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 言
晚清中興名將曾國藩一生以深厚的學養、誠卓的修為與不凡的事功，為中國近代史立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最佳典範，其以一介書生，臨危授命，救國于動盪不安之時，經十餘年的征討，於當時情勢中，有其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於二十八歲成進士後，毅然有效法先賢，澄清天下之志。因此，其後授命組織湘軍討伐太平軍起，對於戰亂所產生的問題，已於治軍作戰之際，逐漸地一一顯現，而解決之道，在其精研理學、持志養氣的功夫下，依禮記大學之道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循序漸進，求其本，知其源，成就“明德”、“親民”、“止善”境界。所以曾國藩的軍事思想中，其本質為一倫理規範，此可由其遺著中發現。且對於戰亂的平息，經由理性的直覺與絕對的反省，可以更明確地彰顯行為的規範。於是將曾國藩一生的生平、行誼、功績與歷史地位，借國內的研究與著作來闡述其軍事作為的倫理思想基礎與規範，綜合論證來探索軍事倫理的實際層面。
貳、青年早達與精進律己
曾國藩出生于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湖南省湘鄉縣河葉塘都，原名子城，字伯涵，後改名國藩，入翰林院後，“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於是又自號滌生。先世原居衡陽，後遷至湘鄉，歷代務農，曾父麟書讀書應童試十七次，年四十三方補生員；而曾國藩五歲發蒙，長期隨父親讀書，二十歲肄業于衡陽唐氏家墊，後就讀於湘鄉漣濱書院，二十三歲中秀才，次年中舉，二十八歲參加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再經皇帝主考論、詔、奏、議、詩五題目入選翰林院庶起士。如此可以發現曾國藩自幼學習以四書五經為主，雖為考取功名，然此一學習歷程，已奠定了其儒學思想的根本。但若非早入翰林，擺脫非真正學問的八股考試桎梏，豈能在入京為吾後，從事先輩大家之文，以宋儒性理之學為宗，求“經世濟民”的才能，立下後來其一生事業的基礎。
翰林院生涯由道光十九年到咸豐二年，此十三年時間，供職期間並無太多實際事務，且翰林院藏書豐富、珍貴，然曾國藩雖一睹過去所未見識之一切且仕途極為順遂，但其仍珍視所處，刻苦自勵，專注於學問精進與品德的修練上，此可由求缺齋課程明白得知：
求缺齋課程（癸卯孟夏立）讀熟讀書十葉。（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詩韓文）看應看書十葉。（不具載）（習字一百，數習百八。）記過隙（即日記）記茶餘偶談一則。（以上每日課）逢三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以上每月課）
而每日課程自訂十二條規範更可為惕勵。
課程十二條 道光二十二年在京日記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無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務外為人。
五、讀史。丙申年購念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為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過，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葉，閑斷不孝。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人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因此，可知曾國藩隨官位的變遷，並未沾染官場惡習，時時反省，卓然為己身之志向與抱負樹立了標準，更與〈朱子治家格言〉中所提“讀書志在生賢，為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頃時聽天。為人若此，庶乎近焉。”一脈相連，故爾後治軍有此律己甚嚴的儒將以身作則，自然有其一定的準繩統籌一切，即使挫敗難免，但屢敗屢戰之意志，到最後的勝利，以至於持盈而泰，絕非一般常人所能堅守貫通。故曾國藩雖以文人領軍，然其思想中，對於用人、軍事自有一套傳統儒學中始終堅定不移的“仁”、“孝”、“禮”、“誠”的信念。而人之知理明道，常足左右其行為，上述之信念，即為曾國藩爾後行為的知識，由事實中的所作所為與理念上一致性上，可以確切地表現倫理學研究的實質意義。因此，接著由分析湘軍治亂的作為，分析曾國藩軍事思想，以作為其軍事倫理思想之論述。
參、建立湘軍與平亂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洪秀全起義于廣西金田村，咸豐元年，以其為首的太平軍一開始只是地方上的動亂，並未驚動到朝廷，但滿清原有的八旗兵與綠營兵竟未能意發揮其作用，因此造成了太平軍蔓延坐大的機會。太平軍是一支具有精神信仰維繫的龐大團體，亦是農民受惑起義，因此相對于滿清“大吏久不習兵，綠營皆窳敗驕惰”、“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的八旗兵與綠營兵而言，如此的腐敗與積弊怎能與太平軍相抗衡。
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得到了江西鄉試正主考官的欽命。本已欲于考試畢後返家探親，然因母親壽終正寢，故即刻改道返家奔喪。此時，太平軍己聲勢浩大地由廣西殺進湖南，正圍攻省垣長沙。為了鎮壓各地的騷動，各地的團練保鄉（此組織始見於唐朝，清朝比較盛行，尤以嘉慶年間對抗白蓮教起事著稱）極為需要，故朝廷於很短的時間內向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個團練大臣。曾國藩本上疏懇辭，但有鑒於湖北即將失守，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好有郭嵩壽勸告下，於是年十二月至長沙先行興辦囤練，進而創立湘軍。開始了文官書生涉入行伍的另一生涯。
湘軍的創立主要冬考戚繼光建軍的方法，由團練（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留任何匪人；練就是養丁、造械）慢慢編練而成。且湘勇的營官哨官皆由曾國藩本人任命，這些人大部分出身讀書人，少部分來自綠營。之所以用讀書人為將領，是因為他認為讀書人中多忠義血性之士。此可由淩林煌〈曾國藩幕府之歷史淵源〉中統計可以發現。（如附表）
進士 舉人 貢監生員 其他 白身 不詳
73人 73人 154人 20人 4人 173人
14.69% 14.69% 30.99% 4.02% 0.8% 34.81%
由此可見，曾國藩幕府讀書人至少超過60%，雖淩林煌〈曾國藩幕府之歷史淵源〉之結論論其幕府之歷史淵源的要者為東周養士之遺風，軍幕藩府之蛻變，科舉取士之流弊。但其大舉網羅知識份子，充任湘軍各級文武將領，造成士人領導山農的局面，又在忠義血性的前提下，更使得湘軍在軍事素養與思想上不同於八旗與綠營兵，因此，湘軍能平定太平軍之亂，此項作為與現今高科技、高思維時代中對於人才的培養、重視，頗有先見之明。
再者，組織、訓練湘軍對曾國藩而言，在其軍事方面完全陌生的處境下，可謂困難重重，所以重視人才的拔擢，軍紀的維護與精神力的培養，實有其必要性。因此，其建軍與平亂種種的綜合分析，將有助於探究其事功的根源。
一、湘軍的建立
湘軍的建立主要是有鑒於綠營與八旗的惡習深重、毫無訓練、不利調遣，因此，曾國藩決心要建立一支能力克強敵的勁旅，他在作法上有下列幾項：
慎選將領
曾胡治兵語錄中所提
揀選將才，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為上選。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為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為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
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勇敢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隅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曆久常勝。
由此可知，“兵隨將轉”必須是將領有良心血性，有勇氣智略才能統籌軍隊，絕不以賞餉之多寡為誘因，畢竟帶兵帶心，如此的考慮來建立一支不同于滿清朝廷的軍隊，慎選將領為第一要務，實際上如胡林翼、駱秉章、左宗棠、曾國荃、彭玉麟、劉常佑、李鴻章等，皆為曾國藩重視人才，知人善任，襄括天下賢才而用之的結果，此為他能夠戰勝太平天國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召募鄉勇
既然有變更滿清綠營舊有兵制的意願，所以在召募的物件上，就必須更從嚴淘汰，選拔農夫有土氣者，是利用農民的樸實純厚，吃苦耐勞，易於掌握的特點。並采募勇具結的規定：“召募兵勇，須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如此可防遊勇充數，又嚴格加強了士兵的束縛。
且以勸戒營官四條（上而統領下而哨弁以此類推）：禁騷擾以安民、戒煙賭以傲情、勤訓練以禦寇、尚廉儉以服眾；保守平安歌三首：第一莫逃走、第二要齊心、第三操武藝等明示於湘軍，教育領導者與所帶領之部屬，既有法規又寓其行伍間其團結一體的深意，使鄉勇以至於統領，清楚明白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義理，實收內化外律之效。
此外，統兵者必親自召募兵士，可收鞏固軍心之效，因為由上至統領以至勇丁皆是由其上一級召募與統領，互有恩義，故能團結一心，打破了綠營兵將互不相習的弊病。此情況雖可能造成擁兵自重的情形，但在太平之亂平定後，隨即解散湘軍，擁兵自重的疑慮又將是多餘。
營制律訂
曾國藩所訓練的湘軍，是以戚繼光之戚家軍的隊為基本單位。王闓運的湘軍志中對曾國藩所定營志說：“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四哨為營。”這種編制從作戰的角度看，因為湘軍採用“統領自揀營官，營官自揀哨官，以次而下，帥不為制”的層級自選方法，“故一營之中，指臂相聯，弁勇視營哨，營哨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視父兄焉”。
如此的組織，使得統領帶領下屬能有一定的運作模式，更較以往綠營兵能靈活運用，且湘軍因上述層級自選方法，又以維護名教倫常作為軍隊的精神基礎，人人以忠義相許，所以營制的律訂為一由外而內的約束，實際團結的基礎在於無形戰力的培養，以一定的操練，從一律的方法，與現今按表操課的要求一致，故軍隊紀律的要求，營規律訂實為軍隊的重要因素。
二、平亂
自咸豐二年曾國藩正式組成湘軍開始，至同治三年金陵城破太平天國覆亡止，其過程不但兩位胞弟（國華、國葆）戰死疆場，為國犧牲，曾國藩本人亦多次戰敗，兩度想自盡殉國，以謝國人。雖被眾人勸阻，但由其求死意願來看，曾國藩內心極為傷痛。從他所寫討粵匪檄中可以發現，之所以對抗太平軍的原因為太平軍破壞了中國固有的人倫、文化與社會制度，為了維護傳統文化，因而秉持著民族大義起而抗爭。
所以以“扶持名教，敦敘人倫”號召臣民，雖為軍事行動，但實際卻為一文化的保衛戰，與其以“禮”經世濟民之思想一脈相承，並且治軍“以禮教之，以仁化之”的原則，有如師道。以現今軍事觀點來看，有穩定軍心之效，對湘軍此種以地方勇丁團練發展出來的隊伍，相當迫切，也因此在平亂的過程中，雖歷經險阻，多次失敗，仍能繼續以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堅忍沉毅精神奮戰。
肆、軍事倫理的落實
雖然軍事行動沒有任何一定的模式可遵循，但筆者認為在每一個成功的戰役中應當有一共通的中心價值，其勝利根本的決定在於“人”，人對於是非善惡的認知與感受，往往造成他的決定。所以，曾國藩率領湘軍迎戰太平軍所帶來的影響，可謂是相當成功的範例。
而“軍事倫理”，為西方所用的名詞乃系隨著軍事專業化的發展而來，屬於專業倫理的一種，“專業倫理”是一套系統性的行為規範。其所規範的行為與專業服務密切有關，而與一股的道德內涵有所區別。若以曾國藩治理湘軍而論，實難析論西方軍事倫理的意義，但其所遵循的禮義教化內涵，卻無時無刻地引領、感化湘軍，力促其戰敗後繼續成就最後的成功，雖非與專業服務密切有關，但由其慎選將領、召募鄉勇、營規律訂的種種方法來看，為一般的道德內涵所衍生出來的倫常規範。對於此點，是與西方軍事倫理的意涵有相當大的差別，反而更適合於中國的社會背景，雖未能與西方倫理思想相對應，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隱含的無言意味，實可與西方世界對於戰爭的規範互別苗頭。
以軍事倫理對軍隊而言，在中國仍舊是相當缺乏的。因為中國內戰的問題一再發生，雖引起無數次的討論與反思，但人的意向、觀念、道德、理性、情欲並不是全然相同，也正因如此，曾國藩對於精神教育要求十分扎實，才能造就出有別於清朝綠營兵的湘軍。而其對軍事倫理的灌輸，使得軍事倫理有下列幾方面的落實：
首先，指揮的基礎從何而來呢？品德所影響。而軍事倫理是由若干法令規定和傳統慣例所組成的一套典則，用以統攝、指引軍隊成員的行為；此或為正式訂頒的守則，亦可能是紀律、範例等形塑行為的非正式規範所構成。因此，營規的律訂正是治軍的前題。而慎選將領，就是對於品德的修為的重視，兩者有其外在影響與內省教化的功能，進而更影響到戰爭的勝敗。所以在品德修為方面，軍事倫理應著重於如何使軍隊的所有成員皆能積極地從事軍事工作，完全的信任指揮者與戰友，都相信如此的行動有一定的價值，但這並非是任何時間或地點都適用的價值，而是憑藉每個個體的行為抉擇而來的，這行為抉擇是有根據的，便是湘軍採用“統領自揀營官，營官自揀哨官，以次而下，帥不為制”的層級自選方法。在軍隊中的法令規定和傳統慣例所組成的一套典則中，由外在的管理進入內省階段，在趨近相同的生活模式中，塑造出人的行為，並指出真正軍隊的價值所在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了法令規定和傳統慣例典則的約束，湘軍的統領，營、哨長就更必須潔身自愛、奉公守法，建立個人優良形象，以為部屬之表率。被領道者像是月亮一般，自己並非發光體，只能反射太陽的光，他們才會被注意到，而領導者形同太陽，所帶來的影響，是毫不間斷的。忠誠和服從、誠實和勇氣、將自己奉獻給軍隊和國家，這些是所有道德中對軍事功能相當重要的幾項，而且它們也是普遍的責任，是必須普遍存在於軍事行動中。這正是軍事倫理的落實。
且曾國藩對湘軍的訓練，是以提升軍事、人文、體能的素養為前提，兼顧時代脈動、個人修為、面對問題時所必須著重的焦點判斷，如此，更能將技術性的管理與意識型態的體現均衡的應用於部隊實務。正如福煦元帥說：“研究文學、哲學與歷史，是產生關於活的世界的思想，因此，智慧得以訓練，並擴展到進入思想的無限之境時，仍能保持靈活有效。將來的時代，任何軍人，除了他的軍事學識以外，更有獲得一般知識修養之必要。很顯然的，對治理湘軍的曾國藩而言，這段話相當符合。
軍事倫理的“共同願景”剛開始可能只是被一個想法所激發，然而一旦進而發展成感召一群人的支持後，就不再是個抽象的東西，人們開始把它看成具體存在的。它能創造出眾人是一體的感覺，並遍佈到組織全面的活動中，而使各種不同的活動融匯起來。因此，軍事倫理可以運用完整的激勵與權威基礎，平衡技術與藝術，曾國藩以一文人領軍，在這方面的確讓湘軍為了維護中國傳統文化而奮力向前。
伍、結 論
戰爭所帶來的殘酷、痛苦、死傷，其感受的震撼自是承平時期所無法想像的，精神與體力的耐力爭鬥，正義與不正義的煎熬，是否合法與正當的考量，每每都使得人們產生疑惑和不解。而中國長久以來便一直在朝代更替的內戰中輪迴，所面臨的皆是同源同種的中國人，在曾國藩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亦是，若非秉持著以“扶持名教，敦敘人倫”號召臣民，做一文化的保衛戰，實難堅持長久。倫理是任何人、事、物所產生現象的深層意義，唯有對此能深刻思索，才能知悉問題的癥結，而曾國藩雖未明述軍事倫理的意涵，但從其生平與事功中，可以明白地發現將軍事倫理的觀念落實於軍隊中，不僅曾國藩個人忠君愛國，其部屬亦忠君愛國，且均以忠義為天下倡。雖統軍在外，也立志以愛民為主，要求軍紀，亦能考量軍隊中待遇上的改善。因此，曾國藩在軍事作為上的確做到了審時度勢，依其律己工夫與究心學問的方法，在治軍平亂中，落實了軍事倫理的意義，使清朝中興、人民減少災難、中國文化免於淪亡。也因此歷史上對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地位是相當的肯定，然中國士大夫之學雖已迷離，但曾國藩以塑造完美人格的理想，對於人文的反省與實踐，將更有助於軍事倫理的探究、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