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离开南京前，南北议和已达成。袁世凯多次谈话表态说：“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权再行于中国”。包括孙、黄在内的南京革命党人一时都受其蒙蔽，认为清帝退了位，革命已成功，今后只须坚持法治，听袁总统来收拾残局。李在和议达成前坚主讨袁，是怕袁借口和谈在来养肥自己，颠覆民国。现见袁当上总统，个人野心已满足，便从思想上解下了防备袁的武装。后蛰居农村一年多，陆续从报刊及亲友书信中得知孙、黄北上与袁商订好的《协定大纲》十条；孙、黄南返，又交口诵赞袁：“苦心为国”，“为人甚有肩膀，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以当之”，“袁必能尽忠民国（10）”。从而使李更坚定了对袁的信任。

　　宋教仁被刺，当时传说不一。袁又下令撤免国民党三督，派李纯、臧致平率重兵分据九江、上海。这时内而南北战火一点便燃，外而日俄法美伺隙待逞，国家倾危，迫在眉睫。南方革命党人前既姑息养敌，现在却想以连年裁兵缩编的东南一隅抗数十倍强悍的北军，何异以卵试石？况今日之袁，乃刚刚为孙、黄所赞颂、为革命党人所推戴之总统，不再象两年前出师北伐，理直气壮，讨之有名了。李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便立即以在野党人身份通电南北双方，提出“再开和会解决争端”的主张。

　　这个主张没有被双方接受，国民党人发动的“赣宁之役”，不到一个月便被彻底打跨下来。袁又再三电促各地未到职的“总统府顾问”、“高等参事”、“公府咨议”进京商定大政。李的同乡好友杨度专函相邀，弟侄（时分别在陆军部、海军部工作）又以章太炎意速驾，乃于1913年8月携眷北上。李临行时对饯行的乡绅父老说：“因内形势险恶。国民党人虽被打下去，袁世凯若不谋求团结亲善之道，战祸必将重演。列强虎视眈眈，前途真不堪设想！余此次北上，只想消弭世难（11）”。这和后一个月进京就职的滇督蔡锷对饯行亲友说：“此去要捐弃前嫌，帮助袁世凯度过这一难关”，同样寄希望于袁政府的想法完全相同。他哪里想到袁世凯是
一条拖着狐狸尾巴的恶狼，他这一走，就象飞鸟自投罗网，从此失去了自由。

　　李进京二十多天后，才由孙毓筠陪同见到袁。寒暄一通之后，话刚拉上“增强法制”的课题，袁便顾左右而言他，端茶送客了。随后李把“团结异已，增强法制，加速建设”的意义写成《条陈》，托孙转致，亦如石沉大海。原来袁是怕这个退居在野、尚有相当号召力，并曾力主讨伐他的旧光复军总司令，会在他下一步撕下共和外衣时起来兴风作浪，特邀请进京乃加以羁縻的意思，哪里有兴趣来听他的高见呢？随后袁便用孙、黄制定的《临时约法》的条文通辑“暴徒”孙、黄，公开暴露出一个大独裁者的凶险面孔来。他一手自选大总统（原叫临时大总统），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一手对收买不了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采用公开通辑、关押和羁縻软禁的手段。袁首先把不肯附和他的光复会领袖章太炎押到龙泉寺，剥夺其人身权利；把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期间担任川边经略史的尹昌衡加罪下狱；对李的处置办法是借口保护安全，派兵哨站岗软禁，只允许其在许可范围内行动。章忍受不了折磨，进行绝食斗争，其女（龚宝铨妻）探监，因悲恸章备遭折磨的惨状，竟愤而自缢于监内。袁畏外界责难，才允许章迁居钱粮胡同，专人看管。李到京后，通过钱念劬与章联系，得之章在拒受袁的赠款后，生计已陷入绝境。李即概然支助巨款，还电告南洋光复会支部汇款接应，确保章全家生活无虞。后来章在写给女婿龚宝铨的信上，说到他被释出牢房，全家人不致饿死，全靠“李柱中助资，钱念劬助力；而二君奔走虽勤，终不能直言于当局（指袁），皆由黎公（指黎元洪副总统）处间接成之”。1914年冬，尹昌衡在狱待决，羁縻在京的其他革命党人，都胁于袁的专政淫威，相顾却步；李独愤然写信责袁以大义，尽力进行营救（12）。

　　李洞知袁倒行逆施，根本无劝说可能，深悔为杨度、弟侄所误。自己一家人既遭到软禁，还虑及弟侄两户十余人的生命安全问题，不便只身冒险外逃，便干脆谢绝外事，杜门大隐，靠看书、酗酒、打牌来排愁遣闷。常来的座上客有新老同盟会员兼同学同乡的谭笃余、蔡锷、钱念劬、杨度、孙毓筠、胡瑛，胡鄂公也常来玩玩。在杨云霈、梁士贻迎合袁意盛倡遵孔读经后不久，杨度、孙毓筠登门闲话，提到杨写的《君宪救国论》，李大摇其头说：“我辈多年来蹈白刃、冒弹雨之谓何？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喋血碎骨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有何筹谋之余地？若谓今日局势动荡，全非共和体制之过，乃武人掌政、法制不修之过。此断断不敢苟同者。”几日后，杨又陪梁士贻总理过访，李但以他语乱之。尔后门外增设岗哨，家人出入亦须严受盘查。到八月初，杨与胡瑛来，真以坐牢杀头相恫喝。李云：“我退居已久，不问国事。诸君怎样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胡拍手说：“好！反正听我们去搞，你只管看书、打牌，只要不反对我们就成了。”边说边拿杨走了。再过几天后，《时报》上公布筹安会六个发起人名单，“李燮和”三字就在李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在第五名，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绑上贼船了（13）。

　　当时寄居李宅的谭笃余还说：“袁酝酿帝制前，对李的看管加强了，连家人都不许随意外出。记得李名登报已三天，李还不知道。是我听人谈起（我那时留外务馆整材料，好几天未回寓），才找到那天报纸告知他。他早已失去登报发电的自由，除大骂杨、胡几声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设了个筹安事务所在石附马大街、杨、孙任正副理事长，驻场办公 ，李挂名理事，胡瑛常去，刘师培偶尔去，李与严复根本没去过。倒是蔡锷常去那儿玩玩。”谭又说：“蔡锷与我是一同就读长沙、日本的同乡同学。他同李性格相近，特别谈得来；还多次偕孙、杨来李宅打麻将；也携小凤仙来过。蔡出走前两天，独来李寓谈到深夜。袁世凯死后李才告诉我，那晚蔡同他商酌行动计划，详细打听了吴淞黄汉湘的情况。蔡逃脱虎口，李是助过一臂之力的。可惜蔡起兵讨袁不久便死了；在蔡未患病，袁还执政时，蔡当然不能谈及李”。以后袁死蔡死，李含屈死，继之以军阀混战和蒋、陈上台，纵有知道内情的人，谁又肯出来烧冷灶，犯风险，替李讲几句公道话呢！

　　李被软禁到袁死才恢复自由。但刚刚解下旧绑，又蒙上新冤。他经历过长期的紧张战斗和在袁政权下三年多的拘困屈辱生活，身心都受到严重催残。生多壮志，尽付东流；晚误人言，深悔北上。

　　下面且看解放以来各大家论证李是“叛徒”、“帝制犯”所持的论据，再结合提出我个人的分析、论证。

　　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里说：“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此时是个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1913年宋案发生时，他虽到北京活动，以调和南北自命，电劝黄兴适可而止；此次因生活困难，又从湖南到北京来观光，被杨度拉进了筹安会，做了一名无足轻重的配角”。显然，陶推究李被拉下水的原因是“穷极无聊”、“失意”。这不合事实。前面提过，李不但是富家子弟，还是南洋一个富商的女婿，所以一看到章太炎家生计陷入绝境，便慷慨助以巨款。李也不是失意军人，从一个教员一跃而为光复军司令、陆军部次长、长江水师总司令、总稽查，政治上可说一帆风顺。他解职归田，全出自愿，何曾失过一天意？说他去北京两次，也与事实不符。

　　薛君度在《黄兴与中国革命•附录》里说：“反对南北方议和，痛骂袁世凯如见其肺肝，而又有文件可查者，莫如李燮和，此人却正是后来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六君子之一”。薜武断李“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细查薜全书，认定李是“六君子”之一的根据，仅仅是那分登有发起人名单的《时报》。这显然是不够的。

　　蔡东藩、许廑父著《民国通俗史演义》，还杜撰了一个小说情节，说杨度等发起筹安后，“李海上检察厅呈文反对帝制……李海是李燮和族弟，与燮和志趣不甚相合，所以上书弹劾，居然有大义灭亲的意思”。何汉文、杜迈之撰《杨度传》则说“李海控告杨度等叛逆昭著，动摇国本”。又说“李海是李燮和之弟，在长沙办《湖南公报》，经燮和出面斡旋，不再有所表示了”。言之如此凿凿。经笔者走访李的近宗远族和《湖南公报》知情人，并无“李海”、“李诲”其人。

　　综观所有论定李是“帝制犯”的书文，除依据《时报》刊登的那份名单，再也不曾提出过一个确凿证据。笔者没能查看袁政府的全部档案材料，据观看到的五十多种书报资料表明，李在筹安会出笼前没有过任何鼓吹孔教、帝制或吹棒过袁的言论、文章；筹安会事务所建立后，李与严复从未涉足过问，不屑去与哙等为伍；以后费树藩、梁士贻等倡“顾全民意”说、“利用民意说”、“请愿团”、“国民代表会”，李独深居幽处，无声无迹于其间。我还仔细查过洪宪《升官录》，袁登极后，每天要封官几十人，百余人，全没有李的份；后来爆发云南起义，各省纷起讨袁，袁父子忙于应付，正苦人手不够时，也未见起用这位以善于指挥战斗著称的旧光复军总司令。这那能象个“叛徒”、“帝制犯”和袁“爪牙”的样子？！

　　不仅人们没能提出一条足以证实李是“帝制犯”的论据来，而且我还能提供三条论定李不是“帝制犯”的依据。头一条是章太炎当时的记述。章说：“孙少侯（毓筠）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入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15）”。此明言孙拥袁称帝，李则无他。第二条，龚翼星在发表于当时的《光复军志》里写道：“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啗项城，篡君名其中（16）”。如果李当时曾亲自签名，不是篡名，龚必不会如是写，也断不敢如是写。第三条，坚持反袁的胡鄂公闻李病死在家，亲作挽联说：“与孙黄宋蔡几番作革命元勋，成功不居，大智若愚，愤世学楚狂，千古英雄一洒泪；值日俄法美列强肆侵略主义，战固酿灾，和亦延祸，信宗失季布，纵横欧亚尽含悲（17）”。出边赞许李是革命之勋。在赞扬李解兵回家的高风远量同时，说他因要求严惩刺陶主凶和北捣清宫的主张被拒绝而积有私愤，才离职回家。这一点， 我们暂不去讨论它。对边就宋案后李通电南北和解一事作出合情合理解释，说“和亦延祸”，意谓当时即使和解下来，还是消除不了袁氏复避帝制的祸害。“信宗”释“被人信赖的典范”。胡赞李是“信宗”，说李之死会导致“纵横欧亚尽含悲”。胡、李同在北京，李若是“帝制犯”，胡断不会作出如是高的评价来。

　　总而言之，我认为：李是一个具有旧文化、旧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又是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他首创黄汉会，组织宝庆、长沙起义，南下南洋，东下江浙开展地下活动， 参加广州起义，为首光复上海、吴淞、南京，保障住当时南方的革命政权，随后誓师北上，直捣烟台。出生入死，百折不回，是勇猛的闯将，卓越的指挥员，坚主北上讨袁灭清的有识之士，是同孙中山、黄兴一道亲手推倒清朝君权，缔造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和重要领袖人物。可惜缺乏政治远见，错认民国建成，万事大吉，轻信袁的许愿和孙、黄的说项，轻易解除对袁早有戒备的思想武装，妄去与虎谋皮；既落入虎口，又怕坐牢杀头，不敢坚持斗争；既被篡名筹安会，又不能拼死表白于天下。在李身上体现的这种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造成的个人悲剧，也是整个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悲剧，值得人们深思！

　　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五编26章。

　　（11）龚翼星：《光复军司令李君墓誌铭》。

（12）《光复军司令李君墓誌铭》。章太炎：“致龚未生书”，吴恭亨“对联话”24页

　　（13）谭笃余《回忆录》。（佚）

　　（14）《光复军司令李君墓誌铭》，谭笃余：《回忆录》。

　　（15）《章太炎年谱长篇》493页。

　　（16）《光复军志》、《光复军司令李君墓誌铭》。

　　（17）原联保存到1948年，据李家附近老人殷太祺兄弟回忆背诵。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8年第17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