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颇具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虽籍隶湖南，且早年在湖南多次参与策动和领导反清武装起义，但他的主要活动却不在湖南，先赴南洋，继回上海，后又去北京。在南洋时，他被卷入第二次倒孙风潮；在上海时，他又与所谓的“都督风波”有关；在北京，他又被列名筹安会。那么，李燮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和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究竟是由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政见分歧而引起，还是蓄谋破坏团结闹分裂？他究竟是光复上海的功臣，还是争权夺利的投机分子？他究竟是一如既往主张民主共和制，还是后来已经改变初衷而拥护帝制？上述问题都需要人们作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但是，长期以来，李燮和这位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却没有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李燮和的革命史迹可以说被完全抹煞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民党提出所谓由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的“旧正统”观，从而论证蒋介石是孙中山所领导中国国民党的合法继承者；而华兴会、光复会等其它早期革命团体均被排除在所谓“旧正统”观之外。李燮和作为华兴会、光复会的重要成员，自然也受到这种“旧正统”观的排斥和诋毁。二是李燮和在“亡命爪哇”期间，与光复会的另一位著名领导人陶成章政见一致，交谊甚笃，而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间由于某些政见不同亦频起冲突，并发展成为倒孙风潮。这种冲突又因尔后陈其美争当沪军都督和扩充江浙势力而加剧，终至酿成陈其美派遣心腹蒋介石等暗杀陶成章致死的悲剧。因而，与李燮和早就结有私怨的蒋介石、陈果夫、陈立人集团上台把持党政大权以后，便着力控制宣传机关，垄断中国国民党党史档案，并任意颠倒是非，臧否人物，借贬斥、抹煞陶成章、李燮和来抬高蒋介石、陈其美等人的地位，以致解放前出版的有关国民党党史论著往往是削足适履、掩饰涂改，终至面目全非，几乎完全找不到陶、李等人的革命史迹，这种卑劣的作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由于李燮和在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在被袁世凯软禁的情况下，被背列“筹安会”中，使他长期带着“帝制犯”、“祸国贼”的帽子而无可辩白，也影响到对他一生作出正确评论。再者，辛亥革命以来持续的社会动荡，李氏后裔受到巨大的政治冲击，私家有关李燮和的史料散失无遗，搜集、整理李燮和研究资料成为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工程。因此，自李燮和谢世以来对他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有关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几乎完全被淹没、被阉割、被篡改；毫无疑问，研究李燮和不仅有助于辨明有关他个人的史实真相，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而且对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早期活动、革命派的内部关系、整个华东战场的战略格局以及民国时期的“筹安会”诸问题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这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史、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近，饶怀民教授在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燮和与沪宁光复》一书，这无疑是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的力作。该书共分七章，凡二十三万字，作者用“年少露峥嵘”、“三湘举义兵”、“南洋坎坷路”、“沪宁建奇功（上下）”、“列名筹安会”、“抑郁伴晚年”这些引人入胜、颇具可读性的章名作导引，对李燮和的传奇人生，特别是以他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评判，驱散了笼罩在他身上的层层迷雾，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概括起来，该书有如下特点：
一、对李燮和的传奇一生进行了详尽而周密的考察，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新见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李燮和在南洋时卷入了第二次倒孙风潮，并参与了重建光复会的工作，是否就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呢》
如所周知，重建后的光复会仍是一个革命团体，它的革命宗旨没有变，组织成分没有多大改变，主要领导成员工作作风也没有变，而且对孙中山的攻击基本停止；尽管有某些倒退，如主张暗杀、依靠经商解决经费等等，由此，作者认为，以章、陶为代表的光复会和以孙、黄为核心的同盟会之间所出现的分歧，从性质上讲只能属于政见分歧，这两个团体是政友而非政敌。而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光复会主张中央革命，而孙、黄则专注于华南一带；二是以同盟会十六字方针的理解上，特别是对“平均地权”的理解上亦有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与孙中山、黄兴会轴心的同盟会之间的分歧是出于名号之事，孙中山对此早就有过论述。因此，既然作为第二次倒孙风潮的主要策动者之一的陶成章与孙中山之间尚且不过是有政见分歧的政友而非蓄谋分裂的政敌，那么作为第二次倒孙风潮参与者之一的李燮和等人就更谈不上是什么蓄谋破坏的分裂主义者了。
长期以来，不少史学论著言及上海光复时，往往会提到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的问题，个别论者甚至公然把争都督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燮和，如台湾章毅毂的《陈其美》传记等等。
作者运用大量材料，对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成立前后陈其美与李燮和两人的思想言行进行了比较：
其一，早在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就有当沪督的预谋；而李燮和并没有当沪督的想法，李对陈的态度是坦诚的，而陈对李的态度却大有问题。
其二，在光复上海过程中，特别是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战役中，陈其美为了抢头功，冒险出击，战败被俘；而李燮和则见义勇为，一举攻克制造局，救陈其美于危难之中，李燮和在光复上海的战役中的表现比陈其美要好得多。
其三，上海光复的斗争实践已经把李燮和推上了上海起义军事总指挥的高位，而陈其美此时不过是被李营救出队的难友，并且无任何职务。
其四，在沪军都督府成立过程中，陈其美不择手段争夺沪军都督，而李燮和则说服部下不与之计较。上海都督府选举都督时，陈其美竞不通知光复会员参加，会上又压制不同意见，陈的亲信甚至公然掏出武器相威胁。而李燮和尽管不主张成立沪军都督府，但在陈当上都督后，“极力开导”部下，不与陈争都督。
通过上述比较，作者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争夺沪军都督的不是李燮和，而是陈其美。
李燮和被列名筹安会，对此，他后来深感愧疚，亦为世诟病。如何评价这一问题？当事人以及当前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李燮和因“穷困潦倒”而被袁世凯收买，成为“帝制犯”、“祸国贼”，如冯自由的《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陶菊隐的《筹安会“六君子”传》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不是“帝制犯”、“祸国贼”，李列名“筹安会”是一桩冤案，是在被袁世凯软禁后，他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杨度等人私下列名筹安会的，如刘绍东的《重评李燮和》，辛平编的《民国将领录》等。
作者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不能认为李列名筹安会就是“帝制犯”、“祸国贼”；也不能认为李在列名筹安会问题上没有一点责任。
首先，李燮和不是“帝制犯”。理由有四：一是从李的政治主张分析，他从投身革命到奉召入京，始终把坚持民主共和制作为奋斗目标，从未发现有赞成帝制的言论。其次，李与袁世凯志趣迴异，且两人并无私交，李拥袁称帝完全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复次，当时的革命党人，如对李知之甚深的章太炎、龚翼星、胡鄂公等，几乎都认为李不是“帝制犯”。最后，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下达的命令中，也没有将李列入“始祸诸人”之列而“严行惩办”。此外，所谓李列名筹安会是因为他“贫无立锥”、“穷困潦倒”、“生活困难”，更不符合事实。
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李列名筹安会虽然是在被软禁之后，由杨度等人强行列名入会的，而且他没有参与过拥袁称帝的具体活动，然而，他本人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李与当时的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对袁世凯存在幻想，过分相信袁世凯“坚持共和”的承诺，寄希望于袁世凯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在杨度、胡瑛第三次到他家里“以坐牢杀头相恐吓的关键时刻，态度暧昧，缺乏应有的积极抗争，这与处境更为艰难但反袁态度异常坚决的章太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的上述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和李个人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二、搜集宏富、资料翔实，征引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史料，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特色。
如前所述，李燮和研究是一项带有开创性的工作，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史料的搜集，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横下一条心，顶着困难上，硬着头皮来啃这枚酸果。从1995年春开始，便将“李燮和研究”列入自选课题，列入个人研究计划。近三年来，作者多次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搜集资料，翻阅了大量的报刊杂志和其它文献资料，同时又深入涟源市蓝田镇光明山李燮和的家乡，认真调查了解，多次访问李燮和的亲属，从而获取了大量的口碑资料。值得庆幸的是，在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刘绍东先生和中山大学赵立彬博士的协助下，还找到了部分未刊资料以及由李燮和主纂的《新泽李氏三修族谱》，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翻阅了大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杂志、已出版的回忆录、人物集和历史事件资料汇编等等，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锱铢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资料，许多资料在此都是第一次征引，实为可贵。这就为本书的写作夯实了可靠的基础。作者以史实为根据，以史家特有的良知，抱着对历史负责的真诚态度，摈弃了许多来自政敌攻击谩骂的先入之见，以及来自部将的褒杨阿谀之词，謇谔有言、褒贬有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真可谓直士写信史，读后令人折服。
三、治学严谨，认真考订，是本书的第三大特色。
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同时，并没有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而是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又将李燮和各个时期列出若干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先后撰写了《新泽李氏三修族谱与李燮和家世》、《李燮和与筹安会》等论文，并陆续在《华中师大学报》、《湖南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这就为解决一些带关键性的问题提供了钥匙。本书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匡正了不少过去论著和辞书的错误，例如：
关于李燮和的家世，过去一直是个谜团，史家几乎一无所知，以讹传讹的居多。作者以《新泽李氏三修族谱》为依据，至少使我们在下列问题上得到了明确的解答。首先是对李燮和的祖籍问题有所了解。李氏“鼻祖”李利贞原籍江西吉安，传至“第八十一代”李应续，在元代末年迁往湖南湘乡新泽，李应续为“迁湘始祖”，再传到“第十四代”李邦举，始迁往涟源蓝田光明山落籍，李燮和生于涟源市蓝田镇光明山李家村。其次是对李燮和的祖父母、父母亲的学识与德行等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李燮和的祖父李平梁“笃行好学”，才智超群；父亲李春轩“器识宏深，才具开展，望隆山斗，泽遗乡间”，母亲谭氏“贤秀性慈，善好施与，教子义方，持家勤俭，和睦妯娌，人无闲言。”其家风源远流长，敦厚纯朴。复次是对李燮和兄弟的名、字、号及简历等有了清楚的认识。李燮和、李云龙兄弟均为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过去由于资料匮乏，有关教科书、论著和辞书等等在介绍李燮和兄弟时，大多语焉不详，甚至连名、字、号也弄不清楚，对其革命经历知之不多，经讹传讹者亦复不少，该书的出版，驱散了笼罩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迷雾。
关于李燮和考中秀才的时间问题，史料有多种不同的记载：李燮和兄弟李云龙谓：“忆自戊戌应童试以来，是年冬兄留省受业于刘凤苞太史之门”。《三修谱》称：李燮和“光绪壬寅入诸生籍。”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谓：“一八八九年秋，与弟云龙考取秀才后去省会长沙刘凤苞太史门下受业。”另外还有一些不谈具体时间、比较笼统模糊的说法。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认为戊戌年即1898年考中秀才的说法比较可信。
关于李燮和加入光复会的时间，史料记载不甚具体。据李燮和撰《光复军事略》称：“丙午正月，复谋起义于长沙，事皆失败。清巡抚俞廉三移营捕会党，燮和乃出亡，遇浙人陶成章于上海。陶成章、蔡元培创光复会，介绍燮和为会员，是为燮和入光复会之始。”李燮和是陶成章介绍入会的，那么陶是什么时候到达上海的呢？作者通过对陶成章1906年前曾先后三次东渡日本情况的分析，认为李入光复会的时间应为1906年6月无疑。
李燮和在南洋时卷入了第二次倒孙风潮。这次风潮是以“孙文罪状”公函为标志而发端的。公函的起草者是谁？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说是李燮和“所作”；第二说为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起草”。作者以黄兴《复孙中山书》、《陶成章信札》等材料为依据论证了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
辛亥革命期间，李燮和一直主张将发难地点放在上海，并在上海光复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李燮和究竟是什么时候由武昌赴上海的？他在赴沪之前是否接受过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委派？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弄不清楚。陶菊隐所著《筹安会“六君子”传》在谈及李燮和由汉赴沪时说“黎元洪任李为长江下游招讨使，命其前往江南一带策动湘籍军警起义，李于十月中旬回到上海”。此议一出，不少的论著与辞书如《辛亥革命史稿》、《中国近代史辞典》、《湖南省志•人物志》皆持此说。作者通过细心查寻有关资料，证明上述似是而非的说法完全缺乏根据。首先，李燮和是在武昌首义之前赶赴上海的，那时湖北军政府尚未成立，黎元洪自然无从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根本就不存在委派李出任长江下游招讨史的问题。李燮和赴上海的时间是1911年10月6日。其次，李燮和在辛亥光复上海前后担任过六个总司令、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但没有一个是黎元洪委派的。复次，李燮和被黎元洪委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一说，纯系陈其美等人所造的谣言。作者的上述考证推翻了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定论”。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研究的起点较高，选题一般较为困难。作者把目光投向湖南，长期从事湖南辛亥革命史研究，特别侧重湘籍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已取得不少发人深省的成果。李燮和也是湖南人，作者在本书中不局限于知人论事，而是将李燮和置于辛亥革命这一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使读者不仅对李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历程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且对辛亥革命史的某些环节，特别是第二次倒孙风潮的发生、华东战场战略格局的形成、筹安会诸问题等先前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从中亦可窥见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深厚功底。
如同任何其它学术著作一样，本书也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倒如，作者在“列名筹安会”一章中为了尊重历史，理清事实真相，征引资料过长；在“增援南京”一节中，为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与李燮和关系不很直接的内容铺陈稍多等等。但作者以李燮和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和勋劳均作出了详细的评述，这就不啻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纪述了辛亥革命史事，无疑会起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和加深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燮和与沪宁光复》的出版，不失为一部填补辛亥革命史研究空白的力作。
《辛亥革命研究动态》
1999年第1期
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武昌首义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