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一件空前無比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一個革命運動經過了整整十五個年頭，幾乎每一個日子都在進行着戰争；這一個革命運動彌漫了中國本部整整十七個省份，幾乎每一個都市和農村都曾經留下過戰争的痕迹。結果這一個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直接鎮壓這一個革命運動的經紀人是曾國藩及其幕府，而直接鎮壓這一個革命運動的軍隊是曾國藩及其幕府組織起來的湘軍，以及接續湘軍之後的淮軍。

假如太平天國這一革命運動能够得到順利的發展的話，那麽我想，中國現代歷史必然會改變樣子，至少不會如此之悲慘；然而正當歷史的火車頭轉灣的時候，曾國藩及其湘軍在其中投下了巨大的因素，自然，此後的歷史並不如同治皇帝所想像的大清帝國的中興，乾嘉時代的小康安寧局面永遠唤不回來了，代之的是多疾苦的，坎坷的，遲滯的，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幾乎曾經有過的翻版。

正因爲曾國藩建立了特殊的功勛，因此曾國藩其人就變成中國歷史偉人中的典型：在學術上他是偉大的學者，在政治上他是偉大的政治家，在軍事上他是偉大的軍事家。

正因爲湘軍建立了特殊的戰績，因此湘軍其軍也就變成了中國軍事政治史上被摸拜者和被模倣者：在戰略上他至今還是被人揣摹，在戰術上他至今還有人在學取，在政治上他至今還是强有力的在影響着。

有些人從一個人去觀察世界。

在解釋湘軍的起源問題的時候，他們首先以曾國藩的族譜爲歷史運動的最大前提。曾國藩的上祖是耕種的莊家，世代就很少有過讀書人，一直到他的父親曾麟書才讀點書，但是父親没有優良的傳統，應童子試十七次，到四十三歲的時候才補進生員。曾國藩雖然生長在這樣一個寒素的家庭，他却青年早達，十八歲的時候便成了進士，選入翰林院爲庶吉士，從此摶扶遥直上，在咸豐元年（一八五○）以前，即在曾國藩還没有起來組織湘軍以前，就在京朝做官做到内閣學士兼禮部右侍郎，用現代的官階來比方，那就是等於可以出席行政院會議的教育部常務次長。

但這一段個人發達鎖史還不能够聯繫到湘軍的起源問題，家譜的着眼點似乎是在他的父親十七次應試這一個有趣的題材上。那就是説：那位可憐的麟書先生十七次應試中包含了另外一個可驚的傳統給曾國藩：一種積苦力學的精神。

這是一個着重點。這一個着重點引起曾國藩三十歲以後的傾向理學，而又促使他五十歲以後的力行精神。

由於這一條綫索的伸展和推移，湘軍的起源問題被發掘了：第一、自然是歸功於終生有興志於童子試的父親曾麟書，子貴由於父，在法統道統的邏輯上這是没有話可説的。然而，父親也必有所淵源，於是第二、不少學者們在替曾國藩當時的學問家去做統計了。關於這一點我想多説幾句話解釋。

大致是在明亡清初的時候，一般有學問的士大夫們爲了不願與大清政權合作，相率鑽入書本做消極扺抗的工作，這就是從顧炎武起始發展出來的漢學。這一支漢學到了乾嘉時代，發展到登峰造極，在學術界真是風靡一時。最好的時候也表露了他壞的地方，當初那種消極扺抗精神泯滅了，漢學流爲一種繁博的空虚，於是乎宋明理學就在許多漢學家本身發榮滋長起來，不少漢學家一變而爲理學的闡明者和發展者。扯了開去，湘軍和理學有直接關係了。

問題的提出是爲什麽湘軍的領首和士兵介子大多數是湖南人，不是湖北人、安徽人、江西人，其他等等省人呢？統計學的功用被介紹了：所謂湘湖之地在當時文化上是比較的落後的，所以自清初到咸豐爲止的清代學者七百二十四人中，湖南僅占十人，即王夫之、王文清、唐仲冕、歐陽輅、黄本驥、鄧顯鶴、陶樹、唐鑒、胡元玉、魏源。這十人中，有些是純粹的理學家，有些是理學色彩的詩人和文學家，即是被稱爲漢學家的，也已經披上理學的大衣，屬於所謂常州學派，講究經世致用。於是，第一個破的結論得出來了：清代漢學没有影響到湖南，也就是説没有影響到曾國藩及其將領們。

其次，當然要做立的工作了。既然漢學在湖南没有影響，那麽什麽東西是給了他們以影響呢？一句話説是理學。上舉十人之中，特别理學家王夫之、鄧顯鶴、唐鑒這三個人，給予曾國藩他們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他們刊刻他們的遺集，他們表彰他們的行節，大家硁硁然以道義相砥礪。曾國藩還在京朝做侍郎的時候，常常對赴京考試的湖南讀書士子説，要學習王鄧唐他們性理之學；并且曾經預言，湖南人才興泰否極，胥視理學之發皇與不發皇，讀書人們的學習與不學習以爲斷。後來左宗棠在箴言書院記裏，竟直説了：

“谿洞群蠻，盗兵以逞，流毒遂半天下，而湖湘諸君子獨發揚蹈厲，慨然各畢其志力，以當世變而抉其衰，忠義之風，照耀寰宇。揆厥由來，非本其先世累積之厚，教惠之勤所貽，則亦鄉里老生流風餘韵所漸被而成者也。”

所謂鄉里老生就是他們的鄉先賢理學家。於是第二個立的結論也妥當了：理學對於湖南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理學與湘軍是有着不可分的關係的。曾國藩在討伐太平天國的文獻裏説得更加明白：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代聖人扶持名教，敦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論孔子之經，而别有所謂耶穌之説，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與則一旦掃地以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從上引文，似乎使我們歸結到下面兩點：第一是太平軍崇奉上帝教，用兄弟姊妹的稱呼，讀耶穌新約的教義，實行共産的制度，破壞中國固有的人倫禮教。第二、説太平軍毁孔孟學宫，使孔孟痛哭於九泉，尤其明白表示：爲擁護中國數千年來禮義人倫詩書典則而戰的宗旨。

以上是從曾國藩上伸下引，統籠的去探討湘軍的起源的大概情形。

但是，這裏又有些人從軍事制度的形相上去探討湘軍的起源。

滿清帝國是利用漢人攻擊漢人取得的政權，她的兵制盡管五花八門，層層牽制，而實際擔任國防和治安的任務的是所謂緑營兵。清初康熙時代的三藩之役以及其後的定回疆牧金川幾次戰争裏，緑營制度表現過綽越的成績，到了清中葉乾嘉之際，此種兵制就走往下坡，諸如川楚白蓮教之役以及鴉片戰争之役，還强勉由緑營負擔，然已現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緑營制度乃是封建政權重新改編的時候建立起來的制度，兵籍與民籍分開，兵士家庭的人員都編在兵籍裏，他們的子弟叫做“餘丁”，預備將來補他們的缺額。他們不但一人入伍，就是全家也是以當兵做職業的；他們不但一人入伍，就是子子孫孫也是世代承接的。這一種完整的騎士制度極適合於封建政權的建立，不過當封建政權衰敗的時候，它必然的跟着衰頽下來。以鴉片戰争爲开始，緑營制度接着乾嘉時代的衰頽趨向急速的崩潰起來，到了太平天國的時候，它已經成爲枯朽一堆，種種色色，表現無遺。詩人金和曾痛下諷刺：

“何知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煙床鳩毒甘，博局梟採負，帳下畜村童，路上誂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陰惡聲取，縱免將軍誅，可告汝家否？”

“神州之兵死億萬，以罪以病不以戰。大官之錢費無算，公半私半賊得半。奏捷雖爲睡後心，籌糧幾奪民家爨。今春自楚東下時，賊船如馬江頭馳，頓使天雲皆失色，將軍何事偏來遲，坐令嚴城入賊手，五月不能攻下之！公等尚學飲醇相，白頭老盡連營師。”

金和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學才能的詩人，同時又是滿清政權的澈底擁護者，他曾經只身穿入淪陷了的南京，替當時包圍南京的向榮江南大營謀策内應，後來事敗，又僅只身逃回向榮營裏，上引兩詩的題材就是以咸豐初年沿江追擊太平軍的向榮緑營爲對象。詩人的思想和敏感是矛盾的，但落後的思想並不曾埋滅他的敏感，從這裏也就可以想見緑營制度的趨於崩潰了。

緑營兵既已不能擔任扺禦太平軍的重荷，使得清廷唤回嘉慶時代平定川楚白蓮教的故智，責令各省督撫實用團練；同時正在籌謀這一個策略的時候，湖南在籍舉人江忠源已經先辦了一支團練，在全州打了一回小小勝仗，據説太平軍的南王馮雲山就在這一戰役陣亡的。一方面清政府發頒朝旨，一方面又有事實證明，各省當局奉令維護，競競從事，乃是必然的。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太平軍攻勢如箭，武漢三鎮相繼淪陷，隨而九江、安慶、金陵也非清廷所有，長沙雖然一時守住，四面楚歌，危如累卵，曾國藩當時丁憂在湘鄉原籍，便親到長沙，就湘鄉諸生羅澤南王鑫率領的團練千名，擴充編練，首先進行掃盪在湖南響應太平軍的哥老會、三合會諸會黨的農民組織。太平軍初期的政略戰略仍帶着非常深厚的宗教色彩，對於此種反清復明的，在宗教上不能完全符合的民間會黨，不但没有好好的去領導和加强組織，反之，常有蔑視的態度，曾國藩對於這些會黨自然有力量來鎮壓（不能消滅），所以一年之内，湖北、安徽、江西、江蘇四省連連喫緊，湖南反而現顯相對的安謐，而湖南的團練人數和清廷的信任曾國藩，也相對的增加增長了。

曾國藩在湖南本境内的初度成功，他所統轄的武裝，充其量還只是團練的性質，其之被稱爲“軍”，應當要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後開始。因爲從戰略戰術而言，團練只是一種幫助的性質，它的最大功能是在後方做清鄉工作，猶之乎現在的保甲制度一般。太平軍從廣西發靱，北向湖南，但在扺定武漢以後，它的軍攻箭頭已折東沿長江而下，湖南轉爲清廷收復，成爲後方，以團練去清掃後方，自然可以表現若干成績；若以團練去攻城征野或正面扺禦强敵，那就超出它的性能了。當時湖北、安徽、江西、江蘇在官在野辦理團練的人，比湖南要多得多，而團練的數目也要大得多，結果一則功成，一則敗没，其基本原因就在乎此。一般人不曉得其中道理，或者没有把太平天國的戰争行進研究清楚，只抓住曾國藩之成功與别人之失敗去論列，硬説曾國藩一開始就不是團練是所謂軍，那是給曾國藩的第一度勝利冲昏了思路了。話説回來，團練雖然是團練，無論如何是一種形式的武裝，這種形式的武裝可以轉變爲更富性能的“軍”。王闿運曾經有過檏素的描寫：

“咸豐初年，巨冠洪秀全自全州出永（州）郴（州），圍省城（長沙），掠舟洞庭，遂連破各省，天下莫能當。文宗憂之，詔湖南治團練善後，以鄉人副巡撫，湘軍始萌芽矣。”

關於這一層，後人有過不少筆墨官司，第一是曾國藩的好朋友，作爲湘軍幕府人物之一的郭嵩燾，他説：

“長沙圍解，詔曾文正公幫辦團練，所謂以鄉人副巡撫者即指此也。曾文正公具奏團練不足辦，惟當練治一軍以討賊，是湘軍之起，正在初辦團練時，更無所謂萌芽也”。

第二是羅爾綱先生。他根據曾國藩的奏章下結論説：

“曾國藩所以能成大功，便是因爲他在奉辦團練之初，首先看出團練不足辦，而另創新軍。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反對團練的人，曾自以在兩江總督任内不辦團練爲德政。

在這裏，我要替王闿運做翻案文章。因爲：（一）郭嵩燾不但是湘軍的重要幕府人物之一，不但是曾國藩的好朋友，并且是湘軍糧臺的重要人物之一，并且又是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好朋友。説到曾國荃他是喜歡貪污霸道的湘軍將領，當時水師主將彭玉麟和其他不少將領都非常反對他，彭玉麟爲着反對曾國荃，曾經屢次作書教曾國藩大義滅親，後來湘軍解散後，他竟把自己的薪餉節餘和軍用節餘共計六十餘萬兩，統統提解出來，思以自己的清廉去反襯曾國荃的好貨。王運闿的湘軍志一書對於曾國荃是不無微言的，‘是書初出，曾伯見之，若有不釋然者’。郭嵩燾的説話是由這一個角度出發的。（二）曾國藩本人誠然反對團練，在兩江總督時期，偶然聽到有人對他説團練大捷創敵的話，往往掩口而笑，掩耳而走，但這只是指攻略戰而言；况且當曾國藩做兩江總督，時已咸豐十年（一八六○），正是湘軍茁壯團練已没有存在餘地的時候，他之反對團練自是理所當然。（三）曾國藩在長沙幫辦團練時期上的奏章，着重於丁兵的戰術編練和餉給諸問題，即是説，在編練上，不像過去川楚白蓮教亂事時期的漫不講求；在餉給上，不像過去川楚白蓮教亂事時期任意强派。前者要求一定的編制和操練，後者要求成立機構籌給餉糈。凡此這些，僅僅是枝節問題，最主要的是武裝的性質和在作戰中所能表現的性能。説到武裝的性質，當時的羅澤南王鑫部隊是團練；説到性能，那支部隊還在清鄉階段中，這怎麽能説不是“湘軍始萌芽矣”呢！（四）説到轉變問題吧。不但曾氏湘軍是這樣的，後來幫助左宗棠平定浙江的蘇軍，也是最初在江蘇各地吃敗仗的團練集合起來改編過來的。

話題扭回來。曾國藩在兵學上終生服膺戚繼光，戚氏所謂的“澄定渾水，再汲新水”這兩句話，成了曾氏創造湘軍以及其後教李鴻章編練淮軍的最高典則。

什麽叫做“澄定渾水”呢？照字面解釋，渾水是污濁的水，澄定是把那污濁的東西沉澱下去。什麽叫做“再汲新水”呢？意思是重新再汲取清潔的水。一方面把水裏污濁的東西清除出去，一方面再重新汲取清水加進去，應用現代學術術語，就是揚棄作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圍攻江西南昌，清廷命湖南出援，曾國藩因增募湘勇（湘鄉人）二千人，楚勇（新寧人）一千人，另調緑營兵六百人，合成一軍，由羅澤南、江忠淑、夏廷樾三人分三路東援南昌。湘軍於焉正式成立。

以上是從軍事制度上去探討湘軍起源的大概情形。

當然，曾國藩及其將領們大都係儒生出身，并且又多數係崇尚理學的人，説他們爲理學而戰，説他們爲“中國數千年來的禮義人倫詩書典則”而戰，原也是可以説得通的；但是這裏存在着没有解决而必須解决的問題，即湘軍最大多數是士兵，士兵未必每個人都能讀書識字，尤其未必都曉得理學，那麽彼蚩蚩者何以肯赴湯蹈火出死入生呢？其次，理學所提倡的禮義人倫之類又從什麽地方反映出來的呢？當然，緑營兵制的黄金時代早已過去，團練制度有些時候和有些場合也還可以表現它的成就，説團練是湘軍的前身是可以説得通的，説團練是湘軍的緣革也無不可以説得通；但是，我們要思考到：團練制度只是一種幫助的武力，幫助甲是幫助，幫助乙也是幫助，它曾經幫助緑營兵制去平定白蓮教亂事，爲什麽不可以幫助緑營兵去平定太平天國呢？尤其在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的時候，配合緑營兵則與之俱敗，配合湘軍則與之同勝，這原因在那裏？到後來，當湘軍在軍制上已否定緑營的時候，這爲人作嫁的團練竟被人“掩口而笑”而“掩耳而走”。這又是爲什麽？

爲了要解答上述諸問題，我們對於湘軍的起源問題，實在需要更深度的發掘下去。現在我們再從下面兩個方向去考察吧：

（一）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去觀察。

（二）從當時政治分野上去觀察。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簡單的説，是封建經濟制度的結構。不過這一個封建經濟制度不完全相同於日耳曼，也不完全相同於斯拉夫和其他一切别的封建經濟制度，它一方面是非常完整的，一方面又是非常龐雜的。在完整方面它相當於日耳曼和斯拉夫，在龐雜方面它比它們表現得更多樣性，更具現實的豐富性。一般的説，封建經濟的階級搆成不外是農民與地主的對立，商人在其中間起着發酵和刺激的作用；但在中國除了農民與地主的基本對立以外，小農的數量非常之大，經常在表現着附和這邊而又附和那邊的摇擺狀態，商人呢則不特很少起着發酵和刺激的作用，簡直與地主勾搭在一起，這使中國的封建經濟長期遲滯，漫漫的在逥旋形式上行進。

中國的小農經濟之頑强性，不特在中國歷史上表現得非常豐滿，就是在現在中國經濟臨於大變革的時候，還是普遍的頑强的存在着的。尤其因爲家族集産制度與分産制度的互相遞嬗與長期存在，幾乎没有辦法消滅或减輕小農在中國封建經濟結構上的比重，通常所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尋常百姓家中的故事，就是小農回復的寫照。再從中國的法制運動上來觀察，若干小農經過集産過程，可以逐漸達到成爲望族的機會，曾國藩的祖父和父親原先不過是生長在一個小農家庭，經過曾氏兄弟的集産，湘鄉曾氏到底變成湖南的望族了。

商人呢，在中國歷史的變亂遞嬗中，它既曾經於每一次變亂之前投下過社會經濟運動的發酵因素和起過刺激作用，復又於每一次變亂之中和地主勾結在一起去擔任表演中和的角色，并且經常的更多次數的去扼死變亂之中可能的新生因子。

滿州入主中國之後，中國的經濟結構又更加多樣了。由於軍事征服的優越感，滿州人具有特殊的權利，譬如原來是窮措的王公，只要滿清朝廷的一紙聖旨，就可以在漢族人的田地上圈地，一變而爲自己的産業。又譬如普通的滿州人，在封建主義的騎士制度組織之下，可以不務生産，政府每月給他們口糧。王公所圈的土地是漢人的，騎士們所吃的口糧，同樣的是屬於漢人農民之租税。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於鴉片戰争之後第八年，湘軍的誕生和出援南昌在咸豐三年，距離鴉片戰争十一年。鴉片戰争是中國經濟結構變動的樞紐，因此由於鴉片戰争帶來的中國經濟特點是應當估計進去的。十九世紀初葉，列强輸入中國的商品以棉花爲大宗，這説明歐洲資本主義還在方興之中，迨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列强輸入中國的商品以棉布五金與金屬品爲大宗，這説明歐洲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熟，中國的手工業爲歐洲的機器工業所壓倒。鴉片戰争以廣州十三行商爲中介，其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賴借開闢商埠協定税則的便利，由都市伸其魔手而入於農村，於是滿清政府權漢人地主以及商人等等，互相依附一起，一方面仍然運用封建經濟制度的强厚基礎維持各人本身的利益，一方面替外國資本主義做經紀人。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以破壞這一種的互相依附和結托關係的。當滿州騎士們在由貴平到永安幾次戰役都不能够取得勝利的時候，作爲漢人地主身分的江忠源，首先舉起團練的大旗：

（咸豐二年四月廿一日）“江忠源督湘勇敗太平軍舟師於永州全州間之簑衣渡，前導副軍師南王馮雲山中砲陣亡。太平軍即自永州折而南趨”

當太平軍已扺定武漢征旗東下的時候，由江宗源到曾國藩的團練已經不够應付，於是曾國藩在團練的基礎上成立湘軍：

（咸豐四年正月）“國藩乃改定營制，立營規，訂餉章，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置一營官，又設幫辦一人。水師五百人，分爲十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標、褚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等爲營官。陸軍五千人，以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玫躬，曾國藩、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爲營官”

當太平軍由金陵向東進軍，迭克鎮江常熟蘇州，準備進攻上海的時候，作爲買辦商人的紳士竟緬顔乞求英國駐在上海的軍隊：

（同治元年一月十五日）“江蘇南汇川沙紳士三十一人，致書英國水師提督何伯，上海英國領事麥華陀乞援”

當太平軍進攻上海的時候，距離買辦商人的乞援才過十天左右，資本主義國家英、法也出來了：

（同治元年一月廿六日）“英軍提督何伯，法軍提督卜羅德，洋槍隊領隊華爾，副領隊白齊文，敗慕王譚詔光，納王郜永寬，忠二殿下李士貴及吉慶元等約萬人於上海浦東高橋，大肆屠殺”

自後以戈登爲領導的所謂長勝軍，不斷協助湘軍，轉戰於長江三角洲與錢塘江之間，戈登本人曾親自到安慶去會晤曾國藩，替他改進湘軍的戰術，另一方面又不斷派遣人員前往各地，訓練湘軍。起先以湘軍幕府的面目出現的，中國第一號買辦政治家兼軍事家的李鴻章，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出演其才能於中國歷史。

“中國數千年來之禮義人倫詩書典則”，無非是中國封建經濟結構所派生的上層建築物，所以維護和穩定這一個經濟結構的。大清政權發展到乾嘉時代，一切趨於穩定，清初大儒的消極扺抗精神，在一般讀書人的意識裏已失其存在的依據，代之而起的是由宋明理學的餘緒發展起來的曾國藩他們所謂的心性之學，一種以維護大清政權爲職志的理學。這就是清中葉以降理學之所由興，以及湘軍精神之寄託所在。

説到湘軍士兵問題，我們也可以根據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特點之一，即小農的頑强性來解釋。一般的説，在日出日入而作而息的小天地裏，小農是保守的；在脱擺束縛要求發展的大洪爐裏，小農是進取的。中國小農數量非常之大，尤其在當時湖南的社會裏，生産技術和一般文化都比較落後，小農本身矛盾的冲激，前者還占優勢，他們雖不曉得中國的禮義人倫詩書典册，可是禮義人倫詩書典則可以給他們以安定，因此從保守性這一面來觀察，他們的意識是符合於曾國藩的號召的，况且曾國藩在咸豐二年這一年内在湖南的殘殺政策（指團練時期剿除哥老會、三合會黨羽翼），使得小農們一時失掉進取的情緒，所以曾國藩在湘鄉、寶慶、新寧諸縣招募湘軍，小農子弟都相率以應。

現在我們進一步從當時政治分野上來觀察吧。

前人曾經打過一個有名而淺顯的比喻：封建制度的政治制度好像金字塔一般，最下層是廣大的人民，在其上的是爲數逐漸减少的小官大官，昇到最頂端就是皇帝一個人。一個封建國度裏只有一個皇帝，正如金字塔的頂端只有一塊石頭一般。中國有一句諺語：“天無兩日，國無兩王”。也正適合這個意思。

中國的封建官員之搆成，也比日耳曼斯拉夫要多樣些，或者可以説運用上要比較靈活些。皇帝之下的小大官員，不一定要貴族，只要你有耐心往上抓，平民有時候也有一個份兒的。滿清政權是滿州人做皇帝，漢人可以在其之下做個一官半職，以致寶貴榮顯於家門。一切科舉制度八股文章就是建築在這一個制度之上。

滿州皇帝盡管給漢族讀書人以進身之階，但確保滿清政權的騎士制度却把握在滿州人的手裏不放，滿州八旗、蒙古八旗不用説，就是緑營兵又何嘗不是把握在滿州人手裏。每一個省份裏的總督、撫撫盡管由漢人擔任，而每一個省份的將軍絶對多數是滿州人；每一個道縣的道員知縣盡管由漢人擔任，而每一個道縣握兵符的鎮兵千總把總之類却多數是滿州人。凡此這些，表示着下面這一個意義：漢人雖賦予政權，是有限度的，臣屬的。

所以要以皇帝一個人的意志去統轄全體人的意志，要求於政權的運用者，必須是絶對專制主義的集權主義。但這一個一人集權主義是由許多個分權意志所搆成的，因此一人集權主義的本身包含了許多個分權主義。大概當封建政治的外觀表現得無限豐滿的時候，一人集權主義必然給運用得最高峰；大概當封建政治表現得貧弱的時候，分權主義就會開始凸現出來。乾嘉之際，文物龐然，弘歷和顒琰這兩個人表現得特别專制：道咸以後，灾象環生，各地官府也就借故“欺罔”。團練制度，在軍事上是輔助正式國防軍，但在政治意義上無疑是分權主義凸出的基點。若説軍事是政治的延長，那麽政治的分裂内含性首先以軍事的冲激形式而表現出來。這一個矛盾的兩面性往往極其微妙的發展着。譬如曾國藩在長沙練勇的時候，責令湖南抚标中軍參將塔齊布傳令緑營兵，每逢三、八兩日與練勇會操，當時副將清德公然反對，以爲將官不統於文吏（曾氏仍是侍郎身份），雖巡撫照例不該過問營制，提督鮑起豹也以汎駐湖南正式國防軍首長資格向國藩厲聲斥責：

“盛夏操兵，虐軍士，且提督現駐省城，我不傳操，敢再妄爲者，軍棍從事”。

那時湘軍方在“萌芽”，塔齊布還不是曾國藩的將領，他個人在戰術上固然傾向曾國藩，終敵不住垂死的制度，結果練勇出操，緑營兵欣賞。後來塔齊布轉將辰勇（練勇之一），永順兵（緑營之一）與之械鬥，包圍國藩行轅，事情鬧到巡撫衙門，巡撫也没可奈何，出於不了了之。這些事情本身誠然屬於兵家常事，而其所代表的意義却是非同小可，它包含了兩個不同性質的軍隊所表現的集權主義與分權主義的矛盾與冲激。

分權主義的政治想望既已建其基點於團練制度，那麽社會變亂的程度越大，它的發展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也跟着越大。這是湘軍誕生的前提和根據。

但是它的發展是在於下面一個程式進行的：在以對付太平軍的政治目標上，它是與緑營兵一致的；在以實現它本身的政治欲望上，它是與緑營兵二致的。滿清一人集權主義施行二百年來，外患頻仍，内憂紛起，封建制度的集權主義開始失掉其存在的依據，全面的簇新的社會政治制度，又限於客觀條件没有十分成熟，代之而將起的，自然輪到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之重一度出現。緑營腐敗不堪，搜劫爲務，太平軍初期軍事進行急速，鋒鏑鋭利，所有戰役，必須以緑營爲主團練爲副，交綏結果，當然與之俱敗。後來曾國藩“澄渾汲新”，湘軍成立，分權主義的政治欲求初度得到實現，軍事上的統一跟着到來，因此，時至太平天國革命中期，所有戰役，以湘軍爲主團練爲副（指東南各省的團練），交綏結果，自然包含着與之同勝的可能。

湘軍自團練蜕化而成，出援南昌，北伐楚豫，東征長江，轉戰於東南各省，它的規模已經十分完整，它的作戰能力已經獨立一面而有餘，團練是僅僅補助的小規模隊伍，它原來就没有獨立作戰的能力，説它也會克敵致果，曾國藩自己是過來人，當然聽了會“掩口而笑”而“掩耳而走”。况且湘軍已經成立發展爲龐大的軍隊之後，團練也如緑營的命運，從此進入末路，充分表現其無秩序的苛派洗劫的封建本質，轉而爲湘軍發展的障礙。新蟬已經飛鳴樹間，蟬蜕必然遭遇遺棄，以新蟬姿態出現的曾國藩，當然會以“掩口掩耳”的姿態去輕蔑團練。

總括起來説，湘軍起源的最核心處，在於滿清帝國的封建經濟結構的特點和滿清帝國的封建政治分野的内含，其演變過程是由緑營，而團練，而湘軍，理學問題不過是湘軍誕生了後的意識表現，並不是它的原因，更不是它的起源；唯在湘軍向龐大組織的發展程途之中，理學刺激了它，從若干部份看，又變成它的發展的原因了。

湘軍由團練蜕化而出，故爾它的制度的特點之一是兵爲將有，將亡兵散。

曾國藩之所以被現代軍事學家認爲是天才的發迹者，是因爲他創立了一個有名的成規，即所謂“營官兩百兩長夫一百八十人”。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説：一營的指揮官每一個人每一個月可以支取白銀兩百兩（比較士兵每月餉給相差五十倍之多），而每一營除擔任戰鬥士兵外，還可以配一百八十名的長夫。緑營時代，無所謂長夫制度，無事分汎各地，有事抽集前來，軍資軍械的運輸工作，則由當地派夫，或由士兵强行拉夫，隨發隨征，隨到隨遣，應用現代軍事學原理來説，就是没有把軍事運輸工作列入戰斗行列，并且從戰斗行列剔除開去。這在勝利行軍的時候，其毛病還不致顯現，在失利退却的時候，那就所有的軍輜重都會被敵人席捲以去的危險。一種現實的教訓，使得曾國藩建立長夫制度，就是把軍事的運輸工作列入戰斗行列。這在當時半火器軍事技術上可以説是一個天才。至於營官兩百兩這個規定，有人説也是曾氏的天才所在，其理由是説營爲當時戰鬥的單位，一個單位的指揮人員負有成謀决策克敵致果的榮譽責任，爲着選擇指揮人員和培植指揮人員，薪額餉糈必須特别提高。

這理由若從軍事技術上考察，也許有片面的理由；若是從社會根源上考察，那便可以發現這個規定乃是團練制度的遺迹，充分表示封建意味的頭重脚輕主義。

假如説團練是每一個小小地區的清鄉部隊，那麽這個小小地區的清鄉部隊到湘軍時代，便蜕化爲所謂“營”。團練制度，前面曾經提起過，它是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開始發芽的徵象，管帶一個團練的首領在其所管汛的地區内，具有無限的權威，經常以對軍士的苛刻虐待和對人民的生殺予奪來取他本人的財富和權力。營官大體上是團練首領的化身，在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形成與長大之後，他上面又有管轄他的人，可是他那原始的基本權利是統一在他管轄他的人的封建權利之内的，所以作爲分權主義最大統帥的曾國藩必須保留他們的原始基本權利，其最大的不同無過於：前者是散漫的自由方式的去取得，後者是一律的通通兩百兩。

湘軍組織的基幹是營官，由營官親自招募他的軍士，初期陸水兩師各十營的編制，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

其後，由於戰綫的延長，防攻的面積擴展，軍事上需要頓形增加，另外一方面，也正由於戰綫延長，防攻的面積擴展，在一個戰區的軍事行進上，爲了靈活和嚴密執行戰術戰略任務，在曾國藩之下營官之上需要有一種轉接和承受的職務和組織，於是有所謂分統統領等類産生，而這些分統統領的擔任人員，大半是曾經久戰的營官遞昇，不過這個遞昇辦法並不是以戰功而論，主要是你所管轄的軍士是不是由你招募而來，以及這一支軍隊的從開始到終結是不是由你所組織。假如軍隊不是你招募和組織的，則你雖有頂天戰功，始終没有辦法得享分統或統領的職務，甚至連營官且不可得；同樣的，假使軍隊是由你招募而又由你組織而成的，那麽你就是没没無聞的庸碌之輩，也可以做個營官，分統或統領。

湘軍有一個秘密，截至筆者撰此文稿爲止，還没有看見被人發掘，一經説破，曾國藩實在不能够算一個規規矩矩的理學家，乃是一個詭變出没的權術家。

原來，湘軍的編制和緑營是不同的，湘軍的編制是大帥、統領、分統、營官、哨官、雜長、正勇。緑營是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弁目。凡是可以實際統御正勇以上至哨官營官的人，只要是他自己發展起來的軍隊，他可以由分統而統領；凡是在戰事上有實際戰績而在實際上没有軍隊的人，他照緑營的官階遞昇，以一種掛銜的形式由實際仍充親兵散勇的，又有文職的中書知縣（均爲正七品）或武職中的千總（正六品）把總（正七品）做了統將營官，而掛銜至一二品的武職大員反爲所屬。好像羅澤南以孝廉而爲陸軍統領，林源恩、朱孫詒都以知縣爲營官而受轄於澤南；彭玉麟以諸生而爲水師統領，吴嘉賓以翰林院編修爲營官而受轄於玉麟。一方面是官職懸殊，一方面是尊卑倒置。這個問題當初没有發生，大概也習以爲慣，後來有一個以中書做統領的吴士邁，把一個記名至總兵的朱德樹以違反軍令拿來殺了，朱的家屬以七品斬殺總兵（二品）有違法統，向清廷呈訴，清廷下諭查辦，左宗棠抗疏上辯：

“軍營體制，只論事寄輕重，不在品秩尊卑……時地既殊，勢分即异，……吴士邁官雖中書。實分統領，憤朱樹德之違令殺之，是統領之違令殺營官，非中書殺總兵也。”

從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這一個核心來探究，湘軍的這一秘密包含下面幾點實際意義：（一）集權主義與分權主義的消長關係中，後者必須建立其自己的制度，用以排斥前者已經建立的制度。這樣，它才能够得着生長和發展的依據。（二）分權主義執行自己制度的任務之一，必須曲承已有勢力的封建地主，特别是聯繫擁有自己軍力的封建領主，然後它才能够與集權主義相抗衡。這就是所謂“時地既殊，勢分即异”。（三）分權主義執行自己制度的任務之又一，必須從零星凌亂的小封建領主擴展而至整齊劃一的大封建領主，從原始的分權進展到積極的分權，這也就是所謂“只論事寄輕重，不在品秩尊卑”。

封建制度的集權主義抑或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其軍事制度都是以謀地主和領主的利益爲前提，在封建制度的集權主義隆盛時候，軍力集中於一國的第一個地主皇帝或國王身上；當封建制度的分權主權勃起時候，軍力分集於一國的數個地主和領主手裏。所謂“兵爲將有”的最深刻意義應當就在於此。

“將去兵散”是跟着“兵爲將有”而産生的，也就是從原始的分權到積極的分權之結果。如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曾國荃在湘募勇東援江西吉安，吉安克復，國荃丁憂回湘鄉原籍，即先遣散所部回湘。如咸豐十年（一八六○），訓營統將唐訓方出任湖北繼道任，其訓營七營都行遣散。如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義營管帶吴國佐戰敗，吴氏回湘，部屬也遣散。有因營務不整，統將頽廢，將遣軍散的，如胡林翼部下的朱希廣、何紹彩兩軍的故事；有因統將抱病，回籍休養，將遣軍散的，如曾國荃部將劉連捷的故事。因爲湘軍軍士必須自招，不能够假手他人，統將離營，必撤其軍，所謂“兵爲將有，將去兵散”，是湘軍制度的特點之一。

湘軍由團練蜕化而出，故爾湘軍制度的特點之一又是“就地籌餉，把握財源”。

緑營兵餉向由户部統征統支，做將帥者只具有地方軍事的指揮權能，所有財政權都握在布政使司手裏，布政使司是清廷直接簡派的人，組織系統也是直轄户部吏部，故其行政措施當然朝向封建制度的集權主義方向行進。後來國家多事，團練紛起，軍士餉糈逐漸於各地輸捐，於是有所謂“就地籌餉”的事實出現，曾國藩初在衡陽訓練水陸兩軍一萬七千人，每月餉銀八萬兩，專靠輸捐方式自己籌給，咸豐四年（一八五四），率師東征，人數既已增加，軍用因而龐大，僅靠湖南輸捐，事勢自然不够，於是由清廷印發空白國子監執照四千張交曾國藩自己向外省勸捐，在湖南方面的由夏廷樾郭嵩燾負責，在江西方面的由黄贊湯朱孫詒負責，在四川方面的由胡興仁李惺負責，都是曾氏的幕府或友好，爲所以開創湘軍糧臺制度之先河。這種輸捐辦法比較一般團練的無名目的敕派式的輸捐還要有點秩序，且負擔輸捐的人家多屬富户或小康以上者，爲害人民的生計還不會十分重大。

但其性質則實在已開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之發展初階，所以用以建立其跨步行進的張本的。曾國藩對左宗棠不止一次説過於下的話：

“此時天下大亂，吾輩行軍，必須親自籌餉，不可仰食於人”

接着輸捐之後，就實行劃税與創税兩種辦法。關於劃税方面有運鹽加税，有發丁漕米，有提關税。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曾國藩駐軍江西，開始劃舊日淮南引地，運浙鹽銷於江西、湖南各地。當時太平軍還佔據江西，湘軍水師彭玉麟部被其截留在鄱陽湖内，其另一支楊載福部則在長沙上游游弋，所以有所謂“外江水師”與“内湖水師”之稱：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九江星於相繼克復，贛西南劉長佑、曾國荃也相繼扺定贛江，湘軍水師既已聯成爲一，湘、鄂、贛三省大體也可以結成一體，於是浙鹽運往湖北售賣的。在安慶收税每斤十文半，又在武昌收九文半；浙鹽運往江西售賣的，在安慶收十四文，又在吴城收八文。曾國藩當時駐節安慶，鹽税抽收以安慶爲樞紐。根據曾國藩的報銷案，最後八年之中共收二千萬兩有奇，其他吞没和借軍食用鹽名目漏税的没有計算在内。這一份税收原來是應該由清廷收入的，這時候給湘軍劃分去了。其每荆州將軍都興阿，湖廣總督官文，也相率傚尤，劃運鹽引。丁漕是清廷國家財政的最大來源之一，但湘軍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起始就劃用了湖南漕米三萬餘擔，五年（一八五五）駐軍江西時又劃用江西漕折銀數萬兩，到了曾氏任兩江總督時則竟每月劃撥江西漕米折銀五萬兩，湖南江西爲産米之區，清廷賴這兩省的漕米的地方很多，然而却給湘軍劃去了。提劃關税似乎當初並不大順利，因爲第一關税收入大宗的地方都在沿海都市，第二這些地方還没有入湘軍版圖，但後來曾氏任兩江總督，湘軍差不多完全佔據東南沿海，關税被提劃的實在不少數目。

關於創税方面有抽釐金與收雜捐。據傳説有無聊文人兼清客者錢江其人，居常空懷大志，咨嗟鼎沸，太平軍扺定金陵，獻策就商賈運輸設卡抽釐，揣其意思大概是寓征於商而所以重農，太平軍不用其計，此策遂輾轉而流入湘軍。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先在湖南設局抽釐，湖南商貨原不發達，又兼被兵之後瘡痍病地，但每年收入仍有百萬至百一二十萬兩不等，後來湘軍東征所到之地，各個戰區統將也漸漸就地設止水抽收釐金起來，局卡機構既非清廷所經創立，所有辦法與人事派遣也由湘軍擅專，大扺萬人之軍設釐一兩卡，便够自給，故左宗棠有婺源景鎮兩卡，使其贛浙閩的軍事得到順利進展；張運蘭有街口一卡，曾國荃有大通一卡，也賜給他們兩軍昂揚的機會。咸豐十年（一八六○），曾國藩更進而在南昌設立牙釐總局，同治元年（一八二二），復派大員馳赴廣東辦理釐金，美其名曰專供蘇浙皖三省湘軍的餉給。抽收釐金，説是寓征於商而所以重農，商人轉嫁其釐税於消費者農民身上，結果是扶商而抑農，故當時東南商人雖被層層征税，卡卡抽釐，還是竭其全力以擁護湘軍，從這個角度來看，湘軍也是代表封建商人的。收雜捐一項，也不是清廷原有的制度，而爲湘軍别開生面，所以加重剥削農民者。如所謂畝捐，向由各地紳士主辦，官廳不得過問，士紳從而徵求無度，互相争奪。如所謂扺徽，照其創立時候的原意，不過欲在糧册散失的縣份酌量征收田賦，即所謂扺的意思。而其結果，士紳上下其手，湘軍啻將又大事苛求，靡爛所及，不堪描畫。又如所謂茶捐米捐，復於釐金之外，加抽雜税。

假如“兵爲將有”，是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初步發展的必然結果，則“就地籌餉”是“兵爲將有”的必然趨勢，而又所以使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向前再跨一步的原因。正因爲“就地籌餉”是封建制度的分權主義向前再跨一步的原因，那麽“把握財源”又是“就地籌餉”的必然結果和歸宿了。這種原因和結果的互相推移，使得曾國藩用各種方法和技術去“把握財源”。如咸豐十年（一八六○），曾國藩做兩江總督時候，他教江西巡撫毓科如下的辦法：

“銀項應奏應提者，須加倍慎重，以少奏爲是。或挈列敝銜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發。或稱江浙向以全力供給向帥和帥大營（向帥指緑營江南大營向榮，和帥指緑營江北大營和春——筆者），今江西以全力供曾某大營云云，或可少免於大農之駁詰。”

又如曾國荃補山西巡撫，因爲山西距離北京近，一切財政情形爲清廷熟知，所以他教曾國荃不要和在江南時候的任意搜刮與任意截留：

“山西去京極近，銀錢絲毫皆户部所深知”，於是必須“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曾國荃調任湖北巡撫，湖北距離京師稍遠，十數年來俱在湘軍掌握之下，曾國荃在江南時候的作風又再一度出現於湖北，幾次要恢復胡林冀在湖北巡撫任内的總糧臺制度，藉以充分把握湖北的財源。

東南各省，財源最丰，湘軍擬進而充分把握的欲望也最切，故爾以“把握財源”入手，出而搶奪全部政權的事也頗不一見。如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湘軍想在廣東抽收釐金，派了一個準幕府人物晏端壽前往督辦，但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勞崇光毅然拒絶，認爲曾國藩這種創立名目有違清廷定制，晏端書到了廣東毫無辦法，曾國藩以身擁軍權，脅制清廷，清廷不得不把這擁護她的勞崇光，揮泪割愛免去本兼各職，特遷湘軍將劉長佑（時任廣西巡撫）爲兩廣總督，而以曾爲湘軍在江西辦理捐輸最得力的黄贊湯爲廣東巡撫，曾國藩慶祝似的致書李鴻章：

“粤東撫印渠（長佑號）爲督李華農（贊陽號）前輩爲撫，釐務可不掣肘。”

其後劉長佑調爲直隸（即河北）總督，黄贊湯也以年老自辭，清廷又不得已以曾在湖南源源供應湘軍的湖北巡撫毛鴻賓爲總督，而以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好友郭嵩燾爲廣東巡撫。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因爲北方捻亂，緑營兵將帥久無功，清廷調曾國藩爲直隸總督，曾氏對於兩江總督仍不肯放，推薦李鴻章以承其乏。兩江爲湘軍發展階段的重要基地之一，且又連年在湘軍治下，清廷無之如何，只得照曾國藩的意思行事，到底由李鴻章接充，曾氏又慶祝似的向他的弟弟説：

“若少荃（鴻章號）長任兩江，餉事不至肘掣……若少荃不在兩江，軍餉斷難應手，吾不能不引疾告退。”

諸如此類，由於“把握財源”進而“奪取政權”的史實，湘軍主幹人物及其幕府們除胡林翼最先開府於湖北，曾國藩繼督兩江，以及上舉的劉長佑、黄贊陽、毛鴻賓、郭嵩燾、曾國荃等人之外，先後或同時而起者有左宗棠、楊岳斌（即楊載福，因避同治帝名載淳改名岳斌——筆者），李續宜、唐訓方、劉蓉、劉坤一、許振袆、李瀚章、李興鋭、沈葆楨、李宗義、楊昌濬、劉錦棠、吴坤修、蔣益澧、陳士杰、田興恕、劉岳昭諸人，無不膺任督撫，而久於其任，而於司道以下至知府知縣的人，則凡百數十人至數百人。清廷天下，顯然已有另一股非常巨大的勢力，似在進行否定她的集權。曾國藩私自致書李鴻章：

“長江三千裏，幾無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幟，外間擬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釐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

當時曾國荃似乎很有幾次勸他的哥哥乘太平軍北王路綫，追剿太平軍，進而入北京傾覆清廷，把龍袍加在自己身上。那位素來與曾國荃不睦，氣骨嶙峋，終生不受清廷官職的彭玉麟也致書曾國藩“閣下獨無意於天下乎”之語，使得曾國藩數日眠食不安，躊躇不能作答。

曾國藩的血液裏並不是没有趙匡胤之流的血型，而其結果則終其生爲外國資本主義與清廷的經紀人，只博得一名“中興第一疆臣”之號。論者遂謂曾氏得力理學，所以没有那樣做。實在説來，歷史的又一秘密又再一度被埋蓋了。

前面曾經提過，湘軍的士兵差不多都是湖南的落後小農子弟，這批小農子弟一由於先天的保守性，二由於後天環境的迫使，使得他們跟着曾國藩他們走，而變成湘軍的基層力量。但這是一切小農的本質之一面，其另一面却又隱含着和曾國藩他和走相反方向，而轉變爲反湘軍的力量的。不過這裏必須具備一個前提條件，即有没有人去領導他和促使他的意識轉變的外間環境生活。從湘軍的成立到向龐大組織的發展時期，這個前提條件顯然没有存在，所以小農與地主的矛盾被掩埋起來，而其彼此間的依存關係却被過份發展了。在太平軍革命中期，太平軍的政治領導人物由東王楊秀清轉到忠王李秀成，太平軍的革命重心由宗教的烏托邦空想轉到現實的民族讎恨的民主主義運動，於是社會勢力的分野開始調動起來了。湘軍是建築在地主與小農的矛盾統一律上，現在有了太平軍的正確口號和領導，那被過份發展了的地主小農間的依存關係，自然馬上分解開來，將要出現在湘軍内部裏的是地主與小農的對立。

其次，湘軍士兵過去凋蔽在比較隔絶的山地，其後轉戰長江，馳騁大江南北，一種外間生活環境的刺激，直接促使他們反省他們本身的階級問題，一接觸到階級問題，同樣的，那被過份發展了的地主小農間的依存紐帶給斬斷了，將要出現在湘軍内部裏的是地主與小農的對立。

同治四年四月七日，即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被稱爲湘軍猛將的鮑超霆軍十八營，以“次餉不欲遠行”，在湖北金口嘩變，南走咸寧，與太平軍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兩股匪合，轉而與左宗棠交鋒於闌意向粤戰場。同治四年五月，清將僧格林沁剿捻陣亡，曾國藩奉旨督師，湘軍兵士一聞此訊，人人表示不願北征，經過曾國藩勸誘威嚇，只得張詩日一營五百人隨行，老湘營劉松山、易開俊兩將自告奮勇，迫其士卒北上，中途請假請開缺的爲數俱達一半，其他一半也是因劉松山以違令斬殺威脅，才勉强成行。這種消極反戰的情形，誠如曾國藩的自供：“奬之而不勸，痛之而不服”。接着金口叛變的，在江南有唐義訓、金國琛兩軍於徽州休寧防次鼓噪索催欠餉，朱品□一軍駐石隶的四營也有索餉閉城的事。大概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起，湘軍内部地主小農的矛盾逐漸擴大，作爲地主身份的將領們紛紛握奪政權，從事搜刮，作爲小農的士兵側相率加入哥老會，就是擁有戰功虚衔（指記名的士官）的中級幹部，也與後者取伺一態度，曾國藩還以於下的話去蒙蔽别人：

“大約初入會時，有兩種議論最易誘人：一曰在營聚會之時，打仗則互相援救，有事則免受人欺；一曰出營離散之後，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劫。因此同心入會”。

在另一面曾氏面對此種潜伏的巨大力量不禁發抖：

“結盟（哥老會）一事，尤爲莫大之患。近年以來，各營相習成風，互爲羽翼，抗旨□餉皆由於此，實乏禁遏之良法。”

因爲“實乏禁遏之良法”，於是曾國藩血液裏的趙匡胤血球受着制命的限制，當時金陵還没有攻下，毅然出而解散湘軍，轉移其希望與心力於淮軍之組織：

“既欽閣下之忠義閎遠，又私幸下走創立，勇新軍，正所以濟湘勇之窮，而爲鄙人彌縫無限之缺憾也。”

淮軍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冬成立於安慶，由李鴻章率領。李是安徽合肥人，因爲鄉土關係，易於號召兩淮壯勇，其成立的目標，原欲在兩淮一帶開闢一個戰區，“所以濟湘軍之窮”者。蓋曾國藩此時的戰略是：沿長江至江南一帶由其本軍負責，浙江由左宗棠浙軍負責，兩淮地域廣闊，民風强悍，故倚畀於李鴻章。誰料湘軍中途變質，左氏淮軍復多自湘軍組成，其已遭遇與可能遭遇的情形與曾國藩實相伯仲，故曾國藩預定的戰略措施迫不得已中途變更，而以李氏淮軍去擔任江南戰區的大部份戰鬥任務。曾氏之倚重淮軍竟超湘軍而更加亟切：

“閣下須多選統領營官，日夜訓練，鄙人所期望於淮軍者甚大。寄語瑯珂君子，努力圖之。不可以目前立功自足。”

當金陵克復前後，整個戰事重心移至淮河兩岸，湘軍既已大半遣散，曾氏之倚望於李淮者自然與時俱增：

“苗逆（指苗練首領苗沛霖與太平軍通氣息——筆者）若得寿蒙，其禍孔長，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魯縞，將來盪平此冠，端賴淮勇矣。”

“湘勇强弩之末，鋭氣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早持此議，幸閣下爲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勇氣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

“鄂中兵事日壞，珂鄉難望安枕，貴部留以戡定兩淮，切勿輕議裁汰。湘勇則鋭氣消滅，倦飛思還，稍有餘資，續即裁撤。此鄙人確有所見，幸爲采納。”

其後湘軍完全裁撤，湖南哥老會的勢力又重新勃發起來，過去曾經看曾國藩爲聖人而隸於曾氏窠下的士兵，最先在曾國藩的家鄉湘鄉暴動起來，這是同治六年（一八八七）夏間的事，接着，同治九年（一八七○）十月湘潭暴動，江西、湖北都實行戒嚴，至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四月益陽暴動，則叠陷益陽、龍陽兩縣，震動之大，比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歷史好像和人們開玩笑一般，曾經靠着他們發迹的曾氏家門，曾國藩的又一個弟弟曾國潢，又在襲取乃兄先前故智在湖南實行全面大屠殺的政策。

李鴻章是一模一樣的依照曾國藩的吩咐去做了，中國革命運動史的地域限制性，使得淮軍還保有發展的根據和條件，淮軍也的確成爲一支可以相當於湘軍的勁軍。不過，歷史却好像和曾國藩開起玩笑來，淮軍將士只知道李鴻章個人馬首是瞻，曾國藩不勝其嗟嘆苦悶低首下心：

“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切驅使較靈。以後敝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經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

一種謹慎小心，私衷懇求的情狀，畢見於此。曾國藩建立了湘軍制度，然而他没有能够完全把握這一個制度。從此李鴻章握淮兵權至三十餘年，也獨自建立過被人稱頌的“彪炳史迹”；鴻章既死，袁世凱遂以淮軍餘裔創立北洋新軍，曾國藩當年内心深處曾經想望過的龍袍，袁世凱以大總統的形式來取得了。一方面是“時勢造英雄”，一方面是“英雄造時勢”，湘軍在中國現代史中製造出於下一個公式：

湘軍——淮軍——北洋新軍。

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