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咸、同間的所謂“中興”將帥，向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並稱，實際左之出而對付太平軍，尚早於曾國藩；其最後之正式擔任方面，雖係出於曾的薦舉，但左之“出道”握權，實始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八月。時左氏應湘撫張亮基之聘擔任幕府，即最受張氏的信任與知遇，代張將湖南軍政、民政的大權獨攬。其後駱秉章繼任湘撫，左氏以幕府而包攬專權的地位，除去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間的短短六個月賦閒在家期間外，一直到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底，都未有所改變。在他的實際主持下，對內保境安民，編練和加强了數支先後成立的“湘勇”，稍後又源源接濟東征贛、皖而無穩固餉源的曾國藩部（當時曾只是以侍郎督辦軍務，無任何地方官職），對外則進軍湖北、貴州、廣西、廣東、江西等鄰省，所謂“以一省支五省之寇”，“既供四省調撥”，并兼“防剿五省之賊”，而被譽爲“天下不可無湖南，湖南不可無左宗棠”的國士。雖然左的權力基礎只是基於張、駱二人對他的信任，“不紳不幕”，但左宗棠實爲一胸懷大志、留心世變、敢作敢爲而有爲有守的謀略家與行動家，正是在擾擾亂世中可以發揮其才能，而其品格、學識與意志力又足以作爲時代的中流砥柱者。所以，一旦他正式出而任事後，其功業不只表現在戡定國內的太平軍與西北回變方面，甚至收復了淪陷過十三年之久的新疆，粉碎了竊據新疆、甘爲英俄野心馬前卒的阿吉柏政權，較之曾、胡、李，更具對外開拓性的歷史地位。我們從縱括比較的觀點而言，曾國藩建功的特點是“堅忍沈毅”、“頑强力行”；李鴻章則是志大才豪，好攬權而喜以利祿驅人，所以，所辦事業無不腐敗，但其撅起實多靠機運，未曾經歷真正的艱苦；左宗棠則自負而多智謀，性剛行峻，精力充沛，堅苦卓絶，爲儒家思想陶冶出來的典型“霸才”。左的缺點是性格太剛，氣度不大，所以，經由其手而磨練造就的人才也不多。不過，他在軍機政略的運籌帷幄方面，確是一位奇才，曾國藩即稱其“謀畫之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林翼）上”，絶非自謙之語。
（一）
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是“霸才”型的人物，其思想淵源均出自傳統儒家思想的薰陶，而治學的範圍廣泛，講求經世致用。他出身舉人，自幼即學作舉業，講經論史，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治學次第及儒者出處進退、行用舍藏的基本立場，自頗深有體會；曾仿傚清初大儒顧炎武“日知録”的纂輯方法，鈔録經史與方誌中的資料，相與核证，“以經史印志”；所抄方誌包括畿輔通誌、西域圖志及各省通誌等，分列山川、關隘、驛道、遠近各門，分别輯録爲數十巨册。二十歲時，他讀書於善化城南書院賀熙齡門下時，並多方披覽其師長兄賀長齡家藏的公私典籍與圖史，又於賀長齡所編“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詳爲閲讀，研討經濟、農學、輿地、兵法等學；一生治學宗旨由此底定。
此後左宗棠因三次赴京會試失敗（道光十三年、十五年、十八年），無意仕進，決計返家務農，因留意農事，探研農書甚勤。左早年也曾潛心研究過理學，手抄陸隴其“讀朱隨筆”一册，力行“寡言”、“養靜”的工夫，後來在他主講醴陵緑江書院時，曾根據朱子的“小學”以定學規。不過，左與他的好友羅澤南、劉蓉等之潛心講求理氣性命之學絶不相同，他的興趣始終傾向於經世之學方面：初期尤著重於研究農田水利、荒政、田賦、鹽政、别名、錢穀等事，曾於前兩江總督陶澍家教讀其子時，於陶府庶事由其一手經理，“章奏批判，朋輩題詠簡牒，常手出，歲可百數十册”。陶府所藏經世性的典籍最多，左因得縱覽研究，用力專勤。左氏反對當代漢學家治學的瑣細冷僻，嘗稱：“近世士大夫專尚訓詁考證之學，以闚隙攻鶧爲功，立標主漢學名字號召後進，於書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爲空疏迂濶之譚，棄置不一顧，其甚者乃敢躬冒不韙，輕議先儒，及問以四子經義，不能答，嘗以利害細故頽亂而無所守；嗚乎，可不謂惑與”！左宗棠主張爲學“貴有本源”，“博學慎思之後，繼以明辨，義亦如此”，而“恪以程朱爲宗”；所以，他絶不反對理學。對於儒者能否在政治上有所展佈，左則認應聽之命運；其雲：
天下事功之成，必學有本源，而後可期不朽，否則，粗材幸，流弊殆不可言也。……士生於世，凡得失窮通，皆可聽之時命，獨其所以自立者，不能不審。古之君子，當其鬱不得志，遵養時晦，若無事然，然而匡輔之器，幹濟之才，磨練既深，挾持自異，一旦舉而措之，爲天下所共仰。……語雲：識時務者爲俊傑，諒哉！
左宗棠對輿地之學，甚感興趣；早歲即曾涉獵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經典性著作，並根據他所閲覽的資料，繪製歷代輿圖，頗有心得；曾批評顧祖禹之書，“考據頗多疏略，議論亦欠酌然，然熟於古今成敗之迹，彼此之勢”；又評齊召南所撰“水道提綱”頗多新義，而“錯誤亦多”，認爲在過去講輿地的諸大家中，“顧景範（祖禹）較勝於閻百詩（若璩）、胡朏明（渭）諸人，而其間亦不免有所失”。
左對於農學，不只曾偏讀歷代講農學的書籍，將所資料分類纂輯，以備編成一部“樸存閣農書”之用；復親自下田指道傭工耕作。他在寄居岳家時，初僅有農田五畝，用以種桑千株，養蠶治絲；其後在道光廿三年（一八四三）又購得湘陰柳莊之田，計七十畝，開始從事多項的農業試驗。例如湘險向不産茶，左氏則於其農莊試種茶樹，結果成效很好。他又提倡在種植主要作物之餘，栽培桑竹，以盡地利，而增加農家的收入。他又在農業經營之餘，研究各種農業技術，爲築墻、作壕、建碉堡及栽植、畜牧的方法，而這些技術的改進卻又常爲一般農民所忽略。所以，左對農學不只是理論家，也是實行家，他所謂當時農民插秧的缺點，如雲：“合法田必秧種，宿水漬谷，夜凉畫沈，畚釀鬱蒸，倡俠芽，甫芽，布諸秧田，春陰多雨，秧悴不耐，諺謂之酣晴，廼起否竟滬瀾不成，苗長二寸以上，始分栽，併手忙掃，一夫日畢二三畝，嫩緑數莖，畝臥自水中，貴種賤植，於茲甚矣。夫嘉禾視乎種，未有種不善而禾善者，今谷三移，元氣屢泄，視天下之本，既久去地；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兒在胎中，賊其天和，墮地而哭，厄悴善疴，良媼其將如爾何”！確爲閲歷有得之言，與向壁虛構者不同。所以，他主張實行“區田法”，即將整個田地內的某一區域，實行精耕培植，多用肥料，多供水灌，稱其有“六善”、“三便”。左自己曾記述指道僱工下田工作的情趣説：“東作甚忙，日與僱人緑隴畝，田水琮琤，時鳥變聲，草新土潤，别有一番樂意”。
（二）
不過，左宗棠畢竟不是一位甘心終生務農、真正的淡泊勞碌一生如他自號的“湘上農人”，而實是一位“身無半畝，心憂天下”志在掌握權力而行其素志的謀略家；所以，早在道光十九年後中英發生鴉片戰爭之時，當時他正在安化陶澍府中擔任家館，雖不居於任何官職，對於戰爭發生、發展的過程，已一直予以密切注意；曾致函其師御史賀熙齡討論戰守機宜，而對最後之簽訂南京條約，表示非常失望。道光廿九年（一八四九），林則徐自滇督引病回福建家鄉，道經長沙，左更與之相會於湘江舟中，林一見詫爲絶世奇才，談論達旦，依依而别。林、左兩人所談論者，可能即有林氏應付外人及對此後中國外交的一些經驗與看法，對左氏此後經世思想的影響噹不在小。所以，他在論評其友人魏源所著“海國圖志”時，即認爲此乃魏氏“發憤之作”，其所擬方略，非盡可行，而大端不能加；而對於魏源去世後中國又浪費了將近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同、光年間才真正開始學習西洋人的專技，而深表惋惜。
所以，一俟有適當的時機，左宗棠即脫穎而出，而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七月，太平軍北伐進入湖南，長沙被圍，湖南全省陷入了戰爭的渦漩；左在他好友貴州貴東道胡林翼的推薦下，即出而擔任湘撫張亮基的幕府，開始初步發揮其統御軍民、指揮全局的才幹。左宗棠之初出任事，主要是在軍事上對付太平軍，對於湖南早期組織團練的江忠源、羅澤南、王鑫及奉旨舉辦團練的曾國藩等部，他均分别調護鞏固，大力予以支持。曾部湘軍大將塔齊布，原只居候補都司的末職，爲左氏拔識於稠人之中，薦之於張亮基、曾國藩，兩年之內，即以戰功昇至提督高職。湘勇王鑫、曾國藩之北援湖北，東征江西，及其後又派軍進入廣東與廣西，均出自左氏的謀畫與指揮。湖南水師的建立，原仿自湖北水師，而湖北水師的初創，則爲左宗棠所一手擘劃，惜因其不久離開了湖廣總督張亮基的幕府，故未能大有所成。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太平軍石達開部大舉由贛入浙，左更建議以湖南水師一部在楊載福（岳斌）的統率下，自長江直入太湖，出奇兵增援杭州，以阻遏太平軍入蘇之路；惜曾國藩頗主張慎重，不願執行此議。咸豐十年（一八六○）三月，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左又建議出兵入浙，以保衛蘇、杭；而曾國藩則認爲此著冒險太大，決定集中兵力自進攻安慶著手。所以，左對曾在軍事上的才能，頗多批評；早於咸豐二年時，即評稱：“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才具稍欠開展，與僕甚相得”；又在致友人書中雲：“滌公才短，麾下又無勤懇右條理之人，前自岳州歸後，弟無三日不過其軍，絮聒之，伊卻肯聽話，所以諸事尚有幾分”。左又批評曾國藩自田家鎮大捷之後，不再聽他的話，“頗露驕愎之氣，弟數與書而不答，蓋嫌其太直也”。此後，他甚至在受曾之薦舉擔任浙江巡撫主持方面之後，對曾在軍事布置上的評價，仍然不高，彼此議論常多不合，其雲：“滌相擬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時議論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爲將順”。
左宗棠之用兵，多智略，主審機，不常其方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嘗以諸葛亮自比，而在選拔軍事將才的基本原則方面，主張“以廉恥、信義、剛明耐苦爲大界畫，出乎此者，雖才不足倚也”。湘勇早期將領中，他最推許王鑫，稱其“剛明耐苦，義烈過人，實所僅見；若能如武鄉之淡泊寧靜，則所成就殊未可量”。惟他與王氏論兵，有時亦多不合，例如左氏不主援贛之軍，深入至撫州、建州，王氏不聽，因此而有吉安之敗；故左在致友人書中説：“璞山（王鑫之字）一時名將，且古之名將，亦不過如此，其所論兵法賊勢，往往與敝見不甚合，弟未敢駁，蓋以身在行間，所見自確，豈可遙制”。左宗棠是第一位看出太平軍在戰略上所犯最大錯誤的人——即太平軍不知在所據各省建立永久性的根據地。他分析説：
賊鶻起蠻方，狼奔下國，雖據沿江數城，曾無根本之固，所侍者，劫掠供食耳。水師能制之江中，則賊無所能食，東西馳突，均所不能，如蟹斷足，有死而已。吾向謂此賊乃必滅之賊，特無如滅賊之人，故合鼠輩得氣，湘潭、岳州之捷，再有二、三處似此者，則江南勾當可了矣。
因此，左宗棠自初出任事後即主張嚴賞罰，將擅離職守、棄道州不守的餘長清，不肯在龍回潭結營阻止太平軍自長沙北竄的福興、與棄岳州不守的博勒恭武等三位提督大員軍前正法，再在湘、鄂兩省痛擊太平軍數次，即可消除亂事。其雲：
現在諸賊飽掠思歸，即老賊亦多懷異志，……若官軍能得一大勝仗，出示招降，毋論長發短發，投降概子免殺，示以大信，事猶可爲。賊志在子女玉帛，不過盜賊之雄，楊秀清之所以能用眾者，只在一嚴字。我白軍興以來，糜爛數千裏，用款至二千萬，未嘗戮一逃將，斬一潰兵，事安得不敗。
所以，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圍困太平天國天京的江南大營第一次大潰敗後，太平軍分道而攻江西、湖北，大局震動，左宗棠獨認此爲清軍反敗爲勝的契機，因清軍總帥欽差大臣向榮數年來均爲常敗將軍，爲人“忌剋而不愛惜人才”；左在函友人書中説：“此公（指向榮）自廣西盜起之時，即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至於草野，無不同聾推服，而此賊由谿崗以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兵事數年，不但祿位無損，即譽望仍復赫然，……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廟堂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眾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是尚有亂而未亂也；今乃並爲一談如此。然則是非之真，終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已也”；確爲有遠見之言。
所以，左宗棠在掌握權力之後，用兵最重軍律，上自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文武大員，下至士卒褊裨，均有一定的責任，信賞必罰，號令嚴肅；他認爲“（提督、總兵）職分既崇，所重者督率嚴謹，不必强以力所不能也。至（兩江）總督親履行間，所辦者轄疆江海防務，如敵人輪船冲過白茅沙總要隘口，則防地即是死所，當即捐驅以殉”。對於官兵上下，他有所謂“五禁”，“楚軍營制”內有“行軍必禁”一則雲：“凡犯姦擄燒殺者，查明即行斬示，決無寬貸；即打牌、聚賭、吃煙、酗酒、行兇、宿娼、私出營盤、釆眾盟誓、妄造謡言揭貼之類，訛索民財、封擄民船、强負民貨，皆當嚴禁”。左又特别不許軍隊欺侮老百姓，不準騷擾强買强賣，“楚軍營制”中均有詳細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看似瑣屑，實際卻爲收拾民心的要著。左氏曾自誇其軍隊的紀律説：“綜計師行八省，以至關隴全境，無論經過何地，所需軍食，均自行備辦覓僱，概照民價發給，未嘗以絲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準各省地方官藉口支應兵差，爲開銷張本”。收復新疆時，左軍轉戰數千裏而紀律嚴明，他數次指示各軍，“大軍所至，勿淫掠，勿殘殺，王者之師如時雨，此其時也”。他在給嵩武軍統領張曜的函件中告誡説：“此次大軍所至，非申明紀律、嚴戒殺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爲念，則南人城易復，而亦可守矣”。因此，左軍很受到新疆天山南北路廣大維吾爾族與蒙族的歡迎，“各城阿奇木、阿渾、玉子巴什携酒酪，獻牛羊，絡繹道左”。由喀喇沙爾避居博爾吐山的蒙古“台吉”扎希德勒克，聽説左軍進扺，北疆托克遜，立即趕赴該城自總統劉錦棠處領受機宜；清軍南攻收復南疆時，他“隨同馳驅，於地勢險要，賊情虛實，水道深淺，據實備陳”。
左宗棠之治軍，特重得軍心，所謂“用德不如用人，用人當先得其心，而後得其力”；而用人得其心的主要原則，則爲：“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用人之暮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今一概吐棄，恐徒勞而無益耳”。所以，左自出而任事之初，即極注重拔舉人才、鼓勵人才、與愛重人才，又能知人善用，而以天下事爲己任。他治軍御下恩勤，對將領解衣推食，誠信相孚，對士卒體恤愛護，同甘苦；於行軍作戰時絶不住公館，而住在營帳中，與將士一樣。他經常穿一件布袍，在營帳中據一白木飯桌，料理軍書。有時即踱出帳外，與士卒一道喫飯，隨便談笑；“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最能得將士之心。有位部下勸他在蘭州住總督衙門，他予婉拒雲：“惟念前敵諸軍冒冰履雪，袒臂鏖戰，本爵大臣運籌中閫，斗帳雖寒，猶愈於士卒之苦也”。此後左氏兩次到肅州，最後又到哈密督師，雖在風沙、冰雪、炎荒三種氣候環境中，他依舊住在營帳中。左自述其治軍的要訣説：“臣之馭軍，别無才能權智，所恃者誠信不欺，絲毫不苟，不敢以絲毫愛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習而安之，雖欠餉積多，尚無異説”。左宗棠死後，他的老部下閩浙總督楊昌濬上奏讚揚他，説他“綰欽符十餘稔，從未開支公費，官中所入，以給出力將士及親故之貧者。督兩江時，年七十餘矣，檢校簿書，審視軍械，事事親裁”，可見其廉干勤樸的精神，始終一貫。左晚年出任兩江總督，於軍政設施最重獎掖廉吏、與培養人才、嚴肅軍律與加强長江防務；在經濟方面，則重視水利建設與整頓兩淮鹽務；交卸江督時，庫中存銀至四百餘萬兩。左宗棠的廉介，尤表現在他死後所遺給四個兒子的産業，不過每人六千兩銀的小數目，一片墓田和一所家宅而已；這與李鴻章統率淮軍三十多年死後遺其子孫的大量財産相比較，是絶對不同的。
在用兵方略方面，左宗棠最重視基本戰略的確定，謀定而後動。他在正式出任督辦浙江軍務時，所率兵力不過八千人左右，所以，其戰略是“避長圍，防後路”，先固徽州、婺源等餉源之地，待站穩腳步後，再向江西的開化、遂安之線進攻，而不急急於解救本省衢州圍城，也不專與太平軍作逐城之戰，而只是出奇兵以與之作野戰。直到新募的生力軍源源扺達浙、贛、皖邊境後，才開始大舉進攻。此後，他奉派進攻陝、甘回軍之後，也首先確定“先剿捻，後剿回”與“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的戰略原則，並極力主張“兵精餉足”政策，以少量精兵輔以充足而源源接濟的糧餉軍火，作殲滅戰，因而避免了其前任楊岳斌在甘肅所遭受“兵多餉絀”的困境。收復新疆之先，他更費最大的精力於籌餉、籌糧、籌運輸等三方面的備戰工作，而在實際的軍事行動上，則持“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基本戰略；因此，左軍之收復新疆，自同治十三年八月起，只籌運軍糧即費時約一年半；自左氏之親自督師進駐肅州至實際發動進攻新疆北路的戰闘，中間相隔又兩個月；從收復天山北路各城到進攻吐魯番，中間又相隔半年；從克復吐魯番到發動進攻天山南路各城，相隔四個月，而實際攻取天山南北路廣大地區所用的時間，包括備戰的期間在內，不過只一年半而已（自光緒二年六月一日至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可見左氏“緩進速戰”戰略的運用，非常成功。此外，左氏用兵也最重防備後路，而考慮謹慎周密，常説“慎之一字，戰之本也”，不可輕率浪戰；確爲有得之論。
（三）
左宗棠對李鴻章之一手把持淮軍，始終是成見很深，而李鴻章對左宗棠之立功邊陲，統率較他更多的軍力，在曾國藩死後的湘軍軍政巨頭中穩居最高資望的地位，也是同樣憎恨，兩人份屬等夷，針鋒相對。左、李都是成見極深而最熱衷權力把持不放的人，也都是對於較高層次的抽象思想無大興趣的人；但我們從人品、能力、才識與意志四方面來衡量，李都顯然較遜於左。左氏統御軍隊，顯然更能維持公平的原則，善用眾，以打硬仗；不似李鴻章之好用權術、重派閥私利與以利祿驅人。左最善於利用他省不同派系軍隊之能將；如攻剿太平軍晚期，隨左入閩粵作戰的道員康國器（即康有爲之叔曾祖父，後曾任廣西布政使、護廣西巡撫），即屢立戰功，高思之捷，殺敵萬計，左稱許之，爲“入粵戰功第一”。追隨左到陝甘剿回的軍隊，除湘軍外，尚有皖軍（卓勝軍郭寶昌）、蜀軍（黃鼐、李輝武）、及滿洲旗軍（金順）等；在左揮指下收復新疆的主力部隊，除湘軍與金順所部外，尚有豫軍（嵩武軍張曜）、蜀軍（徐占彪）、皖軍（金運昌）等；左宗棠對之均能賞罰嚴明，而各非湘軍係的部隊也均能所向有功，與湘軍之間從不聞有彼此爭勝的派系之爭發生。左對淮軍大將中的優秀份子，也很能持公正的態度相待，如其稱張振聲（時任直隸按察使）“正派而有才識”，此次（同治七年剿捻軍時）奉委督辦沿運民團，必可得力”；對另一淮軍將領吳長慶於朝鮮壬午（一八八二）之變中，率軍前赴朝鮮，迅速敉平亂事，非常欣賞，稱其“意度閎遠，回異儕偶，常歎爲不可及”；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十二月奏保時任廣東水師提督的吳氏，“秉性忠亮，才識超羣，實極一時之選”，“在右職中爲特出之才，即文職中之公忠體國者，亦罕其匹”，“堪備南洋統帥之任”。而左氏在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五月擔任軍機大臣時，更奏保曾紀澤出任兩江總督，稱其“摶通經史，體用兼賅，於泰西各國情形，瞭如指掌，奉命出使，於交涉事件隨事執中，內則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違親，外仍慎與國邦交之義，志殷補袞。當其隨父任時，久與文武豪傑相結納，鑒别評審，均有以得其心，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肅海防而戢羣族囂淺之氣；現在兩江督篆需才正股，張之洞雖名重一時，若論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紀澤”。此事雖然未成，但頗可見左宗棠爲國求才、大公無私而不避嫌疑的一種精神，這也是李鴻章所最欠缺的。
（四）
左宗棠基本上純爲中國傳統型的儒者，一切自個人做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他常自實用主義的觀點來處理學習西人技藝的問題，這也是與李鴻章的態度相同的。左在平定太平軍之後，即極力籌劃學習製造洋人的輪船，不惜費用，“萃彼中千百年之奇秘，並之一船之中，百物之所爲備，正不但輪船一事，巧奪天工，而我欲於五年中盡其能事，歸之於我，其不容有所靳也，明矣”，認爲“必求其精，求其備而盡其所長，歸之中土，相衍於無窮，非許以重貲，彼必有所靳”，在這方面，左氏頗佩服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説，其雲：“中國人才本勝外國，惟專心道德文章，不復以藝事爲重，故有時獨形其絀。數年之後，彼之所長，皆我之長也。惟賴朝廷不爲浮言所惑，則事事有成，彼族無可挾以傲我，一切皆自將歙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左甚至進一步提出自强之後雪國恥的想法，“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一新，鴉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矣”。
左宗棠經世洋務思想中最基本的缺點，是與其他主持洋務自强的內外大臣一樣，他不了解也無興趣瞭解西方科學技術的傳統與特點，又對西方文化與政教制度，缺乏嚴肅而深入的探討。他們這些洋務派大臣雖然有些想學洋人的長技，但他們都深受中國傳統的文化與思想所囿，過份强調了中國儒學的重要性，因而完全無法冲出傳統妁局限，認識到西方各國在文化與制度上的優越性。所以，左宗棠總是想將道德、學術與國家社會的興衰，連在一起成爲一個循環體，所謂“學術端則士習正，士習正則民氣厚，而禮義廉恥由王而明休，祥瑞應由之而出，非細故也”；他無法也不願意將西方的思想、道德與制度的優長之處，予以吸收、融合和廣泛予以運用。更何況清廷這些主持自强大計的人們，對於自强的本質與問題，根本無統合性的瞭解與確定不移的政策，也無真正明確的意願，以長期從事於此；他們只是爲了應付眼前軍事上的需要，並基於對某些地方督撫的信任，才支持某些自强事業的。所以，這些自强事業經常受到阻撓與不公允的批評，而主持自强事業者也多囿於官場習氣，腐敗不堪，無繼續研究發展的意願、動機與計劃。左宗棠較李鴻章的優長之處，是他始終認爲學習西洋武器的製造，只是整個改進中國戰備項目的一部份，因爲戰爭絶不止於武器一項，其雲：“言學而至於藝，言戰而專於械，不過學與戰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師其長，固也。若謂學止在藝，戰止在械，夫豈其然”；重器也重人，重藝也重德，這正是李鴻章主持洋務三十多年間所不强調的。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標準來看，左宗棠在“立言”方面，尤其是在創造性地純思想方面，是毫無足述的；他只是一位注重實際用世、足智多謀、愛好權力的人；而他的經世思想實多表現在“立功”的層次上，即表現於行動之中，他最大的“立功”成就，則是收復新疆，恢復我新疆領土主權的完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