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交通，以科學之進步，大爲便利；輪船之航行海洋，十九世紀初葉世界上大事之一也。一八一五（嘉慶二○）年，輪船行駛於英國商埠，十數年後，航路展至印度洋，印度總督且以輪船運輸軍隊往攻緬甸。輪船行駛之初，多爲商船，一爲運輸貨物，一爲便利行旅，軍艦則仍以木造成，未脱帆船狀態，然頗高大。鴉片戰時，欽差大臣裕謙奏稱英船寬三四五丈不等，長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餘，且曰：“較我兵船及閩廣大號商船大至倍蓰。”裕謙於時力持戰議，絶非誇張敵人之聲勢。顧其所言，實指以木造成之軍艦，軍艦配有重砲，船身裹鐵。林則徐稱其砲力遠及十裏内外，“放砲如内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須展轉多時，再放一砲。……内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裏八裏，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英艦砲火之猛烈爲其戰勝中國之主要原因。初英國政府决定對華宣戰，重視其事，製造武裝輪船，配以大砲，遣之東下。其參與一八四○（道光二○）年之戰者，共有四只。輪船行駛迅速，視帆船受支配於風力者進步多矣，以之作戰，進退自如，固當時之新式武器也。

中國沿海諸省，海防徒有虚名，水師向以廣東福建爲最强。廣東船隻較爲高大，設置小砲一二尊，從不駛出虎門，於海上交戰。閩船則多破壞，不堪行駛。其所配之砲，類多似鐵制成，圖樣爲一二百年前之古物。裕謙於浙江試演大砲，炸裂四尊，死兵五名。林則徐於英艦封鎖廣州之際，奏報英船扺粤只數，樹寫漢字，不準華船出入虎門，擄去海運鹽船十四只，槍弊舵工。然除文字上表示憤恨而外，别無有效之辦法。及英艦北上，攻陷定海，駛扺塘沽，林氏奏稱苟先提撥關税一部份，作爲造船經費，時局不致敗壞至此，爲道光所斥。林氏扺粤之初，以爲禁運茶葉大黄，足以致英夷死命，及英商盡去廣州，以爲斷其淡水，即可令其屈服，九龍敗後，始信英國之强，更留心外事，乃改變態度，謀與英人妥協。當英艦封鎖廣州，美船名曰劍橋Cambridge者，值載重貨駛扺黄埔，不得駛出，售於粤官。林氏改爲軍艦，爲中國第一新式兵艦，凡九百噸，後爲英軍所毁。鴉片戰後，耆英親往戰區巡察，奏言戰事之慘狀，敗非兵士之不力戰，乃英船砲之堅利也。

國内軍備之弱點，於鴉片戰争，暴露於世，戰後之當改革，毫無疑義，惜朝臣疆吏中之明識時務如林則徐者，實無其人。中美望厦條約，中法黄埔條約均以軍艦寓有示威恫嚇之意，始得成立。美使顧盛贈送兵書，及槍砲圖樣，耆英婉辭謝之。法使刺萼尼請中國遣派學生赴法學習造船鑄砲，亦爲耆英所謝絶。其困難則道光先已不許伊里布購置輪船也。顧輪船較便於運載客貨，其將行駛於國内，不過時間問題，决非政治勢力所能遏止。朝廷之政策，乃欲中國久列於弱國之中，動機雖未必如此，而政策之自然結果，終必如此。事實上外商輪船行駛於通商口岸者，無如之何。一八四五（道光二十五）年，英輪船航綫展至香港，後五年，更自香港駛至上海。及太平軍東下，攻陷南京，洪秀全尊都於此，改稱天京。英法使臣及美商務委員先後乘坐軍艦來寧，官軍無法阻撓。一八五八（咸豐八）年，英法軍艦攻下塘沽，駛扺天津，朝廷迫而承認天津條約。英使額爾金更於斯年乘坐軍艦，直達漢口。途中經過太平軍清軍之防地，均無法阻其上駛。會以换約，戰事復起，一八六○（咸豐一○）年，英法聯軍北上，戰敗守兵，進逼北京，咸豐出逃，迫而訂成北京條約。

中國自鴉片戰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以來，迄於一八六○年，凡與外國交戰，無不敗潰，信如林則徐書告其友，謂不改良大砲，兵丁放砲技熟，“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朝廷於兵敗後，毫不明瞭失敗之原因，有所補救，力弱而欲拒抗强國，戰争愈多，損失愈重。俄欲表示親善，願贈槍砲，咸豐初尚不欲接受。凡此種種，不過證明褊狹之心理，剛愎自大之悮事，本於固有之成見，囿於一時之傳説，從不辨别是非，審定虚實，而徒固執夷夏之别，意氣用事也。當時國内之需要，無過於認識新時代之環境及具有遠見之政治家，比較中外之制度，海陸軍之設備，而能取長補短，有所改革。林則徐爲清中葉杰出之士，不幸遠戍邊疆，及後召回，官於遠省，方奉命督師進討洪秀全，遽忽病死。及太平軍勢力張旺，曾國藩統帥湘勇出戰，左宗棠李鴻章初皆爲其屬員，後各獨當一面，建立功名。曾氏爲湘軍領袖，朝廷至江南大營第二次潰後，倚以辦“賊”，其學問文章見稱於時。曾氏久官於京師，鴉片戰争之敗績，爲其親身見聞之事，苟欲利用外國船砲，則太平軍之消滅較易，戰事不致延長十七年（一八五○—一八六六）之久，擾亂區域或不致如後之廣大，人民之死亡流離，公私財産之損失，當能减少。時值咸豐病死，女主聽政，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大臣兼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事務。奕訢初極讎視外人，於英法聯軍之役，主殺巴夏禮者也，及握政權，小心謹慎，遇有軍務及外交上之大事，往往徵求曾國藩之意見，得其一言，即或作爲决定政策之根據。奕訢購置軍艦，用銀一百餘萬，爲中國最新之武器，後竟接受曾國藩等之意見，將其解散，其經過之史蹟，固吾人所當知者也。

初一八六○（咸豐一○）年，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恭親王奉命議和，以釋放巴夏禮之争執，久無所成。海碇之戰，禁軍敗潰，聯軍兹擾禁地，留守諸臣於恫嚇之下，開放城門。額爾金主張報復，下令焚燬園明園，乃成城下之盟。奕訢於敗辱屈服之下，始知外人槍砲之威力。法使葛羅入城换約，並赴宴會，態度和善，表示願助中國剿平匪亂。俄使稱有調停之功，騙得東北廣大之區域，亦言將遣船隊代平匪亂，且稱僱用輪船代運漕米。其時太平軍之勢力大張，新破江南大營，席捲東南富庶之區，逼近上海。會安慶爲湘軍所圍，忠王李季成奉命往援上游，曾國藩新授兩江總督，欲立功績，親赴祁門督師，爲李秀成所圍，文報餉路斷絶，形勢汲汲，而曾國荃仍不肯撤安慶之圍師，祁門又得左宗棠等之援軍，李秀成戰不能勝，改變策界，分道往攻浙江，此一八六一（咸豐十一）年事也。初太平軍逼近上海，英遣使約其勿擾上海附近百裏之地，爲其所拒，於是中外人士通力合作，成立會防局，防守上海。美人華爾受關道吴煦之知，創立常勝軍，屢立功績，其部下初多外人，後則用之爲將，兵丁改招農民，駐於松江，軍中槍械購自外商，多爲劣貨，然已成效昭著。太平軍亦知洋槍之威力，重價購買，顧所得者亦爲劣貨。就兩軍之戰斗力而言，相去無幾，官軍利用兵船槍砲，則勝利將即歸之，太平軍儻能利用，當亦如此。朝廷方與英法俄國簽定條約，太平天國尚未爲列强所承認，雖欲購買，亦有限制。恭親王鑒於時勢之危急，終乃决定購買構砲。

恭親王初聽法俄公使借兵平“賊”之議，奏報咸豐，並詢問英使館參贊威妥瑪之意見。英國時在中國，商業最爲發達，政治勢力亦其最盛，不愿法俄平亂，朝廷與之親善。威妥瑪答稱，“借兵剿賊，克復城池，即行占踞，係外國向章。”其言原不盡確，然足以堅總署大臣之信心，遂請停止，改議購買外國槍砲。法國表示現肯售賣，並派匠役教習製造。

總署將其奏報，上諭飭曾國藩覆議。曾氏奏曰：

臣查髪逆盤踞金陵，蔓延蘇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爲我所必争者三，曰金陵，曰安慶，曰蕪湖。不傍江各城爲我所必争者有三，曰蘇州，曰廬州，曰甯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三板小劃，尚無所施其技，斷不能容小火輪船，想在聖明洞鑒之中。

傍江之城，小火輪船盡可施展，然亦止可制水面之賊，不能剿岸上之賊，即欲斷其接濟，亦恐地段太長，難於處處防遏。目下賊氛雖熾，然江面實鮮砲船，不能與我水師争衡。……至恭親王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砲，則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

奏文言輪船之用有限，列舉之理由凡三。一不能行駛不傍江之處；事實上殊不盡然，常勝軍淮軍之攻取崑山蘇州，頗得力於輪船，小輪船固能行於内地也。二不能制岸上之賊；軍艦上有重砲，沿江要塞，太平軍築有營壘，水師無法通過，艦隊則可將其轟毁，掩護陸軍上岸。三不能爲有效力之封鎖；太平軍中之洋槍子彈，均由外船私運接濟，外商唯利是視，官軍無法阻止，儻於沿江木區，遣調軍艦封鎖，當可斷其接濟。曾氏稱其難於防遏，視艦隊猶水師耳。其稱敵方砲船不能與水師争衡，隱指尚無輪船之需要，不足一辨。覆奏至此，忽稱購買船砲，爲救時之急務者，蓋議倡於奕訢，奕訢方爲太后所信，掌握重權，上諭且有“期於必行，不爲畏難苟安”，反對未必有效。湘軍於時久攻安慶尚未得手，而戰争之區域愈廣也。其言購買船砲之原因，則爲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並選工匠試造，一二年即爲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也。天下之事，固無若此之簡易，曾氏視事太易，不過證明其認識不足，後於安慶試造輪船，亦未成功。

朝廷决定購買船砲，全以戰事爲轉移，時無意志堅决之君主，瞭解環境兼有遠見之政治家，恭親王後言購買軍艦之經過，且引曾國藩語“購買外洋船砲，爲今日第一要務”，以示詢謀僉同之意。御史魏睦庭亦請總理衙門與公使會商，將西洋之火器火輪船等，議定價值，按價購買，並許沿海紳商捐購，雇用外人操練兵弁，學習駕駛，“二三月間，即可訓練精熟，先以火輪兵船掃清江面，即以炸砲火箭（指子彈而言）等器用攻堅城，逆賊斷不能守。費銀不過數十萬兩，醜類之殲，計日可待，與現在之老師糜餉，奏功無期者，功相萬也。”其言實有見地，士大夫作此想者，時無幾人，故不能成爲有勢力之建議，朝廷上决定之政策，尚不能貫澈實現，遑論其他，終受時事之驅使，迫而購買耳。一八六一（咸豐十一）年，李秀成於祁門戰不能勝，亦未能解安慶之圍，分兵往攻浙江，甯波杭州次第失守，聲勢大振。明年，自浙江分路往攻上海，江蘇巡撫薛焕時駐上海，所部四五萬人，從不認真操練，紀律廢弛，不堪一戰，會防之外兵人數無幾，常勝軍遠駐松江。於是人心驚惶，不可終日，江浙紳士公議借調英法之兵助剿，商請薛焕代奏。薛焕初言不可冒昧，紳士仍申前請，並與英國參贊巴夏禮協商，請其調兵協助官軍防守上海，往攻甯波，次及南京蘇州等地。薛焕以事重大，飭藩司臬司等宫博採衆議，迅速具覆。覆稱有借兵助剿，“官紳商民詢謀僉同。”薛焕具以上奏，且言防多兵少，而兇燄方張，借兵助剿，亦屬萬不得已之計。諭旨許從其請，且曰：“除飭令總理衙門竭力商辦以順輿情外，並著薛焕督飭該紳等酌量辦理毋稍拘泥，毋涉大意，昨諭購買輪船槍砲，堵剿賊匪，與此事並行不悖，仍著迅速購買應用，借挽大局。”其時太平軍攻陷奉賢等縣，進攻吴淞，爲外兵擊退，太后得報，諭曰：

軍務至繁，若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克日辦理，但於剿賊有裨，朕必不爲遥制。其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説，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

借用外兵，朝廷現有極大之讓步，並飭薛焕從權辦理，其指示之策略，則密飭紳士多集商民，開導洋商，請其轉求巴夏禮也。事實上巴夏禮先已答稱事關中國大計，必須據實陳奏。商民擅自請求，既暴露政府不負責之弱點，而英法亦未必允許也。此足以證明朝廷大臣徬徨無主之情狀。購買船砲之議，遲之又久，始於此時决定，積極進行。初一八六一年七月，代理總税務司赫德在京謁見奕訢等於總理衙門，言及剿賊情形，謂“由器械不利，以故不能取勝，欲向外國購買船砲等物，又苦此項經費無出。”其建議則整頓洋藥（鴉片）税銀，作爲經費，先由關税内籌撥，俟洋藥收有成數，再行撥還。其開列費用，計買槍砲子彈及大中小軍艦煤炭等項，共銀八十一萬餘兩，雇用外國官弁水兵共銀四十八萬兩，挑選演習官兵一萬名，又輪船十只，須用中國水手八百餘名，以三月計算，約銀三十萬兩。三項合計，需銀約一百五六十萬兩。總署大臣以爲需欵太鉅，雇用外人，竟至數百之多，與前言不符，飭其核减，兼去非必需之物。赫德另上一單，减至八十萬兩，總署大臣表示同意。赫德稱到上海，將與薛焕相商，扺滬後呈報會商之結果，謂薛焕答稱，“如須八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分派各海關各籌銀若干兩備用，江海一關總可抽出二十萬兩，以便舉辦購買船砲等物。”總署得報，去函詳問薛焕，薛焕久未答復。至是，杭州失守，奕訢奏報購買船砲，上諭飭薛焕及兩廣總督勞崇光等會商，“籌出欵項一體雇覓輪船，……毋得籍端推諉，貽誤事機。”一八六二（同治元）年二月，薛焕始覆總署，稱買船砲，亦多流弊，如事在必辦，亦當盡力籌措銀兩。經費問題，於是解决。粤海關奉旨於税項下籌銀二十萬兩，福建海關籌銀十五萬兩，合上海海關籌撥二十萬兩，共五十五萬兩。不敷之數尚有二十五萬兩，後勞崇光請添十萬兩，赫德再撥十五萬兩，先後共撥八十萬兩。

總署接受赫德建議，購買船砲，英國公使卜魯斯照會總署，聲稱香港有船砲可買，而赫德原力主張非兵船不買，乃於英國訂購，值總税務司李泰國因傷請假回國。李泰國初爲上海英國領事館職員，會外商抗不納税，道臺無奈，與英法美三國領事協商，議定改組海關，改用外人。李泰國因於海關工作，漸居重要地位，一八五八年（咸豐八），爲英使額爾金譯員，同其北上，和議之際，侮辱議和大臣耆英，恫嚇桂良花沙納，無所不用其極，逼其簽定中英天津條約，返滬仍爲税務司。天津條約互换之後，總署授爲總税務司，心目中輕視中國，不知忠於中國爲何事，嘗曰：“餘之地位，則爲外人爲中國政府工作，而不能在其下，難於瞭解工作於亞洲野蠻國者，即爲荒謬之説。”一八六三年三月十四日，赫德函告李泰國購買兵船，迅速來華，而總署未有照會通知英使或其政府，進行較爲困難，十月二十四日，方始通知英使，購買船砲遂無阻礙，而來華助戰之期，竟至延宕。中國議定購買者，中號軍艦四只，小號三只，於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春到華。總署大臣以船購定，更於赫德議商酌配將弁水手等事。赫德呈稱“輪船七只，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承辦船砲武官實納阿士本（Sherard Osborn）總理一切，另派武官七人，每船一人，督帶兵勇。其大輪船應用砲手水手各四十名，水師兵三十名，内十名專送藥綫。小輪船酌用其半，並稱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堅壯之人。”其時李泰國已雇定阿士本，故赫德以之爲言。文中所言之輪船，均指新式軍艦。關於船上兵弁，赫德後有具體建議，謂中國砲手應用湖南人二百名，水手山東人二百名，水師兵滿洲人百名，送藥仔滿洲人五十名。其分用湘人魯國滿人，寓有互相監視之意，免朝廷有所顧慮也，藥仔則爲藥綫。

時當戰事緊急之際，朝廷方倚曾國藩定亂，恭親王尚無疑忌之心，亦未親見軍艦，未敢遽信赫德之言，以爲曾國藩及湖廣總督官文久在南方，熟見輪船，請旨飭其豫先籌酌，參以赫德之言，將應用將弁兵丁水手砲手等人，事先配齊，一俟艦隊駛到，即可上船演習。太后得奏，即諭曾國藩等辦理。曾氏初於議購輪船之時，奏稱俟其駛至安慶漢口，每船酌留洋人三四名司舵司火，餘用湘軍水師勇丁學習駕駛，試放砲位，其統帶大員，即於現在水師鎮將中遴選。曾氏視事雖不免於太易，要爲辦法之一，至是，按奉辦理之諭旨，忽托辭推諉，略稱勇丁非生長海隅，水師不能出洋，即令上船學習，亦只能用之江面，不能出海也。上諭乃稱船砲原用於江面剿賊，仍着其先事豫籌。事實上恭親王於飭赫德買船之時，奏稱將來船到，交江蘇巡撫收用；天津大沽口密邇京畿，尤關緊要，並無輪船，亦無從購買，應俟輪船到後，酌分數只，駛赴天津，以備北洋防守之用，上諭許而從之，乃忽改稱專爲江面之用，蓋以曾氏威高望重，朝廷倚以平亂，委屈求全也。曾氏不願與外人往來，或與之同辦一事，朝廷嘗欲兩江總督兼辦交涉，曾氏力言不可，朝廷另設通商大臣，以薛焕充任。薛焕後請裁去此缺，而朝廷以曾國藩之故，仍多顧慮。曾氏再奉豫籌之旨，始乃不再推諉。

關於雇用外人駕駛軍艦，實爲當時之需要，無可非議。艦隊雇用若干外人，赫德未嘗切實説明。外人時有有約國人與無約國人之别，究以何者爲宜？赫德初言可用“未經换約各之人”，薛焕官於上海，嘗募無約國人助戰，迭爲英國兵官唤回，奏言赫德所言未必有效，英法諸國且可藉詞卸責，主張先與外使議定，“凡中國雇用洋人駕駛輪船，司放槍砲，出仗剿賊，……外國官毫無限制禁阻，併當幫同約束，益敦和好。”顧其所舉之例，均在英法聯軍與中國作戰期内。北京條約成後，情狀業已大變，英國斷不能再有阻撓，恭親王亦不之信，仍言用無約國人爲妥，乃後劄飭赫德辦理，船於倫敦購買，因而雇用英人。至於船砲飭外人購買，亦爲環境使然，北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嘗言無從購買船砲，江蘇購有輪船兩只，一名吧吡，改稱博雲，一名威林密，二船均非兵船，吧吡且已朽壞，不堪行駛。蓋官吏誤信外商之言，缺乏鑒别能力也。兵船必須於外國購買，劄令外人代辦，故不可非；更就實例而言，吧吡威林密二船初歸滬官調遣，費用既多，又時發生困難。常勝軍中之輪船從未發生事故，其主將華爾要求代管。李鴻章時授江蘇巡撫，統率淮軍駐守上海一帶，書告曾國藩曰：

華爾面稱外國人，非中國所能知所能管，渠自謂力能管外國人，所有輪船四只，費用既省，運調甚靈，職是故也。今撫臺若將威林密吧吡等船責成我管，聽你調度，包管無人敢於掣肘等語。鴻章思委員老實者多不中用，伶俐者又好賺錢，且船主非洋人不能，我輩尚不能提調洋人，委員何能提調？可否請師札令華副將兼管威林密吧吡二船？

華爾官至副將，李氏稱其勢力能傾服上海衆洋人，對之亦頗要好，且曰：“鴻章近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渠允爲我請外國鐵匠制炸彈，代購洋槍，若學得一兩件好處，於軍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鈞意以爲可否？李氏初至上海，華爾未嘗來謁，函告其師，頗有不平之意，後華爾來訪，始乃改變態度，更欲用之代購軍械，故有斯請。就事實及功效而言，此議實不可非。曾國藩得書，即札華爾管理二船。初曾氏練勇，知非水師協助，不能平賊，乃於衡州造船購砲，操練水兵，師船不敵輪船，亦深知悉。淮軍自皖連載赴滬，則賴輪船駛過南京江面。上海安慶之往來文報，火藥軍器之供給，軍餉之協助，均賴輪船運輸。關於外國軍火之精利，李鴻章於上海一帶作戰，知其摧殘破壞之威力，迭次函告其師，請其主持購用，散見於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之中，如言嘉定之戰曰：‘連日由南翔進嘉定，洋兵數千，槍砲并發，所當輙靡，其落地開放炸彈，真神技也。’又稱華爾願赴南京協同剿賊曰：‘洋人火器攻城奪壘及船上開用，實爲無敵。’曾氏乃不信，後去函論之。李鴻章答辨，其扼要之語曰：‘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論。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精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雲梯砲臺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忠逆雇用洋人，乃係流氓，亦無從購覓真正炸砲。金陵龍遊軍中所用炸彈，亦恐有未盡美善之處。洋酋僉云，‘該兩國（指英法而言）君主禁炸砲大砲入中國。’……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於我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耻，日戒將士虚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劉銘傳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砲大砲，不得，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覆書爲答辨之文字，曾氏來書論及金陵龍遊軍中之砲，湘軍與李秀成所部戰於南京雨花臺一帶，久無勝負。左宗棠砲擊龍游初亦不能得手，函稱西洋大砲無用，故曾氏以之爲言，（其詳見後）。覆書乃以炸砲大砲難得告之，其言信而有征。今由李泰國購買，問題可告解决。書中稱陸軍非其所長，蓋爲時人自欺自信之傳説，不足一辨。自大體而言，覆書立論可謂確實警切之至，而曾國藩意志堅决，不少改變，於華爾傷死，函覆李鴻章曰：“大約洋人器械雖精，若非合各國之力，積累年之憤，亦不能有所向克捷。觀英法青浦之退，華爾慈谿之挫，實亦不甚足畏。”其立論根據，多就上海一帶戰事而言。太平軍偪近上海，英法軍隊協同作戰將其擊退。其助戰之原因，朝臣疆吏多以太平軍中文示以“通匪污衊洋人”，並寓有威嚇之意，洋人“自明心迹”，“爲我出力”也，諭旨且以之爲言。青浦之退，則因忠王李秀成所部大至，外兵以人少不敵，棄城而去，退至上海。華爾於慈谿重傷而死，無待説明。曾氏視爲槍砲不足恃之证，不免出於牽强附會，而並曲解事實。斯年（一八六二）夏，曾國荃統率湘軍，進至南京城外雨花臺。及冬，李秀成督軍攻之，戰鬥之激烈，爲湘軍出境以來未有之惡戰，形勢危急。曾國藩迭請李鴻章派軍往援，李調常勝軍往，其主將白齊文因事不肯出發，並搶餉銀，毆傷糧官。李氏函報曾氏，曾覆書曰：

常勝軍不來金陵，亦自無害，來亦未必果有裨益。九洑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砲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砲，亦雇洋人。在内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砲御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内，賊亦不甚慌。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

原文見於曾文正公全集，未有月日，蓋編者將其删去，其選入者，文亦間有删改，其未刊入集中者，更不知凡幾。此書疑即李鴻章答辨之來書，所論各點，已爲李氏所駁，殆無贅言之必要。其重要則曾氏胸襟褊狹，囿於見聞，不能認識新時代之環境，而有適當應付之方略也。更就現存之書札而言，曾氏雖購輪船洋槍子彈，而對於購買船砲，則未認識其價值，始終立於反對，或消極之地位，其覆總署書曰：“來示詢及洋船七只，是否敷用，以鄙見度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即用七船載兵，由滬放洋，以攻甯波，亦足敷用，似不必籌添辦。”其言似信兵船有相當之用途，實則不過反對添買耳。又云：“輪船攻剿髪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此言不免幼稚，無足深論。其堅决主張，可於致李鴻章書見之，其言曰：“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時李主張利用華爾，曾氏以此諷之，要其平日懷抱也。對於購買船砲，豈以求人而反對乎？要知己不如人，既不能努力創作，又不肯虚心學習，終將不能如人，乃以不貴求人自欺自蔽，此古所謂絶物，國家所以貴有遠見之政治家也。

朝廷决定購買船砲之後，雇用外人，駕船放砲，爲事實上之需要，已如上述。朝臣疆吏之所顧慮者凡三。一、外人雇用之後，外國横加干涉，或將其撤回。薛焕本於任内之經驗，曾有奏請，已言於上，兹不復贅。二、懷疑外人，成爲普通心理。其造成之原因，一則士大夫夷夏之别太嚴，對於外人，概以惡意推度。一則外人輕視中國，官吏又常冒奪其功，不知駕馭之方法，而益爲其所輕。一則各國互相忌嫉，乘機進讒，設法破壞。士大夫於此環境之中，常受三者之影響，而益懷疑外人，兹舉當時之事例，以便所有證明。一八六○（咸豐十）年，華爾創立常勝軍，屢立功績。一八六二（同治元）年秋傷死，朝廷令李鴻章統率常勝軍，李則不敢接管，乃以白齊文爲將，後白齊文抗命，李借英官之力，解决紛擾，後以戈登代將。數年之間，事變迭起。疆吏之報告，可見其對於外人之感想，及與外人共事之困難，兹引用之爲证。華爾於上海附近，戰敗太平軍，巡撫薛焕奏曰：“臣竊窺華爾，近日漸覺志滿氣驕，隱然以常勝軍爲己所部，進止自爲主持，每遇出隊，不能如官軍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覊勒之意，且每戰必求重賞，谿壑亦未易盈。外國人嗜利好勝，積習固然，但性與人殊，心尤難測。”華爾原爲外國冒險求利之人，非有高尚思想，薛焕稱其嗜利，實非虚語。華爾積功官至副將，尚未薙髪易服，自朝臣疆吏觀之，則爲不受鈐束。華爾則以戰功爲疆吏所奪，心甚不甘，違反中國體制，具禀進呈恭親王奕訢。奕訢奏曰：“近復自署衔名，具禀專呈軍機處臣奕訢。其禀内多係自叙功績，末復請假微權，俾得調兵自便，即此已見其桀驁不馴之氣，尚未消除。”其推論則華爾究係外人，性本不羈，心尤難測也。

華爾死後朝廷諭稱常勝軍“不如交中國大員管帶，易爲駕馭”，而李鴻章深知不易鈐制，不敢派員接管，書告曾國藩曰：“此四千人中，頭目均係洋人，豈中國官所能鈐制？若交與英酋，必致運掉不動，事事掣肘，松江一城且又侵佔矣。鴻章再四籌思，只有責成吴道妥辦，其用何國人之幫帶，聽其自爲。”此種决定，誠如李氏自謂“萬不得已糊塗之想”，借此卸責，固未計及後患。吴道即道臺吴煦也，常勝軍之成立，頗賴其力，亦欲卸肩，故李責其妥辦。其困難之癥結，則爲華爾屬員白齊文原可接管，然尚未謁巡撫，李心不甘，且有人言其不可靠者，英領事提督時欲派員接管，法人又欲干預也。最後英提督何伯挈同白齊文來謁，主將問題方始解决。李函報曾國藩述何伯之言曰：“華爾一軍應專令白齊文接管，以一事權，毋庸再派英員代管，亦勿庸令法師爾得會管。……英人隱然以常勝軍屬之。”李氏不以外人干涉爲耻，反稱何伯深明大義，良可敬服，因而一一許之，並將經過奏報朝廷。上諭則曰：“若始終令外國人管帶，恐將來必至掉運不靈，前據英國公使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稱，中國勇丁令與外國人訓練，漸與相習，該勇丁久且忘其爲中國人，必致中國官員不能駕馭等語”，仍飭其設法收回兵權。而白齊文“陰很執拗”，駕馭之難，遠過華爾，李鴻章固不肯遵旨另派鎮將接統也。英使之言，雖能動人，要出於猜忌，華爾身爲美人，統率常勝軍，法人於浙東亦練洋槍隊，英人尚無參預之機會也。

會李秀成督軍圍攻湘軍於南京郊外，湘軍死守，形勢危急，曾國藩飛調程學啓一軍往援。李鴻章不可，改調常勝軍往。其函告曾氏曰：“外國人管轄中國人騷擾不免，甯波較松江尤甚，彼自不肯分散，不肯約束，我法亦有所不行。惟調赴金陵，兩萬大軍之中，吾師與沅丈（曾國荃）聲威足以制之。”此乃無法駕馭，遣而遠之耳，知其非曾國藩之意，奏報朝廷，奉旨批準，而曾國荃極力反對，（其詳見後）。白齊文竟以條件不妥，及其他原因，不肯出發，毆官搶銀。李鴻章欲重懲之，不得，乃以英官之彈壓，白齊文始肯去職。其函報曾國藩，則稱英國將其庇匿，抗不交出。方其調常勝軍赴寧也，英官迭次阻其遠行，李鴻章則以中國官軍，須聽中國調遣，力持不可，英官始肯讓步。凡此種種，均足以堅固朝臣疆吏之信心，——外人不可雇用也。其根本困難，則中國新敗於外國，軍器窳壞，爲外人所輕。其雇用者多爲流氓無賴，而外國政府且謀利用時機擴張勢力。疆吏既不欲與外人共事，又常掩奪外人功績，外人心所不甘，白齊文抗命亦由於此。李鴻章奏疏盛稱淮軍戰績，與友人書則稱外兵常勝軍陷城，而淮軍守城也。其惡劣之影響，則新事業之創辦，爲之稽延，此固不能深責外人，中國未有深思遠慮之政治家，於惡劣情狀之下，而能有所建設，試舉二事爲证。（一）中國購買軍火，英使薦四品官東監理，並鑄大砲。恭親王奏言費多，且曰：“東姓武官係屬外國人，臣等未悉其人底藴，遽假以管理火器製造砲位之權，深恐未甚相宜。”乃托辭拒絶。後創辦之機器局，縻欵雖鉅，而多不能製造大砲。（二）官軍多爲烏合之衆，從未切實操練，廣州福州等地，曾雇外員練兵，頗著成效。英法進而請練新兵，總署徵求李鴻章意見。李稱費用過鉅，徵調且有掣肘，恐將來有尾大不掉之慮。其錯誤則在不能辨别教習之任，與統管之權。外人只任教習，弊從何生？乃竟因此不練新兵，誠一怪事。

三疑忌外兵奪其功績，並將分取財物。此種卑劣心理，統兵之將均不能免，仍舉常勝軍事例爲证。南京爲太平天國都城，時傳其搶掠之金銀寶物，藏於城中。華爾不勝心動，迭向李鴻章建議，往攻南京。其時曾國荃所部之湘軍已扺南京城外，李氏函告曾國藩，其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一（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書曰：“華爾願薙髪赴金陵協剿，一謁中堂，其意頗爲效順。……剿金陵而克，長其驕伉，似無他患。”八月三日（七月初八）覆曾國藩書曰：“華爾求助剿南京，未便堅却。……吴公挾華自重，欲其取功名以振耀中外，以形官軍之短。華君曾來一見，固是壯士戰將，然用之之人，其心乃不可測。”吴公即爲吴煦，李氏謂華爾之請求，出於其謀，今不可知。官軍之弱，爲華爾所知，吴煦實亦不能指揮常勝軍也。李氏豈爲卸責計耶？十四日（十九）上曾國藩書曰：“華爾今日見過，諄求鴻章札調協剿金陵，謂三日到，三日扎砲臺，三日攻打，定可克城。克後城中財物與官兵均分等語。鴻章以接中堂信，兵力已敷，可勿添調，容再函商求核示。”華爾均分財物之議，蓋已明知曾氏兄弟之心理。十一月四日（九月十三）上曾國藩書曰：“華爾臨行，約定由甯波回即赴金陵鴻章曾面允之。白齊文接管常勝軍後，亦在敝處告奮勇，助剿金陵，尚未之許也。兹援賊如此，我軍别無可援，因屬吴曉帆（即吴煦）商之白齊文，乃欣然願往。”華爾死於慈谿，故協攻之議作罷。其時李秀成圍攻湘軍甚急，曾氏請援故也。

華爾迭請往攻南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尚保留記載之文字，餘讀曾文正公全集，則往來書件多未採入或後人將其删去，其見於集中者只有二書，均無月日。一覆李函曰：“華爾來金陵助剿，事亦可行，惟口糧比較湘勇多至數倍，共事一方，殊有不便，不若姑令先攻青浦嘉定以試炸砲之果效與否？……派兵交人訓練，斷不可多，愈少愈好。”斯年五月，常勝軍會同外兵攻陷嘉定青浦，六月，再爲太平軍攻陷，八月，華爾再陷嘉定，九月，渡海往援浙東，曾氏此書蓋覆李氏七月二十一日之來書。華爾再下嘉定，仍以爲請。曾氏已有前言，對於八月十四日書中建議，作何答覆，今不可知。一覆李書關於白齊文之來寧助戰。曾氏約以二事（一）自下游或上游進兵，不與湘軍同在一處作戰。（二）“事機倘順，收復金陵，則城中貨財，白軍不得大肆擄掠，須一一查封，以一半解京，餘一半各軍匀分，白軍酌多一倍亦可，若不嚴禁搶掠，則分財之時，必且各軍互鬥。”曾氏讓步之原因，則困守城外營壘之湘軍未脱危險也。湘勇久視城中財貨，爲勝利之犒賞物品，與人匀分，必非所願。後南京城陷，湘軍大肆搶掠，並縱火焚屋。李鴻章嘗代理兩江總署，書告郭嵩燾曰：“金陵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後無從着手。……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財貨盡爲湘軍所掠，一半解京之議，並未盡行。疆吏中有以之爲言者，竟至相譏，形諸文牘。曾國藩且抗疏争論，稱無於軍中收回財貨之理，此豈强常勝之所難耶？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十一月二十（九月二十九）日李上曾國藩書曰：

吴道屢言金陵及九洑洲下關克復，難令常勝軍留守，鴻章已允之；又言如攻克一門，先行把守，聽候各官軍入城部署。

吴煦之言頗爲恭順，是否足以代表白齊文之意？尚不可知。曾氏約定二事，似非白齊文之所願聞。其時李秀成圍攻湘軍，力不能勝，渡江而北。曾國荃自謂“戰守皆有把握”。李與曾國藩書，則稱常勝軍必將前去，如能攻克九洑洲七裏洲一帶賊壘，長江上下可以通行，亦於大局有裨。”此蓋自辨之辭。曾國荃爲統帶湘軍督戰之大員，反對常勝軍往援。李上曾國藩書曰：“沅丈解圍後，兩次函止常勝軍，不必西行。”徧閲曾忠襄公全集，未見片文只字，豈編者將其删去耶？李氏覆書，則在朋僚函稿中，稱常勝軍預備西行縻費十數萬金，自謂功必能成，又聞諭旨□許，不可中止，且曰：“鴻章即强爲禁阻，前項十數萬已送入洋人之手，無法收回，無詞報銷，不若且盡若輩去唱一出。該軍視我力之强弱爲謹肆，……我公解嚴之後，軍威正盛之時，吴楊（吴煦楊坊）方趨奉之不遑，白酋亦震懾之已久，似可聽令受商。其有不率或意外爲難，屏棄不理可也，聲色俱厲可也，……公毋過慮！”今觀李書，措辭之激昂，來書當必力争。其原因一爲免去常勝軍匀分財物，一視克復南京爲莫大之功，不願借人之力。李鴻章於蘇常陷後，迭奉諭旨，協攻南京，莫不托辭推諉，甚至奏言炸砲於夏季不能攻城，蓋有所見，且免猜嫌也。

以上種種，不過説明朝臣疆吏對於外人之態度，雇用外人之心理，及其是否願用船砲。曾國藩深負時望，奉命督師，購買船砲，亦爲“剿賊”之用，乃本於固有之成見，囿於當時之傳説，不能辨别利害，審思得失，而有適當之解决。購買船砲之原議雇用少數外人，船長水兵多爲華人；外人駕船放砲，水兵上船學習，船長則督帶兵勇也。赫德書告李泰國。李泰國後稱並未收到，亦不請訓。一八六三（同治二）年一月，與阿思本議妥條件，十六日簽字，凡十三條。第一二三條，稱中國用阿思本爲海軍總司令，兼管外國建築或雇用外人駕駛之船隻，期爲四年。第四五條則言阿思本執行李泰國交來皇帝之諭旨，不理任何機關傳來之命令，凡李泰國認爲不滿者，並可拒絶傳遞。第六七八條，關於用人管理及審理中外事件。第九條規定船上旗幟。第十條譯文則曰：“李泰國應即日另行文支領各員辛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敷四年之用。刻下在英國姑以所置各船及各兵器等件暫爲質押。”其他三條殆無説明之必要。今觀李泰國阿思本議定之條件，喪失主權之重大，實屬駭人聽聞。李泰國於文中自稱其爲皇帝代表，其視中國等於印度，豈襲用亡印之策略於中國耶？其辨護則謂劄文内有“購買船砲一切事宜”，“交該總税務司一手經理”，及“一切均責成該總税務司一人專理等語”。事實上該項文字均有所指，難於謂其泛言一切也。

條件議成，總署尚不之知，李鴻章等亦未得報。李氏嘗飭輸船運載餉銀新兵，緩至旬日，尚未開行，函告曾國藩曰：“洋人横戾，斷不能操縱由我，大率類是。……將來赫德所買輪船，已雇用外國官弁，不知若何調遣？”此種感想，生於所得之經驗，夫以一事類推他事，錯悮自不能免，而李鴻章之見解如此，固無奈何。官文曾國藩前奉諭旨，豫派將弁水勇。曾國藩等商於彭玉麟楊岳斌，奏言統帶巡湖營提督銜記名總兵蔡國祥堪統七船；副將銜參將盛永清等七人各堪領管一船，兵弁配用楚勇，一二年内，駛行長江，後再參用浙閩粤人出洋巡哨，太后得奏，諭其先與洋人議定，免後饒舌。朝廷籌辦事宜，業已完備，專待艦隊來華。赫德謂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春駛到，竟至失期。及其來華，太平軍之勢力大衰，時局劇變，疆吏認爲無足輕重矣。其時進至南京之湘軍迭陷要塞，軍威大振。李秀成先攻湘軍營壘，不下，轉率所部渡江而北，野無所掠，氣候寒冷，兵多死亡逃散，回至南京又爲湘軍水師攻擊，餘兵無幾。上海方面，李鴻章之地位日形鞏固，淮軍人數增多，力能獨當一面。常勝軍改由戈登統帶，屢立戰功，於是官軍偪近蘇州。浙江之太平軍時亦失敗，洋槍隊自浙東進攻，左宗棠統兵自江西入浙，均能迭陷要城。太平天國之將滅亡，其統兵之諸王將士，莫不知之，獻城乞降，恐爲官軍所殺。天京守將欲英官擔保其生命安全，即開門獻城。參贊威妥瑪商於總署大臣，竟無結果。軍事勝利，正將士立功掠財之時，將帥固不願借外人之力也。

五月，李泰國自英來滬，謁見李鴻章，面稱兵船七只已陸續購齊，兩月後可到中國，八十萬兩尚不敷用，索銀十二萬兩，立須兑交，李氏不可，乃悻悻而去。李致薛覲堂書曰：“該酋欲壟斷取利，力排赫德前議，而總理衙門創議購買輪船，乃係由赫德轉託李酋者，今何能盡廢赫德前訂章程，而爲李泰國所把持耶？”李泰國所訂合同，已爲李鴻章所知。薛覲堂即前通商大臣薛焕，時奉召入京，在總理衙門辦事，故以此説之，並另函告總署，稿文今未收入集中。據恭親王奏報，李泰國在英借銀十五萬兩，於上海借銀十二萬兩，上海借款，蓋李鴻章拒絶撥付之數也。合前八十萬兩計算，共銀一百零七零兩。其購買之船，共兵船七只，躉船一只；雇用外國武官兵丁水手六百餘人，立有合同，以四年爲期，每月需銀十萬兩。恭親王奏言合同曰：“所立合同，欲由阿思本專主，不肯聽命於中國。臣等因向李泰國再四駁詰，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爲該師船之漢總統，阿思本作爲幫同總統，以四年爲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帶之權。此項兵船，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關於經費，議定每月統給銀七萬五千兩，歸李泰國經理，由海關撥付。恭親王並請旨歸曾國藩李鴻章節制調遣，飭其揀派武職大員，作爲漢總統。太后得奏，一一許而從之，諭旨且曰：“此項輪船，現在自以先剿金陵等處髪匪爲要，賊平之後，即可以爲巡緝私販之用。……其月餉等項銀兩，官文曾國藩李鴻章務須按期支給，不可絲毫短少拖欠。”今觀總署大臣辦理之策略，可謂能見其大，取消李泰國擅訂之合同，另議收回主權之辦法。李泰國赫德同在總署議商，相持幾至一月，得此結果，此七月初事也。

初李泰國扺滬，總署欲其與李鴻章議商，而李泰國索欵，“多方薰嚇，氣燄陵人”，李鴻章不爲稍動，乃入京議商。方議商條件也，李鴻章多所顧慮。其五月二十一（四月初四）日上曾國藩書曰：“此項兵船，五月内（六七月）到滬，專指爲協剿金陵九洑洲之用，而金陵克復，便成廢物。其纏繞需索，將無已時，有大害而未必小利。”此言正合曾氏心理，艦隊之用，果止於此乎？其時南京江面，尚有外船接濟城内，李與曾國荃書稱兵船入江，即分派巡查，且曰：“英人鋭意剿洗九洑洲金陵老巢，以擅大利，市大名。……吾丈乘其未到，攻奪此隘，亦免得無數口舌矣。”主意與致曾國藩書相同。其告在左宗棠書尤爲明白。其言曰：“李泰國所購英國兵輪船六只（？），五六月間（七八月）扺滬，策赴總理衙門議口糧章程，秋初將駛金陵助剿。賊勢實衰，十年老巢，乃必借外人以收功，後患將不可知。此事定議於兩年以前，今昔時勢小异，恭邸則欲罷不能，須累我江洋各關常久賠累矣。”據此，李氏反對兵船之原因凡三，一則費鉅影響兵餉，一則借外人之力攻陷南京，一則艦隊之用有限。既不借外人之力，何前調常勝軍赴援，並遣戈登進攻城邑？豈形勢改變，而前後思想因之矛盾耶？李鴻章固無定見。及總署大臣與李泰國議定章程李鴻章稱其甚妥，又據總署來函，書告曾國藩曰：

該酋氣燄仍未少减，中國兵將上船學習，終不免受其魚肉，前奏派蔡國祥統帶，是否無須更换？何時可以派往？暨酌選何項兵勇上船之處？均求師門核定，絜銜飭遵。此事有李泰國主持，引用英國兵弁六百餘，船砲又非我所素習，總理衙門乃欲派一總統，以分其權，又奏令吾師與鴻章節制調遣，謂可隨時駕馭，不至授人以柄，豈非掩耳盗鈴？……鴻章擬將雖派兵將難遽分權之實在情形，剴切告知，容再録呈。

李氏對於選用將干等，均請曾國藩主持。關於分權一項，既謂船砲非我所習，又不欲外人攬權，究將若何？事實上疆吏果有節制調遣之權，大權固尚在我。李氏之言殊不可解，豈借此推諉耶？曾氏覆書，今不可見，要反對兼管艦隊，並赴寧助戰，可於十月十二（八月三十）日李致薛焕書見之。其言曰：“李泰國所購輪船，何以日久未到？或云到滬三四只，並未來弟處通知。曾揆帥屢有信來，甚不願其剿金陵，能否由貴衙門議阻，免致外間齟齬？”據此，曾國藩反對之意志至爲堅决，斷不調遣艦隊助戰也。李言兵船未到，實則阿思本於九月扺滬，兵船躉船皆至。阿思本聞知修改合同，率之駛去上海，北至煙臺，更親往北京，會同李泰國至總理衙門，要求批準前訂之合同，不歸疆吏節制。恭親王頗處於困難地位。曾國藩先已函稱蔡國祥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毋庸添募水勇，則由中國主持之説，將萬辦不到。時總署委曲求全，有此辦法也。且曰：

不如早爲之謀，疏而遠之，視彼七船者，在可有可無之數，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泰國失其所恃，而折其氣也。

此議出自威尊望重之曾國藩，國中尚謂有人耶？其弟國荃奏稱輪船，日行千裏，兵船製造裹以厚鐵，直冲而前，無堅不摧。江浙閩粤之水師，徒糜兵餉，以致海盗充斥。長江自九洑洲攻克，江路已通，無須輪船助戰，不如裁汰沿海水師，用以巡緝海盗。此議雖夾有私見，要有考慮之價值，視其兄分賞各國之説，高明多矣。李鴻章知其建議，覆書論之曰：“大疏請派輪船捕海盗，是李泰國七船結穴處，不比師門分賞各國之議，過於奇突，批旨若何？望咨鈔見示。”李氏贊同國荃之主張，思想又一變矣。總署大臣初言船砲到後，如果用之得宜，則近之剿辦長江逆匪，遠之備御外侮，原有此議；乃後李鴻章函告總署，稱蔡國祥來滬面商，謂其虚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且曰：“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藉以載運鹽米，……似皆可説而不可行，彼亦何能由我調度。”究將若何處置？李雖未曾説明，要同於曾國藩之主張，後兵船撤退，書告其師曰：“師門倡議，公使助力，執政剛斷，爲近來第一快事。”李之主張，又一變矣，豈以蘇州殺降事件，幾至嚴重之局勢，乃再改易觀念耶？

阿思本赴京要求總署不可竟於十月十五日，决定解散兵弁。此實駭人聽聞之事，阿思本不過爲一雇員，中國尚未加以委任，願於中國條件下指揮艦隊則留，不合則辭職回國，絶無要求遣散之理。其通知英使卜魯斯且謂兵船落於上海外國流氓之手，危險孔多。其所指者恐船爲美國南方獨立諸省或日本反對外人之藩侯所得也。此實過慮，船砲爲我所買，當由我留用，外人何能干涉？英使接受其意見，並請美使蒲安臣調停。恭親王先後收得曾氏兄弟建議，知其堅决不借船砲進攻南京，若或勉强，中外將弁不協，勝則争功，敗則推諉，一旦激而生變，於大局關係匪輕，最後决定“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然恐外人要挾，不肯明言，及英使提出阿思本遣散弁兵之議，乃即執定此説。卜魯斯則欲船砲一並駛回英國；雙方説定變買之價，交還中國。其時海關支付艦隊經費，月凡七萬五千兩，起自八月，終於十月，共二十二萬五千兩，合前用款，共一百二十九萬五千兩。尤可怪者，弁兵未爲中國務服一日，總署何竟許給九個月薪工銀十六萬二千兩，回國經費二十一萬三千兩耶？又用銀三十七萬五千兩。英使交銀二十一萬三千兩，作爲變賣之款，總署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在變賣價内支撥。中國糜款實數凡一百四十五萬七千兩，約英磅五十萬，而終一無所得，又給阿思本賞金，無怪“該使臣等驚愕之餘，繼以感激”也。上諭更有所説明。其言曰：“此項薪工經費等項，雖糜費較多，然此後每歲省近百萬，且免日後另有要求無厭之請，辦理頗爲决絶，亦欲以折服外國虚憍之氣。”李泰國因此革退，但得優厚之薪金。

今觀總署變賣艦隊之始末，讓步可謂太甚。其根本原因，則畏懼外人，不知適當解决之方法，且示中國爲大國，不惜區區之款也。遣散弁兵，變賣船砲，原爲二事，何能並爲一談？總署已具遣散之决心，豈又以另雇外人，仍不免受其要挾耶？李泰國返京之後，多所要求，甚至欲住王府，權力高於軍機大臣，益足以啓當事者之疑忌。曾國荃有續調停輪船一疏，乃亦爲其厭聞，豈如李鴻章言，“變惱成怒”耶？無論如何，艦隊之解散，曾國藩實有重大責任。朝廷上之困難，時無剛毅果斷之皇帝，太后優柔不斷，親王小心謹慎，往往遷就求全，以致諭旨前後矛盾，豈當内亂之時，倚賴統兵之將帥平亂，必當如此耶？軍艦變賣之後，左宗棠於福建創辦船廠，及中日臺灣琉球交涉案起，朝廷再籌海防費，購買兵船。前將兵船變買，直爲兒戲舉動。近代中國所缺乏者，無過於具有遠見之政治家，辨别是非輕重，而能力排衆議，决定大計也。中國現狀之造成，原因雖多，而昏庸無識見之士大夫，負有極大之責任，實一明顯之事。曾國藩誤國之罪，蓋不能辭，其下更不足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