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者論湘、淮軍戡定太平天國諸戰役，大都推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統率之功，而於湘軍（勇）初露頭角早期之健者如江忠源、羅澤南、王鑫與其他湘軍各派系的淵源與貢獻，亦均各有定論；不過，在討論湘軍各派系對戡定太平軍的戰績方面，論者大都著重於强調曾國藩之率軍遠出湘省，東征鄂、贛，奠定勝利的初基，和胡林翼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三月獲任湖北巡撫後，調協諸將，力保湖北上游之地，大力支援苦戰於贛、皖境內的曾軍，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而忽略了自咸豐二年湘軍初起以迄咸豐九年底（一八五二—一八六○）曾、胡苦戰於鄂、皖、贛三省邊區時，左宗棠坐鎮湖南，表面上雖然只是擔任前後任湘撫張亮基、駱秉章的佐幕，實際則最受信任，大權獨攬，對內保境安民，籌募大量餉需和補充的人力，源源接濟客軍孤寄缺乏穩固餉源的曾軍（當時曾國藩無任何地方官職，只是以侍郎督辦軍務）；對外則進軍鄰近湖南的貴州、廣西、廣東各省邊區，以强化湖南作爲大後方的穩固局面。尤其在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太平軍石達開部自江西進入湘南桂陽、彬州、寶慶一帶，大局堪虞，左宗棠則指揮湘勇蕭啓江、劉專佑等部分路防攻，數月之內，石達開在强大的軍事壓力下，被迫西竄，使湖南保持住安寧，繼續發揮作爲大後方支援多方面人力、財力、物力的作用。所以，太常寺少卿潘祖蔭、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等譽謂“天下不可無湖南，湖南不可無左宗棠”，都可説是時人對於其時尚無任何官職只具湘撫幕府地位的左宗棠在此整個局面中重要性的體認。本文撰寫的目的主要即在研究左氏於咸豐九年十二月因被人纏訟，辭去湖南巡撫駱秉章幕職前在湖南的各項軍事措置與戰績，前後爲期約略八年（一八五二—一八六○）之久。

　　一

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作爲一位政治家與軍事家，雖然也有缺點（天下無無缺點之人，要在此人之才力係在何處發揮），但毫無疑問的，他是一個胸懷大志，留心世變，敢作敢爲，有爲有守的謀略家與行動家，正是在擾攘亂世中可以發揮其才力，而其品格、學識和意志力又足夠作爲時代的中流砥柱，因此成功立業的一類人物。所以，遠在道光十年（一八三七），即爲當時兩江總督湘人陶澍賞識，稱之爲“奇才”定爲忘年之交；道光廿九年（一八四九），雲貴總督林則徐也許之爲“絶世奇才”，於途次長沙舟中，兩人暢談竟夜，至日曙而别。左宗棠喫虧的地方是只考中了鄉試的舉人，其後則連次在會試中失敗，因此在初入宦途時，不能像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等一樣，於科場三榜及第後，即經歷翰林院庶吉士的一段清途，很快地通過中央或地方官的昇遷，脫穎而出擔任地方重任，左氏則只能長期在家鄉蟄居，作耕讀潛龍在田之計，一直到天下開始大亂，太平軍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四月進入湖南，連下道州、彬州等要地，於是年七月進圍長沙之後，他才在逼人的形勢下，出山協助擔負對付太平軍的軍政責任，但在此後幾乎整整七年的長期任職期間，左宗棠在名義上不過只是湖南巡撫或湖廣總督的幕客，只有官衔而無任何官職，雖然實際上他居有運籌帷幄和幕後發號施令的雙重角色，可謂一手包辦。所以，實際左宗棠出而擔任攻剿湖南境內太平軍的工作，尚在咸豐二年十二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幫辦地方團練之前；所有曾氏最初募練團練的各項計劃與初步的執行，他均參預其事。

左宗棠之初任湘撫張亮基的幕府，是出自貴東道胡林翼的推薦，因張、胡二人同官雲貴，同受知於前雲貴總督林則徐；而胡、左爲兩代世交，早於道光十三年即互相認識，同寫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交誼和洽，相知最深，所以，胡推薦左“才品超冠高綸”，“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其胸羅地圖兵法，本朝憲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張氏於咸豐二年八月廿四日馳扺長沙，時長沙正爲太平軍所圍攻，乃縋城進入長沙接事，另派專人前往左宗棠隱居之地相邀，左氏之友人江忠源、郭嵩燾、郭昆燾及其兄左宗植也極力勸説左出山任事，左氏才答允往晤張氏，兩人一見即極投契，張氏對左之建議，言聽計從，左氏亦殖精竭智，畢力以赴，奠定此後彼此密切合作的基礎。

左宗棠在長沙圍城期間的首一表現，是協助張亮基加强該城的防衞。當時太平軍猛攻南城，轟塌城墻三次，缺口達八丈餘；左氏則親登城樓，督兵勇搶緒，屢次均轉危爲安。爲瓦解太平軍所裹脅奮戰的一些農民的士氣，長沙城頭遍樹“投誠薙頭免死編籍”的大旗，以實行攻心戰術。另一圍城期間的重負措施，則爲加强團練。事實上，在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之前，長沙城內所辦團練，除江忠源的“楚勇”外，張、左已經檄調湘鄉人羅澤南、王錱、羅信南等所辦“練勇”千人至長沙，早期第一驍將後於咸豐五年病死之塔齊布，當時原爲一候補都司，即首爲左宗棠所識拔，薦之於張亮基、曾國藩，不到兩年，即以戰功，昇至湖南提督。左、張並委派曾在甘肅監製砲械的在籍紳士黄冕監造“熟鐵確位”，以爲争城之用。在這樣强化的防守力量下，太平軍雖然猛攻長沙八十一晝夜，死傷數千人，西王蕭朝貴亦在城前戰死，伹均不能達到佔領的目的，最後只好在咸豐二年十月十九日撤圍而去，西趨常德，並進陷武漢三鎮，聲勢更大。曾國藩遲至太平軍撤圍兩個多月之後，才自其原籍湘鄉扺達長沙；左宗棠原調的團練羅澤南與王鑫兩部，即搆成其最早“湘勇”的基本部隊。

此外，左宗棠也協助張亮基剿辦湘省境內的會匪，首先遺派江忠源的“湘勇”討伐瀏陽忠（徽）義堂會首周國虞，斬其領袖十餘人，解散其黨眾數千人；又清除澧州的土匪。所以，張氏擔任湖南巡撫，爲期雖然很短，只有四個多月，但各方面的政績，均頗可觀，吏治也頗整飭，即爲張、左兩人密切合作的效果。實際上，所有張氏對內之批答公牘與對外的奏摺咨稿，均爲左氏一手所包辦。所以，當張亮基於咸豐三年正月奉旨調往湖廣總督前往湖北後，他也堅邀左宗棠同往，候補道江忠源（後昇任湖北按察使及安徽巡撫）也率部隨同自湘入鄂，在通城、崇陽一帶與太平軍作戰——這是第一批出省作戰的湘軍。

在湖北期間，左宗棠協助張亮基處理的主要工作，仍然主要是軍事方面，一切軍事決策，仍然像在湖南時一樣，雙方合作極佳，實際仍係左宗棠一手所包辦。首辦工作，自然是在太平軍東撤東向下游的南京後，重建鄂省境內的武力的問題。他主張要全面消滅太平軍，清廷應重整軍風紀，斷然下令將畏亂失土的三個提督大員，如棄守湖南道州的餘長清，畏亂不敢在要道結營的福興及失守岳州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等在軍前正法，“以作士氣而振軍威”；這點當然在張亮基的權力範圍之外，只能建議清廷辦理，但未能辦到；此外，左氏即主張集中軍力，以給予太平軍一次痛擊，以打擊其鋭氣和瓦解其士氣。他認爲“現在諸賊飽掠思歸，即老賊亦多懷異志，……若官軍能得一大勝仗，出示招降，毋論長發短發，投誠概予免殺，示以大信，事猶可爲。賊志在子女玉帛，不過資賊之雄，楊秀清之所以能用眾者，只在一嚴字”。所以，在軍事稍稍就緒之後，張亮基、左宗棠即集中兵力於廣濟之田家鎮，一面調派各軍，支援鏖戰中的安徽與江西兩省，嚴防太平軍再沿江回竄湖北省境。稍後，在鄂東的團風鎮一役，張、左集中軍力截擊自河南回竄的太平軍，當時軍情緊急，省城武昌的守軍被徵調參戰，所剩守軍不及千人，因此獲一中度規模的勝仗，斃敵近千人，敵人溺死者數百，此皆爲左宗棠所一手調度者。

其次，左宗棠也積極著手建立一支湖北水師，並督促湖南也仿照辦理，合成兩湖水師。共入手的計劃是先自改造四只購買的江船開始，初步計劃是湖北購建大江船五十艘，每大船一只和小船二只，合爲一隊。大船長八丈或七丈，寬一丈餘，有廿四個槳，裝備有五百斤大砲二門、子母砲二門、抬砲四門；中號船長三丈，寬九尺，有十二個槳，裝備有二百斤砲一門、子母砲一門、枱砲二門及鳥槍四杆；小號砲長一丈二，寬五尺，有四個槳，只裝備鳥槍四杆；合計鄂、湘二省共有大號船一百艘，中號船一百艘與小號船二百艘，共應有水手兵勇九千人左右。此計劃較之咸豐三年八月江忠源向清廷與曾國藩提出建立水師的建議，尚早半年多。但此計劃並未實行，因左宗棠在武昌湖廣總督署佐幕的時間很短，只有七個多月，咸豐三年八月，張亮基已奉旨調任山東在巡撫，左宗棠不願隨往，九月初四日，即辭離武昌，返回湖南。當時他的官衔只是知縣兼同知銜。

　　二

返回湖南後，左宗棠仍在湘陰東鄉柳莊隱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三月，曾國藩所督練的湘勇已經訓練完成，自率水陸萬人自衡陽北上攻剿太平軍，曾致函左氏，約左出而任事，左未答允。數日後，復任湖南巡撫的駱秉章也遣人再度請其出山；當時太平軍早已建都南京，其北伐軍亦已進入山東、直隸；另支則大舉溯江而攻，先攻克安徽廬州，湘軍先進皖撫江忠源戰死；太平軍近一步更再西進第三度佔領漢口、漢陽，圍攻武昌；其一部更自湖北向南進入湖南境內，岳州淪陷。由於當時軍情十分危急，曾國藩已經在湘北與太平軍接戰，左宗棠乃答應入駱秉章的幕府辦事。稍後之四月初二日（西歷一八五四、四、廿八），曾氏自率四十艘戰船及陸勇八百人與太平軍激戰於長沙以北的靖港，大敗，水勇潰散，戰船損失了三分之一；但曾部另支陸水師在副將塔齊布等的統率指揮下，却在湘潭大捷，爲曾軍出師第一次大勝仗。左宗棠爲在精神上給予支持，曾縋出長沙城訪曾國藩於靖港舟中。

左氏再度出山擔任湘撫幕賓之職，其包攬專斷勇於任事的作風，仍如過去；在任職之初，駱秉章尚不能完全信任，一年後則推心置腹，完全放心，但主畫押文書，不復檢校。駱秉章渾厚廉明，推誠以待賢俊，能辦大事而深知“無爲”之精意，左宗棠即爲他所信任軍政、民政一把抓像諸葛亮一樣實際指揮的參謀長，雙方相處之佳，水乳交融；所以，左宗棠自稱其入駱秉章幕府後，駱氏即將“軍事一切，專以相付”；又稱其與駱氏的關係，“形影相隨，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左宗棠所最著重致力的，尤在軍事方面，因對曾國藩軍的戰止機宜，羅曾出謀劃策，但他對曾氏的才能，評價不高，常稱其“性剛才短”，“麾下又無懃懇有條理之人”。但左對未來的戰局十分樂觀，認爲太平軍雖猖獗一時，但終將敗亡，絶無成功的可能。他分析説：
“賊鶻起蠻方，狼奔下國，雖據沿江數城，曾無根本之固，所恃者却掠供食耳。水師能制之江中，則賊無所能食，東西馳突，均所不能，爲蟹斷足，有死而已。吾向謂此賊乃必滅之賊，特無爲滅賊之人，故令鼠子得氣，（曾軍）湘潭岳州之捷，再有二三處似此者，則江南勾當可了矣。”

當時左宗棠所采戰略爲“內清四境，外援五省”：首先集中兵力一萬敷千人，分東、中、西三路防衞湘北，再加以長沙守軍及曾國藩軍水陸兵勇約一萬人，作主動性的進攻。所以，湘境太平軍很快即被廓清；湘勇進一步則北進攻入湖北，於咸豐四年八月廿三日（西歷一八五四、十、十四）一舉而克復武昌。一個月後的鄂東田家鎮之役，曾軍水陸又獲大勝，燒破太平軍戰船四千多艘；並乘勝攻入江西省境，佔領九江，遙援南昌。二、三個月後太平軍雖然又重整旗鼓，再度西征佔領武昌，與脫穎而出新任湖北巡撫的另一湘軍中心領袖胡林翼鏖戰於漢陽、金江一線與鄂、湘之間，但在左宗棠的指揮下，原駐江西的羅澤南部（初隸曾國藩，後歸湘撫直轄，亦即由左宗棠指揮）迅速西援湖北，所以，在咸豐五年年底之前，湖北方面的戰局已逐漸作穩定性的有利發展，胡軍正開始再攻武昌。此後羅部李續賓、劉蓉、蔣益澧（後離鄂自樹一幟）、唐訓方等，再加水師都司鮑超所統率的“霆軍”即成爲扼守湖北上游的主力部隊。

同時期內，由於粤、桂兩省會黨猖獗，侵入湖南境內，左宗棠也調派湘勇一千人增援廣東；遣派另支湘勇驍將王錱（即選道）劉長佑（補用道）等進入廣西。由於貴州苗亂蔓延擴大，左氏也遺派湘西鎮筸鎮總兵文安、辰沅永靖道翟誥等進入貴州銅仁府、松桃廳進剿。此外，左宗棠也擔心進入贛北地區作戰的曾國藩軍，實際兵力分調的結果，只剩約七千人，而承受太平軍石達開部二萬多人的重壓，一面爲其籲請閩、浙、粵各簡鋭卒應援，一面則自湘桂邊境撤出劉長佑部五千人進入贛西萍鄉地區增援；其後劉軍兵力並增至八千人，分南北兩路直攻瑞州，配合另支湖北援軍，以夾擊佔據袁州的太平軍，遙與曾軍聲援。當時湖南在左宗棠的實際主持下，“以一省兼支五省（湖北、江西、廣西、貴州、廣東）之寇”，除曾國藩軍因曾氏官秩較崇，只接受湘款接濟已在左之指揮範圍圈外，其他湘軍另外三員大將，羅澤南（初隸曾國藩，此時在湖北隸胡林翼，已獨樹一幟）、王錱（原隸羅澤南與曾國藩，旋亦獨立成軍）、劉長佑（原隸王錱，此後亦自成一軍），均爲左氏直接成間接所節制。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時止，除湖北方面的戰事，幾乎絶大部份靠湘軍之力進行外，湖南援贛軍隊達一萬六千人，援粵軍達四千人，援黔軍亦達四千人。其間曾一援廣東韶州，三次進軍粵之連州，一次進入粤之仁化；另並曾攻克貴州之松桃廳與銅仁府，並代爲防守十個月之久。在協濟各省的軍費方面，除支助在湖北、江西作戰湘軍的一部份款項外，並撥款支助江南與安徽，出入、出力、出物資，每月支項常達十餘萬兩，有時達至廿萬兩。此時左宗棠在湖南並設局製造船砲，以爲支援湘軍水師之需。

爲應付這樣大規模的軍事開銷，駱秉章、左宗棠在湖南乃極注意整頓各項稅收，以增入款，其中尤以塩稅、厘金、漕折、捐輸等爲大宗。爲自咸豐三年起，即奏準官民均可販運川、粵之塩，而抽稅十取一二，規定於正稅之外，應再納課外厘金，粵塩每包抽七百文，官塩則每六引抽稅一引免稅；此項塩稅、塩厘的收入，相當不少。厘金的收項，也增加甚速，至咸豐六、七年之後，只安鄉、安州二厘卡，每月入款即達二、三萬貫，其中尤以塩厘爲丈宗。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湖廣總督官文爲控制湘西官塩的稅厘收入，擬以其名義設委員駐紮常德，爲左宗棠所極力反對，雙方鬧的極不愉快。此外，對於完納錢糧的數額，則接受湘潭舉人周焕南的建議，明定章程，清除陋規，每石除照部章納銀三錢之外，再加納一倍，充爲軍需；另再每石加納銀四錢，作爲縣用，較之過去丁槽實征的數目，地丁一兩人民需納數兩，漕糧一石而人民需納數石的負擔，對紳民而言，仍是有減無增，而政府的收入額則有顯著的增加。所以，湘省軍費的支出，自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咸豐六年八月止，雖達一百九十餘萬兩與錢九十七萬一千餘串，伹收入的款項尚足應付。

整頓稅收與整飭吏治，實爲一事之兩面。左宗棠對於前者，既雷厲實行，對於後者，亦甚積極從事，除嚴禁吏胥把持中飽之外，並極力獎掖廉潔有能力的地方官吏，當時湖南知府中如寶慶之朱孫詒、衡州之陸傳應、常德之葆亨，州縣官中如道州之馮昆、邵陽之邵綬名、湘鄉之唐逢辰、東安之賴史直等，皆爲其中健者，有聲於時。同時，左也主張加强軍紀，賞罰嚴明，曾佐駱秉章奏劾失守鎮道以下十八人。

左宗棠雖然有功，但並不接受駱秉章的保舉，以保持自己超然幕府的身份。惟京外論議對於左氏在湖南主持大局的貢獻，均甚稱贊，咸豐五年多，御史朱伯韓爲欽佩其才略，贊其“景略文饒，復見於今”；同年十二月，另一御史宗稷辰舉薦人才，雖曾未面晤左氏，亦舉左之名居首，稱其“不求榮利，迹甚微而功甚偉，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於胡林翼諸人”；奉旨命駱秉章“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後來大約因左宗棠堅持不願於此時出任正式官職，所以，駱氏覆奏説“該員有志觀光，俟湖南軍務告竣，遇會試之年，再行給咨送部引見”。此外，曾國藩在咸豐六年正月也奏報左宗棠接濟軍餉之功，奉旨以兵部郎中用，並賞戴花翎。同年七月，湖北巡撫胡林翼亦奏薦左宗棠爲將才，稱其“才學過人，於兵學機宜，山川險要，尤所究心”，“（而）秉性忠良，甚堪濟變，敦尚氣節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此次薦舉，大約因駱秉章的前項奏覆，咸豐皇帝未再催促左氏出而任事，伹他此後每遇湘、鄂來人，即常詢及左宗棠，稱其當“一出辦事”，“建功立業”。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從太平軍起義後即尾追於後，於太平軍建都南京後即率軍建立江南大營圍困南京的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向榮的部隊，被太平軍會合三路大軍內外夾擊而告崩潰，向榮憂憤而死，其所部總兵張國樑退往丹陽；太平軍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則分道西攻江西、湖北，大局震動。但左宗棠則認爲此次常敗將軍向榮之潰敗，早在其意料之中，並認爲此次之敗潰實將爲清方轉敗爲勝的一大契機。他在致友人書中説：

“向捷軍（榮）聞已卒於軍，此後金陵之局，當有轉機。自江浙來者，人人皆稱此公之能，老兄前者，亦首舉之，不知何説。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即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以至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由谿筒而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兵事數年，不但祿位無損，而譽望仍復赫然，……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廟堂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眾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是尚有亂而未亂也；今乃並爲一談如此。然則是非之真，終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已也。此公之不能爲將，在忌剋而不愛惜人才一語，弟深有以知之，故敢爲此論也。”

當時左宗棠爲應付太平軍西攻的鋭氣，主張湘勇各部築營如築城，實行扎硬寨的功夫，以在進攻中吸引敵軍決戰，而反客爲主，並免除困守堅城，增加損失。左氏爲支援當時江西的軍事危局，除增派援軍外，並擬自率一軍參戰，但不爲駱秉章所贊同，且餉項來源也有問題，故未成爲事實。稍後局勢的發展，果爲左之所料，清方所據守的戰線很快穩定下來，特别在太平軍領袖南京大內訌（咸豐六年八月至十月）之後，湖北方面在胡林翼的主持下，於是年十一月廿二日第三度克復武昌，稍後更肅清鄂東各戰略重地，上游形勢日固，成建翎之勢。太平軍只能在鄂東、贛北、皖南和江南之間的空隙地帶，作游弋性的突擊，清軍大包圍的態勢已成。

　　三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二月，屯兵贛北、皖南交界地區的曾國藩，因丁父憂，不俟朝命即交卸歸裏，左宗棠數次嚴予批駁，頗爲曾氏所不喜；加之曾國藩在奏報過去數年他客軍遠寄湖北、江西，兵黜財匱呼應不靈辦事竭蹶的苦況時，對於左宗棠自湖南源源大力接濟軍餉曾不匱乏的實情，一言未及，左氏大爲不滿；因此，雙方不通音問，關係甚壞。同年五月，清廷本擬任命左宗棠出任幫辦曾軍軍務之職，但左深知自己與曾國藩難以合作，“合之兩傷”，堅決拒絶，遂由駱秉章以湖南軍事方急，左難脫身，仍奏留湘省主持幕府。稍後，因爲石達開與洪秀全鬧翻後，脫離天京，自標一幟，在皖、贛兩省號召舊部，軍勢甚盛，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六）春揮軍東指進攻浙江衢州，左宗棠因建議湘軍多部大舉援浙，以保衛清軍糧餉重地的江、浙富庶地區，認爲“石逆困衢，志不在衢，得杭與湖，衢將焉德，取道富春，桐廬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亦危矣”，因此，決定先命曾軍李元度部自贛東繞道赴浙，再由曾國藩親率其原部隊及自湖南新德增援的老湘營張運蘭（原屬王錱）部等大舉東援；軍餉則由湖南、湖北按月各接濟二萬兩，稍後，左氏並自動將湖南接濟款每月增爲三萬兩。左氏並主張除去上述陸軍的增援外，另派楊載福（岳斌）、彭玉麟的水師一部，以爲奇兵，自長江進入常州，橫渡太湖，以援杭州；湖北上游的戰事，則由胡林翼轄下的李續賓部對付陳玉成。當時，英法因與粤督葉名琛談判不協，組織聯軍佔領廣州，並北上進攻天津，左宗棠主張以强力對付之，建議於英法聯軍登陸後，在天津地區與之決戰。

惟石達開軍的趨向變幻難測，先自浙改而趨閩，後來兵鋒一轉，又自閩返回江西，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一月，長驅進入湖南，所部號稱二十萬，佔領郴州、永州，並北向圍攻寶慶。當時湖北方面適在李續賓三河戰敗（咸豐八年十月十日）之後，軍情也十分危急，胡林翼很想邀請左宗棠正式入鄂出任軍職，協助其穩定湖北的戰局；但爲曾國藩所極力反對，認爲湘、鄂因爲大局之根本，不可偏重，而左氏爲重心人物，不應輕易移動；此議乃罷。左氏本人也希望直接帶兵作戰，“舍帷幄而事戎軒”，“請以數百人營官自處，披堅執鋭，以從事焉”，認爲自己“隨大隊接仗，數十戰後歷練必多，部下人才優劣亦審，方期漸有把握”；但駱秉章以左右無人輔助，未允其請。

當時皖北、鄂東方面的戰局十分喫緊，副都統多隆阿與總兵鮑超正與陳玉成、李秀成等部苦戰於太湖、潛山一帶；左宗棠乃請駱秉章奏請調遣曾國藩自贛北進入皖南作戰略性的重點包圍，“勝保、袁甲三遏其北，曾國藩扼其南”，只留湖南援贛之蕭啓江部四千人在江西擇要防守，以爲犄角之計。爲應付石達開在湖南的大畢進攻，駱秉章在左宗棠的策劃主持下，倉卒召發壯丁三萬人，起用布政使銜補用道劉長佑、按察使銜即選道趙焕聯，即選道劉坤一與即選知府江忠義等湘勇宿將號召舊部，迅速編成四千九百人的軍隊，派赴湘中茶陵、安仁一帶作戰；另又將援駐江西之道員蕭啓江部四千人，援剿貴州的總兵銜副將田興恕部調回湖南；其長江水師楊載福副將王明山部的戰船也受命飛速回湘增援。同時湖北胡林翼方面也派出大批援湘軍，包括馬隊、水師等共一萬五千人，其月餉所需之六萬兩，亦不煩湖南供給。所以，在一個月之內，左宗棠很快即能集中軍隊七萬多人，將石達開軍迅速肅清，太平軍主力被迫轉向貴州、四川方面流竄，湖南大後方全省解嚴。左氏在此役中指揮調度之功，建功最偉。

　　四

此時左宗棠在湖南的聲望隆盛，他雖然在石達開入湘戰役之前，即已經駱秉章奏明，“因連年籌辦砲船，選將練勇，均能悉心謀劃”，詔賞加四品卿銜，但他實際並無正式的官職，“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加以駱秉章信任極專，全省軍政大權，自軍隊的組織調遣以及各屬官員的昇遷黜陟，無不由其一手所裁定，而處事明決，不避嫌怨，所以，譽之者固多，謗左氏之不肖者亦叢起捐目。過去在咸豐五年（一八五五）爲指揮自湖南調援湖南又由湖南支餉的王錱軍之事，左氏已與湖廣總督官文鬧得極不愉快；此後，又爲控制常德新置塩厘卡的控制權的問題，雙方堅持，嫌隙更深；而左對官文之貪鄙掣肘，其“政以賄成，群邪森布”，深覺憂慮，認爲官文其人“本無知人之明，亦無爲賢之意，其待〔湖〕南軍之優，則實由撑門面起見，亦無足怪”；又攻其爲“慍相”，“多忮而滿”，“恐非兵事所宜”。

當時左宗棠在湖南爲整肅文武官紳的風紀，政今嚴明，因爲發現永州鎮總兵署湖南提督樊燮違例乘輿和私役兵弁，即請駱秉章於咸豐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嚴予奏劾，列舉樊燮由永州北上陛見，一路棄坐肩輿，並帶去兵丁卅二名之多，其長沙寄寓內亦有兵丁二人伺候；其鎮署內供差者則有數十名，所有厨役、裁縫及雜役人員均冒充額兵支食口糧，署內蓋造房屋及家宴戲費等用費也由公費支出，稱其“玩忽軍務，希圖私利，實爲軍政之蠧”；奉旨“交部嚴加議處，即行開缺”。稍後，駱秉章並查明樊燮侵蝕營餉，在其衙署內設置材官、旂牌及雜役如厨夫、薙頭、裁縫、茶水、花匠、泥匠等竟達一百六十名，均冒充額兵支糧；家中演戲、赴省旅費及零用，亦皆取之公費達數千兩；奉旨“即行拏間”，“嚴審究辦”。此案結東後，駱氏再嚴劾官文新委永州鎮總兵栗襄“一味支飾，毫無實際”，“監造軍械，亦多作僞”，清廷因此駁斥此一新任命，呈委他人接任。

樊燮被革職後，即斷定此劾案爲左宗棠幕後所主持，乃赴武昌在湖廣總督官文處控告左氏，又在北京都察院呈控永州府知府黃文琛，稱其協同左宗棠設計陷害；案情發展後又急轉，蓋黃文琛亦固平日素爲左氏所抑制，竟也公開參與反左；湖南布政使文格則以左氏之握權，亦暗中支持樊燮，官文則因與左宗棠數年來嫌隙甚深，也想乘機報復，背後支持控案，奏召左宗棠與控方對簿於武昌，清廷因此旨命在湖北主持鄉試的考官錢寶青就近查明審辦。但在湘撫駱秉章與鄂撫胡林翼等連次奏覆説明案情，清廷已漸漸瞭解內情；加之當時值南書房大理寺少卿潘祖蔭受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的慫恿，專折疏奏左宗棠數年來的功勞，説明“楚南一軍立功本省，援應江西、廣西、貴州，所向克捷，固由駱秉章調度有功，實由左宗棠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潘氏並批評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係尤大，不能不爲國家惜此才”。上諭因此諭詢曾國藩，“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盡其所長”；曾國藩也迅速奏覆，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待安心任事”。胡林翼也奏薦左氏“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請旨飭湘撫令其速在湖南籌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所以，樊燮誣控左宗棠之案，因爲主持正義者多，不只很快使左氏擺脫干係，有驚無險，反而因禍得福，給予他一飛衝天、建大功立大業的良機。

左宗棠在樊案發生之初，尚絶不在意，而集中精力於籌謀大局。鑒於石達開軍於脫離湖南省境後，即南入廣西，有迅速進向貴州、四川的極大可能，左因竭力主張“急圖保蜀”。咸豐九年六月，清廷也旨命曾國藩軍自江西急援四川；但因石軍兵鋒自黔再轉而南轉廣西，四川的局勢稍緩，而且清廷並未任命曾國藩爲四川總督，曾氏仍然是有兵權無而政權、財權，胡林翼因説服官文奏留曾氏政援安徽；左亦未堅持己見。及樊案告一段落，他決計於是年十二月退出湘撫駱秉章的幕府，於咸豐十年正月自長沙啓程北上，計劃參加北京的會試。同年三月，於扺達湖北襄陽時，收到湖林翼的密函，稱意圖陷害左氏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殊爲寒心”，加之其時春*連綿，道路難於通行，左乃決定中止北行，改道東赴鄂東英山訪晤胡林翼，再東行至安徽宿鬆，於閏三月廿七日，晤曾國藩。當時長江下遊軍情非常綮急，雙方自咸豐十年間三月初即在天京附近大戰，是月十六日太平各路大軍合力攻破圍困天京多年的江南大營，清方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和春及著名驍將提督張國樑兵敗南撤，天京之圍宣告解除。閏三月廿七日，太平軍在李秀成統率下，並攻佔丹陽，張國樑戰死，和春旋亦傷死（一説自殺），太平軍很快席捲了東南半壁，佔領了常州、蘇州、鬆州争財賦地區，逼攻上海。因此，屯駐皖中皖南逼攻安慶的曾國藩軍成了惟一可用以收復長江下游的有力的軍事力量。所以，清廷於咸豐十年四月十九日只得任命曾國藩爲署兩江總督。這是曾國藩自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在長沙編練團練開出湖南境外作戰以來第一次結束了客運遠征、糧餉兵力寄人籬下的境地，而開始擁有了自己可以支配其人力財力的一塊地盤。次日，清廷也任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侯補襄辦曾軍軍務；爲左氏所擁有的第一項正式官職。事實上，早在曾國藩接奉旨命之先，左於面會曾氏時，已奉曾命回湘募練新勇二千五百人；他聞命即行，於遄返長沙三日後，又正式奉到襄辦曾軍軍務的諭旨，募練新軍的工作，更加速進行，數量也增至五千人，號稱“楚軍”。

左宗棠的“楚軍”，係以他故好友王錱的“老湘營”舊部四旗爲骨幹，每旗三百六十人，共一千四百人，由錱弟道員王開化在左本人之下總統其軍，訓道劉典、楊昌濬副之，而以王錱之另一弟王開琳綜理營務事項。其他軍力則分爲四營與四總哨，每營五百人，以崔大光等爲營官；每總哨三百二十人；另别選勇士爲八隊，每隊廿五人，共一百人爲親兵；全軍總兵力共計五千多人。各營兵勇均係自長沙、湘鄉、寧鄉、桂東、瀏陽等地所募集，與其他湘軍多募自一郡一縣者不同。全軍先在長沙城內校揚編組成軍，後移城南金盆嶺置堂訓練；所有營中一切規畫及訓練事宜，均由左宗棠一手所主持，每天出城親自督練，晝夜少暇，計自咸豐十年六月成軍後，只經過一個鄉月的訓練，即於同年八月八日，由左氏率之東行，取道醴陵，經江西南昌，於九月十五日遷駐贛北的樂平，是月廿日扺達景德鎮，參加作戰，與適自皖南宿鬆移駐祁門的曾國藩總部遙相呼應，而當時曾軍直轄的總兵力也不過一萬一千人左右。

這支五千人兵力的“楚軍”，即是此後左宗棠自統一軍獨立作戰的最重要的憑藉。所有他此後戡定浙、閩，結束太平軍殘部於粵東嘉應州的一段軍政功業，皆可説是奠基於此，與他過去雖握大權而實係附庸他人的幕賓地位，是絶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