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团体之一。它以浙江为主，在江、浙、皖等省组织和领导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间会党以及清朝新军中一部分转向革命的官兵，前仆后继，奋战八年，会众十几万人，牺牲和就义的骨干几千人，是同盟会在长江下游几省的主要同盟军。曾给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以极为沉重的打击，终于配合同盟会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满清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对光复会采取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方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可是陈其美在光复上海和辛亥功成以后，对光复会则采取排挤、打击乃至摧残的态度。他指使蒋介石和王祝卿暗杀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又派人行刺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蒋介石当时是陈其美的忠实部下，与陈一鼻孔出气；他自己当权以后，一贯执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方针，千方百计排斥和消灭异己，光复会当然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光复会员们有的只以同盟会会员的身分出现，没有加入同盟会的不敢暴露自己是光复会员，以致到后来光复会渐渐地无声无息了。解放前，蒋介石控制舆论，竭力歪曲和抹杀光复会，是不足为怪的；然而解放后，史学界对光复会的地位和作用仍欠足够的重视，有的还有意或无意地加以贬低和非难，这是极不公平的。今天，当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恢复光复会本来的历史面目，公正地评价它的功过。

　　从光复会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它有贡献，也有缺点和错误。主要错误是与同盟会时分时合，没有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少数人后来向立宪派和北洋军阀投降妥协等。与同盟会的矛盾先是由经费问题引起的，后来发展到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孙中山，要求改选同盟会领导人，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造成了不良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章太炎和陶成章。但这只是少数领导人的问题，不能代表整个光复会。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两党宗旨，初无大异。”同盟会和光复会，政治上都要求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特别是在浙皖起义、上海浙江光复以前一段时间，两个革命组织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双方共同策划，互通声气，一致行动。光复会的贡献与错误比较起来，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它在辛亥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光复会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制造舆论，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起来同统治中国人民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出版了很多报刊，如东京的《浙江潮》、《江苏》，上海的《国民日报》、《警钟日报》、《中国女报》，杭州的《白话报》、《萃新报》等。这些报刊，不仅流传到内地，特别是浙江的城镇和农村，而且传播到日本和南洋各地。影响最大最深的有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陶成章的《浙案纪略》，秋瑾的《敬告姊妹们》和敖嘉熊的《新山歌》等。人民群众很爱读这些文章。清政府越是严厉查禁，他们越是千方百计找来细读。为此，清政府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陈梦熊等人，大兴文字狱，如苏报案、萃新报案、猛回头案、新山歌案等，这就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统治者的吃人面目。光复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还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群众，作慷慨激昂的演说。如嘉兴的敖嘉熊和嵊县的胡士俊等分别组织通俗讲演会，下乡巡回宣传“排满”的道理。他们的演说常常使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绝大多数光复会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但要说、要写，更讲究“力行”，重视言行一致。

　　其次，团结知识分子，兴办学堂馆社，为革命网罗和培养人才。光复会团结和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参加辛亥革命，他们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先锋作用。如当时江苏、浙江的留日学生，上海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杭州求是书院、赤诚公学、绍兴大通学堂、安徽芜湖公学、巡警学堂、台州耀梓学堂、嵊县爱华女学、云和先志学堂等校的师生，很多是光复会员。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和著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早期也加入过光复会。光复会的领导人和重要骨干绝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如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张恭等。他们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发展革命组织，培养起义骨干，光复会先后办了很多学堂和馆社。除了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堂之外，（其中一部分是清政府官办的），还有嘉兴的温台处会馆，上海的锐进学社，给云壶镇的体育会和半日学校等。这些学堂和馆社，既是联络革命志士、策划和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又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绍兴的大通学堂，成为当时领导江、浙、皖等省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培养出来的骨干也较多。如在安庆与徐锡麟一同战斗而英勇牺牲的陈伯平就是大通学堂的学生。

　　第三，联络会党、策动新军转向革命。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中的两支重要力量。

　　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魏兰、王文庆、龚宝铨等先后多次深入浙江杭、嘉、湖、绍、温、台、处、严、衢、金等府县秘密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其中有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竺绍康为首的平阳党，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王锡桐为首的伏虎会，濮振声为首的白布会，沈荣卿、吕逢樵、张恭、周华昌领导的龙华会等。这些会党少则几千人，多则数万人。其主要成员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其次是工人、城镇贫民和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开明士绅，其骨干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宗旨、规章、习惯和暗号各不相同。陶成章等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耐心地将他们“联成一气”，“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仍允其保留各自的习惯和暗号。为了做好这一工作，陶成章、魏兰等“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陶成章还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光复会联络的这些会党，后来一部分组成光复军，成为光复上海、浙江，攻克南京的有生力量。

　　在积极联络会党的同时，特别是在浙皖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殉难以后，光复会与同盟会互相协作，想了很多办法打入清朝新军内部，争取爱国的官兵参加革命。当时新军中的官兵很多人加入了光复会。在革命中发挥作用较大的，在浙江有蒋尊簋、顾乃斌、周承英、朱瑞、童保暄、吕公望、周凤岐、夏超、虞赓甫、俞炜、韩肇基、徐士镳、朱健哉、庄之盘、来伟良、周亚卫、葛敬思、许华林、黄元秀、徐则恂、傅孟、徐卓、赵得三、陈国杰、锺玉成等；在江苏和上海有徐绍祯、洪承点、朱熙湘、朱少泝、黎天才、刘之清、林述庆、陶骏保、沈鹏、柏文蔚、徐宝山等；在安徽有熊成基、丁忽清、吴春旸等；在广东的有许雪秋、陈芸生等。争取的部队，在浙江有八十一、八十二标，骑兵、炮兵、工程、辎重营、宪兵连和陆军小学等；在江苏和南京有九镇三十五标、苏军、镇军、淮军、扬军和陆军小学等；在上海有沪军，巡防营、闸北警察总局、海军陆战队、商团和广西防军等；在安徽有巡警学堂和六十一标等。没有这些部队官兵的转向革命、上海、浙江、江苏和南京等地的光复是不可能的。

　　第四，光复会还争取和鼓舞了很多妇女参加到革命阵营里来，从事联络、讲演、办报、救护、制造炸弹、培训骨干等革命活动。这与秋瑾的言行和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敢于战斗，敢于牺牲。在她的影响带动下，很多妇女冲破种种封建障碍，自觉地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如上海就组织有女子北伐敢死队，女子国民军，中华女子竞进会，医务界女子后援会，女子经武练习队；杭州等地也成立了女子敢死队。上海和杭州的女子敢死队不仅参加了光复上海和杭州的战斗，还支援了南京，表现得很勇敢。最突出的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个人则有尹锐志、尹维俊、沈警音、葛敬音、吴芝瑛等。

　　陶成章等光复会员还数次赴日本、南洋各地，在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劝募经费，团结了温庆武、陈吉宾、钟芝溪、何剑非、许绍南等许多爱国志士，投身于国内革命斗争。

　　第五，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沉重打击清朝反动统治。光复会曾进行过一些暗杀活动。应当指出，单纯靠个人的暗杀，并不是革命胜利的途径，不足为训。然而在政治上和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如一九○五年九月吴樾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给改良主义者以迎头痛击，戳穿了清王朝“立宪”的骗局；徐锡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以后，全世界震动，使得清政府上自北京朝廷，下到各省、府的达官显贵非常恐惧。光复会对辛亥革命在军事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英勇的武装起义上。一九○六年，当黄兴、刘揆一为首的华兴会决定在萍乡、浏阳、醴陵发动武装起义，派王文庆回浙联系时，陶成章、秋瑾等立即组织浙江会党响应。起义失败后，双龙会首领王金宝极为愤慨，他以遂昌为根据地单独发难，因被清政府侦知，在处州殉难。一九○七年，徐锡麟、秋瑾与会党首领吕逢樵、敖嘉熊、竺绍康、沈荣卿、周华昌、王金发等商议，决定金华会党首先发难。北与安庆徐锡麟，南与惠州邓存瑜，互相呼应，浙皖同时起义。虽然也失败了，但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等烈士的义举却“国内外震动”，使得满清政府惶恐万状，手忙脚乱，浙江巡抚张增◇和绍兴知府贵福等先后被撤换。一九○八年农历十月，光复会员熊成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又在安庆发动马、炮两营起义，结果也失败了。同年十一月，光复、同盟两会领导人和主要骨干在上海秘密集会，准备利用光绪与那拉氏去世的时机，发动一次江、浙、皖、闽、赣五省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遭叛徒刘光汉的告密而未成。一九一一年，李燮和、王文庆、赵声、陈方度等光复会员参加了广州的“三、二九”起义。这些起义虽都相继失败了，可是以后浙江及全国各地的零星起义仍不断发生，几乎月月都有。到武昌首义时，终发展为燎原之势。

　　第六，光复上海、江浙和南京，为辛亥功成奠定东南大局。武昌起义以后，光复会与同盟会密切配合，在上海和浙江积极响应。光复会在光复上海时，李燮和、杨镇毅等人领导的光复军在关键性的战斗——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光复杭州、处州、嘉兴、金华、温州、台州、绍兴等府县时，光复会员起的作用也很大，很多领导起义的军官大部分是光复会员。又如攻杭州抚台衙门时，上海派来的男子敢死队队长张伯岐和女子敢死队队长尹维俊以及杭州的敢死队队长王金发都是光复会员。在光复南京时，浙江选派了一个支队，这个支队的支队长朱瑞，参谋长吕公望，还有其他上面曾经提到的很多军官和士兵，大部分也是光复会员，其中有些人，既是光复会员，又是同盟会员。由上海派去的黎天才率领的光复军北伐第一师，就是由光复军和原广西的一部分防军合组而成的。而黎天才又是经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与参谋长杨镇毅争取反正的。这两支部队在南京战役，特别是进攻天保城的关键一战中，亲密合作，起了决定作用。很多光复会员主动要求参加敢死队，在阴雨、黑夜、山险、路滑、树林密、巨石多、气候冷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四次攀攻天保城，经过激烈的夜战，终于夺下了敌人的炮台和机枪阵地，取得最后胜利。天保城一下，第二天南京就光复了。南京光复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既奠定了东南大局，大大牵制了敌人西调的兵力，又振奋了全国的军心和民心，声援了武汉。

　　第七，为革命筹措经费，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出报刊，办学校，购买枪枝弹药，筹备军饷和军用物资，联络会党和各方面革命志士，策动武装起义等，这些都需要钱。为了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蔡元康曾建议“抢钱庄”，陶成章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主张太不安全”，“我们不能因经济困难而损害全局”。因而开始时仅靠一些家境富裕的会员自动乐捐，这样就先后出现了很多毁家纾难的动人事迹。如嘉兴的敖嘉熊，为了办好温台处会馆，联络各县革命志士，准备武装起义，该馆的一切开支，主要由他负担，直到无法维持时为止。为了筹办大通学堂，购买枪枝弹药和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掌握兵权发动起义，徐锡麟的学生许仲卿“捐金五万元”。女诗人徐自华，为了支援浙皖起义，“倾全家首饰金册多两”给秋瑾作军饷。此外，如陈志军自动乐捐，在绍兴创办热诚学堂，培养革命的学生。浙皖起义失败以后，陶成章乘走避南洋的机会，一面办报宣传革命，发展同志，一面向泗水、网甲、摈港、新加坡等地的爱国华侨募捐。这些捐款，在解决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军饷困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综上所述，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应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在民国元年致粤督及同盟会电中指出：“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现于天下。”这确是公正的评价。