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自京中來云：近年凡百蹭蹬，人心惶惶不安，頗有人這樣嘆息道：“豈今日竟無一曾國藩”？這個嘆息，實在是語重心長，表現其尤勞之心了。國藩生當太平年革命之時，太平軍於咸豐二年二月率其老弱男女不及一萬人，由廣西轉入湖南，一年之中，裹脅民衆數十萬，順流東下，所過城鎮，望風披靡，而卒定者於南京。是時國藩正在家中守母喪，其友羅澤南郭嵩燾王鑫等力權國藩出來主持地方聞練，於是仿戚繼光成法，束伍練技，編爲湘勇，不久又購造兵船，編成水師，這是“湘軍”漸漸成形的開始。
當時清廷嫡系軍隊，有欽差大臣琦善所統直隸河南黑龍江馬步各兵，由河南信陽，馳扺揚州，稱江北大營。向榮由廣西追太平軍，至江寧屯孝陵嵩，號爲江南大營。兩軍合計四百餘营，外面看來，聲勢何嘗不大？清廷亦正因此表面聲勢之大，而不願重用曾氏。雖國藩治軍七八年，轉戰於兩湖江西安徽等處，皆以兵部侍郎資格，與地方大吏有主客之勢，從打了好幾次勝仗，亦未見以實權相予。自江北大營江南大營先後为太平軍所夷，兩江總叔何桂清遁走，江蘇巡撫徐有容浙江巡撫羅遒殿俱死於難，眼見江南大局，土崩瓦解，這才着了慌，於咸豐十年六月詔受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於是事權歸一，國藩乃蔗左宗棠專任浙事，李鴻章專任蘇事，曾國荃圍攻安慶，胡林翼撫湖北，沈保楨撫江西，晏端書謀餉粤東大家皆聲氣相通，呼應靈便而卒奏戰定之大功。
凡事都不會太簡單的，何况這綿延十五年，縱横十六省而又以民族革命相號召的太平天國，就輕輕被一群文弱書生把他消滅，這豈是平常之事？今日社會不安，人心怨亂，自不下於彼時，要想戰平大亂，自以曾氏那樣人爲相宜，然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其何可得？而其精神規模，則招招尚在人間，可效可師，則曾氏又非絶對不可求得。在當時戰亂區域之内，曾氏幾乎總攬軍事政治財政之大權，且處於滿洲朝廷疑忌之下，若非曾氏那種堅苦卓絶，不愛錢，不怕死的精神；與其偉大的胸懷器量；及其知人處事之明，提羅英才之大公無私；又安得奏此大功？當湘軍初起之時，一般滿洲將吏，及緑營諸人，輒多方藐視嫉妒，而長沙官兵乃尤甚：士兵則對湘勇私門，軍官則處處掣肘，當時塔齊布幫同國藩治軍，一般滿人猶駡他詔媚。有一次塔齊布所教練的反州鄉勇，與永順官居兵私門，後來湖南提督把這些亂兵，一一綑送國藩，聽其處置，孰知尚未议處，而永順營兵已大隊衛入曾營，國藩部屬頗主張把這件事報告朝廷，國藩説：“大亂未平，何忍私鬧意見，我們避之好了。”乃即日移住衡州，當時他給王鑫的信中有一段，萬可見他當時處境之難。他説：“近世之兵，孱弱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御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已之賊，而狠心以仇勝已之兵勇。其仇勇也，更甚於仇兵。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層見迭出，且無論其公相仇勇，欲求其成功，其可得耶？”在此困苦艱難之境，他惟憑那付堅苦卓絶的精神，埋頭做去，期侍最後的成功。他曾説：“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爲，要之清潔自矢，則衆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士，可以勉力爲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杰，豈有種子？大半皆珠積寸果漸作而漸近，漸似而漸成耳。”這是他勉勵部下之词，亦即其自勉之詞。他本人打仗不算高明，幾次都是吃敗仗，然而他那不怕死的精神，確昭昭如日月之明。守祁門時，懸劍帳外以自矢曰：“去此一步無死所！”晚年辦天津教案時，與其二子書有云：“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他數十年如一日的，置死生於度外，這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
雖有堅苦卓絶，不愛錢，不怕死的精神，設無偉大的胸懷與器量，則將不能容物，仍是不够戡此大難的。他嘗説：“古人患難尤處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健康。”在他日記中有一條説：“凡辦公事，須視爲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爲一身一冢之圖，方能親切。”他在湘昭忠詞記裏有云：“世之亂也，上下從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函，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凡此都見得它的胸懷，是天下一家，四海人人，一夫不，時予之辜的氣象。有了這样胸懷，自然器量不會狹隘，因爲他目標大，志趣高，如長江大河，奔赴千萬裏，小木小石，自不足爲其阻碣。在他日記中有兩段話足以表現他的器量：“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蕊蕊有之，人人不免，慈其拂逆，而必欲順衆，設法以誅鋤异已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恒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迎，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又云“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寗國之賊尤悸者，十之七八，而因僚屬不知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大亂之時，餘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書若此，甚矣餘之隘也！”此處見到他容納之量，與痛白刻責之深。我們居今日，看他所成就的事業，及當時所收羅之人才，已很足以表現他器量的宏偉，然而他還如此動心忍性，委曲求全，日夜自責，惟恐失於狹隘而不能容物，這便是上面所説的，他目標大，志趣高，以聖賢之用心自期，所以他能有那麽大的成就，而非他人所易及者。
再談他知人曉事的本領，更是使人傾心向慕。他曾説：“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閲歷黾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异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願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决非和協之故。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曉事，則寫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爲小人。”他所謂曉事，就是一件事的内容，甘苦，及其所當然，所以然之理。這件事雖然亦非易易，但如歷事既久，經驗漸增，即是曉事之途徑。至於知人，必須自己學問涵養識見才能，至少有一項足以超過對方的人，始足以知之。所以這件事不是容易學的。綜合知人曉事這兩件事，可歸納成一個“識”字，他曾説：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我以爲知人曉事，就是識字的注脚，辦事尤其是辦大事的人，若無知人曉事之識，則人之短長，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於心，處理自一無是處，從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終不免於謬誤。這兩件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長。尤其知人一項他簡直神手其技，一見之下。可以察識終身，不知者以爲他是精於相術，實則是他學問涵養才識閲歷，有過人處，故一經察識，無從隱蔽，他生平得力於此者至夥。兹録薛福成一段話如左：
“曾國藩知人之監，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爲异才，不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股，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奬人才，尤屬不遺餘力。嘗闻江忠源未遠時，以公車人都謁見，款語移时，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蔗，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事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績賓，李续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塵，或拔自隴畝，或拔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各盡所長，内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願，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願，或以血戰成名，臨敌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
這一假是薛氏在他部下，目覩之事，故所記至爲真實，我説他所以能如此者，仍是靠他那一顆大公無我之心，與那誠篤寬宏的態度，他認爲取天下之人才，克天下之大難，這是最坦夷之事，無所用其傾軋，嫉妬；而他自己，也只是一心要削平大難，故只是獻身國家，以盡其天職，一切權利，勢位，功名之見，在他腦筋中可算無有。他只覺當時太平天國之亂。不是清朝政權問題，而是中國數千年來文化存亡的問題，所以他要竭死力以殲滅對方，爲的是要保存數千年來之文化。他目光注視在這一方面，故其一切行動都較别人來得深刻，來得偉大。而其捉擢人才，與其奬勵培育之方，會自然而然的收效宏大。大扺人才，全靠在上者如何運用，運用得宜，則隨處皆是人才，道光卅年，國藩應詔陳言疏有雲：“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數衍，曰顢預，……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這證明在湘軍未出以前，國家所謂人才者如是而已。曾氏出來則主張“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得十百人中之尤者，予以適當機會，磨練其才能，這是他擺用人才之惟一辦法。他説：“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成之卓識，大扺由勉强磨練而出耳。”又云：“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無鎜根錯節則利器莫由顯著。”現在更取薛福成的一叚話，以見他培養人才之至意。
“曾國藩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磨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奬借，量才録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動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問咨，代爲籌劃，别後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桀傲貪詐若李世賢，程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牍，殷勤諷勸，奬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絶，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相因而出者也。”
他始終以天下之心作育人才，故所成之才，皆天下之才；他從未想到造成一個系統，甚至一個私人的人才，也許他知道以系統私人之心造就人才，則所謂人才者，羽翼既成，亦將自造其系統，以自樹門户，而天下之患，無已時矣。這可説是千古造就人才之準則。然而他究竟以一人之力，或同輩少數人之力，對僅有之部屬，作殷勤訓誨，收效猶不甚廣，故其與彭麗生書就痛恨道：“無兵不足深愛，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婺畏縮者，竟驤首而上腾，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因是之故，雖曾氏一輩人。勉將大亂戰平、而全國疮痍，無從平復，一遇外患，猶不免分崩離析，幾成瓜分之禍，則終由滿人嫉忌漢人之所致和，滿人至亡國而不悟，亦可哀已。雖當天下大亂之頃，朝廷滿漢大臣，图傾軋國藩者殊不一而足，其中以翁心存祁雋藻兩大學士爲最厲害，雋藻至謂國藩以匹夫，居鄉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而咸豐之心，不爲動，始終任用不衰，雖亦可説滿廷此時實無可奈何，不得不重用漢人，然其智量，亦有足多者！
如上所述，曾國藩之所以成爲曾國藩者，自有其顛撲不破之條件，而用曾國藩者，亦必具有相當之智量。今日未嘗無磨練成曾國藩之機會，患在不善利用機會以自磨練：我們亦可以説，今日亦未嘗無曾國藩這類人才，患在無此智童之人去認識與容納他。此所以有“豈今日竟無一曾國藩”之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