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是滿清咸同年間的中興名臣，他以一個飽學的書生，居然把盛極一時的太平天國打破了，我們撇開民族的觀念來講，曾國藩的生平事業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但我們欽佩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精神生活。
在清軍和太平軍對峙之中，兩方面都出了不少的人才。在太平天國方面有：李秀成、陳玉成、石達開等，在滿清方面有：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十多年的血戰，太平天國方面失敗了，清軍終於得最後的成功，這是什麽原因呢？李秀成、陳玉成、石達開等，在智勇才略上豈不能和曾胡左李輩比擬嗎？也不過因爲曾國藩等克己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造成一時的風氣，得民心的愛戴，所以終於得了最後的勝利罷了！
我們縱觀曾國藩的一生，自從道光晚年他在北京做“京官”起，便觀察人才，留心時務，後來在咸豐初年曾氏以一“在籍侍郎”，掌管軍務，講究“拙誠”，刻苦自勵，一時湘軍中人才輩出，形成一種新興的勢力，晚年間做了總督，對於自己的操守，和刻苦的生活，仍不肯稍稍放鬆，這種堅持的精神，便是他一生成功的原因。所以曾國藩的一生，吾人除於他的爲异族效力，不能不致其遺憾外，他的個人品行，作事方法，尤其是精神生活，都值得我們的欽佩和取法的。
現在我們且把曾國藩的精神生活，略加分晰如下：
一、律己以嚴
我們崇拜曾國藩，無非因爲他講禮義，知廉耻。但是他一生最過人的地方，實在是他的“躬自實行”的一點。曾國藩在少年時代，便自己做克己的功夫。他寫信給他在家裏的諸弟，勸他們及時努力，他自己以身作則。他説：
“餘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嬾（懒）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喫水菸，洎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
記日記並不是難事，日記而用楷書，已是不易；而日記終身不間斷，更非有極大毅力的人不容易做到了。水菸是一種很小的嗜好，戒水菸誠然是一件小事，能用破釜沉舟的决心來做，這樣的人才能做大事。
曾氏還有一件持之有恒終身不渝的事，便是起早。他常説：“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其實起早不僅有益於身體，於做事方面也很有裨益。湘軍的所以所向無敵，便是能喫苦，而湘軍起身早喫飯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等到他帶兵以後，他對於自己絶不寬容。他説：“天下滔滔，禍亂未定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虚僞，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誠檏，導之以廉耻，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鄙人近歲在軍，不問戰事之利鈍，但課一己之勤惰。蓋戰雖數次得利，曾無小補。不若自習勤勞，猶可稍求一心之安。”與陳俊臣書
帶兵的人最要緊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徑，是律己以嚴。只有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揮將士激勵兵心。曾國藩的戰略本來平常，他的所以能得最後勝利，完全是待自己嚴厲的結果。
非但如此，曾國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總督，對於自己仍不肯稍失檢點，他在日記中説：
“餘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虚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乙巳五月
“日月如流，條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徙之時，憂愧曷已。”乙巳八月
可見曾國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嚴重地監視自己，教訓自己。曾氏這樣律己嚴刻，並不是口裏説説的，他是説得到做得到。也就因爲這個緣故，他在道德方面和事業方面，一天天的進步。所以曾國藩一生的成功，是由於他自己的以身作則，辛勤勞苦得來的。
二、治家勤儉
曾國藩的時代，還是中國宗法社會和家族制度最穩固的時代，所以他的對於治家一時是很關心的。現在的時代，當然不是曾國藩的時代了，但曾國藩的治家方法，仍不妨拿來供我們參考參考。
曾國藩的治家方法，不外“勤”“儉”字。關於“勤”的方面，他嘗説：
“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淫佚矣。”
這完全是鄉紳人家半耕半讀的舊規矩，而爲曾氏所堅守不舍的。
曾氏對於婦女的勤勞，也很關心，因爲婦女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説：“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厨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餘，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鍼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餘亦得察閨門以内之勤惰也。”（咸豐六年十月致紀澤）但他對於一個人的勤，並不主張立時做到，主張慢慢造成習慣。所以他説：“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恒。”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致諸弟
對於勤勞，他又舉出若干例子。他説：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惰。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猪亦内政之要者。”（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致澄季兩弟）他又説：“家中養魚，養猪，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而有一種生氣，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
至於儉字，更是曾國藩所持之有恒，終身不渝的。他嘗不厭過煩的説：“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嘆，餘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顔見人？……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盗廉儉之虚名，慚愧何地！”丁卯四月日記
他教訓他的兒子紀澤，也不外勤儉二字。他説：
“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餘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爾年尚幼，一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者倦怠，未有不敗。”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諭紀鴻
曾國藩不喜歡耍排場，他規定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爲家訓。他這樣的儉檏，甚至引起他阿弟的懷疑。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文正公手諭嫁女，奩貲不得逾二百金，歐陽太夫人遣嫁四姊時，猶恪秉成法。忠襄公聞而异之；曰：‘烏有是事’：發箱櫃而驗之，果信。再三嗟嘆，以爲實難敷用，因更贈四百金。”
曾國藩生在湖南山間，從小勞苦，所以能够勤儉，這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但當他做了高官，仍不渝勤儉的初衷，這種毅力和識見，實在值得人們欽仰的。
三、“拙誠”的實效
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得益於“拙誠”二字者不少。
關於“拙誠”二字，他在湘鄉昭忠祠記這篇文章中説：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潡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耻。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君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
在一個虚浮僞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得成功，惟有至“誠”才能收實效。取巧和虚僞，固然可以取得一時的便宜，終究必定是失敗的。
曾國藩生在湖南山間，亢直的民族性，使得他去“僞”而崇“拙”。他對他的弟弟説：“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閲功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己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於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機巧來，我仍以含渾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所以拙誠不但足以修己也足以化人。
李鴻章是他的學生，鴻章的才氣，是國藩所賞識的。他看出鴻章的才幹可用，而浮巧爲其弱點，所以當鴻章在國藩幕府時，國藩有一次藉端對他説：“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鴻章爲之悚然。可是後來李鴻章的功業，未嘗非他老師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謂“拙誠”，就是多做實際工作，不作口頭宣傳。這雖不是“拙誠”二字的正當解釋，但這兩字的精粹就在於此。所以專説大話而不知埋頭苦干的人，是曾國藩所最瞧不起的。所以湘軍的首領，都是些不善於説話的人。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在此。
爲了貫澈他的“拙誠”的主張，他又創爲“五到”之説。所謂“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於這“五到”的解説，照曾國藩自己説：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盗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叮咛。”見曾國藩名言類鈔
細看他的所謂“五到”，無非是脚踏實地地不厭煩瑣不怕艱難的埋頭苦干。看上去這“五到”雖不是一件難事，但非自己認定“拙誠”二字而有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四、虚心求過
過失是任何人所難免的。曾國藩過人的地方，不在無過失，而在虚心求過。他一發覺自己的過錯，便用極大的毅力來改過。
曾國藩在日記中説：“近時河南倭艮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辛丑七月）因此他便依照倭仁的辦法，在日記中寫出自己的過失，時時警惕以求改過。他的日記中自己找出自己的過失的例子很多：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動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甲子四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南京駡，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予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壬寅正月
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過仍不肯稍寬。他説：“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餘於三四月内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他這種勤求己過的精神，是不可及的。
他不但自己找尋自己的過失，并且請求朋友和兄弟如發現他有過失，直方相告。他説：“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又説：“餘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
在他的家書中，也常常看到他請兄弟常進箴規。他在家信中説：“諸弟遠隔數千裏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他又在日記中説：“九弟諫餘數事，餘亦教九弟‘静虚涵泳，蕭然物外’。”
即使是一個非常人，也往往喜諛怒詬的，但曾國藩却不然。朋友們對他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説：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意，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諷餘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日記庚申九月）“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缺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静，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
許多居大位的人，因爲平日聽不到一句逆耳的話，聽不到一句真的輿論，結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國藩這種“勤求己過”“喜聞諍言”的態度，是很值得我們取法的。
五、待人忠恕
凡是一個律己唯嚴的人，没有不待人忠恕的，曾國藩便是如此。人和人間的衝突，不過是爲了利害關係。一個嚴以律己的人，一定能把權利看得很輕，欲望看得很薄，那麽他在與人交接中，决不會對任何人有什麽苛求了——這就是忠恕。
曾國藩的成功，便在於得人心，便在於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他爲什麽有許多忠實的朋友，而人家爲什麽没有呢？這就是因爲他待人忠恕。他曾説：
“敬恕二字，細加體認，實覺刻不可離；敬則心存而不放，恕則不蔽於私。大扺接人處事，於見得他人不是，極怒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頓平，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
忠恕二字，非要有極大度量的人，不易做到。曾國藩的所謂忠恕，並不是口頭説説的，他能説到做到。曾國藩的度量，是很能容物地，他和左宗棠的關係，便可以證明他待人忠恕的程序。
左宗棠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在四十一歲前猶在鄉間充私塾先生，因辦理團練，爲曾國藩所賞識。因此在咸豐十一年浙江軍事緊急的時候，曾國藩力保左宗棠，説他“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請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可是左宗棠這人放蕩不羈，恃才傲物，老是對曾國藩過不去。雖然左宗棠是曾國藩提拔出來的人物，曾國藩對於左宗棠這種恩將讎報的行爲，並没有忿怒的表示，可見他是如何的忠恕，如何的能容物了。
六、文學修養
曾國藩是一個軍事家，政治家，倫理家，除此以外，他還是一個文學家，曾氏對於文學是很有修養的，只因爲他在事業上的成就太大了，所以把他的文學修養遮過了。
現在我們只説曾國藩的讀書，曾國藩對於讀書，可分三層來説：第一是喜歡讀書；第二是懂得讀書的方法；第三是勸人讀書。
咸豐二年以前，曾國藩在北京做京官的時候，他便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他在翰林院幾年，所做的可説完全是一種“研究工作”，因爲職務比較清閒，所以他有好多的工夫自己讀書。他所交的一般朋友，都是很講究讀書的，所以那時京師的讀書風氣很濃厚。
這時候曾國藩有一段讀書的故事，事情是這樣的：他因爲屢試不售，在京師住得氣悶，便應朋友之招，到江南去遊玩。在路上因爲路費缺乏，向睢甯的朋友易作梅借了“百金”。在路過南京時，他把這筆維持生活的錢完全買了書。不够，又把衣服當質了些，添補上去。他能借錢質衣買書，可見他對於讀書的興趣了。
後來他辦理軍事，雖然“軍書旁午”，環境不甯，但他仍不忘記讀書。所以他寄信給他的兒子紀澤説：“餘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嘗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又説：“餘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抛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可見曾國藩平日私生活的一斑。
這種好讀書的習慣，直到他年老之後，做了兩江總督，仍没有變更。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的時候，曾國藩已經六十一歲，右目已失明，許多人都勸他静養享福，但他仍讀書不息，决不虚度光陰。
至於曾氏的讀書方法，更值得我們注意。他的讀書方法，第一是有恒；第二是不勉强；第三是做劄記。
曾國藩曾説：“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爲主。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躭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道光廿四年十一月廿一日致諸弟
他在讀書方面，主張實事求是，不貧懶取巧，他説：“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翻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他又不主張讀書强記，這是與現代教育方法暗合的。“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强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這是他讀書的原則。
至於看書“做劄記”，更是曾國藩求學的不二法門。近來許多學者提倡“做劄記”，其實曾氏早就實行了。他認爲讀書應“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
曾國藩其他方面的文學修養，可以從他的奏章、文集、家書、日記中看到，因爲説起來太多，這裏暫且不談了。
七、作育人才
以上所述，固然是曾國藩立身處世的種種美德，但曾氏最偉大的地方，便是他“作育人才”的一番苦心。
曾國藩嘗説：“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象，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則東，導之西則西，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箴言書院記）所以他認爲一般普通人，是需要有力者善爲領導的。他又認爲倘若隨處留心，天下到處都是人才，他説：“今日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
曾氏既抱着“人愈求則愈出，不求則不出”的態度，所以他便極力搜羅人才。他搜羅人才的方法：第一是“訪求”；第二是“料理官車，摘由備查”；第三是“圈點説報”；第四是“注解縉紳”。從現代的目光看來，這是一本極詳細的“人事資歷簿”。這樣一來，他對於用人便有了標準了。
曾氏認爲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他對於教育人才，是很有方法的。我們把他平日的一舉一動，歸併起來，他的教育人才的方法不外下列幾種：一、多講話；二、多見面；三、多寫信；四、提示好榜樣。
曾國藩還有一種遠大的目光，爲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選替手，他説“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這種爲國求賢的精神，是曾氏最偉大的地方。我們常常看見許多能力高强的偉人，因爲不知多選“替手”，他在世的時候固然轟轟烈烈，等到他一去世，便“人亡政息”了。曾氏在軍營之中，便竭力設法“造成獨當一面之才，以爲久遠不敗之地”。其目的即在作育人才，多選替手。
薛福成在他的代李鴻章做的“擬陳督臣忠勛事蹟疏”中，對於曾氏這一點説得很詳盡：
“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人才之衆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爲异才。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奬人杰，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
“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各盡所長，内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勛卓然。
“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奬借，量材録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劃。别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桀驁貪詐，若李世賢、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奬其長而指其過，勤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絶。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
看了上面薛氏所述，可見曾國藩的時代，人才輩出，尤其他的幕府中，賓僚盛極一時，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八、實幹精神
曾國藩的爲人，不問治軍、治政、立身、爲學，都有一種不可及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什麽？就是“吃硬”。
一個主張當曾國藩既經决定，并且認爲是對的，那麽無論環境如何惡劣，前途如何困難，他一定勇往直前，不避艱苦，拼命地干去，從死路中求生路。這種精神用現代的話説，就是“實幹精神”。
細看曾國藩自從咸豐三年帶兵以工，到打下安慶爲止，在這個時期中，幾乎没有一天不在艱難困苦的中間。但他能從奮鬥中求出路，終於得最後的成功。曾國藩有一句名言，叫做“好漢打脱牙，和血吞”，意思便是硬着頭皮喫苦而不出怨言。他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寫給國荃的信説：
“困心横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餘慪氣從不説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强。因引諺曰：‘好漢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立志之訣。餘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駡；癸醜甲寅，爲長沙所唾駡；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駡；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脱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曾國藩的實幹精神，我們可以從他死後署兩江總督何璟上給清廷的奏章中看出，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裏，無處無敵，無日無戰。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敵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可見其堅持不屈的程度。從上面看工，可以看出曾國藩成功的祕訣，全是“硬干”，凡不能“埋着頭苦干，吃着虧不説”的人，都是曾國藩所最瞧不起的。
曾國藩對於他的兄弟，也常常以實幹精神相勉。他説：“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好似好漢聲口，惟有一事不説，咬定牙根，徐圖自强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沅浦弟
所謂“實幹精神”，不僅在平日埋頭苦干，尤須在失意時絶不灰心。有一次曾國藩的弟弟國荃連吃兩次大敗，國藩寫信安慰他説：“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煉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辱之時。務須咬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忝然自餒也。”他的弟弟聽了他的話，後來果然有很大的成就。可見不灰心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先决條件。
曾國藩認爲只説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軍隊中，照例不用喜歡説話的人，成爲一種風氣。因爲只説不做，是和“實幹主義”的原則相違反的。“實幹主義”是要埋頭苦干，不重宣傳的。曾國藩認爲惟天下之至拙，可以破天下之至巧；凡是自己甘認拙樸的人，才能够厲行實幹主義。
曾國藩是一個文弱書生，爲什麽居然能有“實幹精神”呢？也許有人要這樣懷疑。似乎這種“實幹精神”，應該一般武人方有。其實這種見解是不對的，曾國藩生長在湖南鄉間，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倔强著稱的。同時曾氏又是一個讀書人，看到歷史上許多人物，他們具備了成功的一切條件，就只缺乏實幹精神，因此歸於失敗，這是曾國藩所引爲惋惜的。孟子曾經説過：“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因此曾國藩雖遇重大的打擊而不灰心，能够再接再厲，終於得最後的成功。
九、結語
自從民族革命的高潮侵入中國以後，一般人對於曾國藩，具有深切的反感。提起他的名字的人，似乎便成爲革命的叛徒，其實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曾國藩的功罪那是另一個問題，因爲時代的不同，我們很難加以確定的批判。但曾國藩的時代誠然是過去了，而他的勤儉克己的美德，知人善任的能力，以及其克服困難的方法，應付事變的手段，即使在現代，也不失其足供參考的價值的。
因爲共匪的騷擾，和國民道德的低落，使得今日的中國社會，陷於一種不安穩的狀態中。有識之士認爲非提倡“拙誠”的精神，不足以救危難的現局。基於政治領袖和社會有識人士的提倡，最近的風氣似乎改變了。被遺忘的曾國藩，最近又似乎慢慢引起國人的注意了。我們希望基於這種崇尚“拙誠”的風氣，掃去今日社會上流行的虚僞浮躁。這裏短短的幾千字，叙述曾氏的精神生活，當然是只能言其大概很不詳盡，好在著者的目的，不過給予讀者一個概念而已。
曾國藩的時代是過去了。當曾國藩的時代，正是中國内亂外患交相侵迫的時候，曾氏瞻念時艱，憂心如搗，然卒賴其力，大局轉危爲安。今日的中國，比起曾國藩的時代又是怎樣呢？内憂外患，只有更重了，國家的處境，只有更危急更艱難了。我們在這個時候説到曾國藩，感慨之餘，真不知應該怎樣的努力，怎樣的苦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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