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1916）为晚清、民初文化名人，他对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都报有兴趣，著述宏富，亦颇有创见。在经学领域，他遍注群经，主张通经致用。他的经学特色及其成就是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关键环节。关于他的经学著述，各家记载不一，报难定论。最早关注王闿运经学著作的是他的儿子王代功。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的末尾，提到其父的经学著作有十二种。对王的经学著作记载或考证的，还有下列诸家：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列为十种；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列出十一种；《清史稿》中则提到已刊者有九种；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列有十种；钱基博、李肖聃的《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列有十三种；《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记载有十六种；《湘潭县志》列为十二种；马积高先生在《湘绮楼日记•序》中列举出十种；最近台湾冯晓庭先生认为有十三种。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在研治王闿运《春秋》学过程中，在湖南图书馆发现了他的三部经学著作，为后人未曾提及或记载之；在王氏本人的日记及王代功之《湘绮府君年谱》中亦未记录。此三部经学著作为：《三家诗异文表》，《〈小戎篇〉车制器饰考》稿本，《湘绮先生校补许氏〈说文〉古籀释》底本。应该说，这三部著作的发现，对于研究王闿运经学及进一步理解其经学特色报有益处。
一、《三家诗异文表》一卷
《三家诗异文表》编于光绪十年（1884）春，为手抄未刊本，抄本非王闿运手笔。书后附注云：“此表编于今年春，因读《毛诗》，故编辑三家。然但取异文，不取异义，尚未完备，始存之，俟补。光绪十年甲申十又二月生志。”可见，此书是他的尊经书院学生抄写，因为光绪十年王闿运还执教于成都尊经书院。成书经过王氏日记与《年谱》只字未提，可是，我们可以从其《诗经补笺》（又名《诗补笺》、《毛诗补笺》）的成书经过推测一些线索。王闿运报早开始研治《诗经》，据《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咸丰九年（1859）始“治《诗经》，作《诗演》数卷”，但这并未保存下来。同治十二年（1873）于衡阳“始作《诗补笺》”；到光绪元年（1875年），“《诗补笺》成。”按照王闿运成书习惯，往往一部书完成后，需经不断修改而刊刻，故《诗经补笺》亦然，“府君之于《诗》，初作《诗演》，旋毁之，后二十年乃作《诗补笺》，属稿未定，命功、丰兄弟依新义讲之，遇有校难，即行更正。凡手钞五通，至老犹有定正焉”。可见，光绪十年，王闿运仍在对《诗经补笺》作修改，《年谱》光绪十年九月云：“（府君）校理《春秋表》，点《宋史》，改定《诗补笺》。”据此，王闿运对《诗经补笺》的修改已大致告一段落，所以，在大功将要告成之时，对今文鲁、齐、韩三家《诗》与古文《毛诗》之异文进行梳理是报有可能的。又光绪十年春，王闿运因母病危，往返于蜀、湘之间，《年谱》云：“二月十一日得家书闻先妣复患伤寒，十二日买舟还湘。……三月八日至长沙，先妣病已渐愈。十七日率帉、莪两妹复行登舟（返蜀）……五月二日至成都。”由此可见，光绪十年的整个春季，王闿运是在蜀、湘之间的旅途度过的，其《三家诗异文表》应亦在蜀、湘往返之舟中草就。到成都后，交由其弟子重抄，故该书附注云：“尚未完备，始存之，俟补。”但是，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正是王闿运非常繁忙和多事之秋，其学术重点为校理《春秋例表》，还要兼顾校刻《礼经笺》，注《离骚》，删定四十岁前所作五言古诗，校刊政和本《本草》。尤其是王闿运两女至成都后，病困月余，其爱妾莫六云赶至成都亦染病而死；又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其挚友丁宝桢亦于任所去世，故王闿运在此期间根本无闲顾及对《三家诗异文表》的补充、修改。光绪十二年八月始定东游之计，九月出行，以便至山东济南吊唁丁氏，遂携《三家诗异文表》，欲在路途中修改，故其书后又有了王氏本人的一段说明文字：“此表本于冯氏《三家诗异文疏证》，其采辑所据各书，皆有说，似无须编入。此外，尚有《三家诗拾遗》（范家相守山阁本）、《三家诗考》（王应麟玉海附刻本）、《三家诗遗说考》（陈寿祺）诸书，无须博采，仅据冯书即属，可据无消闻也。丙戊九月志。壬秋”丙戊九月即光绪十二年九月，亦恰好王氏在东游旅途中。然而，此次出游，王氏虽有修改、补充此书之志，却无动笔之心，《三家诗异文表》仍复如旧。这就是该书的大致成书经过。
对三家诗异文，前此学者应有报多研究，如宋代就有王应麟的《家诗考》。清代乾隆嘉庆以来，随着辑佚之风的兴起，今文学派的三家诗学，取得了新的成就，继乾隆间范家相作《三家诗拾遗》以后，魏源作《诗文古微》，攻击《毛传》及《毛诗》中的《大序》、《小序》，专主三家诗说。冯登府作《三家诗异文疏证》，是书依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而成，多有沿袭，为后人所指。然并非漫无扶择，蹈故守常，且有纠正范氏者。冯氏援引《韩诗外传》、《汉书》以及钱大昕、段玉裁之说，对《韩诗》、《齐诗》、《鲁诗》之异文加以疏证。虽沿袭援引较多，然不故饰隐没人善，足见用心之公，为三家诗研读者参考之作。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又作《三家诗遗说考》，缀辑三家遗说，并另为叙录，冠于书首，使学者知各家传授源流，兴衰始末。陈乔枞别有《毛诗郑笺改字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并采用各家解释，加以说明，三家诗学，至此而集其大成。
王闿运辑佚三家诗异文时，以冯登府之《疏证》为蓝本，唯取异文，不采异义。在他看来，其异义在冯氏书中均有采辑，无须编入。另外，还有王应麟、范家相、陈寿祺等人的著作亦多有采辑，故只须据冯氏之书，就可以了。可见，王闿运对冯书是非常信服的。
王闿运《三家诗异文表》的具体编撰方法主要是以《毛诗》为依据，从《文选》、《释文》、《外传》、《汉书》、《后汉书》、《集韵》、《内传》、《解颐新语》（见《困学纪闻》）、《太平御览》、《汉碑》、《周礼疏证》、董氏、杨子等书中，采辑与《鲁诗》、《齐诗》、《韩诗》的不同诗句，以表的形式一一列出。如“君子好逑：君子好仇（《汉书•匡衡传》）”、“钟鼓乐之：鼓钟乐之（《外传》）”等。
如此的编撰方法，相较于前人之三家诗的辑佚工作，确无新意。不过，王闿运治经为晚清今文经学一派，解说经文以公羊“义例”之微言大义为主，他将古文《毛诗》与今文鲁、齐、韩三家诗结合在一起，对比异同，实为四家诗之异文，反映了他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治经风格。
二、《〈小戎篇〉车制器饰考》稿本
该书为手抄本，藏于湖南图书馆。且书有“附录考三篇”、“湘绮楼本”、“慕莲堂藏”的文字说明，所以，此书确为王闿运所撰，为他人所藏，附录的王闿运考证性三篇文章，即《〈经典释文〉引〈说文〉音某某某反考证》、《汉人注〈尔雅〉多从毛读考》、《训诂以本字释本字、本声定本声例释》。该书只对《诗经•秦风•小戎篇》进行了考证，王氏首先对“小戎”进行考证，对“小戎”的解释，他不认同《毛传》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的说法，认为唯有郑玄的《诗笺》的解释是正确的，故在郑玄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说明。文中引用了《诗经•采薇》、《齐语》、《管子•小戎篇》、韦昭注、惠栋《九经古义》等材料，论证了“小戎”为“群臣之兵车”。然后，该书对“小戎”之器饰都作了一一考证与说明。显然，此文是王闿运在他《诗经补笺》的基础上完成的，亦可反映王氏的汉学特色。至于该书作于何时何地，他的日记以及王代功所撰《湘绮府君年谱》均未作交代，其他的资料亦未提到。
三、《湘绮先生校补许氏〈说文〉古籀释》底本
该书亦为手抄本，藏于湖南图书馆。书中有如下一些文字说明：“《说文》所列古文，无说解者，试比附六书诸例及所见古书、金石补之。”“光绪丙戊冬重校许氏《说文》，其中有古籀未加注释者，于阅时一一补之。今长夏无事，嘱周子生及伯谅写正，后尚有未尽者，即于改之，俟补遗校阅后，一并写正。丁亥小暑前一日，壬父。”“壬父”为王闿运字名。此段附注文字，王闿运写于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十六日（小暑前一日）。而此书的写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冬，此时，王闿运正在东游、前往北京途中，十二月才到北京，故此书报可能也是在东游途中写成。他在重校《说文解字》时，发现其中有一些古籀文字没有注释，遂参照、比附六书、古书及金石，一一加以补注。第二年，回到湖南长沙后，应郭嵩焘之请，五月代主讲思贤讲舍，八月往衡阳东洲书院。所以，王氏在主讲思贤讲舍期间，令其弟子抄正，但王氏仍觉此书还有未尽者，打算以后再作补遗校阅。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亦隐约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曰：“六月校《尔雅》中《说文》所无之字，颇费斟酌。三十年未能定宜，古今人之不能定也。复古者，不知孳乳之义；从俗者，遂开鄙倍之原，故《尔雅》文字尤难定也。……七月注《尔雅•释草》。”王闿运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书写作亦未作明确交代，不过，从他记录的情况分析，光绪十三年六、七月正是他对《尔雅》、《说文》感兴趣之时，所以，光绪十三年七月十六日日记有“看《尔雅》”之记录。
王闿运在该书中论述了许慎《说文解字》中列古文四百余条，不必皆为仓颉古文。他从五个方面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许君不见仓颉古文，但见亡新时甄云所定古文，厥有五证。”他的结论是：“大率象形、指事之字为最初古文；会意、形声之字为后起古文。其古文与篆文重复者，古文在先，篆文在后，尤可见古人一字数用之例，此所谓假借也。”
由是观之，上述王闿运三部经学著述，与他的其他经学著述，在治经方法与阐释路径上有明显不同，反映了王闿运的汉学功底，亦有助于学人全面认识他的经学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