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1）
在这场推翻清廷帝制的革命中，有一位战功卓著的风云人物，声名显赫的革命元勋，他走东瀛、下南洋，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奔走呼号、筹募资金、宣传组织、高举义旗、冲锋陷阵；他策反清军、光复上海、再克金陵，力挽武汉危机，保卫共和成果；他痛诋袁氏、反对妥协议和、坚持北伐到底；他也是最先反对军人拥兵自重、主张全国皆兵之制，他更激流勇退、自请解甲；他后来被袁氏软禁。篡名“筹安”；之后被执政的国民党排斥抹杀数十年，几乎成了被历史淡忘的人物。
他就是我的二伯父李燮和。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为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他才遂渐被人们所重新认识。今年是燮和先生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对这位在辛亥革命中建有殊功的民主革命家表示纪念，追思缅怀。
李燮和、守柱中，谱名代均，号铁仙。1873年11月16日（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今涟源市）蓝田镇光明山，有兄弟各一人，姐四人。父亲李春轩，经营茶业，为人诚信刚正，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母谭贤秀，性慈善，尚勤俭，不苟言笑，雍容端庄，合家老幼皆敬之。兄李崇如，“清太学生，风度端凝，性情诚笃，行必践实，精明管理，不事声华”，他继承父业，既是一位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同情和支持革命的爱国者。李春轩精心培养次、幼子读书。李燮和在其父兄的资助下，偕弟李云龙受业于地方名师谭海珊、梁礼安门下，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后又同入长沙求实书院，同时考中秀才。
少年李燮和，显示出一种倔强进取，勇于反叛的性格，“君则负气不羁，勇逼不顾前后”，“童时受读，塾师为讲夷狄之有君，称引今皇帝以譬晓之，燮和瞠目若有所思，问之，笑曰：‘奈何使夷狄人君我中国’？塾师骇且呵之”。“弱冠读《船山遗书》，慨然兴亡国之痛。”“有为言革命者，燮和心醉其说”，“语及排满，则目眦皆裂”。2从戊戌维新运动夭折到唐才常自立军起事被镇压，从八国联军入侵到义和团运动失败，这一系列事件给他的思想以深刻的触动，正如他后来在所撰“光复军事略”一文中所说的“盖自戊戌变法、庚子外侮，燮和读书湘南，稍窥时事，慨思满清皇室之不足以保我国家也，谬思以匹夫之愚，分任天下之责。”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初步形成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
1903年，二伯应宝庆，酃县中学之聘任教，此时在国内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推动下，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趋于成熟。早在1900年他与我父亲李云龙来到长沙求实书院求学时，结识了黄兴、刘揆一、禹之谟等人，二十世纪初，正是革命团体风起云涌的时代，1904—1906年间，李燮和先后加入了华兴会、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史上罕见的“一身四会”的民主革命家。1904年夏，他约集李云龙、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黄牧等六人在宝庆创立黄汉会，盖黄者黄帝，汉者汉人，欲以苏国魂而振汉声，祖黄帝而耀前烈。”3同年八月，应黄兴之邀，参加华兴会。此期间，他与黄兴等人共同策划甲辰长沙起义；计划与谭人凤、肖立诚、李洞天、刘德佩、唐镜三等人在宝庆发难；1905年2月应党人刘纲领之约，与唐镜三等入隆回，再次发难，均失败。4又准备1906年6月在长沙再谋起义，不意被湖南巡抚宠鸿书侦悉，密令缉捕，按察使张鹤龄和游学预备科副监罗仪陆同情革命，设法报信，李才免于被捕。5因在国内无法立足，由大伯李崇如“贷钜金，促燮和赴日本。”6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1906年春，二伯流亡日本，途径上海时，结识了陶成章，两人引为至交，陶遂介绍燮和为光复会员之后东渡日本，暂入日本警官学校。会晤孙中山、黄兴，经黄兴介绍入中国同盟会。8并成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其时，我父亲李云龙亦在东京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亦为同盟会员，兄弟异国相逢，志同道合，惊喜交集。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在日本的同盟会员纷纷回国响应，李燮和潜入南京，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成，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悬赏五百两缉捕，9只得又经上海逃往香港，“欲谒黄克强面商卷土重来之策”，时黄兴已往东京，后经在港办报的党人冯自由介绍去南洋任教，他遂于1907年到达荷属南洋之榜甲。他在此创设中华会馆，内设一学堂，以华语教育华侨子弟，团结华侨，徐图再举。在四年侨居生涯中，他一面从教，一面开展革命活动，周游爪哇和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等地宣传革命，募集资金，组建同盟会分部30多处，延集国内志士前往任教、办报者百余人，南洋党势为之大张。
二伯在南洋期间，同盟会在国内连续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其购械筹饷经费大半仰赖海外华侨的支持，而南洋一隅，接济动以巨万，他为此筹划奔走，更是不遗余力。孙中山曾说过：“军费唯有爪哇等地区筹集”，廖承志也曾说：“美国和爪哇华侨对孙中山的支持最大。”10在南洋时与华侨林那能之女林亚华相识，两情缱绻，结为伉俪。林一家人勤劳俭朴，热爱祖国，同情和支持革命事业，颇多赞助。林二伯母后来回国后，与二伯的元配夫人谭润贞相处亦如姐妹。
在南洋，他卷入了陶成章、章太炎因内部政见分歧掀起的第二次倒孙风潮，要求易黄兴为总理，在东京总部的黄兴、刘揆一致函李燮和，为孙辩解，他后来亦无所辩白。但陶成章于1910年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推章炳麟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在南洋设立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11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执行员。南洋各同盟会分机关部，遂改组为光复会机关部，尽管如此，光复会和同盟会在反清的大目标上仍是一致的。孙中山后来评价称：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12他们间的协作关系并未中断，在辛亥沪、宁光复中，两会始终是配合默契，互为声援的，总之，二者是政见分歧的政友，而非政敌。1910年冬，同盟会在广州谋大举，黄兴特致函李燮和，邀请他“捐除意见，同任艰巨”，李“欣然从之”，13参加了孙中山11月13日在槟榔屿主持的秘密军事会议。策划在广州大举。会后，回爪哇召集各埠同志，传达会议内容，动员华侨捐物，他筹得一万七千余元亲自交给黄兴，并与胡国樑、陈方度、柳聘农黄一欧等人回国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再次失败，他仍以死相拼，被张通典等人以“外援不济，徒死何益”劝阻，于是在张通典、夏寿华等人掩护下，率同志逃离广州，避居香港。14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光复两会都开始调整推翻清廷的战略，光复会派李燮和、王文庆分别到沪淞和杭州开展活动，李燮和遂偕陶成章赴上海，揭开了其毕业事业中最辉煌的篇章。
1911年4月，陶成章、李燮和在上海法租界“锐进学社”内设立光复会机关部，作为起义的联络地点。是年夏，二伯因得祖母患病消息，潜回家乡省亲，则祖母前殁已逾年，回家不足一月，即为清吏探知，复间道走汉口。此时距武昌起义时间已近，他“诇知大事可举”，15认为：“民军首举武汉，已扼全国之枢，而上海、吴淞为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传檄而定也”，16况且“规划东南，接济内省民军饷械，断清军运输之路，断萨（镇氷）军艦队后援，非得吴淞、上海不可”。17于是在10月6日赶赴上海，准备打开东南局面，发动上海起义，与武昌起义相呼应。随即着手招募敢死队，对清方军警进行大策反，他认为：“义旗既张，人心思汉，清军将吏虽旧人，皆惴惴不自保，非有团结不可动摇者”。18另一方面，与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及上海商团联络协商，约定于11月3日午后发动起义。首先顺利光复闸北。制造局之役，是上海光复中最艰苦、最关键的一战。江南制造局是清廷最大的兵工厂，清军最大的军火补充基地，驻扎了大量清军，是李燮和率领的民军与同盟会控制的武装力量于四日合力攻取的，随之救出被俘的陈其美，攻克后，诸军推李燮和为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19
至此，上海全境光复，上海的光复加速了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进程，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实具有与武昌首义同等的重大意义，直接协助正在苦战中的武昌革命军，促成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彻底覆灭，黄兴致函李燮和：“沪事竟告成功，雄才佩甚……”孙中山后来评价：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20冯自由曰：上海反正之役，陈其美与李柱中同为主动。21钱基博更直接赞扬：“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22
吴淞方面，11月3日，黄汉湘奉李燮和“同时并举”的命令，率部光复了吴淞、宝山、福山、崇明等十余城镇，停泊外海的清军钧和、建安等十余艘艦只，亦由李燮和派遣其侄儿、同盟会员，刚从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回国的李刚（育仁）及其同学李毓麟登舰招降，于是吴淞之势大固，成立了吴淞军政分府。
上海光复的第三天，11月6日，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获取了沪军都督头衔，二伯燮和本不同意在上海设立都督，而着意于大募军队，光复江宁，徐图北上。此时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局势未定，于是从维护光复成果出发，决定退让。第二天，他就将陈汉钦等营军警及制造局所有军储移交陈其美，自带敢死队开往吴淞，主动避开了与陈在上海领导权问题上的矛盾。
二伯到达吴淞后，被推任吴淞军政分府水陆总司令，在此期间，他经略吴淞，巩固基地，在解决经费困难和匪患袭扰的两大难题上，成绩斐然，同时招兵买马，编练军队，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担任光复军总司令。
汉史氏曰：当武昌起义，北军纷纷南下，各省挟重兵者，观望不进，一应召则大兵云集，而武汉无完卵矣。尚何功业之可言哉？李燮和于武汉存亡危急之秋，默审时机，抱定宗旨，毅然出万死一生之计，独于淞沪完善之方，默运神谋，号召豪杰，竟一举而白旗遍竖。东南十余省，亦以次闻风景从。而武汉之危遂以解，北方之势遂以孤，卒藉此永奠民国基础，何其智能之若神欤。23
淞沪光复后，李又派黎天才部作为光复军第一协参加江浙联军出征南京。“从1911年11月组织攻宁到1912年3月清帝逊位，李燮和兴兵作战，坚主北伐，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精神”。12月2日南京胜利光复。“南京的光复，及时扭转了11月27日湖北汉阳失陷的危局，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转折点的意义”。24光复军以少击众，勇猛异常，为攻克南京立下了首功，勇冠诸军。黄兴从武昌电贺称赞：“光复金陵，实仗劲旅之力，至为景佩”。25并指调黎天才率光复军出师援鄂。孙中山赞曰：近者攻上海、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也是功表天下的。26南京的攻克，从全国来说，是辛亥革命中一次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使清政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历史研究》1981年5期），光复军威名盛极一时，李燮和亦被诸军推为“援鄂联军总司令”。27
南京光复后，革命军与袁世凯北洋军进入了军事对峙时期，从1911年12月18日起，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的支持下，派唐绍仪等人为代表赴上海与民军代表进行议和谈判。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伯躬逢其盛，参加庆典。然而，临时政府继续谋求与袁议和，争取以和平手段推翻清廷，对此，李燮和坚决反对议和，力主北伐到底，极力捍卫共和成果，表现出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1912年1月11日，孙大总统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他在南京韬园设立总司令部，秣马厉兵，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其时，芼者先父李云龙在广西担任兵备处会办兼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也前来担任光复军参谋长，堂兄李刚担任炮兵司长兼任团长，28共同协助策划北伐。
“直抵幽燕、黄龙痛饮”一直是二伯李燮和的兴军之旨，在派军进攻南京的同时，他就着手安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1911年11月底，他到上海与李平书商议军情，表示待南京攻克后，“全军即趋汉口”，“直攻北京”，他是主战派的代表，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断发表上书、通电、文告，痛诋袁氏，激烈地反对妥协，坚决主张武力北伐。“和有何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豈有调停之余地？”片面把推翻清廷的希望寄托在与袁议和之上，而无积极的军事行动，必然造成“老师匮财，攘权夺利”等现象的发生，如果听任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南京临时政府难免重蹈洪秀全太平天国后期失败的覆辙。他上书孙中山，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宗明义地指出：“窃维民国初建，其基础未固。凡有举动，外之系列国之观瞻，内之关生民之休戚，至重且巨也。况复北虏未灭，胡幕犹存，袁氏更出其诡计，以劳我师而瞷我隙，不足则乞外援以济其凶顽，今俄警又见告矣。若乃苟安旦夕，燕衍湖山，则外交之纠纷愈多，内部之分裂愈甚。豈惟中华民国无复建设之望，更恐有土崩瓦解之患，此燮和之所以为拊膺长叹，日夜忧惧而不知所措者也。今日民国前途系于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之责任，系之于公一身，故民国而能建设，则其功公实尸之；民国而苟破坏，则其咎公实负之”。
“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于议和一事”。他指出，“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午依然，我恐
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豈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忧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者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依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燮和不才，今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他特别强调：“共和之基础宜确定”，共和“皆我先烈义士以头颅血肉购得”，“必人人自尽其义务，自识其所遵循之途，而后乃能达共和之目的”，否则“是共乱也，非共和也”。29
1月15日停战期限将满之际，先生为表达自己北伐到底的决心，实现平生“直捣黄龙”、“荡尽虏氛”的夙愿，他置生死于度外，除多次致函孙中山、黄兴、伍廷芳外，并通电全国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各报馆等，公开指斥袁世凯“屡假和议，缓我攻北，而彼则于停战期内，违约进兵，攻掠民军光复各地，阴谋叵测，实我寇仇”，要求临时政府宣布战令，以便北伐，“届时如仍未奉战令，燮和即视为停战期满，亲督所部，分途出发，直捣黄龙，破釜沉舟，誓不荡尽虏氛不返，此物此志，当与日月共揭矣”。301月31日，李燮和致电袁世凯，公开揭露其两面派惯技，电称：“迺公始则宣言清后允认共和，继又遁词并未议及逊位。以一手掩尽天下目，本公惯技，燮和武夫，惟有以铁血与公相见”。31他表示完全有信心和力量取得北伐的最后胜利。
2月5日，先生率部誓师北伐，鼓励将士“矢志灭敌，必坚必贞，其有为共和之敌者，则歼除之，不遗余力，务使吾中华民国早底成立”，“建设一完全之共和国”。32当时在一片对袁世凯称赞、退让、妥协声中，李燮和却忧心如焚，他力排众议，清醒地、一针见血地公开揭露袁氏的诡计。向孙中山“切直言之”，“不敢以阿好者误我国民”，表现出一个坚定革命者的胆识，他的激进主张代表了广大中下层革命党人的共同愿望，赢得了一片喝采。
2月7日，他奉临时陆军部令，派出部队开赴烟台，并发佈光复军北伐檄文，33这些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革命文告，对鼓午全国各族人民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檄文发佈的翌日，二伯又以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名义，致电山东全省军民，号召反清志士“为吾之先驱，直捣虏巢”。一切准备就绪，他准备亲率大队继发，旋因议和以妥协告成，清帝逊位，他的军事行动遂告中辍。
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为防止武人拥兵自雄，李燮和首倡解散军队之议，拟建“全国皆兵之制”。就在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退位的同一天，他即发表“致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电”，电文称：“现在南北军队数愈百万，其中不乏拥兵自重之人，涓涓不绝，恐酿流寇之祸”，“宜于此时提倡全国皆兵之制，不欲于事平后造成军人之一阶级”。“机势所迫，或将流为日本之武人摄政，既非共和国家所宜，尤非增进国人武力 之道，不如铲除军人之一阶级，实行全国皆兵之制，则今日之拥兵自卫者，将自讶其无谓，即异日亦不至厉民以养兵，劳兵以卫民。此事于大局定后，实为一切要之要题。”接着，他又身体力行，带头将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取消，表明“辞职归田”的心迹，他毅然退出了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
他在3月6日给袁世凯、孙中山以及各省都督和各军司令的电文中说：“满清退位，南北联合，民国丕基，于以大定，军政统一，实为急务。凡我革命军，均应由临时陆军部改编，不得私用名称”。“兹幸南北一统、战事告终，金气销日月之光，英雄无用武之地。归马放牛，欣睹其盛，功成身退，非所敢云。况共和建设，端赖鸿材，铜山洛钟，声气相应。联镳接踵，硕彦云兴。燮和自维罔识，无補平时，辞职归田，还我自由，所得多矣”。35同日，他向孙大总统自请辞去光复军总司令职。辞呈称：今完全陆军部既已成立，司令十年来所怀志愿亦已稍酬，自知无建设之力，乏经世之才，不足共裕新猷，赞扬治业，日夕思维，惟有自请辞职，以免贻误，得以历劫余生，栖息田里，敢云挂冠，聊以藏拙，家住洞庭之滨，衡山之阳，有薄田二十亩，古籍千余卷，鸡黍桑麻，差足自给，枕书抱膝，颇能自误。非避东海之滨，欲卧北牖之下，伏乞大总统俯念微忱，不予责备，则清泉白石，无非出自鸿施，扫地焚香，永祝共和万岁！”36
孙中山批复道：“该司令规划东南，往来淞沪，朱家结士，翟义兴军，用张光复之旗，誓扫膻腥之秽。遂乃蛟腾沪渎，鹰攫金陵，收龙盘虎踞之雄，作电掣风驱之势。于是汉阳晴树，无碍云烧，岳墓南枝，顿教风定，厥功甚伟，其绩尤多。当夫开府吴淞，联军苏浙，横江锁铁，竞胶王濬之楼船，断水投鞭，直慑苻秦以草木，定倒悬之大局，推发蹤之功人。今则天下一家，旗新五色，人无贰志，政美共和，国家当倚寄于长城，将军遽退藏于大树。从赤松而避榖，固秦仇已报之心；徙朱地而计家，岂范策未行之故。然而一行已决，早知驹谷难留，百战余生，宜遂荷衣初服。用兹嘉许，放李靖为神仙；树之风声，使樊侯无容地也。惟买山之钱不备，歉仄滋多；而柱下之史待修，荣名靡替。”37大总统批复同意辞职，并对他的革命业绩，不居功自恃，退稳林泉的高风亮节深为“嘉许”。
二伯李燮和辞职一举，在当时受到舆论界普遍赞扬，一纸电传，薄海风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题为“李司令高风让德”一文报道：“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以清帝逊位，革命功成，力请解职归田，贵司令屡立战功，绍武穆之遗风；身退功成，媲范蠡之伟烈。积十余载经营惨淡，此次光复沪淞，封锁长江门户；转战金陵，奠定东南半壁。重光故国，新造民邦，厥功甚巨。李司令之功成求退，高风让德，诚足令人景仰不已也。”3月16日《民立报》“天声人语”评论：报刊针对当时武人称雄，以编练私兵为资本，捞取利禄的现状，指出，李燮和功成身退，高风亮节。“实为滔滔利禄是竞者之反镜”，“对之能无愧恧否？”3月17日《时报》发表时评指出：“李君于克服沪淞，转战金陵，均有伟功。大功告成，即行引退。虽然彼日日言辞职，而仍如恋栈之病马者，实为难能。现代学者冯开文先生赞曰：他是一个称职的革命领导者，他在沪上经营时期对军警的积极运动；在光复上海中的谋定而后动，冲锋陷阵；胜利后的功成不居；对同盟者的宽宏，对下属的关怀，无不体现着一个“革命家巨子”的风范。38
孙中山批文发布的同一天，即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对李的辞职举动“莫知底蕴”，于是3月14日向黄兴去电探询“究应如何，执事必有办法”。黄兴次日复电：“李君燮和，学识优长，器量闳远。东南光复，厥功甚伟。现因民国确定，功成身退，尽解兵柄，欲返林泉。际此时局艰危，百端待理，投艰遗巨，正赖贤豪。敞处无术挽留，伏恳尊处设法维挚，以慰人心而奠大局，民国幸甚，谨先奉复。”39
二伯激流勇退，去志已决，当他接到孙中山准予辞职的批文后，即于3月17日发布《谢职宣言》，对其辞职的原因，作了明白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被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的假象所迷惑，误以为“今幸海内不用干戈，天下已将平治”，他同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希冀通过袁世凯统一全国，使民国早日巩固，以慰国民之望。
二、受光复会宗旨的影响。早在光复会1904年11月19日成立时，就确立了“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立会宗旨。所以他在《谢职宣言》中说：夫功成身退，惟古之贤哲为能。他认为，清帝退位，共和告成，“天下从此太平”，“军人自宜退位”，从而萌发“以睹放牛归马盛尚”，而“呈请解兵归田”的。
三、为了克服兵多将杂，武人拥兵自雄的乱的局面，消弭私兵之患，维护军政统一。
四、饷源匮乏，军需告罄，无法筹措。40
二伯燮和辞职后，孙中山曾授他为陆军部次长，但他没有就职。41
他在军界素著声誉，深受广大革命军的爱戴和拥护，就在他辞职不久，因长江上下游一带“匪徒潜伏”，而原有“水师散漫”，无法统一，陆军部又委任二伯为长江水师总司令，以资镇慑。由于他“一再力辞”不允就职，此事一直拖延下来，委任令“悬未发表”。广大水师官兵闻讯，一致要求李燮和赴任，要求有关各方“劝驾”，一封由吴淞水师全体军官发给袁世凯、孙中山、唐绍仪等人的电文称：“李燮和先生任长江上下游总司令，凡我水军，靡不欢迎。但闻先生叠辞，我军深恐失所依戴”。“现由各军派出代表恭迎李先生来沪，先行荏任，组织机关，次第部勒，敢求钧处切实劝驾，以慰群望，大局幸甚”。42黄兴对广大水师官兵的急切心情表示理解，1912年4月4日，黄兴向长江流域各省都督、长江水师营发出通电称：“业经本部商同海军部长呈请前孙大总统，委任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充长江上下游总司令在案。因李君志在退隐，一再力辞，是以悬未发表。然长江重镇，非有声望素著，勋业昭彰者不能肩兹巨任。经兴再三恳留，始允就职。并已刊刻关防，不日颁发，敦促就任视事，用行通告。凡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水师，总归李总司令节制”。43嗣后，袁世凯又任命其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但他于7月6日称病坚辞；7月8日，袁又致电“慰留”，电曰：“该总稽查，因劳致疾，殊深系念，所陈各策，均有见地”。“该总稽查，奔走国事，贤劳卓著，民国成立，倚重方殷，仍望勉为其难，勿萌退志”。同日，二伯收电后，再一次向袁力辞长江水师总司令及总稽查职，他在呈文中说：“庚电奉悉。辱荷慰留，莫名感奋，本应力疾视事，勉效驰驱；无如抱病日久，气体过虚，非悉心静摄，难期奏效，迫不得已，再恳大总统，俯加体恤，准予释肩，俾得退处宽闲，从容调理，燮和年方四十，报国之日方长，一俟病体就痊，再当出而效力”。44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他便觉得革命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便把主要精力投身于兴办实业、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的热潮之中，顺应了民初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
1912年3月18日，李燮和与黄兴、蔡元培、王芝祥、徐绍桢、熊希龄、胡汉民等联合发起组织“拓殖协会”。45以“拓地垦荒、殖产兴业”为宗旨，藉以“苏民困、维国本”，“使民生主义可以实行。1912年12月12日，他又与黄兴、龙璋联合侨商曾连庆等发起创办“中华汽船有限公司”。46旨在反对洋商垄断湘汉航线，借以“收回外溢之利权，扩张自由之实业”。同年又与陈其美、于右任、宋教仁、谭人凤等联合发起“中华和平会”。47其宗旨为“协助共和，改良社会，化除党派以维世界平和，保护人权以畅国计民生。”其具体事业主要集中在发展实业和推进文化教育事业，计有：附办国民厚生银行；创办工艺、制造、蚕桑、畜牧、垦矿、种植等多种生利事业；开办学校、设立报馆、贫民院、贫儿院、济良所等社会福利机构。他帮助陈婉衍将女子北伐队改组为女子学堂；还与张继、黄兴、宋教仁等发起创办《世界报》。48明确宣布办报宗旨：“以输入世界常识，指导共和政府，平均地权，主张人道为主旨”。他还在上海创办了《东方日报》。49其出发点是要与大家“共负兴亡之责”，努力做到“野无旷土，国无游民”。二伯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于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1913年北京政府特授李燮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同时授予我父亲李云龙、堂兄李刚（育仁）少将加中将衔），聘任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官及国务院咨议官，并邀请进京商议国事，因他对袁世凯无好感，加之自己脱离政坛已久，故未予答复，旋因同乡好友杨度及光复会老友章太炎来书促驾，在京供职的胞弟李云龙和侄儿李刚也一再来书，希望去京团聚，加之，袁氏多次扬言：“愿竭尽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权再行于中国。”孙、黄刚北上与袁商定了《协定大纲》十条，并称赞袁“苦心为国”，“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以当之”，“袁必尽忠民国”。50因此，他亦以为袁已顺应潮流，改弦易辙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袁的幻想，及“肖弭世难”的愿望，于同年8月，和全家人去北京。不料，此去竞陷入了袁氏的罗网，过上了被软禁的生活，袁之所以邀他入京，实际上是害怕这位退居在野，尚有相当号召力，会在他下一步撕下外衣、复辟帝制时东山再起，重举讨伐义旗，特邀进京，加以羁縻。
二伯在京期间，洞悉袁世凯倒行逆施，根本无法劝其改恶从善，深为杨度、弟、侄所误，既入虎穴，身不由已，乃谢绝外事，杜门大隐。当时北京处于袁氏恐怖的统治，人人自危，不敢多言。二伯不顾牵连和自身安危，对受难党人，尽力维护：章太炎被禁，生活困难，他多次接济，尹昌衡在狱待决，他写信责袁，进行营救；蔡锷常来秘谈，并秘密助他出逃。而他则因亲人家属众多，无法脱身。随着袁氏复辟步伐加快，他受到的监视之严，座上客只限于杨度、孙毓筠、胡瑛等数人，在他们多次劝说、威逼无效之后，1915年8月14日《北京时报》上，李燮和的名字赫然被列名由杨度执芼的“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发起人之一，至三天后他才得此消息，他悲愤莫名，但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也无法申辩与表白，直到1916年袁死后，他才恢复自由。
二伯李燮和被列名“筹安会”之真相，当时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称：“孙少候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51“李柱中助资，钱念劬助力，而二君奔走虽勤，终不能接直进言于当事，皆由黎公处间接成之。近日除念劬、柱中及诸学生外，得叶德辉一人，可与通古”，“此君亦不乐久留，仆与柱中强挽之，盖外借顽固之名，以解当涂疑虑”。52龚翼星先生亦称：“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啖项城，窜君名（指李）其中，君不能拒”。53原光复军参谋长杨镇毅称李“被背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未敢声明，却被后人误为晚节不贞”。54胡鄂公撰挽联悼李：“与孙黄宋蔡几番作革命元勋，成功不居，大智若愚，愤世学楚狂，千古英雄一洒泪；值日俄法美肆侵略主义，战固酿灾，和亦延祸，信宗失季布，纵横欧亚尽含悲”。55辛平编著的《民国将领录》中关于“李燮和”条目亦称：“1915年被杨度等人私下列名筹安会时，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后,始获自由”。56这些反袁斗士，有的同禁于北京，都对二伯作了真切如实的评述。
对于这样一位首创革命团体黄汉会，并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六次担任过总司令衔、多次发动、参与起义，为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建立共和出生入死、奔走呼号，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李燮和作为光复会领导之一，竟被排斥在所谓“正统”之外，与他政见不合的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二陈均为陈其美之侄）主持国民党宣传机关，不重视他的革命贡献，任意颠倒史料，臧否人物，因而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近五十年，史家对李燮和晚年的被诬，一直未得到纠正，各类辞书著作，仍沿袭旧中国时的错误说法，无人认真研究，直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在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有学者刘绍东、饶怀民、赵立彬、辛平、钟声、李日等的专题文章与著作陆续问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位叱咤风云，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在中央和湖南省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八十、九十周年大会上，先生的后裔也应邀参加；他的英名列入了“辛亥风云中的湖南群英”；57他的尊容也在长沙市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型图片展览上冠以“在辛亥上海起义中建有殊功的李燮和”展出；娄底市电视台播放了他的专题片；他在故乡的墓地列入了涟源和娄底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待申报湖南省级保护，他的墓碑由原湖南省省长、省政协主席刘正题字。二伯九泉有知，也会感到宽慰了。
1922年夏，二伯携眷重游南洋，访问故地，到处都受到广大侨胞的盛情接待与热烈欢迎，1923年春返回家乡。多年来，他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身心憔悴，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27年8月16日（夏历七月十九日）病逝蓝田光明山故里，享年五十四岁。
注释：
1、杨尚昆、江泽民：在辛亥革命八十、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53，龚翼星：“陆军中将勋五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墓志铭”。
3、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龚翼星：《光复军志》等。
4、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
5、14、15，陈浴新：“李燮和先生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
6、熊希龄：“安化李崇如先生墓文”。
7、16、19，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57辑，汤志钧：《陶成章年谱》（《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李云龙：“祭仲兄燮和”，《知止轩随录》。
8、13，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二）。
9、冯自由：《革命逸史》（六）第100页。
10、黄昆章：“孙中山与东南亚华侨”《华声报》 1986年11月11日。
11、陶成章：“致管慎修书”《陶成章集》第179页。
12、孙中山：“致陈炯明及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临时政府公报》 第34号。
17、“大总统批复光复军司令李燮和辞职呈，附原呈”《临时政府公报》第34号。
18、22、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七）。
20、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中华书局 1986年244、266页。
21、冯自由：“上海之光复军”，《革命逸史》（五）。
23、汉史氏：“吴淞光复军纪略”《民国野史》第4辑 姜泣群编。
24、40，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大出版社 第175，206—209页 赵立彬：“试论沪宁光复前后的李燮和”《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1卷第7期。
25、黄兴：“致黎天才电”《黄兴集》第87页。
26、孙中山：“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
27、“援鄂北伐队纷纷出发”《申报》1911.12.30。
28、龚翼星：“光复军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15页。
29、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辛亥革命》（八）第131—134页。
30、李燮和：“致孙大总统、黄陆军总长等电，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未》第三编。
31、李燮和：“致袁世凯电”《时报》1912.1.31。
32、“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北伐誓师词”，《民立报》1912.2.5。
33、李燮和：“光复军北伐檄文”《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15—218页《光复军志》。
34、《时报》1912.2.12。
35、李燮和：“致袁世凯、孙中山、各省都督和各军司令电”《时报》1912.3.6。
36、《辛亥革命史料》总第25号 1961年第1号第266、267页《光复军志》。
37、“大总统批复光复军司令李燮和辞职呈”《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38、冯开文：“李燮和与上海光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 第4期。
39、黄兴：“复袁世凯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 248页。
41、54，杨镇毅：“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42、《申报》1912.3.21。
43、《申报》1912.4.15《黄兴集》第157、158页。
44、《袁大总统文牍汇编》卷六台北文星书店 1962年版 第32页。
45、《申报》1912.3.21薛君度、毛注青：《黄兴未刊电稿》。
46、《长沙日报》1912.12.12.
47、48，《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 第346、389—392页。
49、郑逸梅：《文苑花絮》中州书画社1981年 第177页。
50、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五篇 第26章。
51、5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篇》第493、477页。
55、刘绍东：“重评李燮和”《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56、辛平：《民国将领录》第1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22年2月。
57、《湘声报》2001.10.11其间短文字介绍中，多处有误。
载：《湖南文献》（台湾）
2004.7月 第32卷 第三期 总第1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