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學者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生於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一，卒於民國六年（1917）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六歲。

王先謙于同治四年（1865）中進士，點翰林院庶起士。七年，散館授編修。累遷翰林院侍講、侍讀，官至國子監祭酒。其間曾擔任雲南、浙江、江西三省鄉試的正副考官。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出任江蘇學政。在任三年，聘請多位學者專家，開設南菁書局，彙刻先哲先賢遺書，啟迪後學，培植不少人才。十五年，結束仕宦生涯，回鄉定居長沙城內，築宅于古荷花池，專心治學。又先後主持長沙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和嶽麓書院；還擔任過師範館長、學務公所議長、省諮議局會辦等職。

王先謙博覽群書，治學專重考據，於四部之學均有成就，而整理古籍，尤著盛名，曾編校刊印了《東華錄》、《皇清經解續編》、《續古文辭類纂》等書。自著有《尚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虛受堂文集》、《虛受堂詩存》、《葵園自訂年譜》等。終其一生，共著、編、校、注、輯、刊各類書籍達五十餘種，約有四千卷。

綜觀王氏一生，主要以學術名世，尤其在湖南聲望極高，是清末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斗。然因晚年反對新政，激烈抨擊梁啟超等維新人物，這種政治立場頗受世人非議，多以保守頑固者視之，使得後世對於他的研究，並不熱絡，甚至給予不公允的評價。

本文擬介紹臺灣研究王先謙的成果，以在臺灣出版刊行的著作為主，其中多為居於臺灣的學者，至於外人或大陸學者所撰，而刊行於臺灣者，間亦述及。

　　二

臺灣學者所撰關於王先謙的文章，大半屬於傳記陸的。如容若的〈談王先謙〉，簡述王氏的生平與著作，又敘及王氏於清末湖南維新時，雖與弟子蘇輿等反對新政，卻有研究外國國情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五洲地理圖書志》三十六卷、《外國遖鑑》三十三卷，以表示自身博遖東西。作者對王氏這一類的著作，評價甚低，認為王書“只能抄撮中國的舊傳聞，飣餖成書”，缺乏實地的見聞考察。又提及王氏的日本弟子鹽谷溫、松崎鶴雄，並撮錄松崎在《柔父隨筆》中兩篇有關王氏生活逸事的記載。最後給予的評語是：

王益吾本質上是經生，考訂文章寫的樸實，得要領。他的《虛受堂詩文集》實在空洞無足觀。《續古文辭類纂》也收了下少略成架子，言之無物的文章。這和他大談外國史地的書，都是用其所短，等於精力的浪費了。

由此看來，他對王氏的整體評賈並不高。

李伯平的〈長沙王先謙的生平志業〉，簡單介紹王氏的生平，其文參考金梁所編《光宣列傳》中的〈王先謙傳〉，以及繆荃孫、瞿鴻機、吳慶坻、李寶淦各自撰寫的〈葵園七十壽序〉，蘇輿、陳毅〈虛受堂文集序〉，蘇輿〈虛受堂詩存序〉，陳夔龍、岑春蓂以王先謙所著書進呈的奏文。由於《書和人》是《國語日報》週末的附刊，與《古今文選》隔周輪流刊出，閱讀的對象以中、小學生為主，目的是幫助他們提升國語的語文能力，所以文章多屬淺顯的介紹性質，並非深入研究的學術論著。因此，這篇只是摘用了上述諸家的文章，貫串成文，以供參考而已。

關國愃的〈王先謙〉，參考王先謙《葵園自定年譜》、吳慶坦〈王葵園先生墓誌銘〉而撰成，亦是簡要的王氏傳記。

另外，介紹湖南人物事蹟的期刊《湖南文獻》，也有三篇談及王先謙的文章：

（一）曾異三的〈哲人日遠典型在〉，將王先謙與葉德輝、熊希齡、譚人鳳、黃忠浩等人合在一篇之內，記述他們的事蹟。王氏部分，冠以“一代通儒王葵園”標題，簡單敍述王氏的生平，而尤詳於其受軍機大臣寶鋆的指使，奏請飭止言官夾私妄諫一事。

（二）劉鵬佛的〈王先謙先生文學名世〉，略記王氏之生平事蹟與著述。

（三）葛紹歐的〈近代儒宗王先謙先生〉，根據前人的撰著，敍述王氏的生平與著作；此文原題〈王先謙〉，是葛紹歐為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名人傳》所寫的傳記，而為《湖南文獻》轉載。

上述三篇，屬於表彰鄉里前輩的懷舊之作，篇幅均甚簡短。

旅居香港的長沙籍學人左舜生，著有〈亢直敢言的王先謙（1842—1917）〉一文，敍說王氏的生平與著述，特舉其在江蘇學政任內劾內侍李蓮英一疏，以示其亢直敢言的性格，並據葉德輝〈葵園四種跋〉，述其回籍後之著作生涯及晚年的種種遭遇。左氏此書雖在臺灣出版，然先前已在香港刊印過，其中有標題作〈記王葵園先生〉一文，其實內容與臺灣版完全相同，僅改易篇名而已。

以上有關王先謙生平事蹟的文章，篇幅大都十分短小，為平鋪直敍的傳記，于王氏的生平事業或道德文章，僅有簡略的敍述，並無較為深入的探究。據此可知，臺灣學者對王氏的傳記研究，興趣似乎不高，除了同鄉會陸質的刊物，有幾篇懷念的文章，或為編纂民國人物傳記而寫的傳文，剩下的也止於逸聞的追憶。

　　三

以下敍述臺灣學者關於王先謙的學術研究成果，本節無說經學、文獻學、史學部分。

經學方面，許維萍的〈王先謙對經學研究的貢獻〉，探討王先謙的經學成就，全文分成四部分：（一）王先謙的生平及時代背景、（二）王先謙的《詩經》學——《詩三家義集疏》、（三）王先謙的《尚書》學——《尚書孔傳參正》、（四）輯刻《皇清經解續編》。《詩經》學部分，先概述三家《詩》的興亡史，接著敍述王氏《詩三家義集疏》的成書經過和其特色。《尚書》學部分，敍述王氏《尚書孔傳參正》中所牽涉的一些問題。于《皇清經解續編》，則述其輯刻的經過和收書的內容。最後作者指出：王先謙是從文獻學的角度，來從事經學資料的蒐羅與整理。觀其《詩三家義集疏》及《尚書孔傳參正》蒐羅了極為豐富的資料，足以顯現其文獻學的功力，論其貢獻，則除瞭解經的基本功能外，同時具有保存文獻的意義。至於王先謙在解釋經書方面，作者認為或許不見得有何獨到高明之處，如他的《詩三家義集疏》，有關三家《詩》的佚文，多襲自陳壽褀、陳喬樅父子的成果，就體例而言，其融三家《詩》於一爐的作法，也不如陳氏父子將三家《詩》分別處理的一目了然。但由於時代的晚出，使他能夠參考眾人的成果，所以成為研究三家《詩》以及匯萃《尚書》今古文的“集大成”者。此文較可階的是，對於王氏輯刻《皇清經解續編》，僅有簡要的敍述，尚未展開深入的析論；而這方面的缺失，則有以下兩文及一部碩士論文予以補充。

大陸學者虞萬里在臺灣發表〈《正、續清經解》述略〉，此文又以〈《正、續清經解》編纂考〉為題，在大陸發表，兩篇的內容差異不大。全文分成五大節：（一）《正經解》刊刻綠起、過程及流布，（二）《續經解》刊刻綠起及過程，（三）《正、續清經解》存錄之取捨及版本，（四）《正、續清經解》之流傳與改編，（五）《正、續清經解》與清代學術。極有系統的探究了兩部《經解》的重要相關問題，因而成為此後探討相關議題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曾經就讀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美籍選讀生麥哲維，撰有〈考證學的新面貌：從《皇清經解續編》看道光以下的學術史〉，以阮元所編的《皇清經解》（1825年至1829年）與王先謙所編的《皇清經解續編》（1886年至1888年）來探討道光以下考證學的發展。文中除了分析兩部《經解》的主編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外，還對《皇清經解》所收錄的七十三位學者與《皇清經解續編》所收錄的道、鹹、同、光四朝著書的五十五位學者，從三個方面加以比較：（一）學者籍貫的地理分析、（二）著作的種類、（三）學者所代表的學派分佈。本文的結論指出：阮元在《皇清經解》所推崇的學術，其實是具有激烈地域色彩的學派學術，考證學可說是當時江南學者的專利品。然而清末王先謙在《皇清經解續編》中所標榜的考證學，則已成為一個被各種學派和各地學者使用的工具，可謂展現了新的面貌，並以此新面貌一直延續到清末。

一七九八年，阮元主編的《經籍纂詁》成書：一八一六年，阮元重刊《十三經注疏》。麥氏認為阮元編這兩部書的目的，在於提倡扎實的考證學，來取代前朝空虛的義理之學。阮元走上仕途之後，不斷標榜的“考證學”，其實是以他的家鄉揚州為中心的考證學派的學術，因為在阮元的心目中，考證學就等於訓詁文字，他繼承了戴震對漢代訓詁的重視。因此，阮元在《正編》中標榜的學術團體，正是以他自身為中心所形成的學術圈子。從阮元所編的三部書來看，表達了三個意圖：（一）這三部書的編纂，提供考證學家不少的參考工具；（二）這三部書都刻意一致推崇在清代發展的考證學；（三）從阮元在廣東設立從事考證學的書院——學海堂，可以顯示他想把在江南發展的學術觀傳到四方的希望。

王先謙畢生所追求的問題和研究方法，未嘗超越考證學的傳統，因為在他看來，考證學實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由於在光緒時期，考證學已經深入中國士紳的意識中，變成全國學術傳統重要的一部分，這是王氏所處的時代環境，所以塑造成他如此的學術態度，亦即考證學已成為各種學派使用的工具。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王氏編纂《續編》，已認為考證學只是學術的一部分，並非全部，觀念已有所轉變。而且他所推崇的考證學，已不再被某一個學派所獨佔，幾個較具影響的學派，都出現在《續編》中。

麥氏從兩部《經解》所收載的書籍種類，發現道光以後學者重視的經典的改變。《正編》中有不少《易經》、《尚書》、《春秋》類的著作，《續編》則以《詩經》、《春秋三傳》較受關注。儘管如此，兩部《經解》所研究的範圍，仍有沿續的關係，換言之，《續編》所收諸家之作，仍不出幹嘉考證學的傳統。

麥文又指出《正編》與《續編》的最大差別，可見於兩部《經解》所載人物的學派分佈。《正編》中大多數的學者集中于江南的蘇、皖、浙三省，屬於考證學的吳、皖兩派，而阮元所屬的皖派有二十六人，收錄的著作共占《正編》一千四百卷中的七百八十六卷，這是依據支偉成《清代朴學大師列傳》的分派，所獲得的結論。如果不管分派，與阮元同時的四十八位學者，有三十四位和他或為同鄉，或為同事，或為友朋、門人，可說是一個以阮元為中心的學派。《續編》中江南三省的人數雖減少，仍佔有七成，但三省籍貫的分佈較平均，且出現了廣州、長沙、寶慶等新的學術中心。

麥文的觀點極為新穎，對清代考證學的研究，頗有啟發，但受限於篇幅，未能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竺靜華的《從正續清經解的比較論清代經學的發展趨勢》便是受到麥文的啟示，而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此論文首章略述清代編輯經學叢書的風氣、論文的研究動機和範圍，並檢討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二章考證兩部《經解》的編輯過程和流傳的版本。三、四兩章，分別就兩部《經解》中作者的地理分佈與著作的屬性，探究清代經學發展的趨勢。第五章所獲之結論，大致與麥文所述相似，惟另外指出兩部《經解》所反映的僅是由清代中期至晚期，亦即由幹嘉至清末的經學趨勢，晚清的一些重要學者，如廖平、康有為、章太炎等，他們的著作未被收入，所以無法涵蓋當時徑學的全貌。因此，作者聲明：可以由兩部《經解》認識清代經學的發展趨勢，卻不可據以逆推清代經學盡在兩部《經解》中，而道致嚴重的盲點與誤判。

《尚書》學方面，王先謙撰有《尚書孔傳參正》，博采《史記》、《漢書》、《論衡》及《白虎遖》，乃至《熹平石經》等資料，遍輯兩漢經師的微言大義，並旁征歷代諸儒的考訂訓釋，如有未遖處，則下以己意，而梅賾所增加的二十五篇，他也詳細的辨明抄襲的來源。此書也頗獲學界的推崇，然研究的論文不多，許錟輝的〈王先謙“伏生《尚書》二十九篇無〈太誓〉說”衍義〉，是僅見的一篇。此文檢討漢初文獻及前人對伏生《尚書》篇數之說，以證成王氏“伏生《尚書》二十九篇無〈太誓〉說”最恰適。

許氏歸納前人對伏生所傳《尚書》的篇數及細目，指出約有四說：

（一）伏生《尚書》有二十九篇，含今文〈太誓〉一篇；

（二）伏生《尚書》有二十九篇，含〈書序〉一篇；

（三）伏生《尚書》有二十九篇，〈顧命〉、〈康王之誥〉分為二篇；

（四）伏生《尚書》有二十八篇，〈太誓〉後得，始為二十九篇。

王先謙的《尚書孔傳參正•序例》，則謂伏生《尚書》二十九篇：〈顧命〉、〈康王之誥〉分列，無後得〈太誓〉，無〈書序〉，與（三）說同；驗諸《史記•周本紀》引〈顧命〉、〈康王之誥〉，《史記》、《尚書大傳》記武王伐紂諸事不稱〈太誓〉，張霸偽作百兩篇，分析牽合二十九篇以數十、複采〈書序〉為作首尾，作者認為王氏之說至為允當。

許氏根據下列三點：

（一）後得〈太誓〉出現的時間；

（二）《史記》載武王伐紂諸事，非後得〈太誓〉之文；

（三）《史記》引〈康王之誥〉之篇，應在伏生二十九篇之中。

辨明伏生《尚書》二十九篇有後得〈太誓〉之說非是。又依漢張霸據二十九篇及〈書序〉以偽作百兩篇，孔穎達謂〈書序〉在二十九篇之外：辨明伏生《尚書》二十九篇有〈書序〉之說為非。同時指出《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之說，實出自緯書；宣帝時河內得《尚書》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之說，則出自東漢，乃傳聞之誤。因此，辯證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加上後得的〈太誓〉，合為二十九篇之說，也不恰當。

文獻學方面，大陸學者劉旭青在臺灣發表了〈略論王無謙文獻整理的成就〉一文，對王先謙整理文獻的成就，分成集注類、鈔纂類、校勘類、鄉邦文獻類四方面，予以條理的介紹。

王先謙在史學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成就，治史的方法大體遵循乾嘉注重校勘的學風，《漢書補注》是其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的代表作，該書旁采諸家之說，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極為史學界推崇。其他的類似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極具功力。然而臺灣學者對於王氏的史學，缺乏研究的興趣，僅見何蟠飛〈《漢書補注》正誤〉一文。此文舉列傳部分之二十二例，補充、辨正王氏《漢書補注》之不當，雖有作者一己之識見，但篇幅不多，為其讀書的劄記。

　　四

臺灣學者研治王先謙的學術，最有可觀的部分，即在子學方面，不僅有多篇的考證文章，更有兩本專論的碩士論文。

莊學方面，有賴仁宇的《王先謙莊子集解義例》，其〈自序〉曰：

歷來有關《莊子》之注疏與論述，大底率騁玄言，罕就實詁，于義理之精微，下加深探；文法之奇變，弗能熟玩，而徒偏於一字一義之闡述，及連綴成章，則矛盾時出，無法一貫。或重在發揮一己之見，冀成一家之言，終鮮能顧及《莊子》本意。有清王先謙氏《莊子集解》，乃博采諸書，參合眾說，長短互較，擇善而從，庶幾可晃於斯累矣。

道出王書的優點，使其閱讀之後，引發研探的動機。論文凡分五章：首章曰〈先謙生平事略〉，詳細考查王先謙的生平及事略，說明王氏學術的根源，以見其撰輯《莊子集解》之意。次章曰〈《集解》全書義例〉，乃就“引諸家之例”、“引諸書之例”、“注釋綜合之例”、“王氏集解本注之例”四項，探究王氏徵引各家各書的條例，以明瞭王氏擷取眾說的標準。三章曰〈《集解》引各家義例〉。四章曰〈《集解》引各書義例〉，乃就所引二十二家，析為注釋、義理、詁校三類，所引十一書，析為小學、子書二類，分別自“引注與原說相同或近似者”、“增益文字或改動原說者”、“誤引或誤摻他人釋語者”三方向探討，並於每條之後，以案語辯駁或義證，希望能讓《莊子》的原義更為清晰，王氏《集解》更為以後研治《莊子》的人受納。五章曰〈結論〉，乃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莊子集解》全書雖存有若干瑕疵，然亦有不少優點，實不失金玉之質。

本書撰作的方式，先敍說王先謙本人撰述的義例，接著列舉王氏徵引各家之言，而後附以辯證。據作者考察的結果，可知王氏《集解》所引諸家之說，實有條理可尋：凡徵引各家之《莊》說，不論單獨援引，或采自他書汲引，其下並加“雲”字。凡原說系注他書，非解《莊》書者，則不論單獨援引，或附於書名之後，其下並作“注”字。凡徵引各家之說，首出俱作全名，其後但稱其姓，遇有同姓者，概以時代最先者稱姓，餘者均作全名。至於蕭綱之作簡文，成玄英易為成元英，一尊帝王，一避清諱。而蘇姓但引一家，亦作全名，且居案語之後者，以蘇輿為王氏弟子，且時代最晚。

至於王氏《集解》徵引諸書的情形，雖不甚嚴密，作者認為也有條理可尋：凡徵引各書，大抵但稱書名，其下不加“雲”字，而采自陸德明《經典釋文》部分，則或保存“雲”字。至於只稱篇名，而不加書名，或引書又附有他家注語的，大抵取自郭氏《莊子集釋》為多。而所引各書，書名遖作二字，僅《初學記》、《列子釋文》二書不為略稱，一為難作略省，一則便於區別。《莊子》一書，稱呼不一，如欲改稱，又求合成《疏》，反形失當。《列子》一書及張湛《注》，見於《集釋》者少，出於王氏徵引者眾，蓋王氏以為《莊》書襲自《列子》，所以多援引以證。觀其所引各書的誤引誤摻，可知王氏《集解》實取郭慶藩《莊子集釋》、張湛《列子注釋》，並附以己見而已。

王書注釋綜合之例，條例雖疏，作者認為脈絡猶可尋：大抵同訓一字詞，則各家之說，依時代先後為次第。同屬一句之訓，則依該句文字先後為次第。句義的說明，多在字詞訓詁之後，此其大略。然引自陸氏《經典釋文》部分，多依《釋文》之次，而王氏往往有為便於解說而更易次第的情形，遂使條例不易尋見。至於諸家異說俱可遖者，並加收錄；有駁及前說者，並前說而采汲；能助明新說者，並舊說而收錄。此外，更徵引非屬解《莊》者，藉以廣知眾說，非取矛盾，實王氏別有用心。

王先謙本人的注語案語，作者研究之後，發現所在位置並不一定，或居各家說之前，或置各家說之後，或雜於各家說之間，大抵皆隨文所適，不以體例而自限。而取材亦頗嚴謹，附會之言，皆棄而不取，至有異文，均錄以參校。王書重點在評鷺諸家之說，補充各家詁訓所未及和分析章旨、說明句義。至於他的觀點，如以為郭象《注》非竊自向秀，以為《莊》文襲自《列子》，以為〈逍遙遊篇〉隱喻莊周、惠施，以為〈齊物論篇〉乃齊物之大小、年之壽夭，均為其治《莊》的創見。另外，他以儒家的眼光，論評莊子的懷抱，援引儒說以解《莊子》，也能要言不煩，得其要領。

最後，作者指出《莊子集解》的缺失有四：（一）說有可取，未曾選錄；（二）更易文句，違反原意；（三）雖非解《莊》，並加採錄；（四）徵引眾注，他說誤摻。而其優點有四：（一）綜合眾說，擇善而從；（二）要言不煩，頗得要領；（三）訓詁義理，書內並施；（四）取材嚴謹，不拘體例。

荀學方面，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最豐碩。潘重規於民國四十五年發表〈王先謙《荀子集解》訂補〉，其實此篇早在民國二十五年即已撰成，於三十一年題為〈《荀子集解》訂補〉，發表于四川，文末附有其師汪東所撰〈《荀子集解》訂補序〉，曰：

潘生石禪從李剛受學，重其才，以女妻之。李剛既歿之二月，以所為〈《荀子集解》訂補〉示餘，都若干條，頗正諸家違失，以申楊注。每下一簽，輒文從理得，如批竅卻，無不中要。季剛存日，亦嘗見數條，深善之，因為石禪論今日籀讀古書，當潛心考索文義，而不必驟言通假，當精心玩索全書，而不可斷取單辭。舊解說雖不可盡信，而無條條遜于後師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鏡，然後可以通古今之郵，息漢、宋之諍。此真治學之要言。石禪眇達神恉，有契於心，橾是術以駕墳籍之場，所詣必連達，茲特其發軔雲耳。

在台發表時，則將序文刪除。此文針對王氏《荀子集解》一書，訂正、補注，是其讀書的劄記，屬訓詁考辨之作。

民國四十四年，龍師宇純撰〈《荀子集解》補正〉上、中、下三篇，亦屬文字考訂的劄記。相隔十六年後，即民國六十年，又撰〈讀《荀卿子》劄記〉，其〈前言〉曰：

民國四十四年，嘗為〈《荀子集解》補正〉一文，載《大陸雜誌》十一卷八至十期。此篇乃比歲為諸生講授《荀子》之淺見，亦大抵就《集解》有所商略。為別於前作，又間涉梁氏《東釋》及於氏《新證》諸書，因顏其篇如此。

民國八十七年，龍師出版《荀子論集》時，除收入前兩文外，又有完成於民國七十六年的〈讀《荀卿子》三記〉，書前〈序言〉詳述其研治《荀子》的過程，曰：

我與《荀子》一書之接觸，始于大學求學期間。時系中間課極少，子書方面，《莊子》以外無他專書。而我于諸子頗有所好，暇恒自習觀覽，諸家多有涉獵。四十三年入研究所，複讀諸書，並試抒所得，學而為〈《墨子閑詁》補正〉、〈《荀子集解》補正〉、〈《韓非子集解》補正〉等文，於四十四、四十五兩年分載《大陸雜誌》及《書目季刊》。因我之主要興趣在中國語文學，故所見下出語文學範疇。離校之後，更專意致力文字聲韻之探討，諸子之學遂日以疏遠。五十六年，時執教香港中文大學，系中課程所需，竟以其荀書之薄識濫充上庠。舊業重拾，如親故人，時亦有會心之樂，先後成〈荀卿非恩孟五行說楊注疏證〉、〈《荀子•正名篇》重要理論闡述〉、〈荀卿後案〉，並〈讀《荀卿子》劄記〉文四篇。七十一年，國立中山大學車校長錫俊先生薦以為中山學術講座，撰〈《筍子》真偽問題〉。其明年，再授《筍子》於中山，並獲該校學術獎助，成〈荀子思想研究〉。七十四年，更于母校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開講《荀子》專題，覃恩經年，而有〈讀《荀卿子》三記〉之作。

可知龍師專治荀學的成就，而其中對王氏《集解》一書，所下功夫至為深刻。

稍後於龍師，李滌生發表〈《荀子集解》校補〉五篇，亦屬讀王書之劄記。二十年後，撰成《荀子集釋》一書，其〈自序〉曰：

餘不揣譾陋，乃以《荀子集解》為藍本，更采近賢及東土之校釋，著為此書。于眾說紛紜之中，摭其精英，屏其蘩蕪，欲以補《集解》之不逮。如近賢未及，管窺偶得，亦妄附其末。惟《集解》所采眾說，徵引繁博，一字訂正，動輒百言，初學之士，望而興歎。今所採擷，皆略其徵引，而取其結論。

可見其專治王氏荀學之概況。〈自序〉又曰：

余之研治《荀子》，始於民國四十四年，時餘執教台中農學院，牟宗三先生執教于東海大學，先生每週必下山相聚，相聚必以《荀子》請益。迨其轉香港十數年間，函牘往還，大半以論《荀子》。故此書之成，先生之助為多。

由此可知其書之撰成，頗受牟宗三先生之啟迪，故書前有牟氏所撰之〈序〉。

民國六十一年，趙海金發表〈《荀子集解》補正〉，其〈前言〉曰：

《荀子》一書，雖經劉向校綠，但無漢儒解詁傳世，唐楊驚作《注》，稱其“編簡爛脫”，則勘誤匪易。且去古既遠，闡幽貴難。清王先謙裒集眾說，撰《荀子集解》。客中常讀是書，竊以諸家校釋，間有未當，訛誤之處，未盡訂正；奧義隱詞，尚待闡發。爰潛心探究，曏所疑滯，漸多悟解；偶有所得，輒記劄耑。然管窺蠢測，未敢自是，願就有道而正焉。

此文也是補注、訂正王書的讀書劄記。

以上四家所撰之文，皆是讀《荀子集解》的劄記，以文字訓詁為主，而黃聖旻的《王先謙《荀子集解》研究》，則是全面陸的研究王書。

黃氏論文的寫作目的，乃試圖透過對《荀子集解》一書的分析，探討荀學的學術脈絡。黃氏自述其論文的研究路徑，乃取決於呈現學術風貌所必須的幾個斷面，其中包括學術流變的外緣環境、學術內部體系的構架，以及作者治學態度對學術本身的偏差，希望借由這三個方向的羅織，可以映照出王氏《荀子集解》在學術上的成就。

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前言：大旨在說明論文研究的題旨、采行的路徑，以及預期目標。第二章探討王氏的生平與受學：通過對王先謙的生平、受學及著作的分析，發掘其治學態度對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限制。第三章則是論述荀學的歷史動脈：企圖經由學術命脈的起伏，突顯王氏荀學在荀學史上承先啟後的意義。作者認為《集解》一方面總集了荀學在經歷千年沈寂後再度復興的成果，同時也是傳統荀學研究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集解》之後則面臨著康有為、章太炎兩家分峙，荀學命運再度風波的窘境。因此，《集解》在學術走向上所接榫的關鍵地位，可以一覽無遺。第四、五章進行的，是《集解》內部成就的分析：在第四章中，探討《集解》本身的校釋價值，此處作者企圖借由前儒的研究成果，烘托王氏嚴謹的學術取向，在釐清《荀》書真貌上，佔有集大成的意義；第五章主要在論述《集解》對荀學內部體系的架構，展現王氏在掙脫舊學繳繞的命題後，獨力展開的面向，而這個轉向對後學，特別是康、章分峙，又有甚麼樣關鍵的意義。第六章是結論：整理二至五章中分別所獲得的各種觀點，進而為王氏荀學在整個學術史上承先啟後的功績，予以定位。

經由詳密的論述，作者認為：王先謙的《荀子集解》總結傳統學術在荀學上的成就，同時又處於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上，為荀學的出路奠立扎實的基礎，所以成為研荀者案頭必備之物。而《集解》又不僅在《荀》書文理的爬梳上多所貢獻，于學理上的獨到詮發，也為後學在研《荀》時，擺脫前人的窠臼，開啟新的面向。

　　五

綜合以上的敍述，可知臺灣所刊行的研究王先謙的著作，就整體的數量而言，並不豐碩，有關生平與學術的研究，約略各半。若以品質而論，生平部分的文章僅止於傳記、逸聞的簡述，缺乏較為深入的學術陸專論，所以參考的價值不大。相形之下，關於王氏學術方面的研究，則有不少精闢的論文，對於認識王氏的學術風貌，極有參考的價值；而這一方面的論著，又以經學文獻與子學為重點，尤其子學部分，更出現了兩本碩士論文，深入探討王氏莊學與荀學的成就，而多篇補正、校訂《荀子集解》的文章，則提出極多寶貴的意見，這些是應予大力讚揚的。

至於王氏其他部分的研究，如政治、史學、文學等，似乎尚未引起臺灣學者的注意，反而不如大陸學者研究的熱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