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有駐外使臣，始自郭燾。在此以前，關於派遣使臣駐外，各國公使迭以爲請，鴉片戰争之後，正當中美商約交涉的時候，法國公使剌萼尼（Theodone M.M.J. de Lagrene）來華亦以通商傳教之事爲請。道光廿四年（一八四四）九月來粤求見，耆英於廿日接見，其中亦會談及中法兩國互派使臣一節，耆英據以入奏，説是：“該夷使輒稱伊等西洋諸國若遇兩相結好，必須各派使臣，往來聘問。儻中國亦可仿辦，伊國當遣使進京駐紮，庶兩國消息常通，方可互相幫助等語。奴才因其越分妄求，當即折以定制，正言覆絶。”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美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曾建議於直隸總督譚廷襄，結果以中國富庶無求於僑民爲詞，而予以拒絶。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總税務司赫德（Rob rt Hart）上總署之“局外旁觀論”亦以派遣駐外公使爲請。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英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ecek）遞交其參贊威妥瑪（Sir Thomas Wade）所議“新議論略”中也曾論及。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總署爲預籌修約事，曾將遣使列爲應預籌議之一項，當時奏覆者有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等大臣，皆認爲可行。清廷得奏後亦未遣使，不是顧慮人才的缺乏，就是顧慮費用的繁多，或是顧慮無事可辦和言語不通。但因當時事實上之需要，總理衙門也曾采取總税務司赫德的建議，派斌椿携同文館的學生遊歷歐洲各國。斌椿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正月廿一日由北京啓程，歷倫敦、哥平哈經、斯德哥爾摩、聖彼得堡、不魯舍爾、巴黎等地，於是年八月返國。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以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返國之便，得赫德之贊助，乃於十月廿六日飲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以記名海關道志剛，候補知縣孫家毅爲副使，美人柏卓安（J. M. Brown）和法人德善（E. de Champs）爲協理，經歷美、英、法、普、俄等國。蒲安臣覲見俄皇后染病不起，於同治九年（一八七○）初逝世，使團不久也就返國。但是這可説是變相的，非正式的派遣使臣出使外國。本來中英、中美、中法天津條約皆載明各該國得設立公使領事於中國，中國亦得派使領赴各該國，享受對等之權利。其明文載在中美天津條約之續增條約第三條中，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在華盛頓簽字，次年在北京换文。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中英天津條約續約第二條亦載明中國得遣使領分駐英國屬地，享受最優之待遇。但遲遲未获批準。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中英煙臺條約又有關於中國使領住英屬各地之條文，當時中國始覺有派遣使臣之必要。所以中國政府真正在外常駐外交使節和設立使館，以郭嵩燾爲開宗明義的第一人。

郭嵩燾（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卒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一八——一八九一），湖南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别號獻臣，晚自號玉池老人，於道光丁酉鄉試中式，丁未會詾中式改庶吉士。太平天國軍興，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出參僧格林沁天津軍事，旋派查山東税務。十年（一八六○），假歸不出。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特授蘇鬆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有功，賞三品頂戴，超署廣東巡撫。丑年（一八六六），開缺回籍。至十三年（一八七四），特召赴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起爲福建按察使，以候補侍郎内召署兵部侍郎，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兼署禮部侍郎。二年（一八七六），充出使英國大臣，尋授兵部左侍郎。從其政治生涯來看，一生事業並不宏大。他自己説過：“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雖是牢騷語，確不失爲真心話。

他的學術思想一本朱程，而宗法船山。常稱周易内傳，讀四書大全，實窺見聖賢之用心而發明精藴，足補朱子之義所未備，爲朱子以後一人，元明諸儒罕有及者；究心張子之書，以禮爲宗，以復性爲本，以剛毅正大爲學，窮極博論，本末完備，體用兼賅，於船山之學實能洞其底藴。著有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捲，中庸質疑三卷，訂正朱子家禮五卷，郭氏家譜十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二卷，養知書屋詩集十五卷，郭侍郎奏疏十二卷，使西紀程一捲，罪言存略一捲；未刻者尚有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征實二十四卷。其中尤以“養知書屋文集”在今日讀來尤不失其爲有價值的著作。

郭嵩燾出使西洋，因馬嘉理（Margary）案，遵照煙臺條約，派赴英國通好，惋惜滇案，並爲首任駐英公使。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十月十七日於上海拜疏出洋，至十二月八日扺倫敦。當時國書無充當公使之文，至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始行補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兼使法國。

郭嵩燾在未出使以前即喜談“洋務”，認爲洋務爲治國平天下之一端，不可不加注意。他了然於中外交接之義，並謂辦理洋務不過爲請求應付之方而已。而應付之方不越理勢二者，勢者人與我共，理者所以自處。他説：“臣惟洋人之强，與其逼處中國，爲害之深，遠過於前代，而其藉端陵借，乘釁要求，中國與之相處，其情事亦絶异於前代。處之得其法，其於各口税務，及學館教習，及練兵制器諸大端，洋人相與經營赞鳌，未嘗稍有猜忌；處之不得其法，則議論繁多，變故滋生，往往小事釀成大事，易事變成難事，以致貽累無窮。竊見辦理洋務三十年，中外諸臣一襲南宋之議論，以和爲辱，以戰爲高，積成數百年習氣；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綏邊應敵，深謀遠略，載在史册，未嘗省覽，洋人情勢，尤所茫然，無能推測其底藴，而窺知其究竟。”最後：歸結於：“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他如此坦率立言，自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反感，所以他在當時談詳務，真不啻冒天下之大不韙。他給友人的信中説：

京師，吴江相國相戒不談洋務，而鄙人之談如故。至於謗謝刺譏，遍於士大夫，洶洶然不可響邇，鄙人之談如故。誠見洋禍已成，與中國交接往來亦遂爲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曉洋務，即可少生一釁端。

他爲什麽要談洋務，這已説得很明白，讀來令人感動。當郭嵩燾受命出使時，已年近六十。李鴻章給沈葆楨信中説：“筠老三萬裏之行，似尚慷慨！”起初雖有使臣駐外可暫緩之議，然其意固認爲目前重要之舉，所以他便欣然就道了。

郭嵩燾奉使歐西，因事屬創舉，當時的人則認爲“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類質子，供其驅策，隨其嚬笑，徒重辱國而已。”可見他們對於遣使的意義和重要不甚了然。因而郭嵩燾即大爲物議所詬病。如李慈銘覆徐樹銘的信，即可概見。信内説：

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爲可惜。行百裏者半九十，不能不爲之嘆息也。

王闿運的紀事更可反映當時的輿情，他在湘綺樓日記中寫道：

（裴）樾岑繼至，言時事，多拂人意，餘不欲聞；唯傳駡筠仙聯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負此謗名，湖南人至耻與爲伍。餘曰：“衆好衆惡，聖人不能違。”

郭嵩燾之所以遭人抨擊，一則因爲他平日喜談“洋務”，頗推重西洋政情，已爲人所不滿，有如前述。再則，在他未使英法以前，英國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被戕，發生嚴重交涉，郭嵩燾曾疏劾雲貴總督岑毓英，請將其交部議處。當時岑毓英正以此案爲士論所崇，故郭氏遂爲一時訾毁所集，適因奉派出使，更增其詬摘之資料而已。

郭嵩燾自出洋以後，即悉心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益以耳聞目見，觀感頗多。他以爲“西洋立國，本末兼資。”中國在漢唐極盛時代，固然是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又獨自尊大，“以夷狄爲大忌，以和爲大辱，實自南宋始。”他把這些意見寫在使西紀程中，寄給總署。現在摘録兩段如下：

一、論中國的情形説：“南宋以後，邊思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以自容。程子大儒，論本朝五不可及，一曰至誠待夷狄。北宋以前規模廣博，猶可想見。孟子故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而引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爲樂天。漢高祖一困平城而遣使和親；唐太宗至屈尊突厥，開國英主不以爲諱；終唐之世，周旋回紇吐蕃，隱忍含垢，王者保國安民，其道固應如此。以夷狄爲大忌，以和爲大辱，實自南宋始。而宋明兩朝之季，其效亦可觀矣。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絶异。其至中國，惟務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處憑陵，智力兼勝，所以應付處理之方豈能不一講求？並不得以和論。無故懸一和字以爲劫持朝廷之資，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祈天者兢兢業業，克抑貶損以安民保國爲心。誠不意宋明諸儒議論流傳，爲害之烈一至斯也。劉和伯言，談洋務者只見得一面道理。吾謂道理須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見也，不可謂之道理。所謂道理無他，以之處己，以之交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職，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亦不敢恃。尊主庇民，大臣之責，胥天下而務氣矜何者？凡爲氣矜者，妄人也。匹夫挾以入世而人怒之，鬼神亦從而譴之，此足與言國事乎？如是而去道理滋遠矣！區區愚忱，不惜大聲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

二、論西洋各國的情形説：“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爲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而俄羅斯盡北漠之地，由興安嶺出黑龍江悉括其東北地以遠松花江，與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極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諸部，盡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設重兵駐之，比德度力，足稱二霸，而環中國逼處以相窺伺，高掌遠蹠，鷹揚虎視，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絶不一逞兵縱暴，以掠奪爲心。其稱兵中國，猶輾轉據理，争辨持重而簽發，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而虚憍以自張大時哉？輕重緩急無足深論，而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班固匈奴傳贊有曰：‘來則以禮接之，畔則以兵威之，而當使曲在彼。’處争奪猶然，而况其所挾持者尤大，而其謀尤深者乎？”

他在倫敦又給李鴻章一封很長的信，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争圖内治，以立富强之基。”信中對李氏建議道：

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自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嘩笑之中，求所以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裏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户部尚書恩婁葉歐摹，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傚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即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慮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憂搆兵，直可以理勢决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脈膽氣筋骨堅强，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砲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名鳳苞）携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煉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

這就是説，西洋的輪船槍砲固然值得中國學習，而它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也都值得學習。所以他以日本爲例，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迎頭趕上西洋。這對於中西文化的溝通實有極大的潜伏作用。至他所謂“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正是指出當時洋務運動中所犯的毛病。

郭嵩燾出使西洋後的觀感，在我們看來不能不説是一種進步的見解。但當時人的瞭解與我們却完全兩樣，尤其是他的“使西紀程”更引起時人的詬駡。何金壽説他“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王闿運説他“殆已中洋毒，無可採者”。李慈銘記道：

嵩燾自前年在福建被召時，即上疏痛劾滇撫岑毓英，以此大爲清議所賤。入都以後，衆詬益叢，下流所歸，幾不忍聞。去年夷人至長沙，將建天主堂，其鄉人以嵩燾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鄉試，幾至罷考。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爲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於是湖北人何金壽以編修爲日講官，出疏嚴劾之，有詔毁版，而流佈已廣矣，嵩燾之爲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爲之刻者又何心也！

本來郭嵩燾奉使，初議至後每月當成日記一册，至進總署，討論西洋政事及應付方略，以資借鏡。不料使西紀程中有一二言及中國外交上之失敗皆無識士大夫狂妄言論所造成，總署爲之刊行，於是清議大嘩，參者四起，何金壽抗疏論劾，奉旨毁版，以後不復編録，頗爲可惜。

但是現在我們試加考究，郭嵩燾的話對西洋文明是否言之過當？這根據當時人的記載便可明白。我們知道郭嵩燾回國後繼任者爲曾紀澤，再繼者爲薛福成。他們三個人在那時都是聞名的外交家，先後出使英法等國，有“三星使”之稱。現在不妨看看他們對西洋的觀感。

1. 曾紀澤在倫敦致丁雨生的信中説：“紀澤自履歐洲，目睹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强之有本，艷羡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征，屬而和者幾人，只得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嘆焉耳。”

2. 薛福成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昔郭筠仙侍郎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爲清议之士所扺排。餘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窄观察，亦謂其説不诬。此次東來歐洲，由巴黎至倫敦，始信侍郎之説，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征之。”

曾紀澤薛福成的話是經驗之談。他們因親歷其境，故對於西洋文明的優點深切明瞭。譚嗣同説得好：“郭筠仙侍郎歸自泰西，擬西國於唐虞三代之盛，幾爲士論所不容，薛叔枟初疑其言之太過，後身使四國，始嘆此言不誣。”從前黎庶昌官兵部時，上書言事似深薄洋務，後來出使日本，讀其章奏，恍然如出兩人，也就是這種道理。

當郭嵩燾將使西紀程寄至總署，李鴻章讀了，倀表同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三月二十六日他寄給郭嵩燾的信中説：“閲新聞紙，知已順扺倫敦，覲見英王。總署鈔寄行海日記一本，循覽再四，議論事實多未經人道者，如置身紅海歐洲間，一拓眼界也。”李鴻章在當時是一位最有眼光的人，他最推重郭嵩燾，郭嵩燾也認他爲生平的知己。但郭嵩燾提倡西洋文化，建設新國家的主張，他却没有完全采納，好好地實行。直到戊戌政變時又爲康有爲樑啓超一般人所提出。可見敦嵩燾的見解，却做了他們思想上的先導。

郭嵩燾出使歐西，既爲人所詬毁，加以他與劉錫鴻交惡，人事摩擦，更增其處境的困難。起初郭嵩燾使英，欲求隨員，劉錫鴻乃營求出洋。他知朱石翹郭嵩燾交誼頗深，托其斡旋。郭嵩燾便允予所請，薦爲隨員。而總理衙門則以副使之畀，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三月以各國使節無副使之例，乃調爲駐德公使。不料渠出洋後即與郭嵩燾决裂，其後輾轉有十款之奏，累加攻擊。李鴻章給沈葆楨書中説：“筠仙心腸，尚是忠愛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來爲劉雲生所窘苦，勢難並立。”當時劉錫鴻行動之乖謬，李鳳苞劉學翊皆嘳有煩言，李鴻章亦曾函總理衙門，説是“雲生在德，若李監督所云於大局既無裨益，且與筠仙積怨成釁，咫尺相望而聲息不通，徒爲外人所竊笑，似屬非宜，望高明必有以處之。”而總署不一加譴責，嵩燾致憤鬱染疾，於是三疏乞退，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交代回國，後來他給黎庶昌的信中述説這件事道：

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虚，區區才力亦尚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龁，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伕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尚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尚不足以惑衆。……嵩燾不敢一一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没齒無聞焉已耳。

郭嵩燾既與劉錫鴻互相水火，駐外彼此聲息不通，不但無所裨益，且徒爲外人所竊笑，乃改派曾紀澤出使英法，李鳳苞使德，這幕悲劇便算結束了。李鴻章給丁稚璜的信説：“筠仙侍郎與劉雲生互相糾劾，兹皆撤回，以曾劼剛通侯使英法，李丹崖觀察使德，或較勝前人耶？”

郭嵩燾出使外國，真是拚却聲名替國家辦事。他“目睹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强之有本”，恨不得中國立即强盛起來，常常與人争論，所以捱駡。慈禧太后説他所辦之事不少，但捱駡也挨够了。這確是實在的情形。他自己也説：“衰病頽唐，出使海外，群懷世人欲殺之心，兩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據以爲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傅會以申其説，取快流俗。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爲患已深，夫豈虚憍之議論，囂張之意氣，所能攘而斥之者！”但他對於誹謗之事却不甚介意。他説：“徒若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而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姓名者？區區一時之毁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矣。”至謂他“賦性褊迫，少所容納”，由此可見其非實。

我們仔細考察，郭嵩燾出使歐西，受人指摘，非爲他故，乃是他的見解和思想與當時人相衝突的原故。他在職期間，一切費用皆自支銷，取諸公者不過爲廉俸館租二事而已。他嘗説“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望於於，”其人品純正可知。他出使歐西，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具有極大的貢獻，就其對外交方面之成就約有三事可言：

第一，就外交行政機構説：鴉片戰争前後，中國對外交涉以軍機處理藩院爲辦理外交文件的機關，但非爲維持正常外交關係之組織。至咸豐十年（一八六○）乃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主持其事，由王大臣奕訢、桂良、文祥等籌備組織。十一年（一八六一）二月一日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至此中國對外交涉始有一正式外交行政機關。郭嵩燾説：

國家設立軍機處爲出政之所，中外事機悉歸裁定。咸豐十一年總理衙門之設，一倣軍機處章程，遂與軍機處並立。其時恭親王實司總理，可以專制，兼因交涉洋務，多持正議，不願與聞，今已辦理十餘年矣。察看西洋大勢，總理衙門當遂爲國家定制。頒發上諭及一切處置事宜不能不歸軍機處，軍機大臣未經奉派總理衙門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無從推求。臣愚以爲軍機大臣皆應兼總理衙門銜名，庶幾討論情勢，通籌熟計，以期有所裨益。

郭嵩燾主張總理事務大臣應由軍機大臣兼任，大臣上行走由内閣滿漢京堂官兼任，軍機大臣之上爲王貝勒，此項建議清廷頗爲采納。其後光緒二十四年，各地督撫將軍又奉旨辦理各該管轄區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之事務。此外設總辦章京滿漢各一人，幫辦章京滿漢各一人，秉奉承王大臣之命，督率所屬辦理文書記録會計事宜。總理衙門除辦理外交外，當時所謂“洋務”，如海關、海軍、電信、鐵道、礦産等事務，均由其兼理，所以職掌範圍亦因之擴大。凡此皆爲由郭嵩燾建議之影響所收的實際效果。

第二、就使領制度説：先言使館制度之形成與發展。郭嵩燾出使英國爲中國派遣常駐使節之始。其後陳蘭彬奉派爲駐美西祕三國公使，容閎爲副使。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派何如璋爲駐日欽差大臣，張斯桂爲副，常駐日本。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以各國使節無副使之例，乃調英副使劉錫鴻爲駐德公使，并兼駐奥荷大臣。四年（一八七八），崇厚奉派出使俄國，旋改爲全權大臣。同年，駐英公使郭嵩燾兼使法國。至此中國駐外使館乃次第成立。後來郭嵩燾在他的自叙傳中回憶道：

遣使駐紮西洋，發端自嵩燾，距今十餘年。所以遣使之意，當時訖無知者。……自吾奉使倫敦，繼之者陳儷秋使美利堅，某使日本，相隨出洋……其後劉錫鴻使德意志。……近年見聞日開，人心日平，視初時氣象固遠矣。

至於出使章程，亦因郭嵩燾出使之實際需要，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八月成立。九月，又定出使各國隨帶人員章程。使館制度始行大備。（一）就經費而論，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斌椿携同文館學生赴外國考察，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派志剛孫家榖及蒲安臣等遊歷歐洲各國，均因事屬創始，所需經費，事先無法核定，由總税務司赫德先行墊發，然後核實動用三萬船鈔及輪船變價銀兩分别專銷。這次使臣常駐各國，事期經久，自然不能與以往情形相比，乃總理衙門奏準動用各海關六成洋税以爲經費。（二）就使館組織而論，計出使大臣一員，副使一員（後來取銷），參贊二員，繙譯四員，隨員醫官四員，出使以三年爲期。（三）就出使各員俸薪而論，欽差大臣頭等一二品充，月給俸薪一千四百兩，二等二三品充，月給俸薪一千二百兩，三等三四品充，月給俸薪一千兩；副使俸薪月給銀七百兩；頭等參贊官月給俸薪五百兩，二等給俸薪四百兩，三等月給三百兩；頭等繙譯官月給俸薪四百兩二等月給三百兩，三等月給二百兩；隨員醫官月給俸薪二百兩。此外上海文報局亦因郭嵩燾之奏請而設立，專司收管使臣通信連絡之責。再言領事制度：中國設立駐外領事館遠較各國在華設立領事館爲晚。鴉片戰争之後，以江寧條約關係，中國始承認各國設置領事。然在此以前，事實上英國在廣州等處，已有領事的設立，咸豐十年（一八六○）中俄北京條約訂立，規定中國政府派定駐外領事。條約成立以後，各國相繼與我訂約，規定互遣領事，中國因絀於經費，又缺少實力以壯聲威，並未及時實行。後來郭嵩燾出使英國，目睹流寓海外華民備受虐待，乃於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八月上奏清廷，請於新嘉坡設立領事。其義約有二端：（一）保護商民：遠如秘魯、古巴之機工；近如南洋之西班牙所管轄的吕宋，荷蘭所轄的婆羅洲、噶羅巴、蘇門答臘，本無定立章程，其政又近於苛虐，商民間有屈抑常苦無所控訴，是以各處商民盼得一領事與以維持；（二）彈壓稽查：如日本的横濱、大阪各口，流寓華民本出有户口年貌等費，改歸中國派員辦理，事理更順；美國的舊金山、英國的南洋各地，接待中國人民，視同一例，稽查彈壓，别無繁難。清廷采納他的建議，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二月十九日在新嘉坡設立領事，是爲中國駐外領事館之始。當時以胡璇澤爲首任領事官，其經費多由當地華僑凑集，其組織亦甚簡單。因胡璇澤通曉西洋語言，就未設置繙譯，僅有隨員而已。正領事官月給俸薪銀五百兩，隨員照出使大臣隨員月給俸銀二百兩之數酌减，每月給予俸薪一百六十兩，稍示等差。自此以後中南美洲以及日本等處，開設駐舊金山、横濱、神户、大阪各領館。及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經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的請求，南洋群島各處之領館始漸次普遍添設，實開保護在外華僑的生命財産之先聲。

第三、就外交人事行政説：郭嵩燾有很高的見解。他主張外交與内政應該等量齊觀，使才與將相也應該不分軒輊的並重。他説：

漢詔出使絶國與將相並重。當時所急者不過折衝樽俎一日之間，實不逮西洋關係緊要之萬一。伏願皇上考攬人才，勸求方略，期使中外諸臣勿存薄視遠人之心。……外籌應接之術，内立富强之基。

郭嵩燾又看到中外關係已成一定之局，不應深閉固拒，而該講求應對之方，儲才待用。他説：

將來海道開通，中國商人能赴各國設立行棧，有可經理之事，漸次迭派大員充當公使駐紮，自不可少。此時出使通好，委無關係。而既經奉派英國，各國相援爲例，正慮此後出使歲必加多。臣以爲考求洋務，中外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則盡人可以差遣。……朝廷以息事安人爲心，奉命出使，誰敢不盡力。應請以後選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禮部開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歲不滿五十者，聽候遣派，亦與尋常出使同等，務使廷臣相習爲故常，不至意存輕重，而於洋務事勢亦不能不加研究，以求備國家緩急之用，其爲裨益多矣。

原來當時的人對於駐外使臣意存輕視，一般頑固守舊的士大夫更有所謂“今世正士，誰善外交？”“焉有正士而屑爲此者”的問答。即以郭嵩燾出使而論，就爲“京師士大夫所賤聞”。然而他竟不顧一切，談論洋務如故，欣然受命出使。他在晚年回憶往事説道：

當初遣使時，廷臣皆視此爲大辱。李子和制使、馮展雲學使正當切論以阻其行。嵩燾答言：數萬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艱鉅，誰與任之！

他願犧牲個人的榮譽，忍受責難的痛苦，而爲未來無數的外交家謀幸福，這種“舍己爲人”的精神多么偉大！到了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三月二十日，他在病中寫下最後的絶筆：

吾在倫敦所見東西兩洋交涉利害情形，輒先言之，以爲關係國體，行之又至簡易，不憚越職言之，而一不見納。距今十餘年，使節重叠，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稍能諳知，不似從前之全無知曉，而已失之機會不復可追，未來之事變且將月伏日積而不知所窮竟，鄙人之引爲疚心者多矣。

他這種忠職謀國的精神何等感人！雖在百世之後，猶可想見。

總之，我們以爲郭嵩燾在晚清是一個進步的學者和外交家。他思想的開明，就在現代來看，還不算落伍。樑啓超推崇他和魏源曾紀澤三個人爲中國講求西學的先驅者，並非過譽。郭嵩燾自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回國以後，就不曾出山替國家辦事，他的政治理想因之無從實現。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六月十三日就死去了。李鴻章在請付史館折中這樣沉痛地寫道：

生平於洋務最爲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深微，事後無不徵驗。前後條列各件，外廷多不盡知。病歸後，每與臣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復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閲，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嘆不竟其用爲可惜也！

我們温習這段史實，除了對這位外交家不幸的生涯表示悼念外，更深深地感覺折衝樽俎的偉大外交人才在中國是多么難得而又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