疲勞之疾，殆於癱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棄才屏志士勇夫而厚豢驚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定盦此文，似已受公羊影響。其文情憤慨詭宕多類此。而“亂亦竟不遠矣”已是預言了。

又“古史鈎沈論”云：

“氣者耻之外也。耻者氣之内也。……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推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且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又“乙丙之際著議”云：

“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

近世言改革及變法者，似以龔氏最爲早。“乙丙之際著議”云：“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修以俟踵與之改圖……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邪？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邪？”又如上大學士書雲，“自古及今法無不改，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才必不絶於世而已。”定庵雖反對專制之厄抑人才，不重夷變之防。不主張革命，唯諷滿廷如不變法，即難維其一姓之天下。“五經大義答問”謂：“内外有异，據亂然，昇平然，太平則不然。”“天何不樂一姓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爲一姓勸豫也”。不過定庵對於滿貴專權，隱恨實深。其爲“杭世駿逸事狀”，記杭氏殿試，“下筆爲五千言，共一條雲，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處死，……上意解，赦歸裏”。此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

改革無望，又不主張革命，唯有隱於史以待將來。乃爲“賓賓”之説，以爲士非貴族，只能如孔子爲客卿，爲逸民之史學，以待後起之新王。其“宥情”“抱小”“尊史”“尊命”“尊隱”諸文，均以晦塞之詞，言無可奈何之意。然不能忘情於世，故又爲“尊任”之論。

定庵承段氏家學，然對當時經學已不滿。二十餘歲與江藩論學，謂“聖學有制度名物，有窮理盡性，有詁訓實事，有知來藏往”，而當時之漢學，僅道問一事而已。又論江氏“國朝漢學師承記”書名有十不要。於“乙丙之際著議”中，謂“一代之治，即一代之事”。這也治也學也，一而已矣。

乃聞公羊之説，言三世之義，以爲聖人之道，始乎飲食，中乎製作，終乎惟與天道及治釋典，尤好作性命之談。龔氏之志，本欲貫性天治平之學，雜公羊釋氏言名理（如壬癸之際胎觀，發大心文等）。然有深思而無體系，特以幾切時政，頗見慧心。

定盦表彰莊存與，並以今文議論形諸其奇特文體之中使今文之學得顯於世。此夏會佑所謂“要人申受出方耕，孤緒微茫接董生”者也。唯定盦亦不拘一家之説，不如康有爲等之武斷，彼謂“今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源一流二，漸全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大誓答問”），言甚有理。

龔氏對古籍真僞之辯，以爲術淺近，然其見解時高人一等。如斥陰陽讖緯之説，又不以六經爲孔子作，並謂“仲尼未生，先有六經”六經諸子均出於史，又反對以二戴論孟列於經。而於治經之方，主張“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群書還群書，以子還子。”（“六經正名”）“經爲周史之太宗，諸子爲周史之小宗。”（“古史鈎沈論”）“劉向功在七略，罪在五行傳”其言多見卓識，亦頗類實齋。顧定盦於經史，終未成一家之言。其於數學金石有興趣，亦未足以名家。

定庵留心經世之學，據其年譜作者吴昌綬云，“先生曩在北陳北直種桑之説，策於畿輔大吏。過蘇州則陳吴中水利策。民物之懷，固無時不睠睠也”。其“平均篇”謂世亂由於“貧富不相濟”；“農宗”主張以田分於氏族。雖非創見，亦多空談，然亦見其留心民事。定庵研究甚深，亦其所自負者，則西北地理。近世言西北者，莫之或先。嘉慶廿五年（一八二○）主張西域設置行省，至光緒八年伊犁收回後始得實現。龔氏嘗雲“五十年中言定職”。李鴻章亦云，“古今雄偉非當之論，往往創於書生憂患所得”。其上國史館總裁書論西北事，亦見其研究之勤。又嘗撰“蒙古圖志”，“青海志”等，集中僅存序表而已。今日開發西北聲中，龔氏先驅之功，有不可忘者。

此外，龔氏對於時政，時有主張。道光九年（一八二九），上大學士書，論内閣應行更革之事六條，無結果。十二年，陳“當世急務”八條，文不存集。其中最成問題者，即“汰冗濫”一事。十八年上書禮部論改革四事，亦不得行。

時西方列强已與中國發生交涉。定庵關於西方世界有四五篇文章：

一是“東南罷番舶議”（一八二○年作），主禁外貨。其文爲其子所匿。

二是“主客司述略”，龔氏嘗爲主客司主事。其中有云：“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禄，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利亞，一曰博爾都葛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至琉球，貢有額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可見當時主客司之陋，龔氏亦未深考。

三爲“阮元年譜第一叙”：“粤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蠧國。鎮戒不虞，綢繆未雨，深憂祕計，世不盡聞”（按阮元有請剿英夷二疏）。又代阮元作慮坤神道碑銘曰：“有英吉利，隆鼻高眶。長鯨和之，擘波浪浪。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樓船砲臺，虎門中央。罷關絶市，粤乃大治”。唯既禁煙不卒，臣御英而敗，此則不免大言。

四、戊戍林則徐南下禁煙，龔氏爲文送之，言三决定義（禁銀出口，食販鴉片者誅，宜以重兵自隨）三旁義（禁呢羽毛鐘錶玻瓈燕窩，勒令夷人下澳，火器宜講求，多帶巧匠修軍器），三種答難義（或謂食急於貨，不宜禁銀，曰食第一，貨即第二；或謂不用洋貨税收絀，曰中國與夷互市在利其米，國家不能恃關入；或謂必毋用兵，曰此驅之非剿之也），一歸墟義（引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勸林氏之堅定，並謂期公兩年使十八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時定庵有南行之意，則徐復以“旌斾之南，事勢有難言者”，自指有人厄之也。

定庵負不世之才，屢爲人所訾，所志不遂，屢試不遇，始終爲京中微官。及爲進士，又以書法不工，不入翰林。欲一試於西北，亦不得償其願。幽憤之餘，益詭傲自喜。集中有捕蜮捕熊罴鴟鶚豺狼狗蠅螞蟻蚤蚊諸文，自係議切世象。

定盦本爲文人，與當時秀水王曇相善，王死且爲葬之。蓋同屬才氣縱横之士。其散文詩詞造句命意，不拘繩壘，而筆姿雄艷，開一時之風氣。同光之際，有襲學之名，士子拾其片詞只句，即登第獵名。“巳亥雜詩”，尤膾炙人口。如“勇於自信故英絶，勝彼優孟俯仰爲”，“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限波”，“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漢皇，設想英雄遲暮日，温柔不住住何鄉”，倜儻奇麗如見其人。近世蘇曼殊詩，實受其影響。

定盦倉皇出都，有傳係因顧太清（高宗玄孫绘側室，有天游閣集）事者，實則受穆彰阿之排擠。穆爲當時權相，林則徐之去職遠戍，亦由其搆陷，鴉片戰後，龔放言主戰，穆爲主和要人，益爲所忌。故其死事實可疑。然龔氏不矜□行，亦有易於取禍者。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生乾隆五九年，死咸豐六年（一七九四——一八五六），少龔定庵二歲，而壽長十三年，故躬與鴉片戰争之役。魏家貧力學，少受知於陶澍，治程朱學，一八一四年入京同學於劉逢禄，與龔同爲劉之得意弟子，授中書舍人，歷游賀長齡阮元林則徐之幕，益留心經世之務，一八二六举定盦同時落第，至一八四五始成進士，官至高郵知州。章寶齋包世臣均以遊幕言經世，魏氏對包甚推重，其著作常請包爲之審定。

時吴皖競言漢學。言宋學者，除方苞姚鼐之徒外，湖南唐鑒賀長齡陶澍等，亦宗程朱，言經世。唐鑒嘗爲江寧布政司，以劾琦善群英知名，著有消學案及畿輔水利。陶澍湖南安化人。嘉靖進士，後爲兩江總督，創海運及票鹽之法，以救鹽政之弊，治皖荒政吴水利，均有治績。魏源左宗棠均曾客於陶氏，而胡林翼爲其子壻。賀長齡撫貴甚久，後爲雲貴總督，魏源及羅澤南均入其幕。曾國藩私淑姚鼐並從唐鑒游。故同光新政功臣，均受桐城學派及湖湘學派之影響。

一八二六年魏爲賀長齡編“經世文編。”此書蓋乾隆間吴江陸□（朗夫）所輯之切問齋文鈔之意而擴充之，搜集清初以來私家名臣有關學術、治體、兵政、工政、刑政之奏疏著述。以後饒氏盛氏，續有輯録。反海變起，又有葛氏何氏之續編。雖時多蕪雜，亦存一代文獻。後亦爲策論之敲門磚，然開學問限界，功不可没。

鴉片戰争發生後，魏氏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聖武記”記清廷自所謂“開國龍興”及嘉道間之教案，末附論軍制武備之文多篇。其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最後定本成於二十六年。

“海國圖志”爲國人討論國防外交之第一書。論外國地理者，徐繼畲之瀛寰志略最早。徐山西人，爲閩巡撫。一八三三年在厦門得美人地圖書，據以從事編纂；翌年就外人口述，加以補充，五年書成，即林則徐赴粤之歲。魏書後出，以林則徐“四洲志”爲底本，參考利瑪寶、艾儒略之著作及天下郡國利病書，海國聞見録，地理備考，外國史略，平定羅刹方略，英夷紀略，瀛寰志略，裨海紀游等，併當時外人口述，自較徐書詳備。徐書以地理爲主，魏書則以國防爲主。其自叙云：“海國圖志何所據？據林尚書所譯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關夷語。是書何以作？爲‘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何以异昔人海關之説？以西洋人談西洋也。”道光二十二年，原刻六十卷於揚州，咸豐二年，補成百卷於高郵。其書首論籌海（議守、議戰、議款），次述各國地理沿革，次中西紀年，國地總論，其次籌海總論，夷情備採，輪船圖記，鑄砲鐵模圖記，鑄砲圖式鑄砲説，西洋技藝，地球天文等，其中有關技藝者，爲丁拱辰潘仕成丁守存鄭復光汪仲洋之作；夷情備採鑄砲鐵模圖記，則記林則徐馯，即林在鴉片戰争中請人所代譯者，而籌海四編，有爲林辯護之意，當亦有林氏之主張，故此書實爲林魏合編。此書傳至日本，對於明治維新啓發甚大，維新之士，多人手一編。光緒元年，左宗棠重刻於西北，並補以同文館西人作品數編爲補。左氏有序云：“魏子數以其説幹當事，不應退而著是書。所擬方略非盡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書成魏子殁。二十餘年事局如故。然同光間驅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制槍砲，其長亦差與西人等。藝末事也，有迹可尋，有數可推。因此易於創，器之精光焠厲愈出。人之心思專一，則靈久者進於漸。此魏子所謂師長技以制之者也。”

乾隆以後，研究西域史地漸成風氣。傅恒著西域同文志，何秋濤著元聖武親征録校正，朔方備乘，李文田著元祕史，徐鬆有西域水道記，新疆識略，漢書西域傳補注，張穆有蒙古遊牧記。定盦有西北史地之作。魏氏因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之興味，嘗以獨力改著元史，並有關於西域地理之書。

魏氏不得志於時，晚年咸豐之初，專研今文經籍，著“詩古微”，“書古微”，及“董子春秋發微”，又自稱古微堂，蓋取義於微言大義。定庵爲今文之宣傳家，默深實爲建設者。自劉逢禄著春秋左氏考證，謂此書本名左氏春秋，並不解經，經解之文，均劉歆□入。稍後馮登府陳壽祺陳喬枞等，搜集今文詩書遺説，明經今古家法不同。魏氏則開始對漢學及古文作正面攻擊，謂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行，而於紀曉嵐及四庫館臣之評辟宋儒，深爲不滿。對漢學大師之東原，詆其水經注疏攘竊趙東□書。

魏氏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謂均晚出僞書，並謂詩不爲美刺而作，“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遠而止，豈有歡愉哀樂，專爲無病代呻者耶？”咸豐五年，著“書古微”，以爲不僅東晋晚出之書爲僞，即東漢馬鄭之説亦非孔安國之書。同時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謂儀禮十七竊爲足本，古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僞造。周禮自宋以來久成問題，東晋古文經閻若□斷爲僞作，至是左傳毛詩馬鄭古文以及逸禮均成問題，古文家之經典已受全面攻擊。廖平康有爲遂得以集今文家理論之大成。

今文家多治佛。定盦受佛於彭尺木，受菩薩戒。魏源晚年亦受菩薩戒，易名“承貰”，著“無量壽經會譯”。以後楊文會專治佛學，康有爲章太炎均涉佛氏，亦襲魏之開風。

龔氏陳藍甫謂其狂妄，王國維譏其凉薄所學不深，而葉德輝於龔魏並譏爲無實學，且胸懷猥鄙。章太炎於龔無微詞，於魏則斥其夸誕且不識字。然推崇者亦有其人。魏源爲定庵録序曰：“君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著西北輿地，其文以小學六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隐爲質干。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張之洞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云：龔爲經學家，又史學家又古文家又經濟家。易順開國朝學案通儒學案云：龔魏蔣（湘南）包（世臣）徐（鬆）何（秋濤）張（穆）皆經學兼經濟輿地家。譚嗣同謂“汪魏龔王始是才”。樑啓超雲，“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僅引其緒而止。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治域外地理者，源實爲先驅。後之治今文學者，若以經衛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實爲公平之論。

龔魏之時，爲國運之變局。彼等“不勝憂危，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樑啓超），故餘稱之曰先驅。龔氏雖學無成，而才智敏鋭，魏氏稍蕪雜而精力絶倫，均有足多。然彼等終不得盡其學，最後仍墮入彼等所不屑之考據之途，且以婦人佛學爲最後藏身之所，此則中國才智之士之共同墓地。近代中國思想家少年時代多能勇鋭，然久經困厄，相率回至故紙堆中，或遁於世俗之陷阱，佛老之虚無。過去現在，比比皆是。此爲舊社會文化惰性龐大之表現，亦國運人才之悲劇，然究亦學識氣力不足，未能透視將來，貫澈到底。故餘頗爲龔魏惜，亦望當世之爲學者，弘毅任重而道遠，能不爲過去之幽靈所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