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受民族性格的影響。三年來，我在“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中擔任湖南省區的工作，發現近代湖南歷史頗有突出之處，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許多因素之中，我認為湖南歷史的突出，與本地人的性格或許有關。因此，試為探求答案，撰成本文。我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人類學家，欲瞭解民族性格是很困難的。無法，仍舊以歷史的觀點和方法來處理這一個問題。

湖南近代的發展，至少有兩個突出的例子，第一是湘軍的擊敗太平軍，第二是戊戌變法之前的新政運動。何以說湘軍打敗太平軍為突出？答案至為簡單：太平天國雄據金陵十五年，清廷的正規軍八旗、綠營皆為其所敗，若非湘軍崛起，清室或許不待辛亥革命便被推翻了。湘軍的由來，顧名思義，這是地區性的軍隊，最突出的，是其將領皆為文人。文人領軍，初期不過數千人，最後擴展為十餘萬人，人人奮勇，力挽狂瀾。湘軍平定大亂之後，全國幾為湘人勢力籠罩。咸同時期，中國的官僚系統尤受湘人影響。

湖南新政運動的獨特，不在其有所成就，而在於湖南人的敏銳警覺性。甲午之戰，中國敗北，全國風聲鶴唳，認為已至無可藥救地步，惟湖南人之感受異於他處，以為救中國當從湖南始。因此，有新政運動的發生。新政運動是一個空前的運動，也是一個多元的運動，在政治方面提倡參與，以群策群力來發揮團結一致的力量；在經濟方面，力主開發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強社會實力；在社會方面，提倡教育，發展人民知識，主張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為國家效力。

湖南近代的發展當然不止於此。在立憲和革命運動中，湖南人居於領道地位，在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中，他省皆無成就，惟湖南有省憲的頒佈和省長的選舉，使政治參與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一些突出的發展，是什麼因素促成的？湖南人的性格蓋有相當關係。關於湖南人的性格，歷史上的記載甚多。史記說湖南人十分慓悍，隋書謂其“勁悍決烈”，是最早有關湘人性格的記載。翻閱湖南地方誌，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語詞，諸如“勁直任氣”，“人性勁悍”，“人性悍直”，“民好鬥訟”，“率多勁悍”，“其俗慓悍”，“其民尤尚氣力”，“其俗好勇”，“好武少文”，“任性剛直”，“賦性刁悍”，“剛勁勇悍”，“勁悍尚訟”，“悍直梗樸”，“好勇尚儉”。……種種評語，不一而足，大多圍繞著強悍的性格而言。這些不同的評語，分佈全省各州縣，幾乎無志無之。

論者或謂這是志書互相傳抄的結果。但在近人的著作中亦不難發現同樣的批評和觀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布政使李榕（四川人）曾言湘人之“氣太強”；九十年代，巡撫陳寶箴（直隸人）言湘人“好勝尚氣”；湘人皮錫瑞亦有相同的評語。郭嵩燾則直接謂湖南為“愚頑之鄉”。民國二十二年國立清華大學考察團至湘，所得印象與古人的觀察無二，該考察團提出的報告書說：

“一入長沙，即深覺湖南之團結力特別堅強……然同時亦〔覺〕氣量褊狹……吵嘴打架，殆屬常事，民風慓悍殆即以此。”

綜合言之，湖南人個性堅強，凡事認定一個目標，勇往直前，不計成敗，不計利害，不層更改；是一種“不信邪”的“騾子脾氣”在中華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區性的性格。此種性格，由來已久，穩定而少變化；與心理學家的國民性定義是相吻合的。

中華民族的性格問題，近三十年來有十幾種專業性的研究，楊國樞根據各家研究的結果綜合觀察，認為中國人的氣質與需要側重於靜的一面：求助、謙卑、依賴、順從、秩序、消極、退縮、世故、謹慎、多疑、羞怯、沉思，換言之，缺乏健壯性、激動性、表露自己、支配、改變、攻擊、競爭等動的一面。如果這一結論是正確的，則湖南人的性格正好相反，湖南地區的近代發展證明他們不如此。強悍性格所表現的內涵是積極的人生觀，是強烈的權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為什麼湖南人會有此種特殊的性格，以下是我的初步觀察。

　　（二）

性格形成的原因，至今沒有定論；不同學科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地理學家重視山川氣候因素，人類學家重視文化因素，心理學家重視個人經驗因素；乃至於人種血緣說過去亦一度盛行。

解釋湖南人的性格，以血緣說及地理說最為常見。血緣說認為湖南人之所以有倔強的脾氣，是因不同民族雜婚的結果。自古湖南是蠻夷居住之地，顧炎武說。“諸蠻錯處之地，蠻子慓悍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制柔也。”似乎因為野蠻不馴，才有強悍的個性。蠻子是一個籠統的名詞，說得肯定一點，當指苗傜而言。傳說中的“竄三苗于三危”，苗子原居中原地方，因漢人的壓迫，南遷荊湖，所以湖南變成了苗子的家鄉。由於漢民族人口膨脹，自中原向四方移民。漢人入湖南，不晚於春秋戰國時代。譚其驤謂漢唐時湖南已有漢性，可見漢苗雜居由來已久。南遷入湘的漢人，最先雖然與苗人競爭仇視，久而久之，互相通婚，便發生了混血。所以譚其驤謂：“使吾人能得母系方面材料……則今日湖南人口中，其可確保為純粹漢族者，恐絕無僅有矣。”譚氏甚至於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西方傳教士遭受湖南人反對，亦說湖南人血液中有苗族成份，所以才形成強悍的性格。最近有一位湖南人謂其鄉人之被稱為“騾子”，名符其實的，“騾子就是雜種”的涵義；漢人與苗人通婚，成了一個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個性。

其次為地理因素說。自韓愈以來，湖南山川常常受到歌詠，認為山川可以影響到人的性格或氣質。韓愈說：

“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乎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抉輿，磅□而鬱積，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雖然是文學家的筆法，顯然主張地靈人傑之說。地理學家傅角今因此在其湖南地理志中謂“山川清淑，足以影響於人民之精神。”另一位地理學家白眉初在其中華民國省區全志中比較各省民性，說：滿洲粗豁；直隸沈郁，山西和平，秦隴遲鈍，江浙柔靡，江西平庸，武漢狡猾，四川狹隘，廣東激烈，雲南質素。至於湖南，“則多剛正。”雖然白氏沒有說出這些不同民性的成因，明顯的，他十分強調地理因素與性格有密切的關係。革命志士楊守仁說其鄉人之“風氣稍近於雲貴，而冒險之性，頗同于粵，於湖北與江西，則相似者甚少。”不知是一種巧合，或者是他影響了白眉初，他們的看法是相符的。

以上兩種說法，血緣說近年受到心理學家的駁斥，似難成立。苗民性格柔弱，歷史上鮮有表現，湖南人之慓悍個性似與苗民無關。山川地理說，在某種限度內應該加以承認，因為人類的歷史常常受到地理因素的影響，人為歷史的重心，其性格必與地理因素有關。

但地理與性格的關係，似乎並不在山明水秀，而是交通之是否方便。一般而言，交通不便地區的居民，性情較為悍直，域市居民則較為圓滑。悍直是因為對外之接觸少，保持了率直的氣質。而城市居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多，頻仍的接觸往往發生利害關係，過於率直，有害無益，所以變得圓滑。

湖南三面環山，近代以前，交通極為不便，欲去廣東必須翻越騎田嶺；欲至江西，則山路嶇崎不平；西部叢山峻嶺，倍加困難。惟有北部可借洞庭湖對外聯絡，然洪水季節，則呈隔絕狀態。此似對湖南人之趨向悍直有關。湖南境內交通之困難程度又是比較性的。該省五分之四為山區，更造成了隔絕中的隔絕，強悍中的強悍。

證諸實際，曾國藩用兵，喜歡來自山鄉者，而不用市井出身者。他說：

“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域市多遊惰之士，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曾氏又謂挑選兵丁，要選“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而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胡林翼也說過同樣的話：

“勇丁以山鄉為上，近城者最難用；性多巧猾也。”

湘軍原稱湘勇，本以來自湘鄉一縣之勇丁而得名。在此之前有江忠源系來自興甯的楚勇。由於湘鄉之勇稱湘勇，來自邵陽者稱陽勇，以後之瀏陽、平江、道州、新化、辰州諸勇均以地名稱之，最後才合稱湘勇、湘軍，已是全湘的涵義。兵勇招募皆以鄉間的山農為對象。劉蓉募兵，一定要取湘鄉婁底一區者，更是有所選擇。為什麼要有這種要求，這是因為山農有一種“可塑造的本質”，教育學上認為純真的性格最易塑造。“由此基本素質訓練轉化”，所以作戰能奮不顧身。王定安說“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所謂血性，即指慓悍倔強的氣質。

湘軍將領的認識是從經驗中體會出來的，應該有相當正確性。人類學家梅葉松（Martin Meyerson）觀察鄉村與城市居民的性格，所見與曾胡甚為相近。他說義大利人之居住于繁華都市者，大多喜歡社交；英國寧靜住宅區的居民，各人的經驗不同，希望各異。法國人之生活於布洛瓦大道（boulevards）者，性格趨向一致，喜歡表現，而鄉村之人則多沈思；日本人的公眾場合零亂，家庭院落整潔，為兩極端的發展。可見城市與鄉村環境對性格確有不同的影響。曾國藩、胡林翼不用湖北人為兵勇，在湖南招兵，多用湘鄉、寶慶一帶山僻之民，所中意的就是他們的精壯、樸實與慓悍。平定洪楊亂後，曾國藩決定將湘軍解散，說他們暮氣已深。所謂暮氣，蓋為強悍性格之治失。性格是可以因時空的改變而改變的。樸實者在城市生活久了可以變得奢侈；年紀大了，權衡利害，失去了悍直的本性。

但是地理因素並非湖南人性格形成的惟一原因。西南山區（雲南、貴州）之民，其性格固然與湘人有相近之處，但強悍的知名度則遠不如湖南人。進一步考慮，湖南人的性格當有其他成因。從歷史的發展看，經濟因素及抗拒外來的壓力似有相當關係。

古來湖南是一個移民區。諺雲：“湖南熟，天下足；”湖南具有優厚的生存條件，其吸引移民是很自然的。然移入者與土著間的衝突，尤其是經濟利害問題，在所不免。前文指出，湖南原為苗人居住之地，春秋戰國時漢人起始南遷入湘。王莽更始時期，中原大亂，人民走避入湘者尤多。此種移民，早期雖因地廣人稀，可以各取所需；然土地有肥瘠之分，加上漢苗仇視，衝突在所不免。此一衝突延續至近代之前，苗民不敵，不得不退入山區，衝突始稍減少。

明清兩代，中國人口壓力上升，他省居民之遷移入湘者，何止千百倍於往昔。原先每家可以擁有五十至百畝之土地，十八世紀末已減少到十數畝。顯示大量移民的結果，鬥爭激烈，生存不易。明清之移民大多來自江西。江西人為入侵者，當然遭到土著的抗拒，因此，械鬥之風盛行于移民州縣，此在地方誌中斑斑可考。土著仇視江西移民，直至太平天國之亂無何改變。太平軍屠戮殘殺，土著才與江西移民聯合抵抗，雙方的仇視才因此泯除，棄仇視而為“老表”。

由此可知湖南人長時期處於競爭的環境中。湖南在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始建為省，就中國文化的延伸而言，明清之季，該省尚在“邊疆”狀態，人民強悍是必然的，加上進化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定律，使湖南人一直維持著堅強的戰鬥意志，這是探討湘人性格所不能忽略的。

　　（三）

湖南人自古以來所處的環境如此，所形成的性格又如此，遇有觸發事件，即可使其得到“自我的實現”（self-realization），有一領袖指出其道向（direction），即可使其性格充分發揮。湘軍抗拒太平軍就是一個自我實現的契機，曾國藩、胡林翼等以傳統的倫理作為道向，湖南人的性格發揮到了頂點。

儒家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曾胡等以儒家思想為治軍的要訣。儒家思想發源於孔子。孔子的思想體系，言人人殊，大體其根本觀念為“仁”“禮”二字。何謂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何謂禮？“禮者，理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國藩謂“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他對於仁的解釋是“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對於禮的解釋是“禮者，即無所謂眾寡，無大小，無敢漫，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所言不出孔子思想的範圍。

“仁”的進一步演繹，則推重“忠”“孝”“節”“義”。王定安雲：“湘軍創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講道，以忠誠為天下倡，生徒子弟……皆知重廉恥，急王事，以畏難苟活為羞，克敵戰死為榮。”此處所指之忠，不盡為君臣關係的忠。急王事，亦不盡指挽救清廷。曾國藩的討賊檄文中，以保傳統文化為主旨，其所忠者，是傳統的儒家文化。

忠由孝發展而來。宋儒雲：“百善孝為先”，非不得已是不違背此一倫常的。然而“急王事”，往往不得不移孝作忠。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劉蓉諸人均因父母之喪不能終制而墨絰從戎，這就是移孝作忠，亦即以“墨絰從戎全忠”。但他們在墨絰從戎期間，不受任何封賞，要以“辭榮（來）全孝”，所以盡忠亦不忘盡孝。

湘軍於氣節一端，則發揮到了淋漓盡至，原因是湘軍以“意志血性”為基本要求。由於他們有血性，所以講求氣節，不貪生，不怕死。曾國藩一敗于嶽州，再敗於靖港，三敗於湖口，均憤不欲生。此後更是置生死於度外，所以能成其大業。

講求氣節，則以義氣相對待，團結一致。曾國藩雲“我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則彼此相救；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太平軍陷杭州之後，分路進攻徽州，湘軍朱品隆與唐義訓以隙不和，朱軍受壓迫，曾國藩仍責唐赴援，是為一例。湘軍首次出境作戰失利，多人戰死，王鑫立即約集本邑同志共赴前敵，又是一例。曾國藩與李元度由同生死共患難而交惡，是因曾國藩對李元度的志節失去了信心，以後左右力挽二人的交情，也是由於彼此履行儒家信條的結果。

曾國藩以傳統的儒家思想來激發湖南人的倔強性格，用得恰到好處，移孝作忠的墨絰從戎給湘軍帶來了“貞靜嚴肅”的氣氛，使得軍中的意志變得十分沉毅。肅穆氣氛，可以產生哀兵的作用，古謂“哀兵必勝”正是此意。曾國藩同時“以懼教士”，使一軍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這是受了孔子“臨事而懼”的影響。臨事而懼為絕驕之源，同樣可以達到肅穆的氣氛。

以儒家的教義領軍，是一個基本的原則，重要的還要將領們自身實踐力行。曾國藩似乎最能把握此一要點。他不僅是個不折不扣的理學家，同時本身就有不屈不撓的個性。曾氏常以“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勉勵自己，他每於受挫受辱之後，則再三反復“吃一塹，長一智”的諺語。他十分認識堅忍卓絕，強毅不屈的重要性，他一生的成功就靠堅毅二字。湘軍初期，餉需不足，兵勇調和兩難，將升駕馭不易。訓練了一年餘的水師，一出靖港，即為太平軍大敗。咸豐十年，任江南總督不久，太平軍大舉進攻，蘇州、常熟、徽州面臨失陷的危機。有人勸他移營江西以保餉源。他說：“吾去此寸步無死所。”同治元年攻金陵，全軍瘟疫，死亡枕借，為時四十餘日，而最後終於大功告成。這就是毅力的表現。曾國藩以“紮硬寨，打死仗”作為湘軍的戰術，就是要激發湘人的慓悍性格，將帥士卒在此影響下，當然堅毅無比，表現了強烈的個性。

　　（四）

每一個民族都喜歡追述他們祖先的光榮事蹟，湖南人自不例外。在“祖先的陰影下”往往會對民族性格有所影響。清季湖南維新党人為鼓勵其鄉人努力有所作為，在歷史中追述可為典範的人物。戴德誠說：“三閭以孤憤沈湘，元公以伊尹為志，遂開湘學仁俠之大宗。”但是湖南人有赫赫之名者，近代以前，究不多見。皮錫瑞雲：“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三國時如蔣琬者只一二人。唐開科二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至元歐陽原功（即歐陽玄）、明劉三吾（即劉如孫）、李東陽、楊嗣宗諸人，駸駸始盛”。雖然如此，亦不過數人而已。

崇推祖先，大多數的湖南人都只上溯到王夫之為止。戴德誠謂：宋以後流風歇止，沒有可數的人物，若非明之敗亡，恐怕還出不了一個王夫之。清代可數的人物的確不多。蕭一山著清代學者生卒及其著述年表，所列七二四人中，湖南僅得魏源等十人。羅爾剛批評湖南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革命志士楊守仁亦承認“鹹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

湖南人之起，起於湘軍。戴德誠謂：“咸同中興，江（忠源）、羅（澤南）、彭（玉麟）、李（續賓）諸公，廩廩以血肉之軀當炮石，而曾（國藩）、胡（林翼）钜老，苦心調護諸將，與赴大難而共功名。”梁啟超雲：“曾胡驟起，湘軍之聲譽，東至東海，南踰嶺南，西辟回部，西南振苗疆。”曾國藩、郭嵩燾等人亦自謂湘軍之起為“湘運之起”。湘軍將領中官至督撫者二十七人，（總督十四，巡撫十三），重要職官一百三十餘人，（包括布政使、巡按使）在官僚群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鹹同時期更有“江（南總）督非湖南人不可”之言，可見湖南人之炙手可熱。

湘軍的影響，百年來歷久不衰。湘軍與太平軍相抗，論者以不同的立場而有不同的批評。但在湖南人看來，這不是一場尋常的戰爭，不是政府軍與叛亂老的對抗，不是朝代的保衛戰。這是一個文化絕續之戰，因此一戰而儒家的傳統得以確保。這是曾國藩影響下的觀念。曾氏的討粵匪檄，所強調的正是這一點。湘軍給了湖南人高度的榮譽感、成就感與使命感。他們能將雄據金陵的“異教徒”消滅，這是何等的成就與榮譽；他們能將儒家的文化傳統完整的保存而獲得“同治中興”，又是何等的成就與榮譽。因此而建立起來的“國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又是何等的堅強。日後他們為什麼會嚴拒基督教的傳教士，因為他們受過以基督教為半意識型態的太平天國的蹂躪。他們以為，既能打敗太平軍，必然也能抗拒傳教士。湖南的反教打教，多次引起國際性的交涉。朝廷三令五申不可反教打敔，而湖南的教案卻連續發生，如周漢之流的人物不知凡幾。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頻臨被瓜分的邊緣。湖南人的感受不亞於其他省份。他們堅強救國的意志在湘軍的餘緒下再度高張起來。湖南新政運動，可說是使命感與成就感敦促下的產物。新政人物皮錫瑞說：“近日湖南風氣（指新政運動）又為各省之最，是由地氣變得益盛，亦由鄉先賢之善變也。”如果不是使命感與成就感，地氣何來？善變何來？楊守仁明白的說：“欲新中國，必新湖南”。唐才常亦雲：“古有燕趙；今有湖南；日本有薩摩二省，中國有湖南一省。救中國從救湖南始。”又說：“振支那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氣，而可俠可仁者惟湖南。”早年甚有表現的楊度，更以湖南比斯巴達，比普魯士。他的“湖南少年歌”歌詞雲：

“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

這首歌充滿了何等豪氣！梁啟超之所以入湘任教于時務學堂，亦認為“其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譚嗣同的從容就義，再度使湖南人的性格發揮到了頂點。

我們或者會問維新派有堅強的氣慨，保守派是否亦如此。國民性的特徵，取其眾趨人格（modal personality），其比例最多不超過百分之六七十，少時或僅一二十。但是觀察湖南的保守派，其成就感與使命感決不亞于維新派。以王先謙為首的保守派，他們並非盲目的反對維新，在某種限度下，他們依然主張現代化。王先謙的論說不乏經濟發展的主張。湖南之中南西三路礦務公司，若非保守派大力主持，難於及時組成，否則湖南的經濟將更為落後。

湖南人的使命感與成就感至辛亥革命時期而有三度的發揮，黃興與蔡鍔可為典型的代表。黃興為從事革命而組華興會，雖一再失敗而不氣餒，他有“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豪情，可以說是一個慓悍的湖南人。蔡鍔于護國之役而掀起反對袁世凱帝制的大纛，他的豪語“為四萬萬人爭人格”，正是湖南人性格的寫照。

民國政治渙散，非湖南人所可為力，但他們力圖維護地方於不亂，進而欲以聯邦自治促成全國性的統一。聯省自治運動，有種種的政治因素，然而他省皆無成績可言，惟湖南有省憲的頒佈和省長的選舉，似乎這與該省人士的毅力有關。心理學家說，眾趨人格與“心力”相接。心力何來，使命感與成就感即是。近百年來湖南人力爭上游，其毅力淩駕全國。清華考察團對這種剛勁的氣質，給予莫大的期許，該團報告書說：
“惟其性狹，故能有堅強之反抗力，決不逆來順受；惟其講求氣節，故不皆靦顏事仇，而視死如歸。‘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蓋風氣剛勁，自古已然，此種精神，如能持久，光榮的將來，湖南人莫屬。”

湖南人性格的種種成因既如上述，但是傳承的問題尚待解決。性格既與遺傳關係不大，則必另有傳遞之道。殷克勒斯（Alex Inkeles）研究現代某大國革命前後的三代之間的性格關係，發現帝制時期、革命時期、革命以後三個不同階段成長的人其性格頗有不同，其關鍵在於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同。帝制時代，父母以傳統教育子女，因此子女多遵守傳統。但革命時期成長的子女，父母教給他們的是適應性，因為舊的制度已經破壞，新的制度尚在陌生，不能不力求適應。革命之後，新的制度鼓勵個人的表現，父母因此以成就需要教育子女。殷克勒斯所強調的是父母的教育方式。我們今日甚難運用同樣的方法來進行類似的調查，否則當可進一步觀察湖南人的性格。

不過我們在資料閱讀過程中所得的印象，新政運動以前，湖南人經常所提到的典型人物，是曾國藩、胡林翼等湘軍時代的偉人。新政時期則加上了魏源、郭嵩燾、曾紀澤諸氏，因為他們是西學的提倡者。民國以後，譚嗣同、黃興、蔡鍔等亦加入了這張偉人的名單，因為他們是犧牲和革命的典範。家鄉的偉人“普遍的堅定了所有（湖南）人的自信心與責任心，形成極端熱忱的救世觀念，為後日政治運動的原動力。”梁啟超說：文化愈低的地方，歷史人格愈容易為少數人所壟斷，幾個“首出的人格”，變成了“眾趨人格”。此言用來觀察近代湖南最為恰當。湖南人以曾胡等為首出的人格，以之教育子女，激發其強悍性格。這一種以歷史偉人為模範的教育，正如黎士曼（David Reisman）所說，是一種“傳統道向”（tradition-directed）。新政運動之後，提倡西學，曾胡之外，又加上了魏、郭、等為模範，雖然亦不脫傳統道向的模式，但西學為外來者，多少已有“他人道向（other-directed）的意味。民國時期，譚、黃、蔡的加入，增強了他人道向的趨勢，但曾胡的影響並未完全終止。這是湖南眾趨人格發展的大勢。

　　（五）

綜合言之，湖南人具有相當特殊的性格，其形成的因素與地理有關，與歷史上的移民經濟鬥爭有關，與偶發的歷史事件有關。偶發事件中，湘軍的影響最大，湘軍的偉人成了湖南眾趨人格的典型，所以湖南人以強悍知名，有騾子脾氣，是一個“不信邪”的地區民族。這一種慓悍的性格可以趨向緩進，也可以趨向激進，新政運動時期維新與保守之分可為一例。強悍的陸格可以發生建設的作用，同時亦可造成破壞的後果。湘軍保存了儒家的傳統文化，革命者則試圖改變傳統的文化。激進與緩進，建設與破壞，這是強悍性格所不能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