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國洋務運動始于咸豐十年（一八六○），止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共分成三期。臺灣因僻處海隅，素為清廷所忽視，故第一期的洋務運動臺灣並未包括在內，直到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本出兵琅□引起牡丹社事件後，朝廷派欽差大臣沈葆楨來台辦理交涉及善後事宜，臺灣才算進入洋務運動時期，與內地相較已晚了十五年。沈葆楨蒞台後，重新規劃臺灣的行政體系；取銷對後山的禁令，促成臺灣東半部的開發；降低台煤的出口稅，引進新式機器開採煤礦；……凡此種種，皆為致富圖強的第一步。為了貫徹其治台的理念及措施，沈葆楨認為需派大員駐台督辦，時沈葆楨因與閩浙總督李鶴年（同治10.11～光緒2.8任）不和，故不主張由“職歸巡閱，乃統邊防”的閩浙總督駐台督辦。但若由特設的督辦大員駐台，又恐於地方有呼應不靈之處；故將洋務運動在台的執行任務交由福建巡撫王凱泰接辦。沈此舉使閩撫往來閩、台疲於奔命，歷任閩撫均不以荒廢閩省待辦之事，而赴台督辦為然。尤其丁日昌、吳贊誠兩人都身兼船政、撫閩、巡台三職，未免左支右絀，分身乏術。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起，恢復嘉慶十五年（一八一○）由督、撫、提等閩省大員每兩年輪流赴台巡閱之舊章，閩撫不再長期駐台。故自光緒五年起，迄光緒十年劉銘傳以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止，閩省大吏赴台巡閱的計有閩撫勒方錡兩個月；閩撫岑毓英兩次來台，共四個半月，閩撫張兆棟來台一個月，短期巡台，自然無法積極推動臺灣近代化的工作，故這時期臺灣的洋務運動主要由福建臺灣道來主持。由同治十三年到光緒十年間任職台道者，以夏獻綸（同治12.2.2～光緒5.6.23任）、劉璈（光緒7.8.10～11.5.13任）貢獻最大。劉璈由於在中法戰爭期間結怨于劉銘傳，故劉銘傳於戰爭結束後嚴詞彈劾其不法，因被論斬；其著作“退思錄”亦為銘傳毀版，以至於除了連雅堂在“臺灣通史”為其立傳外，其在台三年半的政績並不為人稱許。幸好“退思錄”仍然流傳下來，故近來對劉璈的瞭解日多，但有關著作除王世慶、史威廉的“劉璈事蹟”、石暘睢的“威震中外之劉璈”、黃小平的“The Conflict Between Liu Ao & Liu Ming-Chúan and the Sino-Frenhc War in Taiwan”外，均附于劉銘傳之研究中，且多有偏頗之處，故對二劉之爭均尚未有過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二劉之爭的原因，並由刑部尚書錫珍、江蘇巡撫衛榮光對劉璈的審訊，探查劉銘傳彈劾劉璈之罪是否“語多不實”？二劉之爭，劉銘傳勝，劉璈遠戍黑龍江，此一結局對晚清臺灣政局亦產生重大的影響，此點本文也將加以說明。本文在談及二劉時，因劉銘傳的研究已有許多具體的成果，因此詳于劉璈而略于劉銘傳。
一、中法戰爭期間二劉的衝突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法國為取得安南的宗主權，與向為安南宗主國的清廷發生糾紛，而此時清廷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內則：清廷在中法戰爭之前已有兩次對外作戰失敗的經驗，不輕易言戰；且清廷自道光末年以降，陸續發生太平天國、撚亂、回亂，動搖清廷的國本，元氣尚未恢復；外則：日本在牡丹社事件後，又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併吞琉球，來自海上的日本勢力，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環；英、俄也正加緊對西北侵略，清廷雖已消滅阿古柏的勢力，但為了收回伊犁又幾與俄國開釁。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雖極為關切安南的安危，但也希望在“不貽後患，不損國體”的情況下與法國和解。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中法雙方在李鴻章與福祿諾（F.E.Fournier）協商下，訂立了包含五條款的“天津簡約”，福氏希望清軍於五月十二日退出高平、諒山，閏五月九日退出勝保，李鴻章拒之。然法軍將領（（Général Millot），卻在接到福氏通知後派Dugenne帶兵八百到諒山接防，因而引發了觀音橋事件（法人稱Guetapens de Bac-Le），法方向清廷提出嚴重抗議，清廷卻以釁自彼開，咎由自取，態度堅決，雙方情勢頓呈緊張之局面。閏五月九日，新任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Jules Paten?tre）到華履任，頗有和意，清廷乃令邊防軍自諒山撤防，退守勝保，並不得輕開邊釁，以待雙方和解。先是，在天津簡約未訂前，法方欲占瓊州、舟山羣島及臺灣以利雙方衝突之解決。但舟山羣島及瓊州島，前者近長江流域，後者近香港，兩地皆為英人的勢力範圍，法人為避免英人的猜疑，乃主動發表不攻擊海口的保證，以安撫英國。相反的，臺灣北部的基隆因有良質的煤可做為船艦的燃料，乃成為法軍攻擊的顯著目標。清廷聞訊，於九年十月由軍機處通令沿海各省增修防備，臺灣此時起也由臺灣道劉璈負責籌防。劉璈將全台分成前（澎湖）、後（花蓮、水尾、埤南、三條侖以迄鳳山界）、北（大甲溪以北到蘇澳）、中（曾文溪以北，大甲溪以南）、南（曾文溪以南）五路，分別由澎湖副將蘇吉良（後以安平協副將周振邦易之）、副將張兆連、總兵曹志忠、（後易以孫開華）臺灣鎮總兵吳光亮（後易以楊在元、章高元、劉璈）、劉璈統率。劉璈一向與吳鎮不和，乃經由福州將軍穆圖善，將吳光亮調回省城，易以湘系的楊在元署理台鎮，並由同為湘系，時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派兵支援臺灣。劉璈統一了事權後，除派次子劉濟南回嶽州原籍募勇外，也募集善戰、且熟悉地形的台勇；此外舉辦團練，招募水勇，予以訓練，使能投入戰場。劉璈對土勇的重視，使土勇在中法戰爭時立下彪炳的功勳，如：張李成滬尾一役的成名，林朝棟的守衛獅球嶺皆是。劉璈除五路佈防，統一事權，募補土勇外，對於戰時軍器的補充及運輸補給等業務也十分重視，故均先事籌畫，如設置火藥廠，撥購水雷，修築安平、旗淩、澎湖等地的炮臺；妥籌經費以應戰時之需。另設道濟公棧，加速台廈間公文的遞送及訊息的傳佈。由上述，可知劉璈曾盡力籌防，但劉璈佈置台防以台南為重心，對於產煤而為法人覬覦的臺灣北路，反而稍為忽略，此點也是日後二劉衝突的道火線。劉璈何以特重南路的防衛，乃基於如下三個理由：
1.臺灣府城（即今台南）中有道府餉庫、子藥局、軍裝局、支應局，為全台根本，一旦失陷後果慘重。
2.府城距海僅十餘裏，由城外一帶沙浦可直抵海濱，若遇大潮，敵艦趁機襲入，既可由艦上直接發炮攻擊，且登陸後，可立即兵臨城下。臺北雖已起造城垣，但因城中居民未集，且距海口遠，危險性較小。
3.臺灣府一向為臺灣的政治中心，臺灣道常年駐在該地；沈葆楨、丁日昌以降均以台南為防禦之重點所在，這也是劉璈必須重視台南的原因。
劉璈在劉銘傳未到台督辦前，已作了上述各種措施，因此一般人對劉璈此時期的評價也不惡，如稱“劉璈數月佈置不錯，眾論僉同。”但因中法之戰只發生在北部，而北部遭敗績；南部雖因劉璈“支撐危局，佈置井井，使台南一隅無烽火之警”但仍不免遭人非議。光緒十年閏五月四日清廷因中法局勢緊張，特加劉銘傳巡撫銜，使督辦臺灣軍務。劉銘傳抵台後，不滿意劉璈對北部的佈防，對湘軍遍及全台的情形，亦感困擾，遂設法加強北部的兵力及調淮軍抵台。由於兩人佈防觀念的不同，再加上湘淮間的異器，二劉在戰爭期間乃產生許多無可避免的衝突，茲依時間順序分述於下：
（一）楊在元事件——如前述，劉璈既受命籌辦全台防務，但因與吳光亮素來不睦，乃經由穆圖善調吳回閩省任用，另易以湘系左宗棠部的楊在元署任臺灣鎮總兵，並代替吳光亮戍防中路。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朝廷命主戰最力的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並署船政大臣。張至閩後，以楊在元在接署總兵後不洽輿情為由，彈劾之，楊因而落職。張佩綸此舉在討好已被任命為督辦臺灣軍務的劉銘傳。觀其給劉銘傳的信件中，除奏由淮系的章高元代替楊在元外，且欲劉銘傳觀察劉璈之賢否，以定劉璈之去留。左宗棠既無法挽回楊在元被撤任的命運，後仍擬利用十年九月五日，法人開始封鎖臺灣之際，再派楊在元到台專司轉運工作，仍被駁斥。事後經閩浙總督卞寶第查明楊在元被料彈之罪名，皆不成立，乃籲請開複楊在元原官。
（二）撤換劉璈事件——早在劉銘傳未到台前，劉璈已被朝臣參劾：“（劉璈）肆意貪橫，辦防鬆懈，與總兵吳光亮不合，設遇有警，恐致僨事。”但因兩江總督左宗棠、福州將軍穆圖善均為劉璈的舊上司，故不僅罪不及璈，且調走吳光亮。李鴻章在其舊部劉銘傳奉命來台之後，見湘系勢力遍及全台，恐劉璈不肯受制于劉銘傳，乃有易台道之意，事不成。劉銘傳到台後，對劉璈籌辦的台防，嘖有煩言，認為在兵力上，台防官兵為數兩萬，但器械不精，操練不力，無法禦敵；在防務上太重南部，忽視北部，必須重新調配兵力。除了戍防觀念嚴重的分歧外，劉璈無法濟餉臺北，使劉銘傳深感無法與劉璈共保臺灣，因此奏劾劉璈。是十年十二月底，即請調龔照瑗來台代替劉璈的職務。但蘇松太道邵友濂卻以協助轉運援台物資為名請留龔，朝廷雖能體諒邵道之請，仍令龔赴台，遺缺再由李鴻章、曾國荃酌保妥員接替。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卻達朝廷之意，令龔留上海，故不得赴台。劉銘傳在無得力幫辦之下，唯有忍氣吞聲以待事平。
（三）李彤恩事件——李彤恩案之起，道源于中法基隆、滬尾之戰，有關此次事件的誰是誰非，兩造各執一辭，迄無定論。按李彤恩于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隨同候補道區天民到淡水各口開辦設關收稅事宜，同治年間，負責解送臺灣各通商口岸之稅銀赴省，屢蒙嘉獎。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沈葆楨擬以新式機器開採煤礦，延聘英籍礦師翟薩（David Tyzack）到台，台道夏獻綸乃調李彤恩等二人會勘。中法戰爭期間，李彤恩任職滬尾海關通商委員，據劉銘傳稱，其和劉璈於光緒十年六月十二日察看滬尾炮臺時，才首次見到瘦弱不堪的李彤恩，除令其趕緊調養外，並委為兼辦滬尾營務處。光緒十年八月十三日，法兵由孤拔（Admiral A.A.P.Coubert）率領進攻基隆，劉銘傳率諸將禦之，法方不得逞。翌日，另一法將李士卑（Admiral Lespès）率領進擊滬尾。滬尾原有孫開華等諸部守禦，李彤恩懼法兵犯滬將破臺北府城，乃三次飛書請在基隆之劉銘傳增援。銘傳聞訊撤曹志忠、章高元等軍放棄基隆，增援滬尾，乃敗法軍。左宗棠時正督辦福建軍務，聞滬尾之捷，乃於九月二十六日向朝廷奏捷，未曾提及李彤恩之功過。基隆自八月十三日撤退後，一直到十月底均未能收復。十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到福州履任，接據臺灣道府等的稟報，確認基隆之撤，乃為李彤恩所誤之故，故上折參李彤恩，並請予革職處分。十一月十八日，朝廷革李彤恩職，並令將赴臺灣，時為幫辦福建軍務的楊嶽斌查明事實的真相。劉銘傳認為李彤恩所以被劾，乃因朱守謨素與李彤恩不和，故在左宗棠前挾嫌誣告，而左之據朱詞以劾李，乃挾左、劉間之舊怨所為，撼李即以撼己，故嚴劾朱守謨以求自救。朱守謨的罪行是：“臨危乞假，規避敵鋒，又複造言生事，搖惑軍民，尤屬故達軍令。更於撤差之後，沿路招搖，逗留福州鑽營差委，肆口讒謗，計敗戎機，實非尋常造謠可比，應請旨將道員朱守謨革職永不敍用，以示薄懲。”按朱守謨本在上海養病，銘傳赴台前因乏員差遣，乃約同渡台，委其營務之責。至台後，後路營務之事均歸朱處理，朱同時也負保護淡水洋商之責，銘傳稱其所為俱臻妥善，七月乃向朝廷奏留朱守謨在營効力。觀劉銘傳奏劾朱之六大罪中，一似朱自六月十五日任營務處後，即不稱職。果如此，七月時當不會上奏請留朱在台委用。據餘所見，銘傳劾朱主要的罪狀是朱於滬尾戰後欲回省城“乃不由滬尾乘輪，特繞台南（言之于劉璈）招搖播弄，複至福州省城。左宗棠、楊昌濬正盼台音，聽該道一面之詞，不能無惑于基隆之退。”其餘罪行皆不成立。否則，若成立，劉銘傳亦難辭用人不當之罪。時人對朱守謨被劫之事，認為劉銘傳系因“湘淮不和藉端報復”。
奉旨查辦李彤恩案的楊岳斌，於光緒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到達卑南，二月七日到達台南。方其到達，接朝廷是日發的諭旨，令其審理李、朱兩案。同日劉銘傳亦上奏辨明左宗棠所劾之虛，並表彰李彤恩之功，楊岳斌時因十一年元月北路有月眉山之敗，已奉命北上籌防以求收復基隆，不欲審理棘手之案件，乃於三月廿八日奏請另派大員審理。朝廷嚴責楊不得規避，楊乃勉為其難加以審理，李、朱兩人均照原議革職處分。楊嶽斌所做的判決，采既不得罪左宗棠亦不得罪劉銘傳的做法，此舉，陳淡然評為“調停左相”之舉，羅惇□亦稱此案的審理實系“朝廷方依銘傳，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誤，楊嶽斌遂以囫圇之詞覆奏。”對此案之審理，左、劉雙方均不滿意，中法戰爭結束後，左宗棠於六月二十四日再度舉證李彤恩之罪，必不肯輕饒。然是時李鴻章在朝中已大用，劉銘傳也正擔負臺灣善後之責，故朝廷對左宗棠之奏招，予以嚴厲的叱責：“劉銘傳倉猝赴台，兵單餉絀，雖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罪有不相掩，該大臣輒謂其罪遠過於徐延旭、唐炯，實屬意存周內，擬不于論，左宗棠傳旨申飭，原折擲還。”李彤恩案至此乃告確定。李彤恩革職後，於十一月八日回籍，不久，劉銘傳以淡水教案及捐輸等案需李彤恩辦理為由，再度奏調來台，朝廷尤其所請。
（四）劉璈阻餉——有關劉璈阻餉可分三方面來探討：
1.不濟餉——早在中法尚未在基隆開戰，劉璈即預知一旦戰爭爆發，餉將不足，故咨請何璟上奏朝廷先行濟餉，然戶部迄未救援。迨戰火初起，各路援軍赴台，台餉驟增，臺灣道府庫餉已感支絀，到十一月底，台南只剩七千餘兩。因餉絀無援，劉璈乃取得劉銘傳之同意，截留各省協濟臺北餉中的五萬兩以資運用。劉銘傳明知台南窘狀，但仍一再言劉璈漠視臺北，不予濟餉，朝廷乃數度諭令劉璈接濟，如光緒實錄十年十月十日：“諭軍機大臣等，……台南兵餉等項尚可接濟臺北，如劉璈意存漠視，即參治罪。”又如同年十一月六日：“電寄劉銘傳，……並飭劉璈速籌協濟，如再漠視即行嚴參治罪。”十一月二十六日，楊昌濬接軍機處令，指出劉銘傳奏中稱“台道六月報存庫八十萬，僅借臺北七萬”，需據實查明。楊乃派陳鳴志到台查辦，證實劉銘傳的彈劾有誤。中法停戰後，劉銘傳對劉璈截留臺北餉五萬兩一事仍耿耿於懷，而此時銘傳又查出包辦釐金的陳鬱堂有私吞釐金不報之事——中路四萬六千兩，南路一萬五千兩，若將此款做為台南之餉，當不必截留餉項。又據署臺灣道陳鳴志面告，臺灣府庫到十一月底尚有一百萬兩為由，再度將陳鳴志業已審明之案，羅織成不濟餉的罪名。陳鳴志前既已奉旨查明劉璈並無不濟餉的事實，此時何以反覆其辭，實令人費解。幸經查明，證實劉璈之不濟餉實因台南乏餉；而截留五萬兩，亦系經由劉銘傳批准後才做；陳鳴志也坦承舉發的錯誤，劉璈之寃屈方得澄清。
2.劉璈在十年六月十六日基隆戰後，即照楚軍章程加足臺北各營每營一百九十二名夫價，本無可厚非，但因與淮軍的關餉有異，劉銘傳乃認為劉璈“明知臺北無餉，意在擠令各營速潰”。實則加足夫價本屬合理，況劉璈身在台南，若臺北潰，台南豈能自全，當愚不至此。
3.劉璈聲稱台民捐款兩百萬兩，款項未齊即以上報，意在阻止朝廷援台——劉璈勸捐台民，乃因法人封口餉絀，欲求自救，唯有勸捐臺灣紳耆，且曾言明此款在法人弛封後再行開徵。由於二百萬數目過大，紳民不安，左宗棠乃令劉璈減為一百萬兩。劉璈實無意因此而使臺灣絕援，且在被解職時，已得捐款三十餘萬兩，並非侈言而不辦。
（五）劉璈加深法人封口事——由於法國不宣而戰，而中法戰事已陷入膠著的狀態，為求早日結束戰爭，乃實行所謂的“和平封鎖”。封鎖令由孤拔在其旗艦Bayard號上發佈，自九月五日開始實施封鎖，其範圍南起鵝鑾鼻，北至蘇澳烏石鼻，劉璈在法人封口後，首先與各國駐台領事會商，請領事諮商各該國駐京使臣，按萬國公法之例，阻止法方的行動，未果。複於九月二十五日上書清廷，抗議法國封口的不合法，請朝廷與各國駐京使臣商議，以扼阻法艦的封鎖亦未果。是時法國來台之艦有限，臺灣四面是海，無法全面封鎖，臺灣仍可得到由內地來的接濟，法方有鑒於此，旋於十月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封鎖範圍改為自沿岸向外延伸五哩的洋面。十一月台南附近已有弛封的現象，劉璈乃昭告駐台領事，按國際公法中有“封港非密設兵輪以阻之，只派數船在洋面梭巡而無定所者，不作封堵論。封堵敵國口岸，其勢衰而不實力辦理，即作為廢弛”，故法國沒有兵艦在台南口外封鎖，即為弛封，希望國內外商人能繼續來台貿易，以紓台餉之困。英領事亦認為法人已弛封，並以之詢問法國駐京使臣。劉璈除照會駐台領事暨稅務司外，並電呈駐京各大臣及總稅務司覆核。劉璈的外交行動，促使法方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再度加強封鎖，且將封鎖線延伸到臺灣東部洋面。劉銘傳遂糾彈劉璈稱：“台南海口法已弛封兩月（賞為一個月），劉璈忽照會英領事，責其廢弛。英據文轉法，複行封禁，巡查更嚴。”清廷聞訊，責備閩督楊昌濬在代劉璈上奏時，只提到照會一事，並不及其詳細內容和結果，楊乃於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將劉璈於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法人違背公法，虛聲封禁臺灣口岸實礙通商業經職道將請咨各國理論緣由”、二十八日“法人馳封不告忽告再封實大害中外通商”申詳文二件，呈交朝廷。清廷並未處分劉璈，可見劉璈利用外交手段，欲解除臺灣封口之努力，亦為朝廷所肯定。
二、劉璈被劾
中法停戰，法軍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五月九日退出基隆，劉銘傳由督辦臺灣軍務轉而處理臺灣善後事宜，這時劉璈也欲著手辦理台南的善後，特向左宗棠請撥一百萬，劉銘傳這時對劉璈的不滿到達極點，因為他本身是福建巡撫督辦臺灣軍務，劉璈是其部屬，善後事宜當由自己來主持，何容劉璈專擅，乃透過李鴻章，籲請朝廷轉令左宗棠不得撥款給劉璈。同時因戰爭期間處處感受劉璈的牽掣，舊怨新仇交並，乃嚴詞彈劾劉璈。先以陳鬱堂匿報中南部釐金，劉璈應負監督不周之責為由，於五月十三日上奏請撤劉璈職。劍及履及，複於五月二十六日上“道員貪污狡詐不受節制劣跡多端聲名狼借謹臚列各款並掣肘臺北情形據實參奏”折，共計十八款罪名，分述如下：
（一）軍務廢弛——“劉璈到任數年，不但臺北、澎湖毫無佈置，即台南安平、旗後兩口，除沈葆楨前築炮臺外，並未添一炮臺，築一堅壘，每年虛糜鉅款，未購精利一槍一炮，所有各軍俱不操練，提截曠以掩虛冒，以致各營空額日多。”
（二）吏治腐敗——“地方命盜各案件，日積月累，從未一正兇。”
（三）侵吞款項——“據前署嘉義縣知縣張星鍔揭稟，該道自抵任後，每年侵吞搜剔，中飽銀五十萬兩。”
（四）刊刻“退思錄”——“遇事獨行獨斷，毫無忌憚，與何璟文牘往來，所有齟齬之詞，刊刻成書，以形其短，散佈各省。”
（五）不聽節制——“該道于全台事務，如募勇製造，動用公款以及地方委差、委缺，從未請示候批，凡經臣（劉銘傳）批駁之件，置之不理。該道曾于上年九月底，自行發折奏事，並奏該道系奉旨辦理台南防務，言外不歸節制。”
（六）不濟餉——“臺北兵餉支絀，該道不獨絲毫不肯接濟，忽於八月二十日咨行署提臣孫開華、曹志忠等所在臺北十二營，俱自六月十六日起，加足夫價一百九十二名，……該道明知臺北無餉，意在擠令各營速潰。……”
（七）加深法人封口——“九、十月間，（法）雖封口，並不嚴重，該道見臺北餉械尚能轉運，于十一月初照會，謂封口廢弛，……”“法遂於十五日重行禁口，擄船殺人，斷絕台運。”
（八）斷臺北之援——“十月底該道詳報派捐全台二百萬，並未分飭各縣舉辦，即報自十一月初十日開收，軍火亦經設法運購，台防兵餉足恃，詳請左宗棠、楊昌濬與臣（劉銘傳）分別奏咨以慰宸厪，欲懈朝廷急切援台之心，並阻各省接濟餉械。”
（九）“訪查台南三十營，湘軍每月餉銀由管帶、幫帶各具印領，要寫二千九百四十餘兩，除例少勇一百名繳歸劉璈外，另扣空額、截曠銀兩多少不一。每營定章長夫一百九十二名，照數請領後，須繳還夫價銀三百八十兩，內有管帶、幫帶，如副將姚秀芳等，每月由劉璈酌給薪水數十兩，兵餉由劉璈給發，所有公費夫價空額均歸劉璈，名曰包營。”
（十）“訪查台南鎮海等營，自光緒七年起至十月底止，每勇月提存餉銀二兩，臺灣煙瘴之地，疫癘時作，凡勇丁病故者，所提存餉概不給發，即有家屬來領，又以箕斗不對，年貌不符，留難不發。凡告假者，分文不發，勇丁每有棄餉逃走。各營人數空額概不令補，空餉提為截曠，如各營添補一勇，雖隔數百里，皆須至道署驗看箕斗，許多留難，嗣後各營空額俱不添補，上年五六月間竟有空勇三百餘名者，秋冬始由江南招募一千餘人添補，聞空額尚多。”
（十一）“台南三十營，管帶、幫帶多系劉璈親戚門生之類，如鎮海後營，系其第二妾舅李德福管帶，冒充都司，實系把總。岳右營系妾舅李立綱管帶，虧欠公款，改歸遊擊黃瑞清管帶，代為彌補，並送李立綱洋銀五百兩，另提空額十餘名，歸劉璈內帳房作為道署用人工價。提督高登玉派充分統，自帶兩營，岳後營餉項歸高登玉領發，岳營由高登玉領餉，交歸劉璈給發，所有營官薪水公費夫價，均歸劉璈入私。”
（十二）“訪查新募仁義禮智信五營土勇營官，內有本地富紳林文欽、吳朝陽皆系劉璈門生，正副哨官俱系嶽州臨湘人，並無功名，多系劉璈親戚。副將張福勝、張兆連各進一女，俱委統領，並聞已革嘉義營守備蔣複勝幼女，被劉璈誘入衙內逼奸，蔣複勝羞憤成疾，未久病故。”
（十三）“訪查台南水勇多系佐雜管帶，名曰調濟。每百名只二三十人，屯軍每百名只三四十人，有漁團費，有團練費，自十年四月起，凡百姓家有千金者，月捐洋四圓，怨聲載道。”
（十四）“訪查十年正月，劉璈剳委次子劉濟南為行營營務處，赴湖南嶽州招募岳軍等營，由招商局代僱廣利等舶裝兵渡台。每勇船價水腳聞用八九圓，劉璈捏報用洋十三四圓，招商局有帳可稽，並浮開口糧等項，共虛冒銀萬餘兩。”
（十五）“訪查全台鹽務，自前任台澎道夏獻綸整頓以後，每年銷鹽三十六七萬，其得價洋銀四十餘萬圓。除津貼運費成本外，尚得洋十七八萬圓。自劉璈抵任後，每年僅得十二三萬圓，其總局弊端不得而知。全台差使以鹽務為最優，劉璈每局添派幫辦一名，每鹽百觔抽提一觔，劉璈入私。從前正辦、幫辦俱用親戚本家妾父妾舅之類，後經前督臣何璟查出，逐名開單驅逐，有案可稽，劉璈始將正辦政委本省候補人員，幫辦仍用私人。凡鹽局委員出息一千兩者，提出四成分于幫辦。有親戚文案掛名幫辦者，有到局幫辦者，聞各幫辦由劉璈酌給薪水，所提四成，均歸劉璈私收。劉璈妾舅李得（德）福既已管帶鎮海後營，又兼辦鳳山鹽務總館。委員劉伯卿系劉璈姪孫，又兼瀨北場委員。麥藔館委員楊王臣系劉璈妻姪，鹽水港鹽館委員龔若成，系劉璈姻姪，梧棲鹽館委員孟秀山，系劉璈第五妾之父，已回甘肅中衛縣，該館課銀歸劉璈代為收解。大甲鹽館委員林鏘由福州買女進獻，特委優差；鹿港鹽館幫辦委員丁少杜；瀨南場委員江道成，系劉璈第四妾之兄，又兼岳右營幫帶。文案王秋澄兼管阿公店鹽館，另屬人頂名府城西門外新街鹽館，府城內嶺後街鹽館，均系劉璈自辦。”
（十六）訪查基隆煤務自光緒七年以前，歸現任澎湖廳鄭膺傑總辦，每月動用經費銀四五千兩，均歸臺灣道批發，如賣煤敷用即不請領經費。自劉璈到任後，於八年更易新章，凡賣煤價銀俱繳歸劉璈衙門，按月發經費銀六千，後又增至八千兩。煤務本有外國煤師，劉璈恐其走漏風聲，托言薪水太大，稟請裁撤，另派煤務學生張金生為煤師，節省經費，複又加添委員司事二十餘名，半系劉璈私人，較前經費更多。據煤務司事、工頭等面稱，歷年挖煤約略數目，每日至少挖煤三千石，統計一月可挖煤九萬石。上等為官炭，中等為總炭，下等為粉炭，一月可挖煤九萬石，官總粉各三萬石，官炭歸船政收用，每百石價洋二十四圓；總炭就地賣于洋商，或本國商人，每百石價洋十六圓；粉炭每石價洋三圓，核計一月可賣煤價一萬二千餘圓。據查煤務每月用帳薪水工價雜支，共需銀七千兩。劉璈折開每月動用經費八千兩，不知所賣煤價收歸何處。查基隆附近民礦挖煤，由煤務委員收買。官炭每百石價洋十六圓，總炭價洋十二圓，該委員轉賣船政商人，于中取利，此系委員作弊。至劉璈如何侵吞，須俟調到善後局劉璈歷年報銷，並提楊崇銓、鄭膺傑訊究，方能水落石出。臣（劉銘傳）于上年六月曾委揀選知縣汪望庚提查煤務出入細帳，楊崇銓匿不肯交，僅提到該局之月報大略，即究所呈帳目核計，煤務亦無虧折。”
（十七）訪查台北洋藥釐金由前任台澎道張夢元，於光緒六年議歸商人薛樹華包辦。彼時每箱洋藥僅收釐銀六十圓，薛樹華每年認繳七二番銀五萬圓。七年劉璈到任，更改新章，每大土一箱改征銀九十六兩，小土一箱改征銀八十兩，仍歸薛樹華包辦，八個月認繳六八重番銀一十四萬圓，另繳一萬圓歸劉璈私收。台南系商人王青雲、陳悅周等包辦。每年除繳正課六八番洋二十三萬圓，另繳洋銀二萬圓，歸劉璈私收。查臺北市間向用七二重番銀，張夢元任內，收釐繳課俱以七二番銀繳納，劉璈接辦即改收六八重番銀，只就臺北薛樹華包辦八個月而論，短征銀五千六百兩，台南璈用六八重番銀不在此內。”
（十八）訪查臺北茶腦船貨釐金，於光緒八年二月經劉璈議招董事衛伊才、張慶雲等包辦，全年認繳六八番銀十三萬零五十四圓，另繳番銀一萬圓，歸劉璈收私。九年系歸陳魯齋、陳同愚等包辦，十年系歸傅政、鄭邵包辦。本年二月尚未開口，即經劉璈另招本包洋藥釐金商人陳郁堂等加價包辦，全年認繳六八番銀十三萬七千圓，聞另繳洋一萬五千圓歸劉璈收私。查臺北從前官辦徵收茶釐，向照市間行用七二重番銀完納，劉璈議歸商辦，遂改以六八重番銀繳課，計每年短征銀五千二百兩，現在徵收茶釐概收七二重番銀可以為證。”
由劉銘傳皋劾劉璈的罪行看來，劉銘傳對臺灣的情況並不瞭解，如以劉璈自行奏事為罪名之一：按臺灣道在林爽文事件平定後加按察使銜，可單獨或和台鎮聯銜上奏；不僅如此，臺灣鎮道尚有所謂逕奏權，可不經由督撫直接上奏。故上奏是劉璈的職責所在，也是朝廷認可的。其次劉銘傳對劉璈三年半以來的施政情形也極度陌生，故將劉璈對煤礦、洋藥、茶等釐金的改革都認為是行政上的過失。第三，劉銘傳對朝廷判決之案仍表示懷疑，故將業已澄清之罪名，再度參劾，如所謂存餉截曠，不濟餉，加深法人封口等。姑且不論劉璈被論罪的是那一項名目，劉銘傳欲置劉璈於死地的心態是顯而易見的。劉銘傳在“嚴劾劉璈”折中除羅列劉璈的罪行外，還唯恐清廷再派同是湘系偏袒劉璈的左宗棠、楊昌濬、楊嶽斌等人到台審理此案，特向朝廷請派清正大員來台逐款查辦，並請查封劉璈在台南任所和湖南原籍的家產。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朝廷革劉璈職，臺灣道由候補道陳鳴志署理。清廷於七月二十四日委派刑部尚書錫珍和江蘇巡撫衛榮光兩人抵台審理劉璈的罪行，而劉璈湖南原籍的家產也於七月二十七日遭查抄。經錫、衛兩人逐款盤查之後，十八項罪名中，只有兩項成立，即第一款的包營和第十四款的浮報船價、口糧。錫、衛兩人於九月四日查案完畢乘輪內渡。後劉璈依“監守盜倉庫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擬斬監候”之款，被判斬監候，其他有罪人員也分別懲處。劉璈承認上兩項罪名，唯辯稱營中空額的夫價系作賞需之用，而多報船價系因別項虧空，欲以多報的船價作為彌補之需。先是，劉璈為圖自救，在未到案前曾向錫、衛等人遞稟，兩人稱“所遞稟詞，意存反噬，語多過當，未敢遠行入奏。”左宗棠也曾於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再上奏劾李彤恩折，以為圍魏救趙之計，亦未能成功。七月二十七日，左病逝福州，無法再為劉璈力爭，而劉璈的罪名經由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宣判後乃告確定。
劉璈除被判斬監候外，亦需賠償款項二萬六千兩，而湖廣總督卞寶第在劉璈原籍抄出的家產只有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三萬兩八錢六分六厘，至於劉銘傳在臺灣任所查抄所得共值一千三百餘兩，查抄所得不足以賠償則屬顯然。劉璈由台南解回福州，即因病羈留，不克入刑部監獄。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浙江台州府的紳士為劉璈繳清罰款，罪乃得減一等，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劉璈遂入黑龍江將軍穆圖善幕中。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劉璈病逝戍所，時年約七十餘歲，骨骸由蘇有彪負回。
二劉在中法戰爭期間的衝突，道致劉銘傳彈劾劉璈，當時人對此事，究竟看法如何？舉陳衍、洪棄生兩人的意見為例以說明之：
（一）石遺先生文集：“初福建巡撫未移台，全台專政於兵備道，遙受督、撫節度。時臺灣道湖南人劉璈，號稱有才幹，何璟為總督兼巡撫事（後由張兆棟任閩撫），懦，璈專橫，事皆先行後白，璟偶指駁，則惡聲相向。素輕劉銘傳武人無所知，非真巡撫；臺北又挫衂，台南天險，法人不至，自謂有設備，視銘傳如無物，事事與忤。和議定，銘傳實授巡撫，使湘人提督李定明查璈贓巨萬及姦淫諸不法事，列款嚴劾，且關說軍機處，必置死地。朝旨逮問，下獄，年餘將定讞繯首，璈有貲，傾家營救，乃効力軍台，死戍所。”
（二）寄鶴齋選集：“……當劉公退軍之時，兵備道劉璈列其敗跡，申訴左侯。左薨，公欲圖報，遂營謀為巡撫以劾（指十一年九月五日劉銘傳任臺灣巡撫事），劉璈戍黑龍江。”
陳衍曾來台佐幕劉銘傳，左袒在所難免，但仍指出劉銘傳欲置劉璈於死地的決心。洪棄生，鹿港紳士，亦如南部紳士，對劉璈頗具好感，故言劉璈系為銘傳所陷害。連雅堂在臺灣通史劉璈傳中，亦稱劉璈被劾的十八款罪狀，語多不實。今人對此案的看法有惜劉璈之才，但亦言其不該抗命巡撫者；有完全站在劉銘傳的立場批評劉璈者；前者如金成前：“綜觀劉璈在台之一切，確系頗具才幹而勇於任事，但因其所懷隱而未露，言而不明的企圖未能達到，以致於本身雖亦參贊戎機，略知兵事，且曾主張對法軍‘不求角力於海上，只求制勝於陸地’，竟因清廷派劉銘傳來台督辦，而不顧全大體，首即抗撥五十萬兩以濟銘傳北部之軍餉；繼則控參劉銘傳以戰略關係之撤守基隆，終且逕晤各國領事商請干涉，逕請南北洋派艦援台，多方給予銘傳之困擾，使銘傳懷恨在心，一至被任命為臺灣巡撫後，即予反擊，劉璈即莫之能禦矣！”後者如劉振魯，稱：“公（劉銘傳）所劾劉璈之罪，均有所指，並非憑空捏造，對其貪黷、用私、賣官鬻爵，破壞吏治等罪，均條舉目張，且對劉璈所貪數目，任用私人，均列舉甚詳，所舉之小罪五，已罪無可逭，其大罪四，……其四罪有其一，益為罪不容誅，況四罪並俱也。其所劾之不法十，歸納可為以下數項，……身為巖疆重臣，有此等不法情事，豈遣戍所能蔽辜！”且引陳淡然在“劉壯肅公（省三）奏議”卷十懲暴略的序言來論劉璈之罪。劉振魯最後又稱：“劉璈踞台四載，生殺號令若大帥，倚左相為奧援，對劉公頗為輕視，且有取而代之之心，故事事不受節制，處處為之掣肘，時生傾陷之心，公焉能不恨之入骨，去之為快，宜乎璈之賈怨招禍，自取敗之也。”
平心而論，在中法戰爭期間，劉璈無論在防戍上、外交上的表現均有可取之處，然因雙方有無法克服的歧見，使劉銘傳常感“法迫于外，劉攻於內”之苦。劉璈無法體諒銘傳撤基隆救滬尾之戰略，屢請恢復基隆，並引左相為奧援，更使銘傳無法容忍，其彈劾劉璈乃在意料之中。就劉銘傳列舉的狀罪，只有包營和浮報船價、口糧兩罪可以成立。若劉璈所言屬實：前者用在賞需，後者用來彌補虧空，亦無不可赦之罪。誠如衛榮光所言，璈雖有罪，但亦有功，當從寬典，惜清廷仍判劉璈斬監候，而劉銘傳也關說軍機處，欲置其死方肯甘休，如此深仇大恨，若僅以中法戰爭期間二人的衝突來解釋，則稍嫌輕忽其他因素，以下將探析二人衝突的背後因素。
三、二劉之爭的原因
（一）湘淮之爭——光緒九年中法衝突日亟，時任職福建的大吏分別是：福州將軍穆圖善、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臺灣鎮總兵吳光亮、臺灣道劉璈。劉璈與吳光亮不和，已如前述，此時二人之爭是否牽涉到湘淮之間派系的糾紛，因無充分的證據故不敢論斷。不過何璟和李鴻章同為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進士，和李鴻章的關係頗深則為事實。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朝廷令沿海沿江各省切實籌防，福州將軍穆圖善乃奏以劉璈負責台防，璈乃趁此機會排除吳光亮；且經穆的建議，臺灣的援軍亦聽時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酌撥湘系的楊在元、楊金龍部赴台，因湘系軍隊由湘系的劉璈統率可無齟齬之虞。按穆圖善，系滿州鑲黃旗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因軍事失利，其所率甘軍政歸左宗棠節制，因此雖非湘系人物，但右湘之情處處可見。此時全台幾為湘系勢力所籠罩，如戍防基隆的為湘系曹志忠的廷慶祥營及巡緝營；戍防滬尾的亦為霆軍孫開華部擢勝三營；璈且遣其子劉濟南回湘募勇三營。湘人充斥臺灣，正如劉銘傳彈劾劉璈的罪名之一中所言，任用親戚及故舊，所謂湘入門戶重即指此。不僅如此，劉璈因曾任台州知府，故也用台州召募而來的匠人。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朝廷命湘系的楊嶽斌自甘肅趕往福建籌防，十年正月十二日，左宗棠開兩江總督缺，旋入軍機處。二十日，清廷仍以湘系的曾國荃署兩江總督。三月十三日，西太后開除奕訢一切差使，代之以慶親王奕劻，又命軍機處有要事需會同醇親王奕譞辦理。四月十四日，清廷命主戰最力的張佩綸到閩會辦福建軍務兼署船政大臣。佩綸至閩，視何璟如無物。四月十七日，李、福簽訂天津簡約，遭主戰派的左宗棠等一致反對，由左、李兩人看法不同，可以明瞭湘淮兩系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傾軋。閏五月一日觀音橋事件發生，中法間無法和平解決，李鴻章乃勉為其難佈置戰爭，三日後，即閏五月四日，朝廷命劉銘傳以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當劉銘傳的任命下達後，素與劉銘傳相善，且已奉命會辦福建軍務的張佩綸，立刻上章彈劾湘系，已署台鎮的楊在元，而易以經左相咨調來台的淮軍統領章高元署理。張在給銘傳的信中，稱此舉是“庶與公同心共濟”的表現。這時素與淮系友善的何璟也準備將已駐滬尾的孫開華擢勝三營調回泉州，免得劉銘傳難以相處。按孫開華系霆軍鮑超舊將，而劉銘傳與鮑超宿怨極深，恐孫開華和劉銘傳不和。劉銘傳要面對的除曹志忠、孫開華外，還有臺灣道劉璈。劉璈在銘傳未奉命督辦台防時，雖屢請派遣知兵大員來台，然璈萬萬沒有料到派來的知兵大員竟是淮系，且和其舊主左宗棠結怨的劉銘傳。劉璈雖勇於任事，但不免剛愎自用。何況這時（閏五月二十七日）劉璈已經由順天學政孫詁經保皋，列入軍機處存記，正躊躇滿志，很難駕馭。這時李鴻章以劉銘傳難相處為由，勸銘傳另舉人來代替劉璈時，銘傳並沒有接受。
劉銘傳抵台後發現劉璈的佈防以南部為重，置兵三十營，而臺北卻只有曹志忠六營、孫開華三營及自己帶來的一百三十四人，兵力懸殊，乃將已署台鎮防守中路的淮系章高元部所屬兩營調到臺北，並向朝廷奏調四艘輪船來台運用。但劉銘傳對北部的佈置尚未完成時，法國已因中國拒絕賠款，決意自由行動。六月十五日炮轟基隆，幸經守軍擊退。二十二日法軍犯滬尾為孫開華擊敗。七月三日，法軍突襲馬尾造船廠，大創之，翌日中國對法宣戰。十八日清廷以軍機大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漕運總督楊昌濬（旋任閩浙總督）兩人幫辦福建軍務。此時臺灣尚為福建之一府，左宗棠既為欽差又督辦福建軍務，現已成為劉銘傳的頂頭上司；兩個幫辦一右湘，一為湘；再加上朝廷又實授湘系的曾國荃為兩江總督，銘傳要面對的都是湘系人物。且在此之前（閏五月二十日）朝廷也以張之洞為兩廣總督；張之洞雖非湘系，然對劉璈的才能極為賞識，劉璈之被任為台道，與張之洞的推薦不無關係。兩江、兩廣總督都對湘系有利，福建軍務又由左宗棠督辦，在援台專賴這三大員支援之下，劉銘傳以一淮系人（唯有李鴻章相助）而夾處於湘人中，必感躊躇而徬徨。然這時曾、左、張等人頗以大局為念，故雙方並沒有太明顯的衝突。尤其是左宗棠，他自認援台的工作，是在“惟力是視，絕無湘淮畛域”之下進行。湘淮系之間真正的衝突要到十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得到劉璈及朱守謨等人之咨報，彈劾劉銘傳之棄基隆實為李彤恩所誤才開始。劉銘傳認為撤基隆以救滬尾乃戰略性的撤退。但基隆因此而落入法人手裏，卻增加清廷談判上的困擾。因此朝臣紛紛指責劉銘傳株守臺北，不圖收復基隆之罪；且視劉銘傳不奪回基隆是湘淮之間的不和所致。如署禮部左侍郎內閣學士徐致祥稱：“臺灣督辦劉銘傳與劉璈不和，將帥參商，患非淺顯”，日講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錫鈞稱：“總兵大臣宜和衷共濟時艱也，將帥不和，兵家大忌，現在統兵大臣各分門戶，左宗棠李鴻章不和，劉銘傳與李鴻章相善，劉璈與左宗棠相善，則劉銘傳、劉璈亦不和，臺灣之將帥若此。”劉銘傳不即進攻基隆實因兵力不足，疫病重，餉項缺乏，並非坐視基隆之失。左宗棠不但不加體諒，反在這時彈劾李彤恩，並要銘傳迅速收復基隆，未免強人所難。銘傳對左宗棠聽信劉璈之言，奏催進攻基隆，頗覺憤怒。劉璈這時也曾自請辭臺灣道職，專辦克復基隆，更令銘傳切齒。當臺灣海岸為法人封鎖時，劉璈不但自行上奏，且經由英領事向法人抗議，道致法人擴大封鎖線。且南部自十一月以後不但無法接濟臺北，反截留各省助餉臺北中的五萬兩，劉銘傳乃確認劉璈有意使臺北淪陷，陷自己於不拔的地步，因此時時電告李鴻章劉璈掣肘的情形，朝廷遂訓示劉銘傳，若璈不可用則撤之。劉銘傳這時也有意以龔照瑗入替劉璈，龔卻因曾國荃強留而不能來台。朝廷既已知二劉不和，除屢次下令要璈濟餉臺北外，且要湘淮不分畛域，和衷共濟，但情況並未好轉。先是基隆因劉銘傳撤退而被法人佔領時，另一員湘系大將楊岳斌於八月二十二日被任命為幫辦福建軍務，並企圖在法國的封鎖下渡台。十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到福州履任，十一月七日孫開華因滬尾戰功被任命為幫辦臺灣軍務，劉銘傳因滬尾戰功於九月十一日實授福建巡撫，但湘系楊昌濬卻早在七月二十七日己任閩浙總督，劉銘傳則除李鴻章外，再無任何奧援，湘淮間勢力的強弱，不問可知。
當楊嶽斌奉命渡台後，吏部給事中萬培因即認定，以楊嶽斌的資歷和聲望，到台後將與劉銘傳勢難相下，故建議朝廷若要消除湘淮之間之畛域，最好將楊嶽斌所募的乾軍調往江陰，而將江陰炮臺的淮軍張景春部調到臺北，由劉銘傳督帶，楊嶽斌就可留在江南不必渡台，以免到台後彼此不和，朝廷並不因萬培因的奏請而改變決定收回成命。迨楊抵台南，劉銘傳乃有意將督辦台防的任務交給楊嶽斌，自稱：“彼無內掣之憂，上下一氣或可勉支危局。”劉之所以如此，乃因1.素知楊岳斌和劉璈之間關係密切，璈定能與楊嶽斌和衷共濟。2.楊岳斌奉命審判朱守謨、李彤恩案。楊岳斌到台南後，一味稱許劉璈在台多年來佈置的成果，並不急著趕赴臺北籌畫收復基隆事宜，後經諭旨嚴催方才北上。
劉銘傳一向與左宗棠不睦，當左被任為督辦福建軍務時，劉曾給李鴻章去信，稱“內廷調度，用左相督師禦法，時事可知。”故對左彈劾李彤恩，也毫不示弱地反劾朱守謨，並針對左折提到的諸點一一辯白。左曾欲於十年十二月渡台督辦軍務，因無船而止，否則左、劉二人的衝突將更表面化。劉對左由閩調派來台之救援軍亦有微辭，如左調王詩正率兵三千到台，劉卻認為“左相不明夷情，如此強敵，豈素不知兵之貴戚少年（王詩正乃王鑫之子）所能徼幸成功（指月眉山之敗）。”銘傳不但不信任湘系的軍隊，且陸續調派淮系劉朝祜軍四營，自北洋調聶士成二營；迨要調其舊部張景春春字四營及唐定奎銘武四營時，曾國荃卻以該八營皆駐守江陰炮臺，勢難抽調為由加以拒絕。當時萬培因曾指責劉銘傳“若除銘武一軍，他無足恃”，就連在滬尾一役中擊敗法軍的孫開華擢勝三營，劉銘傳也于事後批評孫開華的軍隊是：“血氣之勇，若周內地土寇，以烏合之師，仗虛囂之氣，或可僥倖有功，如將來海疆再有事故，朝野采其虛聲，一旦假以事權，侵扣餉項，所失尚輕，特恐貽誤大局，臣不能不據實密陳。”這樣的批評和前此滬尾之戰對孫開華之稱譽相比，已不是對事，而是對人。劉銘傳解釋湘淮不和之原因，稱：“楚淮構訟結仇，因自劉璈興之，實由孫開華成之。”
眼看著臺灣戰事就要結束，劉銘傳的臺灣保衛戰也將成功，雖然澎湖仍在法人佔領之下，但基隆的法兵已撤退，劉銘傳這時立刻著手搜集“楚淮構訟結仇”的罪魁禍首——劉璈的罪狀。先以進口洋藥的包商陳鬱堂隱匿款項，而將有督責之任的劉璈撤職；複於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折嚴劾劉璈，並以陳鳴志代替已被革職的臺灣道劉璈。銘傳據以參劾劉璈的罪行，是由湘人提督李定明負責清查。劉銘傳以湘人來查湘人之罪，以湘人來代湘人之職，不但可破壞湘系間的團結，也可贏得沒有湘淮畛域之美譽，據吳重義研究，劉銘傳以陳鳴志來代替劉璈乃因：
1.陳鳴志曾到臺北助戰，且湘淮異器之觀念不濃，亦即湘系人物中，陳鳴志最可能與劉銘傳合作。
2.劉璈多用湘人，且在台南之勢力極大，用陳鳴志可緩和南部人士對劉銘傳的反感。
3.以提拔陳鳴志來掩飾彈劾劉璈乃別具用心的湘淮鬥爭。
4.當時閩浙總督是湘系的楊昌濬，劉銘傳無意與楊昌濬結怨，用湘系的陳鳴志是希望楊不要掣肘。
按陳鳴志，系湖南新寧縣人，William Speidel文中稱其為左宗棠的brotherin-law，左宗棠欲赴福州履任時以陳鳴志為行營營務處。左抵福州後，令陳鳴志渡台，與臺灣鎮道及地方紳士共謀奪回基隆，閩督楊昌濬也令其趁赴台之便查明劉璈是否有不濟餉之事實。陳鳴志途次澎湖時即稟稱到台後將募土勇兩營以厚兵力，左宗棠允其成軍。陳到台勘案，證明劉璈無罪後，旋赴中路募勇兩營，到臺北助戰。也許陳到臺北後發現劉銘傳困窘之狀，當劉無援無餉時，王詩正、陳鳴志兩人曾相與嗟歎，對劉銘傳深表同情。以陳鳴志和左宗棠的關係，且同情劉銘傳，拔擢他來繼任台道將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李定明本非提督，原為孫開華部將，劉銘傳到滬尾巡閱，責孫軍軍紀不律，孫開華乃更換李定明為擢勝營統領以求改善，李定明本對同是湘系的劉璈有惡感，且間接是劉銘傳提拔的，由這兩人來調查劉璈的罪狀最為合適。當劉璈被劫，左宗棠曾試圖挽回，卻被嚴斥，旋於七月二十七日病逝福州，至此劉璈之案不得平反已可預卜。朝廷亦深知湘淮異器，在循劉銘傳之請派大員來台辦案時，也派了一位持法謹嚴的湘系人物，時為江蘇巡撫的衛榮光與刑部尚書錫珍到台會審。朝廷此皋，目的在期使劉璈的審判更趨公平。衛榮光對劉璈涉案的看法是：“璈總營務，開支浮冒，罪當死。然其治事疏節闊目，政頗便民，故臺地番民至今有屍祝者，請從寬典。”璈有此公正之言，死亦瞑目。璈並未能如衛所請，施以寬典，仍被判斬監候並被追贓，而銘傳早於光緒十一年九月五日即被委為臺灣巡撫，十二年三月又奏請被革職遞回原籍的李彤恩來台，湘淮派系在台的鬥爭中，劉銘傳可謂大全勝，湘淮或楚淮間在台之爭，也從此告一段落。
（二）文武之爭——武職與文職事有相關，名位實不相轄，臺地文武官員之間，有文武互相配合的工作，如船政、巡查、任期、剿捕等事宜；亦有文武互相糾舉的場合，如文員監督兵餉的發放，如准許武升將不法的地方人民移送地方官究治，也允許文員將不法的兵丁交給武員責罰等均是。臺灣道與鎮同為臺灣最高的文武職官，其勢力雖因時代的不同而互有消長，但臺地文員事權較輕，“武員之權較重于文員”則為不爭的事實。但若臺灣道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幹吏，則無法忍受屈居武人總兵之下，常會因此而道致文武失和。如達洪阿與姚瑩；恒裕與徐宗幹；昔登額與葉世倬；劉明燈與吳大廷；吳光亮與劉璈皆是其例。在臺灣鎮道間勢力的消長中，臺灣道之權高過臺灣鎮的時機是在戴潮春事件發生時。戴案發生于同治元年，有呼應內地太平天國起事之勢，時台鎮林向榮殉職，而由帶領台勇遠征浙江的曾玉明署理總兵之職。方署任臺灣道的洪毓琛也于同治二年六月卒于任內時，清廷為阻止戴案惡化，分別派林文察和丁日健兩人渡台平亂，這時的丁日健頒“督辦軍務”關防，督辦全台事務，節制臺地所有文武官員，但事平後，總兵仍大權在握，即賢如吳大廷亦難免受台鎮劉明燈掣肘，不過這時吳大廷已帶了五百勇丁渡台，彌補了沒有道標的缺陷。同治八年清廷循閩浙總督英桂之請，複設道標，由臺灣鎮標右營改充。此時道手中已有兵力，剿捕盜賊寇患不必事事咨請台鎮合作。此後道權漸張，猶未有淩駕台鎮之勢。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沈葆楨奏調黎兆棠來台，使加營務處，後黎歸粵，乃以劉璈繼之。清末凡文員加營務處則可預軍事，後成為臺灣道的加銜，亦即臺灣道負責統率不歸總兵統領的勇營，總兵則統額兵及所部勇營。戰時鎮統兵在前，道則負責糧運，支應等工作。由於綠營兵的漸衰，加上同治八年的裁兵加餉後，只剩七千額兵，複經沈葆禎、丁日昌、吳光亮等人陸續裁汰，到中法戰爭前夕只剩下四千餘名，鎮的主力減少。反之，由於勇營逐漸取代綠營，使道因統勇營而權勢日張。光緒元年福建巡撫冬春駐台後，總兵去其掛印，民事治理之權隨之被撤，總兵張其光等，又因開山撫番常年不在臺灣府城，道之勢力乃告淩駕鎮，亦即這時道加營務處統勇營，已漸漸擺脫過去臺灣武員壓制文員的現象。道權的高漲，到劉璈任臺灣道時達到頂點。先是吳光亮除統綠營外，仍兼統鎮海前後中左右五勇營，負防戍府城，及訓練新式洋槍隊等之責，一時鎮之勢力又高漲。光緒七年來台巡閱的閩撫岑毓英，發現洋槍隊雖雇洋教習訓練，也使用購自格林克鹿蔔的槍，但因疲弱居多，炮術不精，又無法革新，乃裁撤格林炮隊，令兵士複歸左右翼練兵營及鎮海中營，甚至撤吳光亮鎮海各營統領之職以之歸諸劉璈。岑交卸閩撫後，吳光亮企圖取回鎮海營統領之職並欲複設格林炮隊，劉璈反對，但閩督何璟仍循吳光亮之請，複設由粵人組成的格林炮隊。不僅如此，劉璈希望能訓練土勇，吳光亮則表反對而招客勇。吳光亮的種種舉動，可以說是對臺灣道劉璈的反擊，及為恢復鎮勢所做的努力。這時中法戰爭即將爆發，穆圖善循劉璈之請，調走吳光亮，並使劉璈負責全台防務，這時劉璈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臺灣道，此時劉的眼中已無武員存在。但劉璈總覺得他沒有如丁日健般，有督辦軍務關防，毫無保障，難保要受何璟掣肘，乃屢請派督撫或知兵大員來台統理。實則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一則試探何璟對其督辦台防的看法，二則朝廷若無法調派大員來台，則需給督辦軍政關防，他才好放手佈置。何璟不僅強調督撫不克赴台，也不向朝廷奏派知兵大員，何稱：“該道統轄全台營務餉務，大權在握，況已奏明派辦，不患呼應不靈。”劉璈事實上已是宰製全台的領袖。光緒十年閏五月四日，朝廷忽派劉銘傳來台督辦軍務，這對劉璈來說可謂晴天霹靂。朝廷所以派劉銘傳來，據筆者的分析，乃基於下列因素：
1.劉銘傳在剿撚時因功得任提督，光緒六年伊犁事件時曾提出建鐵路等自強的策略，頗得朝廷之青睞。
2.淮系的李鴻章，時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且和奕譞關係密切，劉銘傳乃有機會被起用。
3.法國主要的目標是基隆的煤，而臺灣的防禦卻偏重在臺灣府城，有必要派知兵大員到北台統軍，好擊退法人。
劉銘傳本不願來台，朝廷屢催之，仍不就，據陳衍的“劉銘傳傳”稱：“甲申，朝命督辦臺灣軍務，銘傳時已不層為欽差大臣，欲為督撫。廷寄下，故挾數姬遊杭州西湖。鴻章急遞促之，不顧，寄語曰：‘非封疆，勿相溷也！’鴻章為婉陳，加巡撫街，乃受命。”蓋劉銘傳雖系武人出身，但修習文事，能詩。奏牘有時亦自為之，且著有大潛山房詩鈔，故生性最輕不能文之武人。時朝中以武人而得為督撫者並不多見，除非立有大功，如楊嶽斌者流。劉銘傳自忖曾立大功，自希冀能成為督撫改授文職，乃借此機會取得巡撫銜。然劉璈卻視劉銘傳一如台鎮，“素輕銘傳武人無所知，非真巡撫。”劉銘傳亦於來台後方知劉璈集軍、經、政大權於一身，臺北的餉銀還須劉璈接濟，而劉璈又因支付南部三十營軍餉，無法充分濟餉，銘傳只好委任素與劉璈相善的沈應奎為糧台，以求餉糈無缺。雖然劉璈在事後的審判中，查並無故意漠視臺北之事，但劉璈因輕視劉銘傳，不與銘傳合作之事，量非沒有。劉銘傳以武人而得任巡撫事，並非只有劉璈輕視他，梁耀樞亦曾指劉銘傳為“乃不惟不加失律之名，且用全閩之任，武臣而膺疆寄，以罪臣而拜真除，（指基隆之撤及九月三日得授福建巡撫），……轉以隔千里之屬員劉璈之掣肘為辭，何其謬也。”左宗棠也輕蔑地說：“以劉銘傳一介武夫，且于章奏之言，輕重之宜，未必遽能通曉，況且假乎幕僚！”文武殊途，銘傳之由武職轉文職，及傳統臺灣文武官員之爭的沿續，使文人的劉璈，不願屈居武人劉銘傳的領道；都促使劉銘傳于臺灣事平之後，對湘系文人的劉璈展開總攻擊。
除以上所提的，二劉之衝突乃湘淮和文武之爭兩種因素交織而成之外，二人性格上的衝突和年齡上的差距，亦為不可忽視的原因。劉璈先于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以附生從左宗棠軍，曆平浙之役；後於光緒三年間再隨左宗棠西征，正如他自稱，此舉是“帕首鞾刃，頓改書生面目”，璈雖以文人而從軍卻“樸勇善戰，紀律嚴明”，故曾得克勇巴圖魯及音德本巴圖魯之號。劉璈雖廁身軍旅十年，仍不忘文事，自稱：“戎馬十年，書廚隨帳，草捷書而露布；馬下毫揮；學儒將之風流，雅歌氣靜。”劉璈除能武外，對於文事，尤其是治理地方，更是得心應手。同治三年，劉璈因署浙江巡撫左宗棠的委任而治理台州，在台州八年之治績斐然，誠如平浙紀略所載：“除豪暴，整頓瀕海水師，以制盜艇，濬治西湖南湖城河，以便農商；建修各祠宇書院以興祀學；招集遠方農民以墾荒蕪，城中采積米穀至十餘萬石。”同治十三年來台總理沈葆楨營務時，沈譽其“識力過人，情形熟悉，實為台防不可少之員”，光緒三年劉璈服除，沈葆楨欲得其到江蘇臂助時，亦肯定劉璈是吏治中必不可少之人才，稱：“查劉璈品端識偉，前在浙省，誅鋤強梗，卓著循聲，襄辦台實力實心，不避嫌怨，洵監司中不可多得之才。”光緒六年（一八八○）署任蘭州道時，亦曾平瓜子溝的動亂。當中日琉案發生，台防告緊時，劉璈乃經張之洞舉薦而任臺灣道。到台後很得時任福建巡撫的岑毓英賞識，令其勘察省會預定地，及統領勇營。劉璈之治台，必以其前治台州、蘭州為其建設藍圖，因此，只要于民有利，則不憚煩劇，力圖改革。在臺灣道任內，劉璈改革煤礦弊政，訂定領餉、存餉章程等皆是；有時往往不先請示督撫即先行處理，雖經督撫批駁亦嚴辭抗辯，非到不得已，不肯輕易撤回，如複設洋鎗隊，在福州設試館，在北京建公館均是。其在台之不得意，實因閩浙總督何璟無法一如其任台州知府任內受前後任浙江巡撫馬新貽、李瀚章、楊昌濬之賞識，故時時與何璟有意見不和之處。璈雖認為何璟昧於台中情勢，但因職位低於何璟，除了勉強屈從之外，別無他法，故時有求去之意。在劉璈的觀念中，唯有有權，或得上司信任，方能澈底改革，因此在中法基隆之戰前，劉璈曾希望得到佈防的全權。劉璈在劉銘傳未被任命為督辦臺灣軍務時，得湘系諸要人之協助，佈署不錯；而銘傳到台後，以北部的防禦為主，批評劉璈，且欲以龔照瑗代之，此對自負極深，允文允武，對治台已有三年的劉璈，是件極為難堪的事。因此對侵犯自己尊嚴，武人出身，與左宗棠有宿怨，且詩文如“三家村鼓兒詞”的劉銘傳，自然抱持反感。戰時雖能安定南路，輸餉北路，盡其本分，但在戰後，不經銘傳，逕向左相調用一百萬兩，等於不承認劉銘傳是福建巡撫，孰可忍，孰不可忍？劉銘傳乃展開反擊。
劉銘傳的個性也許比劉璈更強，更自負，由尹隆河一役可以看出。在尹隆河一役中，銘傳欲示銘軍威力優於霆軍，以占剿撚之先機，故不待和鮑超約定的時刻即先行進攻，遭到慘敗，輜重糧草盡失，僅以身免。“劉銘傳傳”稱：“撚迫近，銘傳與書記劉宗海騎駿騾狂奔數百里，刄從腦後下劈，及騎，負痛益奔，得免，發際。尚有一絲瘢痕也，由是切齒超。”此時超軍依約至，大破撚軍，盡奪銘傳所失，銘傳非但不自責提前進攻，亦不謝超救命之恩，反誣超失時，以致兵敗。李鴻章不明是非，依言上奏，超不但無功，反險遭大辟。劉銘傳因此和鮑超結怨，此事在清史稿鮑超傳、薛福成“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中，均曾明指此事之咎實在銘傳。銘傳並不善罷幹休，在鮑超死後，利用徽人劉秉璋為川督以興大獄，迫死超妻，其報復的可怕由此想見。銘傳生平很少打敗仗，若有，則尹隆河之役，再就是基隆的撤兵。尹隆河之役，劉銘傳顯些喪命，竟歸咎于鮑超，基隆撤兵劉銘傳被艋舺士民團團圍住，困處廟中，使劉銘傳大感狼狽竟遷怒于劉璈。劉銘傳撤基隆救滬尾之事時人對此又有相當的誤解，如黃贊鉤詩稱：“虜騎蹂雞籠，淮軍荷戈倒，岌岌獅球嶺，士兵死護堡，如何夜持節，密陳竹城道（指竹塹），機警攀轅民，賴有艋父老”，……。又如鴻臚寺卿鄧承修更將劉銘傳當時受困的情形上奏，稱“聞該撫自基隆退後，知為李彤恩所誤，愧悔莫追，神魂若失，舉動言詞驟改常度，竟似有心疾者，閩人皆知，而獨不肯為朝廷一言耳。”此種情形，劉銘傳必認為是奇恥大辱，不願人揭發，這時身為其上司，素所不洽的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的左宗棠，乃為文彈劾李彤恩。更令劉銘傳切齒不已的，則是劉深信左相之上彈章乃受台道劉璈及候補道朱守謨之蠱惑，故銘傳先劾朱守謨以示其憤怒。其所以不立即劾劉璈，乃因戰爭期間需劉璈的助力尚多，軍隊中湘軍的比例很高，且經李鴻章一再規勸，乃未劾璈，不過證之鮑超、朱守謨之事，劉銘傳欲置璈於死地也只是時間的問題。由劉銘傳對待鮑超、朱守謨、劉璈，可見銘傳乃一自尊極強，有仇必報之人。此外，劉銘傳與孫開華間的相處，也可做為劉銘傳性格的另一個注腳。孫開華在劉銘傳未抵台前，統擢勝三營戍防臺北，由於北台駐軍是湘系部隊，而自己只帶百餘人馬入台，不但無實權以伸其節制，且需統率不和已二十年的霆軍。故劉到台後，一方面由台中調淮軍章高元二營到台，一方面“遷就含忍，推誠相與”，卒能打敗法兵於滬尾。孫開華因滬尾一戰聲名大譟，被委為幫辦臺灣軍務。當時劉銘傳在上奏時稱“……滬尾英人登山觀戰，拍手狂呼，無不頌孫開華之奮勇絕倫，……署福建陸路提督記名提督漳州鎮總兵孫開華，身先士卒，忠勇善戰，危局獨支，厥功尤偉”，孫開華因而恩賞穿黃馬褂，並賞給清守勇號及實授福建陸路提督之職。孫在滬尾之戰績，中外所共見，淡水關稅務司曾屢贊孫軍門之勇，稱“是時中國官員調集兵勇極多，約足八千之數，觀其情狀，大有遇敵必遁勢，惟孫提督操練之二三千人決不至避敵逃遁。”“按孫部鎮兵三千，軍械甚精，軍容甚整，進退步伐，皆有可觀。加以其兵久經訓練，錢糧按月支給無虧，士飽馬騰，且皆愛戴孫鎮，而孫鎮立營之地，又多高下起伏不平，地利得矣！似無難敵退登岸之二千法兵也。”造左宗棠上章糾彈李彤恩讚譽孫開華時，劉銘傳極表不滿，稱“左宗棠前據劉璈稟報奏稱，孫開華所部並淮軍三路進戰勝，此次又奏系孫開華數營戰勝，不獨於台事未加訪究，即奏報中亦自相矛盾。”劉並言李彤恩三次飛書告急，其中有一信為孫開華所發。孫開華不僅不承認，且言曾去書勸銘傳勿退兵。孫開華對於劉銘傳的劾朱守謨保李彤恩，十分不滿，稱劉銘傳此舉是“不獨將滬尾戰功一筆抹殺，且欲將輕棄基隆之罪，硬坐防滬之人，比以軍務孔亟，滬防各營餉糈槍械皆需取給于伊，未便與之齟齬，致有掣肘，轉誤大局，且以朝廷明鑒，終難欺罔，是以隱忍至今。”可見戰時孫開華和劉銘傳之間的霆淮歧見仍無法克服。孫開華更提到劉當日欲撤退至新竹，商民罷市，眾眾阻之之情。時左宗棠見劉璈已被革職，乃引用孫開華給己及楊昌濬之信，再劾李彤恩及劉銘傳，但朝廷方將大用劉銘傳，故置之不顧。劉銘傳有恃無恐乃再接再勵，於是年十月，大反一向保奏時稱道孫開華的言辭，反指責孫的軍紀不嚴，滬尾之戰也並無大功，只因“滬尾緊要，欲助孫開華之聲望，以便統屬各營，使守要隘，故奏報時推重孫開華一軍戰功為最。”劉認為更有可議之處，乃在左宗棠到閩後，與劉璈等合謀傾陷之餘，孫開華卻“乘勢明擠誇功諉咎，忘其所以，楚淮構訟結仇，因自劉璈興之，實由孫開華成之。”將湘淮之間的糾紛歸咎于劉璈與孫開華兩人。不但如此，銘傳且在折中詆毀孫開華，直欲朝廷再治孫開華之罪，幸孫開華滬尾立功中外所共見，且受朝廷上賞，朝廷自不能因劉一折而褫孫之功。俗語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二劉在戰爭時或許可互相隱忍，但一且戰爭結束，則無法共存，劉璈職位低，又無赫赫功名，在劉銘傳刻意的羅織下，唯有失敗一途了。
年齡的差距也造成二劉之爭的原因之一。就年齡上而言，劉銘傳屬於少年得志型，二十九歲就任直隸提督，三十五歲即為欽差大臣督辦陝西軍務。劉璈死於七十多歲時，和左宗棠年歲相當。劉璈自諛是儒將，又長於文事，且以高齡七十的老人，自不願由一個五十歲，且非文人的巡撫來領道。
四、二劉之爭的影響
二劉之爭對晚清臺灣政局產生了直間接的影響，分述於下：
（一）福建臺灣建省——在中法臺灣之戰中，基隆和澎湖雖為法軍佔領，但大體上臺灣的防務尚為嚴謹，法人遂無法得逞。不過此次戰爭中，卻暴露幾個問題，令清廷必須重新考慮中法戰後臺灣的善後問題：
1.福建巡撫不能常駐臺灣，鎮道常因爭權而道致雙方不和；若仍由隔海並不明實情的閩浙總督、福建巡撫來遙控，不但無法使屬員心悅誠服，反而因隔閡而互相牽掣。臺灣非得派駐職位高於鎮道的長官不可，故鎮道合治臺灣的情況已經成為過去。在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無法常年駐台之下，必須設立臺灣巡撫做為全台的權力中心，以開發、建設臺灣，並杜絕外國的覬覦。
2.臺灣有事再派欽差大巨來台督辦已屬不可行——在臺灣沒有權力中心之下，有事再倉惶派一個對臺灣瞭解不深的人到台，不但用違其才，且常有官員不聽節制而告呼籲不靈的情形。
3.臺灣一旦海口被封鎖所造成的驚險，在此次戰爭中充分顯示出來，如何讓臺灣在軍事上足以自衛，在財政上得以自給自足，在行政上得以自成體系，都是清廷必須考慮的問題。
晚清政局因湘淮軍的代替綠營，其領道分子屢立戰功，因此多為封疆大吏，兩系不免為其“共同政治利益謀團結求發展，對於異系自然有排斥、攻訐，也有傾軋。”劉銘傳的排斥劉璈欲置於死，且攻訐孫開華，不免含有異系互相攻擊的成分在。事平，劉銘傳既任福建巡撫，必須回閩履任，但當時閩浙總督楊昌濬是湘系人物，對劉璈曾處處回護，為避免湘淮兩系複因督撫權位相埒而互相牽掣，劉銘傳乃欲請辭閩撫而專辦台防。但清廷已決定在臺灣建省，故於九月五日令劉銘傳為臺灣巡撫，福建巡撫則由楊昌濬兼署。這時劉以眼疾固辭，朝廷准假一個月，但不准其辭台撫之任。方建省之令下，楊昌濬立刻表示同意，並且向禮部請領臺灣巡撫的關防，這時劉銘傳卻以臺灣尚未做好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等工作，財政無法獨立為由，請暫緩設省。由於楊、劉兩人意見參差，清廷乃令兩人對臺灣建省事宜再加措商；唯此時兩人討論的是閩台如何分治，如何互相配合的問題，臺灣建省已成定局，不容遷延。吳重義指稱劉銘傳之所以認為臺灣暫難改省，乃怕楊昌濬掣肘，蓋“劉銘傳與左宗棠交惡，而當時閩浙總督楊昌濬正是左宗棠的部下，如楊督有意掣肘，短期間台省一定無可籌之餉。”劉銘傳是多慮了，因為湘系人才雖多，鄉土之見深，自信之心及固結力均強，但他們都能共聳其共同領袖。當時湘系領袖的左宗棠雖已在七月謝世，但在生前對臺灣及海防都曾有所建議——左氏極力主張臺灣建省，並主張專設海防大臣。這些見解雖和淮系的李鴻章、劉銘傳等人有些不同，但相去不遠，楊昌濬乃有和劉銘傳合作的可能。由於此次的攜手，雙方均做讓步，閩省每年對台濟餉；而臺灣省則改稱福建臺灣省，遇有重要事件，仍得諮詢閩浙總督的意見。劉璈事件所引起的湘淮之爭乃告一段落。
（二）政治中心的北移——據林滿紅在其“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一文中稱，臺灣歷史重心的北移，在咸豐十年（一八六○）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這段時間，且以光緒六年（一八八○）為其轉捩點。因為在光緒六年以前，南部的貿易高於北部，但到中法戰爭迄臺灣割讓這段時間，北部貿易的總額反而成為南部的兩倍，臺灣北部實際上已經成為經濟上的中心。但臺灣自隸清版圖後，政治中心一直在臺灣府，故沈葆楨于同治十三年奉命為欽差大臣到台後，雖重視臺北的開發，並在臺北設府，但其佈防的中心仍著重於南部。丁日昌為福建巡撫來台巡閱，他同樣重視安平到旂後之間的交通線，預計利用拆卸下來的吳淞鐵路，運到臺灣，放置於澄清湖畔，以修建兩地之間的鐵路，後因朝議中陸防派取得優勢，將海防經費中欲修鐵路和購制鐵甲船的費用移為陸防——即左宗棠西征的經費，就連林維源所捐，擬修鐵路之用的五十萬元，亦因晉豫賑而被挪移，故鐵路無法修成。劉璈于光緒七年繼任台道後，仍沿舊例，注重臺灣府治的建設，如修築自府城到安平的道路，疏濬臺灣府城內外的水溝，不過劉璈也曾致力於修建臺北城。中法戰爭期間劉璈的防禦以台南為重心，聯絡當地團練，招募土勇，儲訓水勇，和南部士紳已建立起一份親密的感情，南部紳民也已習慣於做為臺灣首府的一份子。當劉銘傳在中法戰後，排除劉璈，使一向以劉璈之動向為依皈的紳士頓失屏障，即使劉銘傳派令同是湘系的陳鳴志接任臺灣道，企圖收拾民心，也已無法挽回南部士紳人民的感情。光緒十一年九月五日臺灣建省，將省會設在岑毓英和劉璈勘定的中部橋孜圖，並在台中設臺灣府，（此後南臺灣乃改稱台南府）府治亦在橋孜圖。橋孜圖雖因地近全台中央，適宜成為省會，但是時省城未建，民居又少，因此劉銘傳大半駐在臺北行台，臺灣府知府也暫駐彰化。劉銘傳駐臺北有三個原因：一臺北已是全台的經濟中心，二基隆附近的煤產是外國覬覦的對象，三台南民眾的惡感。此後劉銘傳在台實行的新政，也以北部為月標。如興築鐵路，分別由臺北、基隆築起，再逐漸往南築，和原先丁日昌的計畫大異其趣。除了欲築到新竹，使新竹成為臺北的大後方外，也預計築到台中，以轉運臺灣府城的建材。其次劉銘傳於光緒十三年設招商局，以處理航海船舶之事務，首先以修築基隆港為要務，使基隆成為臺灣的吞吐港。和劉璈欲疏濬旗後海口，使旗後成為中外輪船聚泊地的作法也大不相同。劉銘傳這一系列的措施，在今人的眼光看來極為正確，但看在南部士紳的眼裏則有被拋棄的感覺。劉銘傳除致力於北台的建設外，為取得台民的支援，極力拉攏北台和中台的士紳，如林維源、林朝棟等為其後盾，對南台的士紳則沒有來往。誠如史威廉所說，劉璈的去職，使南部紳士和劉璈手下的官僚缺乏安全感，因此南部士紳對劉銘傳逐漸產生敵意；南部紳士對劉銘傳的惡感，可以解釋何以劉在實行新政時忽視了傳統上是全台行政和文化中心的台南。也由於南部士紳的敵意，劉銘傳建設臺北城，他本人也駐節在此，因此臺北實際上已成為臺灣的行政中心，但終劉銘傳去職，並未曾主張將省會遷到臺北。直到邵友濂繼任巡撫，才將省會由台中遷到臺北，亦即自光緒十八年起，臺北已成為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以迄於今。
（三）淮系勢力的進入臺灣——海陸防之爭始于同光年間，由於同治十一年五月俄人趁新疆之亂，派兵佔領伊犁；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琅□，海陸防乃同時告警。海陸防一時俱舉清廷無此能力，然究竟當先海防抑先陸防？各屬湘淮的左宗棠、李鴻章，一主重陸，一主重海，後因文祥的堅持，支持左宗棠西征，海防經費乃部分移為陸防。由於海防經費的被挪移，左李間乃時有齟齬。新疆南北路平，伊犁也於光緒六年收回，西陲雖保全，但數年來竭江南財力以助西征，使海防措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由海塞防之爭，可約略瞭解主張海防重于陸防者以淮系為主；而主張陸防先於海防者則以湘系為主。中法戰爭結束，朝廷受海防告緊之刺激，此後乃傾全力來重視海防，如臺灣建省和海軍衙門的設立均是。主張海防大計者，中央是醇親王奕譞，地方則是直隸總督李鴻章。湘系自左宗棠亡故後，曾國荃、劉坤一等人對洋務運動並不熱心，因此湘系的勢力逐漸衰弱下去；而淮系卻因李鴻章出任海軍衙門的會辦，劉銘傳出任臺灣巡撫，不但勢力未見衰退，反而有更加強的趨勢。處在淮系勢力氛圍下的臺灣，其防務乃籠罩在淮系軍力之下。
在劉銘傳彈劾劉璈後，感到最困難的是：
1.是否要把湘軍排出臺灣，若排湘，淮軍有無能力來接防？
2.若不排湘，要如何來統馭對劉銘傳有敵意的湘軍？
劉銘傳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首先將各營中的土勇予以裁撤，不令募補，其次裁撤援台兵勇，如湘系王詩正統率的恪靖中副威良剛親軍六營，楊嶽斌乾軍十二營，及吳鴻源的春字四營，並決定留三十五營駐台防戍。其駐地和軍力佈署如下：
由上表可知，非淮軍系統的楚軍將領有翦炳南、孫開華、柳泰和、楊金龍、方春發、張兆連，由他們統率的軍隊加上土勇一共有十九營。劉銘傳留下這十九營，乃是因湘軍“一時未能概遣”，且顧慮到，湘軍中雖將領多為劉璈所私匿，但其中亦有可用之才，兵士也已由陳鳴志甄選而來。劉銘傳無法完全排斥湘系軍隊，乃陸續彈劾各軍統領，而易以能和劉銘傳合作者：
1.孫開華——孫開華在光緒十二年一月透過湘系的閩浙總督楊昌濬上奏，擬將擢勝三營及親兵衛隊三哨帶回福建，以便就任福建陸路提督。朝廷准奏。
2.張兆連——張兆連曾在審判劉璈時當證人，也被列為被告，其罪狀是張兆連進一女于劉璈，故被委為後路統領，審訊結果，證實張兆連乃何璟所委，非進女所致，劉銘傳並無理由開革他。
3.方春發——方春發也曾因劉璈之罪被提訊，雖判無罪，但劉銘傳因其“克扣餉項，……廢弛營伍”而予以革職。
4.柳泰和——因剿番不力，勇數有空額，及營伍廢弛而被參，另以李定明接統。
5.翦炳南——霆軍部將，在規劃三十五營軍力時，業已淘汰。
6.楊金龍——楊金龍算是湘系將領中較為劉銘傳賞識者，屢欲由南部調之北上助戰，後仍易以淮系的萬國本。
由上可見，經劉銘傳一番整頓後，台防若非由淮系駐防，即由素與銘傳相諧的湘將或淮將率領，或由在中法戰役中得力的土勇來擔任。若由其軍力配備的情況看，北部和澎湖等重地由淮軍來擔任，南部仍鎮以湘勇，湘淮兩軍的接觸地帶則由土勇擔任。若再由臺灣總兵的任命來看，中法戰後先由吳光亮回任，後因貪污被劫離台，以後乃委安徽合肥籍淮系將領萬國本擔任臺灣總兵，並讓他戍防湘軍重地的台南，澎湖總兵亦由銘傳部將吳宏洛擔任。從此湘系在銘傳淮系的壓制下，完全脫離臺灣的舞臺。因淮系的李鴻章主持大政，淮系勢力又進入臺灣，臺灣也因此能在此勢力下進行近代化的工作。
結 論
二劉之爭到劉銘傳彈劾劉璈，終至劉璈因貪污罪而被判刑，這一連串的事件，對臺灣歷史而言，可視為一件不幸的事。湘淮兩系各樹黨羽，明爭暗鬥，借臺灣為舞臺來擴張派系的勢力，消滅具威脅性的敵人，在戰爭期間，因強敵在外還能合作，但在外患解除後，則不能相容。此一事件由發生到結束，朝廷在人事上調派的不當，實不能辭其咎。
先是由湘系的台道來負責臺灣的防務，調派湘系軍隊戍防臺灣，既又派淮系素與左宗棠不諧的劉銘傳來督辦臺灣軍務，使銘傳在面對湘系強大壓力下，不得不一面調派淮軍來台，一方面欲以龔照瑗來代替劉璈。後者雖未能成功，但劉銘傳仍常透過李鴻章不斷地指責劉璈之不合作。馬尾戰後，對法國宣戰，朝廷又調左宗棠督辦、楊昌濬幫辦福建軍務，再派湘系的楊嶽斌赴台，亦以霆軍孫開華幫辦臺灣軍務，在在都使劉銘陷入湘系包圍的困境，劉銘傳終能“處處遷就含忍，推誠相與，幸未致顯然決裂”。但在戰爭期間左宗棠彈劾李彤恩，劉銘傳為求自保亦劾朱守謨，此案因雙方各執一詞，朝廷又命湘系的楊嶽斌到台後負責審理，對劉銘傳實有不利之處。法軍撤退後，劉銘傳乃先發制人先劾陳鬱堂，詞連劉璈，璈被革職。二十六日再嚴劾劉璈，並查封其產業。劉銘傳這時似乎已忘卻在戰時曾國荃、左宗棠、楊昌濬如何在法人封鎖海口時雇輪救援；亦忘記劉璈在渠未來台前的佈置；以及戰時劉璈鞏固中南部，借水勇和團練之力，搶運戰略物資，接濟臺北之功。反因光緒十年十一月底以後臺南受封口之厄，無餉濟臺北，而連聲責怪。
事實上劉璈在中法戰爭中的表現十分傑出，在防戍上，法船始終無法在南部越雷池一步，在外交方面，除盡力保護外商，屢好評外，且欲利用外交手段解除台海封鎖之困；尤以在法艦上面見孤拔時所表現的勇氣，更令人折服。然而銘傳，甚至不惜遊說軍機處和刑部，必欲置之於死。這是劉銘傳積于與左宗棠、曾國荃等宿怨，加罪于劉璈一身的舉動。有關二劉之爭，今人的研究，較傾向于同情劉璈；或有人言，二劉之爭實因左宗棠之嚴劾李彤恩所引起，因為在劉銘傳的眼中看來，劾李即以劾己。實則當時劉銘傳棄基隆守滬尾，且久不復基隆之事，並不為當時人所諒解，已如前述；當時直接彈劾劉銘傳，言詞尖刻過於左宗棠的尚大有人在，如錫鈞、周德潤、鄧承修、汪鑑、尚賢、梁耀樞等，但劉只反駁左的彈章，實已有將多年來楚淮的恩怨在臺灣一起算清之意。左也不幹示弱，再上彈章，但淮系的李鴻章、劉銘傳已大用，故朝廷有意壓抑湘系一派；而左宗棠也正好在七月逝世，使湘系的反擊大大地削弱，因此淮湘之爭乃結束于劉璈一案，否則還有擴大的可能。劉銘傳的淮系雖得到最後勝利，但他一直在軍旅中，沒有實際理民的行政經驗，由其來治台，無疑是一項沈重的負擔，如能得到行政幹才的劉璈襄助，可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假設劉璈願意和劉銘傳合作而言）銘傳的劾璈，必引起楊昌濬相當的不快，因此在劉銘傳整頓台南時，不能不顧慮湘系的立場，而委以同是湘系的陳鳴志署任臺灣道。當慈禧太后下詔設臺灣巡撫，並以劉銘傳為首任巡撫時，劉銘傳一來見臺灣建省的時機未成熟，二來未知楊昌濬的意向，怕在財務上不予支援，故上折請臺灣暫緩改省，也因多這一番周折，閩台分治的時間乃告延後至光緒十四年，臺灣省也變成福建臺灣省，福建臺灣巡撫過重要事件時仍須和閩浙總督會銜，表示劉在名位上的讓步，以及楊昌濬經濟支援的決心。劉銘傳在舉發劉璈之餘，也著手整頓南部的防務，將原屬湘系的大將分別彈劾，而易以能與之合作者，確實掌握了臺灣的軍政大權，從此臺灣有了權力中心，鎮道也從此成為巡撫的屬吏，不可能再因職權互相侵越，造成不和以害台政了，但劉璈的被彈劾也引起了後遺症，那就是劉璈在台南四年政績爛然可見，南部士紳民眾對劉璈的愛戴，相對地對劉銘傳極為反感，故無法得到南部民眾的擁護。劉銘傳一向駐節在形勢險要，已是經濟中心的北台，因為省會橋孜圖並無城池，因此全省的行政中心視巡撫駐節何處為轉移。因此臺灣北部自劉銘傳時代起，已成為新的臺灣政治中心，光緒十八年經邵友濂奏請，乃將臺灣的省會移到臺北。
二劉之爭也改變了臺灣防禦的型態，原先劉璈佈置台防時，將臺灣分成前後左右中五路，各路皆有全權，不予牽掣，劉銘傳則在戰後採取軍權集中在臺灣巡撫身上的方式。劉銘傳系武人，熟悉軍旅自有節制各軍的能力，一旦劉銘傳去職而易以文人的巡撫邵友濂和唐景崧時，軍權無法充分掌握，統領抗命之事時有所聞，臺灣似又恢復“遠隔海外，文員事權較輕，將升不復顧忌”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