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清朝咸豐、同治以後，由於太平天國的動亂，出現了由曾國藩首創的新型幕府。其主要的特點，是幕主擁有一支具私人性質的軍隊，為了指揮和管理這支軍隊，並籌畫處理龐雜的諸般行政，幕主延攬了各式人才，形成一個多功能、多面向的龐大幕府。
曾國藩人生最大的成就，便屬帶領湘軍平定太平天國，當時在清廷的徵召及有限的支援下，身為文人，又毫無戰鬥能力與經驗，驟然集募勇、練軍、籌餉等重任於一身。短期內必須集眾人之智慧與力量，壯大起湘軍的團結意志與戰鬥能力，指揮管理軍隊組織，所需面臨的各項行政事務紛雜瑣碎又各具專業，因之曾國藩以其獨具“兵為將有”的招募型式募集軍隊，善用分層授權的觀念，逐漸形成一支功能完備、層層節制，金字塔型管理型態的龐大半私人性質軍隊。為指揮和管理這支軍隊履行諸多功能，所延攬之各式人才，也逐漸形成一個陣容龐大、功能完備、宛若一組織嚴密之小型政府的幕府，其規模與功能前所未見，堪稱“神州第一幕府”。
幕府的組織各朝皆有，至曾國藩時開始做了獨具特色的突破與創新，成為中國現代化之先驅。有關於研究曾國藩幕府（以下簡稱曾幕）的論文，大多置重心於其幕府的組織、功能、管理、策略、演變、甚或貢獻等之探討，然卻未見分別於政治、軍事、經濟、社會面作整體性之影響分析者。基此，本文乃以整體綜合性之分析，企求達成此一標的，以突顯曾幕與近代中國現代化的連結。
貳、曾幕的起落與專業典範管理
一、創幕起落
湘軍初期以團練之名起家，曾國藩以“募將不募兵”之原則，由手下儒將各自招兵。隨著戰爭過程，地位逐漸確立與上升，幕府規模亦隨之不斷擴大。自咸豐三年（1853）初創，至同治三年（1864）攻克金陵達于鼎盛時期。而後為避免功高權盛受到猜忌，自動裁軍致使幕府漸趨萎縮，尤以剿撚時期為甚。此後隨著曾氏回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進入以洋幕為主的守成時期而略有起色，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曾氏病逝，才終結持續達20年的曾國藩幕府（劉建強2004，24-26）。
至於曾幕組織，在創幕初期，僅為地方幫辦團練，以審訊土匪的審案、軍裝及善後等功能為主。至平定太平天國時期，戰功逐漸達于鼎盛。為便於處理日益繁雜且戰幅廣闊的各項事務，將幕府事務歸納為軍事、餉事、文事、吏事四大類，下設各式局處，人員亦達三至四百人的高峰期。接續的剿撚時期，因裁軍之故，戰功不彰，幕府亦隨之縮減，但此時期亦逐漸往洋幕方面開展（淩林煌2007，334）。終至曾國藩病逝為止，曾幕除在軍政面深具影響外，在洋務的發展上對近代中國之現代化亦甚具帶動作用。
二、人才選用與管控
發展與運用幕府，首重人才。曾國藩管理幕府團隊的關鍵特色，在於其善於用人，具特有之人才選用的原則與方式，同時幕僚之來源與特色亦獨具一格。
在發現、拔擢人才方面，主張應以廣收、慎用、勤教、嚴繩為基本原則。認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且應用心搜尋、發現，同時要知人善用、量才而用。然在廣收、慎用之後，更需配合殷切的教道並輔以嚴格的法紀（曾國藩1994，《日記一》422）。
曾氏在選人上以“德行”為基本條件，而選用要件之首要關鍵則須具有忠義血性，至於德才平衡方面，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則寧可有德而無才（蔡松坡1978.5）。
至於選人用人方面最著者，為其特有之觀人技巧，其所具之相人術，一方面靠自身深厚的學問修養，另一方面則系依據其豐富的閱人經驗。據《清史稿》〈曾國藩〉記載，曾國藩每逢選吏擇將，必先面試目測，審視對方之相貌、神態，再與相書上所言印證，同時並與對方的言行談吐相結合，以資判斷對方的運勢以及人品才智（趙爾巽1927，3174）。容閎在所著《西學東漸記》中，于曾國藩觀人之法，便曾有深刻描述：
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及踵，仔細估量，…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面予自信，此時雖不致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
而在人才招募方面，則授權其手下文將，於各省自選軍員，再分別於各地各自募兵。如在湖南，系透過江忠源、羅澤南、左宗棠、駱秉璋等人之關係，將各人之集團成員納入湘軍體系；湖北省則通過湖北巡撫胡林翼、湖北巨紳胡大任集結當地人才；安徽省乃由吳竹如、李鴻章招徠該省之文人武將；江西省則由江西官紳黃贊湯、劉於潯爭取當地人才；江蘇省系透過名流趙烈文、周騰虎；浙江省透過應寶時，四川省亦透過胡林翼分別召集當地才俊以為湘軍之兵勇等不一而足（賈熟村1991，398）。
至於曾氏幕府人才來源，據李志茗、淩林煌、朱東安等三位學者之研究，僅就羅致方法和出身二項略列：
李志茗在《晚清四人幕府》一書中所列曾國藩幕府幕僚的來源途徑分為主動延訪、奏調入幕、請人推薦、被動敦聘四類（李志茗2002，139-148）；淩林煌在〈曾國藩幕賓入幕變項析論〉一文中則分為主動延訪、他人保薦、幕友主動、奉旨簡派、其他方式以及方式不詳等六類（淩林煌2007，343），二種分類法雷同。
如以出身來源分類，學者朱東安將湘軍將領來源關係概分為師生、同鄉、親族、同年四類。李志茗則將文武幕僚的來源略分為六小類：至親好友、原胡林翼之幕僚、門生故吏、降職人員、截留清廷新任或候補官員以及親朋之子弟。
無論從人才羅致方式或出身來源分析，由上述皆可知幕僚人員的需求面甚為寬廣。曾國藩從政、治軍二十年，先後入幕人數各方統計方法不一，以致人數或有出入，然依各家學者略估之平均數約計四百人左右（劉建強2005，77）。而以曾國藩對人才之相容並蓄，各方人馬紛紛投效的情況下，其幕府人才亦遍及中國本土十八行省，並兼有漢軍、滿洲及蒙古籍者，幕府人員籍貫比例如圖1。
然而即便曾幕人員與身份如此眾多繁雜，在人事管控方面，曾氏對於各個幕僚的學經歷、家世背景，都有完備詳盡的人事管理紀錄。正如Jonathan Porter於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書中所言：在西方的觀察下，湘車的幕府組織，在當時中國面對新舊交替的時代中，除具有維持舊秩序的功能外，尚表現出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型態。（Jonathan Porter 1972，16），僅舉其幕僚人員履歷手稿影本圖例如圖2。
此外，曾氏幕府中之成員以儒者居多，在漢苑出版社發行之《曾國藩全集》收錄的日記中，分別於〈問學〉〈文藝〉〈鑑賞〉〈品藻〉等部分記錄其幕僚間討論學問、詩文及鑒賞品文之記載（曾國藩1976，353-448）。曾氏幕府中複有書局及書院之相關組織，負責校刊群書、作育英才，同時幕府中曾經著書立說者，中西幕僚皆有，尤以翻譯西書為著。基此，當能充分體會出曾國藩幕府中人才集聚、文人鼎盛的特有氣質。
三、幕府管理
（一）職能創新
湘軍幕府之名詞雖非創新，然因具特殊之時空背景，以歷代舊有之幕府任務分類，諸如刑名、錢谷、書啟、朱墨、征比、帳房、教讀、閱卷等，實難以概括。咸豐四年二月出師東征時，便已在糧台設立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採編所等，職司財政、軍事、司法、文化等政府職能。值得注意的定，湘軍的幕僚可對外公務往來，有別於以往幕僚足不出官署，不干預政事之傳統（楊正娜2006，20）。也因此湘軍內部的公文，獨具自行規定的格式如圖3。
除了主掌軍政的軍幕外，主掌洋務為的洋幕更定前所未見全新的幕府領域。曾國藩曾在奏摺與日記中言，要勤遠略、要求自強，需“試造…火輪船”、“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工夫”。此等理想必須找到學有專精、理念相和，又具有實際執行能力者。因此，外語、算學、天文、機械、繪圖、製造等專業技術成為洋務幕府的必要條件。曾氏的幕府，既需可諮詢策略、提出建議的參謀之士，更需要學有專精、長於研發製造的技術幕僚，且較以往更需注重業務之專業化、合理化及效率化。清李洋務運動，如軍械所、機器製造局、輪船局、船廠、槍炮局、選派幼童留學及設立翻譯館等，即由曾國藩幕府首創為之。
（二）治事育人
曾國藩認為，人才可通過培養教育造就出來，要做好幕府中的兵事、餉事、吏事、文事，首要之務必須培養人才，而其培養人才，以讀書、歷練、言傳身教為主。凡入其幕府者，必於軍、政、餉、文四事之中精習一事，並結合實際進行學習，增長才幹，同時利用茶餘飯後之隙談古論今，傳授讀書心得與實踐經驗，且因材施教、适才適所。
其與幕僚之間猶如嚴師、弟子，觀其所撰“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盡我心”（曾國藩1994《詩文》，105）的對聯，正反映了這種關係。
（三）盡心保舉
對於龐大的幕府人員，曾國藩則善盡适才適所之任。對於擅長治軍者，便安排至營務處歷練軍務；對精於計算者，便安排至糧台、轉運局、籌餉局等單位，便於學習籌餉、理財、轉輸等工作；對精於發明創造者，安排其到洋務局，參與造船制炮工作（宮玉振2005，124）。對於有功人員，更善盡“保舉”之能。其保舉幕僚之目的，固然是為攏絡人心，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太平軍之亂與地方政權的腐敗，已失去民心，為穩定社會，整飭地方政權與吏治勢所必行。對於身邊龐大的各樣人才，功績卓著者，適時加以保舉，既能善盡其才，也可嘉惠地方吏治。因此曾國藩的幕僚，許多相繼成為政府官員，甚至不少人被破格重用，超擢拔升，升遷之快，世所罕有。
四、財源籌措
龐大的軍隊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援，湘軍並非清朝經制軍隊，除部份幕僚及官員的薪資由清廷支付外，大部分軍隊將士的薪資須由湘軍自籌。曾國藩統兵最多曾達12萬人，由其供餉之軍隊亦達10萬人之多（朱東安1994，10-11），因此為了戰事所需，清廷不得已而允許湘軍以釐金、票鹽的方式就地籌款，供作軍餉。王闓運便曾在《湘軍志》〈籌餉篇第十六〉中述及：
湘軍起貧苦、同饑餓，轉戰五千里，餉皆自釐金給之（王闓運1964，461）。
由於湘軍財務多為自給自足，為管理這些稅收也必須另立“內部帳冊”，如圖4。
然釐金雖然解決了湘軍的財務困難，卻定無法度可守的稅制，往往成為地方督撫專擅的經濟基礎，但釐金卻又定湘軍最大的收入來源，定清廷無力支付龐大軍費情況下的權宜之舉。
參、對政治之影響
滿人初入關時，基本上因襲明制，多爾袞與福臨采以漢制漢政策藉以收攬人心（蕭一山1962，386）。然而在制度上，雖然任官都是滿漢各半，但實際上，清朝前期的任官仍是滿漢有別，如內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但實權卻多在滿臣（錢穆1980，634）。梁啟超在《論李鴻章》中曾描述即便有漢臣當權，在一般漢人眼中，卻是不值一顧之“弄臣”而已，其言雖或有誇張，然滿清重用漢臣的情況終非核心。至雍正時，又特設軍機處，致使內閣權漸輕，軍機大臣掌握國家實權。與內閣同為中央政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亦是尚書與左右侍郎各半，但僅為中央行政長官，無權對各省督撫直接發佈命令（錢穆1980，634-635）。
至於地方各省督撫，掌各省軍務糧餉，派駐各省，如同皇帝之耳目手足，因此在滿漢員額的掌控上，同樣嚴格。康熙時各省督撫以漢人居多，至雍正朝，雖然漢人仍占較多數，但雍正帝的朱批諭旨，卻常斥漢軍卑鄙下賤，因此至乾隆朝時，督撫又以滿人居多（錢穆1980，638）。另如一般文官的任用，也都明訂特有的官制缺，以維護滿人之特權。如《大清會典》便明訂：
凡內外宮之缺，有宗室缺、有滿州缺、有蒙古缺、有漢軍缺，有內務府包衣缺，有漢缺。
這些任官制度，都是為了維護滿人的任官特權，具有明顯的民族不平等性。乾嘉以後，滿官構陷漢官或對漢官掣肘者，時有所聞（孫甄陶1978，129）。直至太平天國動亂，“以漢制漢”的政策乃再度祭出。曾國藩統兵之初，僅為“前兵部侍郎”之銜，直至咸豐末年方授以兩江總督職權，自此，在政治面的變化及影響漸趨明顯。
一、幕府勃興滿漢消長
咸豐十年之後，曾國藩因戰功頻傳，其幕府也聲勢漸長，擁有相對獨立的建軍權、用人權和財政權。為了刺激軍心士氣，曾國藩大量保薦追隨他的幕僚出任地方官員。而同治年間卻他先後受任節制蘇、浙、皖、贛、直、魯、豫七省軍權，在其大力保薦下，沈葆楨、李續宜、李鴻章、左宗棠等，直升為正二品巡撫上任，而李瀚章更在兩年之內連升三級而位至巡撫（賈熟村1991，143-145）。自同治年間始，廣東、廣西、福建、陝西、貴州、山東、湖北、湖南、四川、河南、直隸、雲南、甘肅乃至臺灣之督撫與地方官吏，均遍佈曾氏保舉之人（淩林煌1995，132-204），逐漸改變了自乾隆起地方各省督撫以滿人居多的情形。尤其是同治年間，各省督撫，湘淮軍即占大半，如《國史大綱》記載曰：
太平天國起，滿督撫無敢抗。咸豐以後，始汰滿用漢。同治初，宮文總督湖廣宮罷，滿人絕跡者三年。…當同治已巳庚午間，各省督撫提鎮，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錢穆1980，638）。
據同治《湘鄉縣誌》記載，從咸豐三年到同治八年（1853～1869），湘鄉將領共有7，886人。這些將領分為兩類：一類是武勳文職，包括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道員、知府、運同、郎中、同知、知州、州同、知縣、通判等文官，計358人；另一類武勳武職，包括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武官，計7，528人。其中有總督、巡撫8人，布政使、按察使、道員39人，知府、知州、知縣283人，提督183人，總兵417人，副將、參將1，132人（故宮博物院2001，365-382；劉鐵銘2006，1）。以當時全國18行省計，湘人之任督撫者居一半強，真所謂“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毛祥麟1985，30）。
而曾國藩身後，湘淮人士主政的情形至光緒年間更為明顯，除河、漕二督府外，在地方軍政督撫僅8個員額之中，于光緒元年至十二年間，陸續出任督撫的18位之中，即有12人系出身湘淮系統，其中又有6人出身于曾氏幕府。其比例之高又以光緒三、四年最為明顯，8名總督全為湘淮人士擔任，而曾任曾氏幕僚者占了6人（朱東安1994，184），誠可謂“名臣能吏，半出其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273）。
曾國藩大量保舉幕僚的結果，造成地方政權出現由滿族漸移至漢族手中的現象，加深了滿漢民族之間的矛盾。也由於他位列封疆、權勢顯赫，所部湘軍將領多成為地方督撫人員。
這種滿漢消長的情況，自晚清中央軍機大臣之任用進退中，同樣可以窺見。在同治以前，軍機大臣不用漢臣，然自同治以後，軍機大臣漢人當道，有實力者略如表1。
表1 同治以後當權之軍機大臣
年代 人物 漢滿之別
同治初年 文祥、沈桂芬 滿、漢
同治末年及光緒初年 李鴻藻、翁同和 漢
光緒十年至光緒二十年 孫毓汶、徐用儀 漢
光緒二十一年至光緒二十四年 李鴻藻、翁同和 漢
光緒二十四年以後 剛毅、榮祿 滿
在同治以前，也就是討伐太平天國之前，漢人實無真正執政者（梁啟超1958，9）。因此至清朝中期以後，在中央與地方官吏的任用上，可明顯見到滿漢之消長與清朝前期迥異。
再者，清朝沿用多時的開料取仕的任官制，此時因幕僚體制的地位已被認可，為適應地方政府需才孔急的情況，許多地方督撫也開始運用幕僚體制的彈性，於體制外招聘專才來協助處理地方社會所出現的新問題（陳國慶2005，98）。由於大量幕僚的加入，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提升，對中央集權重心的下移，不無影響。
左宗棠和李鴻章均出自曾國藩幕府，他們出幕後也各自建立了楚軍和淮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自的幕府。而出身於淮軍幕府的袁世凱在獲得編練新軍大權後，也網羅大批幕僚，編練成北洋新軍，並繼曾、左、李之遺規，極力保薦所屬心腹幕僚出任政府官員。
綜論之，自曾國藩起始的湘軍，繼之以楚軍、淮軍以至袁世凱的北洋軍，使得中央集權的態勢有所改變，政權下移已無可抵擋。另一個特殊狀況便是改變了以往清朝地方官軍文分設的情形，文人書生起而領兵，即便不帶兵，也與軍政糧餉業務有關或與領兵者密切相關，因此不但政權下移，也造成用人與軍、政、財權合一的情形（朱東安2000，477-478）。然因程朱理學等倫常觀念對曾國藩等人具有禮教上的約束力，因而並未割據分權，但也影響到中國近代軍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而保舉之風，更成為晚清時期一個重要的任官途徑。
二、用人唯才科舉沒落
曾國藩大量保舉幕僚，善於攬才，各種人才盡入其門，且曾氏素來反對八股，對開料取仕的僵化制度也頗有意見。由於科舉考試以文學訓練和道德灌輸為己任，基本上乃將士子從意識形態上塑造成為觀念僵化、思想保守的一群。在晚清社會紛亂、列強干預的情況下，這些料考出身、思想僵化的官員面對與外國領事進行談判、組織各省防務體系、或是經營輪船公司以爭中國經濟利權等問題，幾乎疲于應付。另一方面，晚清時曾國藩幕府在戰功上的顯赫、對洋務執行上的傑出表現、幕府中各式人才集眾，加上曾國藩對幕府人員大量的薦舉，除了前述造成政權下移的影響外，對傳統科舉的官員亦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性。
在清代，進入官場的方式有科舉、蔭襲、捐納和保舉四種，到晚清光緒朝由於西學與洋務的影響，也有少數新式學校培養和留洋的學生入朝為官的情形。幕府制本為科舉取士的補充，然而此時幕府人員的學有專才，同樣也使得正途科舉出身卻不具專業知識的官吏受到威脅。曾國藩幕府各類人才齊聚，在功高權重的情形下，更極盡保舉之責，左宗棠和李鴻章及袁世凱，也都相繼效仿。大量的幕府保薦人才上場，勢必排擠到正統科舉出身官吏的員額，再加上“捐納”等其他管道入仕的員額也逐步上揚，清光緒卅一年，清政府發佈諭令：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朱壽朋1958，5392-5393）。
實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宣告終結，曾、左、李乃至袁世凱對幕府大量的保舉，對此不無影響。
三、洋幕帶動自強變法
學者劉廣京在（經世、自強、新興企業——中國現代化的開始）文中論及“沒有太平天國，就沒有自強運動，因為沒有太平天國，曾國藩就做不成兩江總督，沒有曾國藩這一批有練兵籌餉經驗的人出來當總督，就不會有自強運動。”因此當知，曾國藩籌辦洋務與而後直至清末連串的自強與變法的舉措，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即便而後的自強運動以及維新變法因種種因素以致失敗，但曾國藩在洋務上的帶動，仍舊是牽引中國邁向國際，走入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關鍵與動力。
曾國藩成立洋務幕府以致帶動而後自強運動產生的因素，諸如不平等條約巨額的賠款及大量洋貨湧入影響國計民生，經濟瀕於崩潰；英法聯軍之役後，西洋武力船堅炮利刺激到有識之士的覺醒；外國駐華公使的進言，力勸中國盡速與西方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以上因素再加上中央重臣奕訢及地方官員曾國藩、李鴻章等的強力推動，因此才產生自咸豐以至光緒年間的自強以致變法。
除此，因其首創各式洋務機構之帶動，中國境內而後尚陸續成立了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等。軍事方面，成立天津武備學堂、船政學堂、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等。即便而後的自強與維新運動宣告失敗，然而邁向現代化的腳步已然無法停止。以現代的眼光觀之，自強與變法或許是失敗的，然以當時的角度而言，仍走步步推動向前邁進，形勢與氣象均不同於以往。因此曾國藩之洋務幕府所帶動的風潮與影響，非但不容否認，且是值得今人稱頌的。
肆、對軍事之影響
一、推動軍制的改革
曾國藩組建湘軍，開創“兵為將有”之制，將軍隊的職能、餉制、徵募方法、統領規則及管理經營做了有別於以往的改變，不但取代了正規八旗綠營的地位，更為爾後中國軍制的變革立下契機，成為中國軍制邁向現代化的指標。
依據湘軍的軍制規劃，而後的淮軍與楚軍所持之營制、營規、兵制、餉制，也都一準湘軍制度。受到太平天國的刺激，湘、淮軍的崛起，使清廷省悟到原有軍制的腐敗，開始在各省推行募兵制編練新軍，並於光緒廿九年於中央設立練兵處以統籌全國練兵事宜，將全國新建陸軍統一編組，分設常備軍、後備軍，並于京師設禁衛軍。在陸軍部成立之後，又將全國編練的新軍區分為十六鎮，十六混成協（旅），以北洋軍為中央軍，各省新軍為地方軍，至此清朝的軍制成為中央軍與地方軍並列的軍隊體制（郭廷以1978，364-366）。
階段性的權變，雖不能說是制度改革成功，但終究是在進步中。腦力激蕩不會因為改朝換代而停歇，主其事者一定是亟思進步再進步、求新更求新，因此對於湘軍軍制所立下的典範，無論是對八旗、綠營的警惕，或是對晚清軍制改革的帶動，其原始的一份貢獻應是不容忽視的。
二、促成海軍的創建
由於曾國藩的軍幕及洋幕在水師裝備上的帶動，以及太平軍與西洋列強船炮的刺激，清廷省悟到而後所面對的危機，除了境內蜂湧的紛亂，尚有來自海上列強的威脅。尤其是同治十年，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而侵略臺灣，朝野震驚的情況下，清廷乃痛下決心加強海防建設。
同治十三年九月廿四日，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呈了〈擬籌海防應辦事宜折〉，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加強海防的具體措施及建立海軍的詳細計晝（張俠1982，7）。隨後江蘇巡撫丁日昌又上呈《海洋水師章程》六條，提出以大兵輪船裝備外海水師，並擇要修築炮臺以建立海軍之建議。光緒元年，清政府命時任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的李鴻章與任職兩江總督及南洋人臣的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與南洋的海防，並訂定每年從海關稅收及蘇、浙、閩、粵、鄂五省釐金中撥出四百萬兩作為海防專款。而後歷經十年的規劃與改革，至光緒十年時，終見清廷政府建立了北洋、南洋與福建三支海軍艦隊的雛型。北洋擁有兵船14艘，南洋擁有17艘，福建則擁有11艘，其中部分為購置，部分為自造（郭廷以1978，230-232）。至光緒十年中法戰役後，清廷在中央正式成立了“海軍衙門”，李鴻章於光緒十四年擬定《北洋海軍章程》（廖和永1987，86），正式編訂北洋海軍，計擁有各類船艦25艘，然北洋海軍旋即於數年後中日甲午戰中全軍覆滅。戰後各方檢討戰敗原因，提出改革，清廷旋于宣統元年再度重整，成立“籌辦海軍事務處”，並將原南北洋艦隊編為“巡洋”與“長江”兩個艦隊，直至清朝結束為止。
海軍的創建，頗見波折，然而從中可見時代巨輪的轉動並未停止。自湘軍水師編制的改革，以至清末海軍艦隊建立，即便吾人今日曰清朝時期進步遲緩，然其處於多變戰亂的時代，實際的需求仍令其不得不跟隨著時代前進。海軍的創建強化了中國的海防，更促使中國的視野透過海路與世界接軌，凡此，均源自於湘軍在水師編制上的改革。
三、強化輪船武器的製造
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歷程，實乃由曾幕洋務機構的帶動扭開了序幕。吾人見其從“安慶內軍械所”試製槍炮炸彈與輪船開始，接著是派容閎赴美採購“制器之器”而成立上海“江南製造局”，自此更積極的研發槍炮、輪船的製造，而後又見“福州船政局”加入自行制造船艦的行列且卓有所成。這其中前進的腳步是不停息的，而其得意門生李鴻章與繼之而起的左宗棠，更是承其鴻志將制炮造船等洋務發揚光大。
曾國藩“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明智，對而後中國軍事工業與武器更新都有極深的影響，也縮短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距離與速度。除了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所先後主持的“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局”與“福建船政局”外，之後中國境內又有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山東機器局、四川機器局、蘭州機器局等新式軍事工業相繼創建。至甲午戰爭前，中國新式軍事工業先後創建了將近三十家，對中國軍事工業的現代化發展和影響不容小覦，使得中國軍隊武器裝備與西方的差距大幅縮短，也影響到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繼續推動洋務、興辦軍事工業、帶領中國軍事武器裝備的現代化進程。
四、開啟軍閥之路
由於曾國藩善於保舉，幕府與部屬轉任地方督撫的人數日眾，自成一不可忽視的力量，規模亦足堪類比晚唐以至五代時期的“藩鎮制”。而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則為湘軍幕府由於各專業領域所需，已由以往之傳統幕府，擴充及於戎幕與洋幕之規模（繆全吉1971，53），且為配合行政上所需之專業化、合理化及效率化而人數眾多。因此雖然曾國藩集團成員在當時並無割據自立之野心，但這種獨立編制的體制及半私人化的龐大幕僚群所造成的局面，卻為而後的軍閥樹立了榜樣而群起仿效。如湘軍之後的淮軍，也將軍隊視為私人財產，至袁世凱時，北洋軍更成為袁世凱實現野心的工具。如此即如骨牌效應一般，至民國時期，各路軍閥無一不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使得中國的政局又繼續動盪了十多年。
歷史學家羅爾綱在《湘軍兵志》中述及，曾國藩創立湘軍，不僅改變了清朝的兵制，開創了“兵為將有”的局面，也牽動了政局的演變，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撫專政”，為爾後軍閥割據創立了雛型，因此他認為近代軍閥始于曾國藩（羅爾綱1984，208-228）。大陸學者董蔡時亦曾經指出，“湘軍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的軍閥隊伍，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軍閥（董蔡時1992，90）。”
伍、對經濟之影響
一、民營化的推動
曾國藩成立洋幕，創辦各項洋務，開啟中國經濟領域的現代化，以當時中國開始工業化的時程而言，正值19世紀中葉，應算是緊隨英國工業化的腳步不遠。雖然整個中國的工業化速度與成績不甚理想，但沿海城市受西方工業化影響較深，經濟發展頗為明顯，表2中可見上海租界因受經濟發展影響，自同治八年至光緒廿五年的地價漲幅。
表2 上海租界同治八年～光緒廿五年（1869-1899）地價表
地價（單位：兩）
年代 英租界（共值） 虹口租界（共值）
1869 4，707，584 561，242
1874 6，138，354 1，355，947
1876 5，443，148 1，493，432
1880 6，118，265 1，945，325
1882 10，340，660 3，527，417
1882-89 10，310，627 3，680，299
1890 12，397，810 5，110，145
1896 18，532，573 10，379，735
1899 23，324，176 14，320，576
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始自軍事重工業，由於多與國防建設有關，因此均以“官辦”型式開展（全漢升1972，665）。但清末因國庫空虛，企業形式開始漸向“官督商辦”的型式發展，許多大型的企業在這種情形下相繼開辦，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物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然因清廷在經濟上已不具充裕實力，《馬關條約》的簽訂，外資亦得以進入中國設廠，因此“官”的身影便漸次退居次要，起而代之的則是民營企業的興起。從下表表3“中國近代產業資本估計表”中，就甲午戰後光緒廿年至民國廿五年，外資、官營及私營企業的比重數字中即可看出其間企業經營型態的消長，其中外資與官營比重漸次降低，而民營企業的比重則漸次攀升。
表3 中國近代產業資本估計表
光緒廿年（1894） 民國廿五年（1936）
資本額（千萬元） 比重 資本額（千萬元） 比重
外國企業 5.406 44.47 195.924 35.33
政府企業 4.757 39.14 198.925 35.87
私人企業 1.992 6.39 159.744 28.8
總計 12.155 100 554.593 100
雖然而後民營的成果不盡理想，然若站在倡道軍工業的起跑點觀之，能將中國從長久封閉的農業經濟社會，引道發展到民營企業抬頭，且能面對世界並粗具規模，曾國藩的洋幕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之貢獻與影響，實不容否認或抹滅。
二、徵收釐金影響民生
前述湘軍以徵收釐金方式自行籌餉，曾國藩征釐最多時曾月入白銀卅多萬兩，實乃近世抽釐籌餉影響最大的代表（朱東安2000，370-371），且這種機構與制度，日後又成為軍閥紛亂據以斂財的經濟來源。再深思之，釐金之制影響最大者應為廣大的黎民百姓，這便又涉及到經濟蕭條的惡性循環。嘉慶、道光年間國庫本已不豐，太平軍之役起，因大量的軍費與賠款使得湘軍必須向民間徵收自行籌餉，致使本國貨物尚未出口之前，僅在國內便需經過層層釐卡繳納釐金。相較之下，本國人民的稅務負擔實遠高於外國人，因此也使清政府的對外貿易逆差在同治三年之後迅速擴大，同治四年逆差達1789萬上海兩白銀，到清朝末年更擴大為9，416.6萬海關兩。
民窮財困之餘，道致紛亂四起。朝廷內外受困不得已之下，又增加外債負擔，如此永無寧日，致使清末以至民國紛亂了數十年之久。只是以當時代環境而言，徵收釐金雖使民窮財困，但終究是助湘軍解決燃眉之急，使之有能力及早結束太平軍的動亂，否則歷史的演變與動亂或許不僅止於此。是非公斷，純視後人議論與觀察角度而定。
三、推動洋務的負擔
籌辦洋務方面的耗資，在清末當代本就國窮民困的情況下，也是一大負擔。機器製造可節省人力、物力，因此雖然表現在對財政金融的助益，總須在十數年甚至數十年後方得見之，但籌辦洋務所造成的經濟困窘，以今人眼光觀之，應是可接受的“建設性耗費”。總計清朝自同治二年至光緒廿年，卅餘年間興辦了19項軍事工業、28項民用工礦交通運輸業，使用資本總額有九千多萬銀元，耗資不可謂不巨。
表4 同治二年一光緒廿年（1863-1894）洋務興辦統計表
金額單位：銀元
項目 數量 資本額
軍事工業 19 69，943，461
採煤工業 7 2，716,228
金屬採掘冶鍊工業 9 6，637，250
紡織工業 5 6，103，803
交通運輸業 7 12，508,702
合計 47 97，909，444
就實際情況而言，自曾國藩籌辦洋務始，直至而後自強維新的失敗，之所以速度遲緩未臻理想，除了影響到民生經濟的蕭條，同時也受到經濟蕭條回饋的影響而成效不彰。二者間相互影響，亦可視為經濟惡性循環下的因果關係。
陸、對社會之影響
一、引進西學的先驅
自曾國藩遺留的大量家書、日記中，可知其教誨子弟謹守儒家傳統理念。然而其教育內涵卻是先進、前衛，除帶領中國學子接受傳統儒家思想教誨的領域外，更積極學習西方科技新知，突破中國數千年保守的學習風氣。推而及於幕府的帶領，吾人見其洋幕，除了積極引進西方數理科學外，在江南製造局中，尚引進工學理論與實務，同時翻譯多重領域之西書，對中國近代科學知識的奠基，影響深遠；而聽從容閎的建議，于同治十年修改（幼童出洋章程）上奏朝廷，開創了中國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的先河，更是發掘人才、嘉惠學子的不朽之舉，使中國學子有機會接觸西方、走出封閉，並為國家陪養了一批棟樑之才，如梁敦彥成為民國外交總長，蔡紹基成為此洋大學校長，詹天佑則成為著名的鐵路工程師。對於這些人才傑出的成就，容閎的建議與曾國藩的努力，功不可沒。
雖然曾國藩倡西學的精神在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也因此打開了中國保守的文化思想。一方面使西方文化得以在中國傳播，讓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人民得以接觸西方文化，開拓思想領域；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開始有了辦報、辦刊的文化傳播概念，中國的民間自辦報刊即始自晚清，亦可見曾國藩提倡西學，對中國傳播文化發展之影響。
二、近代企業管理之典範
曾國藩對幕府的管理模式，在當時是針對管理龐大機構與人員所需而設，但曾國藩以文人領軍，管理思維不同於以往武將的軍事管理方法。自成一格的管理方略流傳後世，衍伸而成為許多企業組織管理的典範。
聿伯（Max Weber）在所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論及，文化傳統作為民族內在精神觀念和行為方式，對社會經濟發展有重要的作用（Max Webcr著，黃曉京、彭強譯1978，17-18）。曾國藩承襲中國傳統文化與湖湘文化的特質，領道湘軍形成自成一格的管理方略。在西方的觀察下，湘軍的幕府組織，在當時中國面對新舊交替的時代中，除具有維持舊秩序的功能外，尚表現出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型態（Jonathan Porter 1972，16）。
（一）人事管理
曾國藩認為“人存而後政舉”，其用人能從大處著眼，取長舍短，不計恩怨，故能使幕中人才濟濟，對於具潛力的可造之才，則極力提拔保舉，終至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門”的局面。而檢視其對現代企業的啟發，當可發現其管理方略善用精神訓話、訂定賞罰分明的獎懲升遷制度及嚴格的操練準則，儼然即為現代企業所使用之教育訓練、獎懲考核及組織作業規範的操作。對於企業如何確立有效的員工錄用與培訓機制，以及有效產生新的人力資源經濟增長點，都具有啟發作用。
（二）目標管理
現代企業經營的目標管理，針對核心產品，至少有十項經營考核的指標，即財力資源、物資設施、研究創新、組織結構、顧客服務、生產效益、產品拓展、市場佔有、社會責任、盈利能力（徐漢風等2007，17-18）。曾幕當年雖無此企業經營管理概念，然其一貫之目標就是要消滅太平天國，因此無論是對軍制、訓練、戰略及管理上，均能心無旁騖以太平軍為唯一標的；再看其洋幕發展的一連串步驟，自發想到實踐，自成立安慶內軍械所，自製輪船槍炮，到採購制器之器，成立江南機器製造局，再到翻譯西洋科技書籍與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西方科技。自始至終，也都是朝向強化中國軍工科技的核心目標邁進，且是一步一腳印，自核心以致周邊逐步完整規劃。其中之管理及經營理念，當可謂現代企業目標管理之發軔。
（三）成本管理
湘軍是半私人的軍隊，一方面負有保衛鄉里安寧的責任，一方面又需自籌餉俸、自募財源，而興辦洋務，更是大量耗費社會資源。因此如何選用關鍵人才與關鍵技術，降低社會成本，同樣成為曾國藩身負重任之一。對此，曾幕掌握了精選技術與精選人才的原則，強調“治人事以人少為妙”（史林2005，1-27）的原則，一則省薪資，再則須選足堪重任之人，三則事有專精，才不會虛耗人力物力，才能提高經濟效益。正如今日新興企業，以“曲踐借道”的方式，引進其他大企業的各種機制與管理經驗，將自己經營或技術上不確定的風險儘量降低（徐漢風等2007，18），以達成本管理之目標。
（四）風險管理
曾國藩深諳事無十全十美之道，嘗謂“花未全開月未圓”（曾國藩2001，117），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他的核心及軍政幕僚能冷靜地分析環境，掌握影響戰略目標的各種因素，俾保持優勢。以企業經營之道而言，便是能敏銳的分析政治和法律環境、社會經濟環境、產業環境和競爭環境，掌握企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作出國應對策，同時能謙虛的自我評估本身各方面的條件及優劣勢；分析出企業發展中最具機遇的有利因素和潛在的不利因素，俾便制定和實施正確的因應對策（劉紅燃2006，5）。
依上列略述，中華民國工業總會服務網，曾於2006年發表〈曾國藩是一位一流的CEO〉，將晚清的中國比喻成企業，全國百姓比喻是股東，而曾國藩便是近代中國一位成功的CEO（Chive Exeeutive Officer）。以當時曾國藩幾掌中國半壁江山之形勢而言，確實舉足輕重，足以左右政經情勢，其譬喻之妙，誠可謂傳神。
柒、結論
幕府體制雖由來已久，但如曾氏幕府之規模、功能與影響之多面向，則是史所未見。吾人探析曾國藩幕府之目的，除了史實的瞭解外，最重要的，乃是將之與現代發展連線，如此方能展現其對現代的貢獻。
經過前述的分析，吾人見曾國藩幕府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涵蓋面甚廣。政治上影響到清朝的政權與制度，乃至清末民初的取仕任官制亦不無影響；經濟與軍事面，除了使當代的軍制裝備更新、帶領中國進入工業化與民營化時代，更突破封閉保守的桎梏，得以早日走入國際與世界接軌；而社會面的影響，尤以文化、教育、思想上的帶動值得稱許。雖非全然正面的影響，然負面的部分，多為階段性之所必需，如幕府制對軍閥崛起的示範、征釐金及辦洋務加重社會經濟面的困窘等。就當時情勢而言，均為解決困境之所必須，實乃迫於當時代大環境形勢之無奈，所獲致之結果，非其所料，更非其所願。
後世之評論不論好壞，曾國藩終究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幕府人員更是功不可沒。筆者認為，今日吾人所享受到之現代化的結果，當思及當日曾氏與其幕僚所具有之智慧、遠見以及實踐之勇氣與決心，為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席之地，再添一筆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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