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中興，是清中葉以來惟一重要而有希望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出現，論其原因，一是内憂（太平天國革命）外患（英法聯軍）給當時以極大的刺激，時勢使其有强烈的自强要求；二是太平天國革命，殺人盈野，使全國人口减少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原來人口剩餘土地不够分配的困兀爲之解除，社會經濟得一時的昭蘇，中國史上由亂而治的循環乃又及時實現；三是平定太平天國時，因軍事政治各方面的需要，産生了好些有能力及目光來領導肩負中興事業的一代名臣。中國政治向來不能離開人的因素，同光中興難有其時代與環境作背景假設没有這批中興名臣中興事業也是不易實現的；所以要瞭解這一個時代，從瞭解這些名臣的人格及事業入手，最爲便捷，也最爲徹底。後人有鑒於此，從事於這些人物的描寫及傳記的頗不少。曾國藩是中興前期的中心人物，除論其學術及治學方法等片面著述不計外，綜論其一生者，如蔣星德所著之《曾國藩之生平及其事業》，何貽焜之《曾國藩評傳》，及西人W.J.Hail之《曾國藩與太平天國》（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dbellion），均其著者。中興後期的中心人物爲李鴻章，梁啓超之《李鴻章》，西人J.O.P.Bland及R.K.Douglas二氏之《李鴻章傳》，均各擅所長。惟此二人，功業最盛，著述者乃均集中於二人，事實上中興名臣中，事業人格之足稱道者甚夥，當時即將曾左胡李並舉，要想以人物的描述來探討中興事業，目光就應旁及曾李以外的人。左宗棠在衆人之中出身最微功成後以舉人大拜，並晋封爲恪靖侯，實爲异數迄今未見有人置彼於曾李之列，一爲傳述，所以從這方面説來，空谷足音，更歡迎貝爾斯此書的出版。

據作者自序，此書乃受W.J.Hail之《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之靈感而作，看此書的計劃及取材，其言可信。全書分十五章，第一章爲十九世紀時中國的鳥瞰，西人論述中國首先都好作此等泛論，書中所言各項制度，只爲H.B.Merse之The International Rela.icne of the Chinese Empire及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二書皆Meyer的the Chinese Governmcat等書中述中國制度者的簡篇，一無新意。第二章叙左宗棠幼年至中年的生活，亦只爲《左文襄公全集》中左氏年譜的摘鈔。第三章至第六章叙太平天國之起事至覆亡，其中特别詳細研索左氏在江西浙江及福建對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第七章叙左氏之參加平捻戰争。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叙西北回教徒之始亂及左氏先後平定陝甘新疆歸來後的晚年生活。第十六章以短論作全書之結。

作者對左氏的興趣與認識，以及此傳記的寫成，本爲研讀幾本旅行甘新一帶回教區域的著作所引起，（自序）所以全書的貢獻及價值也在回亂的研究上。咸同光緒之際，中國遭逢太平天國捻匪及回教徒三大亂，即此三亂蔓延區域之廣以及垂時之久而言，已爲近代史上最足研究的大事。近人對於太平天國的研究，因爲國民革命以後重視民族革命，一時覺風起雲涌，不可或止，於捻回二亂，則尚在發軔。研究回亂的最大困難，當爲材料的缺乏，今貝爾斯氏以左氏爲中心而詳述西北回亂，不特爲開山之作，實也爲勇敢的嘗試，此其二。回疆自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百年大戰平定後，雖爲十全武功之冠，但屯墾無效，鞭長莫及漢滿回之間情感不洽，而回教徒本身之有新舊之分，以至叛亂時生。同治時的大亂，言受雲南回亂及太平天國革命雙重刺激而起，發難於陝甘，而蔓延於新疆的天山南北，其三大首領爲白彦虎馬化龍及阿古柏他們，雖各自爲謀不相連續，因地理形勢的特殊所給予清廷的困難，却不下於太平天國其混沌情况甚或過之。左宗棠的受命爲遺大投艱的工作。要系統筆述左氏的行軍作戰其艱巨也正與左氏實地工作相似（。）貝爾斯氏總攬全局細按戰迹特别利用戰争地圖使讀者就每一戰役的準備與制勝，隨作者的地理指點及左氏艱苦卓絶的精神從陝西而達於極邊的伊犁。舉凡金積堡之圍河州之役天山南北之戰（頁二五六二七四及三五六），無不利用地圖確實指出其分寸的進退行止，紙上談兵，此爲上乘，此其二。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帶，當時與中亞的關係幾不可分，中間似乎也没有確定的國界可言，所以内部的每一變動，常引起紛繁的國際關係。阿古柏建立一獨立國家於天山南路，英俄兩國，觀感即不同。英國認爲阿古柏建國於印度及俄領之間，成一緩衝地帶，於英有利。俄則深恐此種形勢存在，將引起俄境内回教徒的叛亂，並影響通商事業，想設法制止。這種情形使阿古柏不得不運用外交。英國先派遣福塞茨使團（Forsyth Mission）至噶什喀爾來偵察並估計阿古柏統治下中亞疆土的實况，後來雙方通好，在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締成條約。土耳其聽到這一回教的兄弟之國的出現，自感興奮，剛巧阿古柏於同治十二年遣使前往，要求土耳其承認其獨立，土耳其王就給了阿古柏以噶什喀利亞之王（Aniir of Kashgaria）的稱號。同治七年（一八六七年），俄國一個舊派的帝國主義者考夫門將軍（General Kaufmann）做了俄屬土耳其斯坦的總督，不滿於阿古柏的反俄態度尤想乘機修改俄領中亞的天然疆界。雖然强迫阿古柏對俄取友好態度而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訂通商條約，雖然阿古柏也曾於次年派使節到俄修好，俄却從未停止軍事行動。同治十年就完成伊犁各地的佔領，想進窺烏魯木齊從這種復雜的外交關係，可證明西北問題的嚴重性，書中頗能給我們相當滿意的描述。（頁二九九至三一八）天山脚下的一個新興之邦，是與遥遠的倫敦君士坦丁及聖彼得堡密切往還的，可怪的是無論阿古柏自己或英土俄三國，在這密切的往還中，從不把享受主權的中國政府提及或計算在内，甘新一帶的危機如此，後來左宗棠的半耕半戰，直搗伊犁，重新確定中國的威權於邊陲，其功績與價值實由此可見。西北當時不但强鄰壓境，在正式國際關係上頗爲危急，事實上在中國久不問聞，門户洞開，外國私人的活動也至足驚人。一位俄國的旅行家宿斯諾斯基（Sosnowaky）在蘭州時遇見左宗棠，因爲左氏正在屯糧作戰，宿氏乃與左氏訂約舊米六百萬斤於左氏（頁二三七）。私商與政府的利害或常不一致，但宿氏者正可説明外國私人活動的廣闊並操有西北的經濟大權也書中關於此項政府與私人在甘新的活動，最可翫索，此其三。審此三端我們不但可明瞭回亂大局，並可認識左氏所以爲中興時代一大軍人及政治家的所在，研究近代史者，似均應一讀此書，至少應一讀其左氏平回亂的部份。

不幸此書瑕瑜並見，缺點孔多，舉其最嚴重者有三：

一，取材的不備與不當  外人關於中國的撰述，其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能利用中國材料。貝爾斯氏諳中文，此書又草於北平，論理應搶救此病，在中國讀者心上樹立一種新的信仰。其實則不然，《左文襄公全集》裏的左氏年譜，可説是全書的藍本，此外的中文材料，很少詳证博考。就以作者所最致力的西北回亂而言，如《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爲材料豐富的官書，如曾毓瑜的《征西紀略》《平定關隴紀略》及《戡定新疆記》，爲私家撰述中極饒史料價值者，作者竟均未涉及。僅此一例，可概其餘。即或有時引证中文材料，也往往不得其當，王定安的《湘軍記》作成於王闿運的《湘軍志》之後，因《湘軍志》較爲樸真，曾國荃及湘軍人物對其所述深致不滿，《湘軍記》乃大事删飾，對湘軍備致推崇，轉失其真，作者引《湘軍記》而不用《湘軍志》，不知其理由安在？咸同時代的史料史書甚夥，《滿清野史大觀》一書雖不無可取，但列爲主要中文參考書之一，不得不使人懷疑作者信手拈來，或孤聞寡見了。作者如於材料上多用功力，我相信一定可以使其書爲之改觀。

二，未能描摹出左氏的完全人格  寫一本傳記，主要的任務是把一人的人格完全表達出來，傳記文學的上乘作品實以人格爲其靈魂。同光時代的中興名臣因爲是同一新舊交織環境下的産物論其爲人任事，各有其保守與進步的部份，兩者的交織與配合之中自然流露出其完全的人格。所謂進步部份，指的就是對西化的認識與努力，這是每一個中興名臣所以爲名臣的新精神。左宗棠立大功於戰場，無論其所經歷的爲定太平天國平捻或戡回，都只是其事業的一部份，或人格的一面，另一面應是其對於西化的貢獻。實在説來，金積堡之捷或伊犁的規復，在左氏一生，其重要並不在福州馬尾船廠之上，羅星塔的周圍，到今天還盪漾着左氏的英靈。太平天國平定之餘及未被調往陝甘作戰之先，左氏任浙閩總督，其主要工作即爲建造馬尾船廠，該廠的一切計劃與經費，爲氏所一手璧劃經營，再付託給沈葆楨繼續辦理的。就是後來在西北的戎馬生涯中，也無時或忘，極力做沈氏的後盾使該廠得不中途停辦。這樣重要的事，在左宗棠傳裏是應大書特書的。可是貝爾斯筆下所呈現的左氏，主要的是一個職業的戰士，是一個謀無不售攻無不克的諸葛亮，（左氏最喜自比諸葛亮），雖然在第五章裏説到氏在浙江杭州一帶對太平天國作戰時所受法國詳槍隊的刺激，雖然在第十二章裏説他如何在蘭州設立新式兵工廠，並向總理衙門表示對近代化的態度已屬不够；而於馬尾船廠大業，僅於頁一九三至一九四及頁二八七，一提了事未免太欠缺了。這是貝工一個極大的忽略，書中左氏人格表現的缺憾，因此無法彌補，試更進一步論之，馬尾船廠還只代表左氏西化事業的表面，從左氏實際思想上去探究，左氏對西化的認識既遠不及郭嵩焘及李鴻章也不及曾國藩，當他主張設立該廠時以爲一旦船隻造成，戰時可作戰艦，平時可作商船，一舉兩得，何樂不爲？殊不知戰艦商輪，原爲兩事，欲求兩得，將反致兩失也。他在極力主張規復伊犁時，又以爲此種造成的輪船，可以敵俄國的鐵甲快船，更難逃李鴻章“實翅夢囈”的批評。他雖深信西洋機械能力而力辦船政，却又以爲輪船危險，嚴諭其子不得由天津乘輪南下，時輪船失事雖有之，當也不如左氏言之之甚。所以用船政來表達左氏西化認識爲必要，且一旦深究，又可見其認識的不够徹底，足证其並無中西優劣的比較觀念，以完成其進步思想的一面。貝爾斯氏既根本忽略左氏的船政大業，更談不上進一步西化思想的分析，所以我們無法從其書中瞭解完全的左宗棠。

三，批評同時代人物的不公允  在小説中描寫一個人物，爲使讀者沉迷，不得已可用偏袒手法，使之盡善盡美，甚或神化，但歷史著述是需要冷静的公允態度的。作者爲了要極力描摹左氏爲一大軍人及政治家，就犯了史家所不能犯的錯誤，凡是左氏的軍事行動及計劃，以及與曾李等的争執，都有意無意地給左氏以佔上風的論斷。（Tustification）左氏的軍功之大，與其謀劃精密及耐勞習苦的長處，早有定評，作者如就此加以闡述，實大可不必。進攻太平天國首府的南京，曾氏極力主張，並無錯誤，蓋天京不下，不能動摇天國的根本，作者借左氏應與敵人争野的論斷加以非議（页二三二）責難之情可見。曾國荃進攻天京正急之時李鴻章自滬蘇西上，左宗棠從杭州北指，困守天京的太平軍突圍的惟一道路爲皖南，鮑超當此，兵力不敷，曾氏移文左氏請援，實爲全盤軍事形勢上的要着，作者反詳言左氏在浙江的困難，説曾氏此舉的目的在摧殘左氏在浙江的軍功，以左氏的不應援爲是。（頁一五五至一五六）左氏初由江西進攻浙江，軍飽和軍械的確困難，作者深怪曾氏有意不加援助，要知當時各軍作戰，糧飽和均爲自籌，曾氏負軍事全局的重任，也自有其困難，而於沈葆楨在江西對左氏的接濟，又一字不提。後來頓兵西北，進窺伊犁，因軍飽和等問題與李鴻章齟齬，乃引起雙方海防塞防的大争論，熟審當時形勢者，均認李主海防，原爲合理的低調，左主塞防，却是動聽的高調，想不到作者也爲高調所惑，在其間獨斷是非。

用一種過份的同情心或厭惡心來評价人物本是危險的事，如果我們細考當時實情，來看曾左李間的衝突，是顯見的原因有二。一是各人自集鄉舊，團練起兵，各樹一幟，各有其集團精神，（Esprit de corps）彼此本有不相能之習，川、楚、湘、淮各軍雖名義上統於曾氏，實則各軍及其領袖間常有摩擦，即曾氏所親練的水師，也不免彭（玉麟）楊（岳斌）之争。曾左李的衝突，無疑的是受此種積習的影響。二是各人的性格不調和。曾氏最富儒將風度，好講拙誡，其取人，以多條理少大言爲主。李氏才大，初有傲慢之習，等到在曾氏幕下學得才大心細勁氣内斂的功，才被薦爲江蘇巡撫。左氏才識不在曾胡之下，而德量不及，並意氣用事，夸大喜功，正所謂有宰相才而無宰相器的人物。曾氏曾於請留左宗棠襄辦江操之過急軍務折有云：

“……其才可獨當一面，固已歷有明征。惟其求才太急，或有難言稍偏之時；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而思力專精，識量閎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左氏不能容物，以致爲盛德之累的本性，讀此當可了然。左氏反言此爲曾氏對他的皮相之論。（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七致郭崐焘書。）曾氏既不喜大言及盛氣的人，如王錱爲其屬下，就因矜張見疑，難以水乳，左氏意氣特甚，自然不能相合。如果我們相信仁者治人，智者勇者治於人，仁者的曾氏，當時尚能對左氏做到不愛其人而愛其行的地步，似不應再將彼此的衝突盡劃歸曾氏負擔了。`

李鴻章才高於左，而識尤過之，兩個負才的人相值，衝突又何能免？我們看李氏對左氏的評語，一則在左氏肅清關内大拜入閣之時，极爲推崇：

“肅州之捷，首從悍逆，殲守甚多，邊塞肅清，轄疆從此可登袵席。季帥（左氏）艱苦經營，煞費心力。金甌竟卜，開我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奇，信乎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復邵汴生中丞書）

但是接着又發表相輕之見：

“左公竟得破天荒相公雖有志節，亦是命運。湘人如左者豈少哉？”仝上致曾劼剛通□書

這種揚之抑之的批評，當非左氏所願受後來爲了規復伊犁而引起海防塞防之争，不過是兩人性格的擴大，表現爲政治主張上的分歧而已。

不明白上述兩點，要在曾左李間妄定是非，分别黑白，是會離事實過遠的。

最後，貝爾斯氏有幾點論斷，也頗可商酌。百一三三至一三五論及中國軍事行動上一個决定因素是城，（City）因爲中國到處有城，（如各縣有縣城）所以在軍事行動上自然發展，就是守城戰術，所以中國戰争哲學上的至高理論爲防禦，而非西歐的進攻。實際上無論中西，城市必爲交通中心而形勢扼要，兵家所必争，西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戰役，如普法戰争中的耶拿（Youa）之戰，或第一次大戰中的凡爾頓（Verdum）之役等，也都是戰在城市，至於城市之有無城墻，（City Wall）並不關重要。中國戰争哲學上的防禦思想，探本窮源，大概是隨中國的和平思想而來。中國人愛和平，所以作戰是自衛的手段，並不在侵略他人即漢唐盛世的伐匈奴征突厥，爲的也是防禦自身的安全。又頁一八五至一八六，説中國戰争思想上不知道利用海港作軍事行動的根據地，並不會體認海是民族事業上的一個有力，因素比如清政府與太平軍作戰，十五年從不知道利用上海等重要港口來支持發展戰局。無疑的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所最發達的爲大陸理想可是肯定中國不體認海洋，却非事實。歐洲的海外大發現開始於十五世紀中葉，就在其未東航印度以前，中國明代的鄭和和七下西洋，率領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到遠東非，中國偉大航海家的西去比西人東來還早數十年，南洋的殖民事業也因此底定。至於西人東來時航海所用的指南針是從中國傳去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誰又敢説中國是不識海的民族呢？不過後來大陸上的本身多事，没有保侨的具體方針，西洋人又挾其利器不斷來襲，使中國在南洋的勢力一時受阻，而退守沿海，所以到鴉片戰争時代中西衝突原在南洋至此反發生於沿海港口，這並不是中國在海上的潰退而是西洋勢力發展得過速過大所造成的。惟其西洋勞力發展得快中國難以扺拒，到太平天國革命之時，沿海商埠乃爲西人商業利益所在同時又有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及太平軍兩方均不能利用港口作戰，就是恐怕因此而引起更嚴重的國際糾紛，作者以此爲例，來説明中國的不知海洋，也可算倒果爲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